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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
埂头之田，既是王子通典业，听其收赎，固合法也。至若南木山陆地，却是王才库受分之业。准令：诸典卖田宅，四邻所至有本宗缌麻以上亲者，以帐取问，有别户田隔间者，并其间隔古来沟河及众户往来道路之类者，不为邻。又令：诸典卖田宅满三年，而诉以应问邻而不问者，不得受理。王才库所受分陆地，使其果与王子通同关，亦必须与之有邻，而无其他间隔，及在三年之内，始可引用亲邻之法。如是有亲而无邻，及有亲有邻而在三年之外，皆不可以执赎。
提督咨送：孙得禄吸食鸦片烟，不将贩卖之人供出，按例应杖一百，徒三年，系旗人，止折枷号四十日，较之食烟本罪应枷号两个月者转轻，应再酌加枷号一个月以昭平允。道光十二年贵州司案。
“唐之刑书有四”史料说明的是唐朝主要的法律形式，即律、令、格、式之间的关系。律是唐代有关罪名和刑罚的法典，违反了令、格、式的规定和“人之恶者”，一断以律；令是系统整理公布的关于国家各种制度的法规，格是皇帝针对某一国家机关或具体事项而发布的临时规定，经分类整理之后成为“永格”；式是国家机关的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式。
“有亲有邻在三年内者方可执赎”案例中，该案的法官直接引用令中关于典卖田宅须先问亲邻的条款，指出法律中对于所谓“亲邻”的定义应该是“与之有邻，而无其他间隔”，并且又引用了令中关于“先问亲邻”条的诉讼时效规定，指出在买卖成立三年之后，司法官员就不得再受理“应问邻而不问”的案件。这个案例是古代司法官员直接援引令裁判案件的典型例证。
“旗人吸烟犯徒罪折枷”案例是孙德禄吸食鸦片烟，如果按例应处“杖一百，徒三年”的刑罚，因为孙是旗人，因此只枷号四十日。考虑到量刑过轻，最终认为“应再酌加枷号一个月以昭平允”。该案定罪时直接引用了例的规定，说明当时对于吸食、贩卖鸦片等新型犯罪，统治者使用“例”的法律形式加以调整。
贯穿礼法合一时代法律形式演变的重要问题是国家基本法典——律和其他法律形式令、格、式、敕、条例、则例之间的关系。西晋的律学家杜预说：“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说明当时开始明确区分律令界限，律是关于定罪量刑的刑法规定，而令则是国家各方面的行政管理制度，“施行制度，以此设教，违令有罪则入律”。
唐代的法律形式主要有四种：律、令、格、式，其中律是国家的基本法典，令、格、式则是其他的重要法律形式。《唐六典》认为四种法律形式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式。”四者之间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组成了一个严密的法律体系，共同实现社会管理的任务。明清时期，传统的“律令体系”逐渐演化成“律例体系”。例是在不违背律的基本规定的前提下，根据实际需要作出的新规定，以弥补“律”的不足。
一、令
令起源于秦汉时期，秦汉时期的“令”是君主或皇帝针对一时之事而以命令形式发布的法律文件，它同“律”一样也是一种主要法律形式，但其效力高于律。秦始皇统一天下之时，更定名号，君主称为“皇帝”，并规定皇帝的“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朕’”。由此开始，“制”与“诏”成为皇帝命令的专称，从而不仅使之与其他人发布的命令区别开来，而且更赋予其最高威严，使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汉代的杜周说：“三尺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可见，在时人看来，律与令均是皇帝意志的体现，并无明确区别。
魏晋南北朝时期，令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三国时期，魏、蜀、吴皆定有令，仅曹魏就有《州郡令》《尚书官令》《军中令》等180余篇。至西晋时，开始明确区分律令的界限，西晋的律学家杜预说：“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说明当时律是关于定罪量刑的刑法规定，而令则是国家各方面的行政管理制度。据此，西晋将不宜入律的规定从律典中分离出来，汇集为《晋令》四十卷，与《晋律》同时颁行。
唐令是经过系统整理公布的关于国家各种制度的法规，涉及的领域也非常广泛。令的作用是“设范立制”，即律的重要补充，故“律无正文者，则行令”。《唐六典》曾说：“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式。”宋人修订的《新唐书·刑法志》则解释说：“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由此可以看到，唐代以及后世公认律、令、格、式是唐代四种最主要的法律形式，都是唐代法律的重要渊源。但律、令、格、式并不是并列的。其中以律为主，律是封建国家的大法，令、格、式则是律的重要补充。令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发号也”。实际上是封建皇帝针对特定事项、临时颁布的各项命令，上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权组织方面的制度与规定，下至某个特定对象，内容相当广泛。所以，令的主要作用是规范国家体制与严格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唐代重要的令，有《武德令》《贞观令》《开元令》等。
二、格
格源于汉魏时期的科，内容为定罪科刑的单行法规。三国时期的曹魏政权大量使用“科”作为临时性的法律渊源，魏武帝曹操在位时期因在名义上仍为汉臣，因此体现以曹操为首的统治集团意志的法律便只好以“科”的形式出现。《唐六典》中记载：“梁易故事，为梁科三十卷，蔡法度所删定。”在删制科的同时“增损晋律，为二十篇”。因此学者认为，在汉晋及南朝时，科是“分类集成”的判例。而在三国时，科因形势需要而成为主要的法律形式通行于世。
北魏以格代科，将律无正条的罪名编入格，与律并行，于是，格成为了独立的法律形式。北魏初，科作为副法仍在行用。《魏书·太祖纪》卷二略云：“（天兴元年）十有一月辛亥，诏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魏书·刑罚志》也载：“（太祖）约定科令，大崇简易。”至东魏定有《麟趾格》，北齐在此基础上“撰《权格》，与律令并行”。
唐代的格，是由皇帝发布的、国家机关必须遵行的各类单行敕令与指示的汇编。汇编后的格，唐时称之为“永格”，使单行的敕条上升为普遍性与经常性的法律，是“百官有司所常行”的定制。唐代重要的格有《武德格》《贞观格》《开元格》等。唐代的格涉及范围广、灵活具体，成为系统法律的重要补充。
三、式
式的名称源于秦，秦简中有《封诊式》，多数是行政性法规。西魏文帝时苏绰编定了《大统式》，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式的汇编。唐代，式是有关封建国家各级政权组织或各类机关活动的规则，以及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公文程式的细致规定。唐代编定的式称之为“永式”，是带有行政法规性质的经常适用的法律规范。唐代重要的式，有《武德式》《贞观式》《开元式》等。
四、例
例是另一可以征引的法源。宋代编例、断例起自仁宗赵祯庆历时命“刑部、大理寺以前后所断狱及定夺公事编为例”之诏，附在编敕之后；神宗熙宁时又将“熙宁以来得旨改例为断，或自定夺，或因比附辩定、结断公案堪为典型者，编为例”，形成《熙宁法寺断例》十二卷；后又有神宗《元丰断例》六卷、哲宗赵煦《元符刑名断例》三卷、徽宗赵佶《崇宁断例》、南宋《绍兴编修刑名疑难断例》二十二卷、《乾道新编特旨断例》二十卷、《开禧刑名断例》十卷。事例则是以皇帝“特旨”和尚书省等官署发给下级指令的“指挥”编类为例。神宗以后，“御笔手诏”等特旨和指挥的地位渐高。例在宋神宗时就出现了“引例破法”的情况，至宋徽宗崇宁时依然如故。南宋时更有“吏一切以例从事，法当然而无例，则事皆泥而不行，甚至隐例以坏法”
。宋代敕、例的广泛应用是导致宋代法制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宋例对明清时期例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以例或条例作为断案的根据，以补法律之不足的做法，到明代愈益发展。其主要原因是明祖有训，《大明律》不可擅改，否则，“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但是，随着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化，为了使法律更有效地调整社会关系，就必须进一步发挥例的作用。虽然在明宪宗以前对用例基本持比较谨慎的态度，甚至禁止“妄引榜文条例”“令谳囚者，一依正律，尽革所有条例”。但至宪宗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时首肯《挟诈得财罪例》后，运用条例之风，迅速蔓延开来，以致出现明代中后期“因律起例、因例生例……庶几人知律意。因循日久，视为具文。由此奸使法，任意轻重”
的混乱局面。明代统治者为了克服这种混乱的局面，即着手删修条例。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尚书白昂与九卿等删修《问刑条例》，正式颁示天下，与律并行。
清朝的主要法典《大清律集解附例》和《大清律例》，都是采取了律、例合编的法典编纂模式。在清朝法典中，“律”是作为法典主干的正式律文，例则是律文之外另议的“条例”或称“定例”。
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
【思考】结合上述案例分析春秋决狱中律与经义的关系。
李文孜蕞尔童稚，怙恃俱亡，行道之人，所共怜悯。李细二十三为其叔父，非特略无矜恤之心，又且肆其吞噬之志，以己之子为兄之子，据其田业，毁其室庐、服食、器用之资，鸡、豚、狗、彘之畜，毫发丝粟，莫不奄而有之。遂使兄嫂之丧，暴露不得葬，孤遗之侄，逃遁而无所归。其灭绝天理，亦甚矣！纵使其子果是兄嫂生前所养，则在法，所养子孙破荡家产，不能侍养，实有显过，官司审验得实，即听遣还。今其不孝不友如此，其过岂止于破荡家产与不侍养而已，在官司亦当断之以义，遣逐归宗。况初来既无本属申牒除附之可凭，而官司勘验其父子前后之词，反复不一。又有如主簿之所申者，上则罔冒官司，下则欺虐孤幼，其罪已不可逃，而又敢恃其强悍，结集仇党，恐喝于主簿体究之时，刼夺于廵检拘收之后，捍拒于弓手追捕之际，出租赋、奉期约之民，当如是乎？若不痛惩，何以诘暴！准敕：诸身死有财产者，男女孤幼，厢耆、邻人不申官抄籍者，杖八十。因致侵欺规隐者，加二等。厢邻不申，尚且如此，况叔侄乎？因致侵欺，尚且如此，况吞并乎？又敕：诸路州县官而咆哮凌忽者，杖一百。凌忽尚且如此，况夺囚乎？又律：诸鬬以兵刃斫射人，不着者杖一百。斫射平人，尚且如此，况拒州县所使者乎？合是数罪，委难末减。但子听于父者也，李少二十一岂知子从父令之为非孝。原情定罪，李细二十三为重，李少二十一为轻，李细二十三决脊杖十五，编管五百里，李少二十一勘杖一百，押归本生父家，仍枷项，监还所夺去李文孜财物、契书等。李文孜年齿尚幼，若使归乡，必不能自立于群凶之中，而刘宗汉又是外人，亦难责以托孤之任，此事颇费区处。当职昨唤李文孜至案前，问其家事，应对粗有伦叙，虽曰有以授之，然亦见其胸中非顽冥弗灵者，合送府学，委请一老成士友，俾之随分教导，并视其衣服饮食，加意以长育之。其一户产业，并从官司检校，逐年租课，府学钱粮，官与之拘榷，以充束修服食之费，有余则附籍收管，候成丁日给还。
【思考】本案法官援引了哪些法律形式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结合本案，请分析宋代敕与律之间的关系。
贞观元年，（戴胄）迁大理少卿。时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尝被召，不解佩刀入东上阁。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议以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死；无忌误带入，罚铜二十斤。上从之。胄驳曰：“校尉不觉与无忌带入，同为误耳。臣子之于尊极，不得称误，准律云：‘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知者，皆死。’陛下若录其功，非宪司所决；若当据法，罚铜未为得衷。”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阿之？”更令定议。德彝执议如初，太宗将从其议，胄又曰：“校尉缘无忌以致罪，于法当轻。若论其误，则为情一也，而生死顿殊，敢以固请。”上嘉之，竟免校尉之死。
【思考】本案的裁判依据是什么？根据本案，分析唐代法律形式中律的作用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