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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首。论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
时淮南小中正王式继母，前夫终，更适式父。式父终，丧服讫，议还前夫家。前夫家亦有继子，奉养至终，遂合葬于前夫。式自云：“父临终，母求去，父许诺。”于是制出母齐衰期。壸奏曰：“就如式父临终许诺，必也正名，依礼为无所据。若夫有命，须显七出之责，当存时弃之，无缘以绝义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临困谬乱，使去留自由者，此必为相要以非礼，则存亡无所得从，式宜正之以礼。魏颗父命不从其乱，陈乾昔欲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礼不从，《春秋》《礼记》善之。并以妾媵，犹正以礼，况其母乎！式母于夫，生事奉终，非为既绝之妻。夫亡制服，不为无义之妇。自云守节，非为更嫁。离绝之断，在夫没之后。夫之既没，是其从子之日，而式以为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存无所容居，没无所托也。寄命于他人之门，埋尸于无名之冢。若式父亡后，母寻没于式家，必不以为出母明矣。许诺之命一耳，以为母于同居之时，至没前子之门而不以为母，此为制离绝于二居，裁出否于意断。离绝之断，非式而谁！假使二门之子皆此母之生，母恋前子，求去求绝，非礼于后家，还反又非礼于前门，去不可去，还不可还，则为无寄之人也。式必内尽匡谏，外极防闲，不绝明矣。何至守不移于至亲，略情礼于假继乎！继母如母，圣人之教。式为国士，闰门之内犯礼违义，开辟未有，于父则无追亡之善，于母则无孝敬之道，存则去留自由，亡则合葬路人，可谓生事不以礼，死葬不以礼者也。亏损世教，不可以居人伦诠正之任。案侍中、司徒、临颍公组敷宣五教，实在任人，而含容违礼，曾不贬黜，扬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晔，淮南大中正、散骑侍郎弘，显执邦论，朝野取信，曾不能率礼正违，崇孝敬之教，并为不胜其任。请以见事免组、晔、弘官，大鸿胪削爵土，廷尉结罪。”疏奏，诏特原组等，式付乡邑清议，废弃终身。
得乙女将嫁于丁，既纳币，而乙悔。丁诉之，乙云：未立婚书。
判词：女也有行，义不可废。父兮无信，讼所由生。虽必告而是遵，岂约言之可爽？乙将求佳婿，曾不良图；入币之仪，既从五两；御轮之礼，未及三周。……婚书未立，徒引以为辞。聘财已交，亦悔而无及。请从玉润之诉，无过桃夭之时。
这三个案例分别反映了汉朝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礼律关系问题。
第一个案例，误杖伤父案，董仲舒从“许止进药”
的春秋典故中概括出“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的司法原则，然后运用在本案中。他指出子甲杖伤其父的行为是出于过失，按照《春秋》存心之恕，有宽宥之意，于是援引许止的故事中产生的君子原心之原则，不坐子甲殴父之刑。
第二个案例，王式违礼案，淮南郡中正王式继母改嫁王式的父亲。王式父亲临死前，对继母留有遗命，同意继母返回前夫家。式父死后继母仍依礼服丧一年，期满后方回前假子家，死后与前夫合葬。后来继母去世，王式因继母已经返回前夫家，所以只为其服丧一年，未按亲母一样服丧三年。王式的做法受到卞壸的弹劾，卞壸认为：王式父临死前虽有出妻的表示，但“依礼为无所据”，并且继母在父死之后仍以妻的身份服丧，“不为不义之妇”。所以王式的行为是“亏损世教”。在执法者看来，王式身为官吏没有尽到孝道，违反礼的规定，因此应该给予处罚。
第三个案例，女方悔婚案，该案选自白居易的《百道判》。《百道判》虽然是为参加“举子守选”的“书判拔萃科”考试所预备的应试练习题，并非司法实践中的真实案件，但颇能反映礼法合一时代司法实践中的礼、律关系。该判所涉法律争点在于婚姻的成立要件，婚姻成立的时间究竟从何时起算？《礼记·内则篇》中规定：“聘则为妻”，可见礼的要求以受聘财为婚姻成立的要件。而《唐律疏议》中规定：“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可见，唐律中以婚书与私约为婚姻成立之要件，而已接受聘财可以视为默示接受了婚姻的事实。白居易主张“聘财已交，亦悔而无及”，不赞成以未立婚书而悔婚，其判决的理由主要援引了礼的精神而没有提及律的规定，也没有依律追究乙“六十杖”的刑事责任。
该案体现了古代法律形式中“礼法结合”“礼融于法”的法制特点。我们通过此案可以了解“礼法合一”时代律与礼之间的一般关系，汉代董仲舒“春秋决狱”开启法律儒家化之先河，使儒家之礼渗透到法律审判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礼法结合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从而使得法律儒家化，礼的内容逐渐被直接规定到法律中。
在“礼法合一”时期的法律形式中体现了“礼法结合”“礼融于法”的特点，礼的精神在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中逐步与律融为一体。在“礼法结合”的过程中，礼的原则和规范逐步法律化，礼之所许，法亦不禁，而礼之所非，则刑之所去，儒家的伦理关系被赋予法律关系的性质。维护儒家伦理关系的，就是尊礼、守礼，反之，则不仅违礼而且犯法。同时，即使没有入律的礼，人们也应该遵守。如果礼与律发生冲突，统治者往往选择屈法以申礼教，对遵守礼教而违反律令的人加以高度的道德评价。
礼法之间的结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崇尚法家的秦朝二世而亡，汉承秦制之后，一方面吸收秦朝迅速败亡的历史教训，另一方面适应国家统一的发展，开始推动礼法结合的发展。董仲舒以经义决狱，编纂“春秋决狱”案例。汉儒对法律进行章句解释之后，礼法结合进入了新的阶段。魏晋南北朝以后，张斐、杜预著律时，大量研究儒家经典对法律条文进行解释，开启了法律儒家化的进程。这时，有关封建等级伦理的“礼”的内容逐渐被吸收进法律的正式规定之中，比如这一时期儒家思想中的“八议”“官当”等伦理原则进入法律。礼律合一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服制”制度入律。为了在亲属间怀念死者，于是产生了体现亲属间伦理关系尊卑长幼、亲疏远近的丧服制度，根据自身与死者直系或旁系的亲属关系，分为五个等级：斩衰（服丧期三年）、齐衰（服丧期一年）、大功（服丧期九个月）、小功（服丧期五个月）、缌麻（服丧期三个月）。将亲属间的服制关系作为亲属之间相犯案件中定罪量刑的标准，这就是所谓“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的制度。服制制度在晋朝入律，唐朝以后的刑律都规定了丧服制度，清律卷首更是附“五服图”，以国家律例的强制力确认礼制规范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