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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者，势也。势高，则围广；势卑，则围小。凡物一旦成势，则无坚不摧。政治是一个国家上层建筑的根本，是国家政府的魂魄。而战略是政治的具体体现，不管是军事战略、大战略还是国家战略都不能超出政治框架，但政治目标也是变化的，战略要跟得上、配合好政治目标的变化。有必要强调的是，政策、政略都是政治思想的具体执行，从历史上看，三者在相当程度上指的都是同一类概念。中国战略家蒋百里在其著作《国防论》中提到，政略定而战略生焉，战略定而军队生焉。
政治决定战略，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战略。
英国杰出的海洋战略思想家李奇蒙指出，虽然技术的辩论可能非常有力，但政策的辩论也许更为有力。而就长远来看，政策的错误要比战略的错误、战略的错误要比战术的错误、战术的错误要比技术的错误，具有较深远的影响。
李奇蒙这段话中的“政策”，指的就是“政治政策”；“战略”指的是“军事战略”。但笔者看来，将“军事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李奇蒙的这段话也仍然正确；至于“战术”与“技术”二词，就是其本身意思，不需要解读。这样，按影响力来划分，从上至下就是这个顺序：国家政治政策、国家战略、战术和技术。在“国家政治政策”大方向确定的前提下，“国家战略”的与时俱进与否，是关系国家前途的最重要要素。
正确的政治政策是正确战略的基础，以军事战略为例，其主要表现形式——战争与政治政策的关系最具代表性。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克劳塞维茨说，政治贯穿在整个战争中，各种力量在所允许的范围内对战争不断产生影响。
战争不是冲动的结果，而是政治利益抉择的结果，在政治框架内，战争的消耗会一直进行到政治目标达到为止；但同时，当战争消耗超过了政治利益目标时，国家就会对政治目标进行调整，会果断议和从而结束战争。
瑞士裔法国将领约米尼
在《战争的艺术》一书中提到，必须保证在战局中确定的政治性作战目标与战略原理保持一致。
政治目标要切合实际，不能超出军事的能力，而要求战争所做不到的事情。同时，政治要有一定的耐性，在政治政策目标确定的前提下，应当给予军事指挥官最大的自主权以实现政治军事目标，而不应在战局未明了之前，用政治眼光来干涉军事行动，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苦涩的。政治一经决定，一段时间内就交由军事手段在政治的框架下去自主发挥，《孙子兵法》中提到，将能而君不御，
只要战争不超出政治框架就行。在选择政治性作战目标时，我们应该服从战略要求，在军队以武力还没有解决战争之前的最主要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在这里，还需要注意军事战略或战争对政治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基本上是一种负面作用。政治与战略关系，须明确其界线，因为若颠倒的话，它足以鼓励军人们，提出荒谬的要求，认为政策应该向他们的战略低头。
“九一八事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部绑架政府，军人决定政治，将日本推上了不切实际的泛亚及太平洋战争轨道，从而给日本和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就是李德·哈特这句话的真实写照。因此，军事目标必须受政治目标的控制，不可混淆。
总而言之，政治决定战略；战略是政治的具体体现；正确的政治决定正确的战略；政治目标不能超出战略能力；在政治框架内，要给予战略充分的主动性与忍耐力；政治目标变化时，战略要适配此种变化；警惕战略凌驾于政治之上的这种负面反作用。
战略的成功与否有两个先决条件：一个是财富，另一个是军事实力，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欲有效维护国家利益，顺利实施国家战略，经济是决定性基础、军事实力是根本保障。蒋百里说，战斗力与经济力之不可分。
这句话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以来血的经验总结。经济力和战斗力，二者加在一起即为综合国力，其三个组成要素分别是：“人”“物”“组织”。
当今世界三个要素全部具备的是美国和中国；有“人”，有“组织”，而缺少“物”的，是德国、法国及日本；有“人”，有“物”，而缺少“组织”的，是俄国、印度等国。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实际上已经跻身世界一流国家行列，完成了数辈人的梦想。战略的基础是综合国力，即为经济力与战斗力，在这里先讨论战略与经济的关系。
战略与经济相辅相成，经济是战略顺利实施的基础，强大的经济可以使一个国家变成领袖国家，同盟国或友好国家就多，国家战略模式选择多样化，更易达到政治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美国通过强大的经济实力，奠定了世界强权的地位，直接和英国平起平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美国，通过其更加强大的经济实力，同时应对欧洲、太平洋、亚洲等多个战场的作战，起到了重要作用，战后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国家经济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可以说，经济的极大发展促成了20世纪美国国家战略的成功。
同时，战略的发展对经济也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抑或促使经济良性发展，抑或耗垮经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一直奉行“大陆均势，海上积极拓展”的策略，获得巨大成功，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拥有世界霸权近百年，英镑成为世界储备货币，经济霸权同样为英国所有。英国在积极介入欧洲大陆事务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让出了世界霸主的位置，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极大消耗了英国国力，使英国在战后无力继续维持其全球利益，英国战略发展的变化重创了其经济的可持续性，从而动摇了根本。俾斯麦时代的德国，一直奉行“均势政策、抑法政策”，通过三次有限战争统一了德国，让德国经济获得爆发式增长。德皇威廉二世罢免了俾斯麦之后，国家战略变成了海陆全面出击的扩张政策，从而海上加深了与英国的矛盾，陆上加深了与俄法的矛盾，
直接导致德国挑战欧洲霸权与世界霸权的双重失败，让德国经济总破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国家战略的变化也动摇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
我们可以改编一下蒋百里的这句经典名言，就得到了战略与经济关系的总论述：经济与战略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经济与战略相互促进，则国家必强，如20世纪的美国；经济与战略步调不一致，过于强调经济或过于强调战略，则国家走向衰弱，如17世纪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经济与战略发展路线相反，无经济条件而强推战略或无战略条件而强推经济，国家必亡，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及中国的北宋。
经济与战略发展不协调，没有形成经济与战略的良性循环，则国家的强盛必然不会持久，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弱。
“太阳王”路易十四雄才大略，当他在1661年开始掌政时，法国已经濒临破产。路易十四凝聚了法国各阶层的力量，通过促进商业的发展、货币的流通等措施，大力发展经济，提升法国的国力。路易十四又大力发展法国的海军，争取海权，短短十年，法国便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使法国海军迅速超过了英国皇家海军。路易十四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从而使法国成为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使法语成为两个世纪里整个欧洲外交和上流社会的通用语言，使他自己成为法国史上最伟大、也是世界史上执政最长久的君主之一。但后来，法王路易十四由于“陆权思维”的历史惯性，法国先后发动了三次欧陆大规模战争，战争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耗垮了法国的经济。在路易十四执政的后期，从力量上看，法国海军已经不再是曾经的那支令人生畏的海军了，制海权拱手让给了英国人，进一步导致了法国财政的枯竭。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国家战略的反复无常，导致了其经济与国家战略发展上的不协调，其结果竟如此触目惊心。“太阳王”路易十四，就是在这种自己一手缔造的辉煌，又是自己一手毁掉的懊悔当中溘然离世，对法国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迅速进入“美苏争霸”的模式。初期，美国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巨大的政治与经济获利，迅速占据了上风。但美国历经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后，极大地消耗了国力，到尼克松时期，美国内外交困，走上下坡路，在美苏争霸中转入低谷。这时的苏联，表面上风光无限，实际上，在常年的美苏争霸中也已经消耗巨大，呈“强弩之末”的态势。但勃列日涅夫不顾苏联经济极其孱弱，而美国经济机制仍然健全，只是暂时处于守势，假以时日美国会再次重回世界巅峰的事实，趁着美国沉寂，强推苏联全球争霸的战略，加紧争夺美国衰退留下的战略空间。苏联大力扩军，在亚洲与中国势同水火，战争一触即发，在欧洲也是与北约寸土必争。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是其国家战略脱离实际的“顶峰”。至此，苏联的国家战略与经济发展彻底背道而驰，持续10年的阿富汗战争，榨干了苏联的最后一丝“气血”。1991年12月25日，苏联终于在国内经济彻底崩溃和世界大国的推手之中，轰然倒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不顾其国民经济薄弱的事实，大力投资军工和石油产业，产业链单一，而政府高层又野心勃勃，积极推进苏联的全球战略，彰显武力，投身于美苏争霸之中。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战略收缩的前提下，苏联没有做好休养生息，而是积极拓展，不合时宜地发动了“阿富汗战争”，终于以轰然解体而告终。苏联就是战略与经济发展路线相反，无经济条件而强推战略实施的典型，最终招致国家解体。
而中国古代时期的北宋，则是战略与经济发展路线相反，无战略条件而强推经济发展的典型，最终招致国家灭亡。
北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达到了封建社会的巅峰。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但北宋空有强大的经济能力，而战略进取心则非常不足。北宋时期，宋廷一直采取重文轻武的施政方针，导致军事体制上的孱弱。
北宋建国初年，在战略上有一个巨大的短板：北方的“燕云十六州”在契丹人的辽国手里，没有“燕云十六州”在地理上的屏护，从辽国的南京（幽州，今北京城）出发到北宋的汴京（今开封），无险可守，一马平川，特别适合辽国强大的骑兵兵团作战，宋朝的都城即是前线，战略形势十分凶险。宋太宗赵光义为争夺“燕云十六州”，趁着刚灭北汉之余威，北进幽州，意图以闪击战夺取“燕云十六州”这个战略要地，但在幽州城南的高梁河之战中，宋军惨败。高梁河之战是辽宋战略形势的重要转折点，直接造成了宋军日后的连战连败，到宋辽澶渊之盟时，宋对辽已完全处于守势。在这样的战略形势下，宋朝不思革新进取，重夺“燕云十六州”，而是实行了“绥靖政策”，先是对辽国送岁币等贡品，后是对西夏和金国送岁币等贡品。宋朝意欲通过对当时军力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赏赐钱和物来彰显宋朝皇帝的恩德，感化“蛮夷”，使其自愿前来臣服，以达到边疆安宁的目的。当时宋朝朝廷的战略理念是：以信义为重，蛮夷之心不敢轻侮，故边患少；边患少，故民力纾；民力纾，故人心安；人心安，故兵威强；所以能坐制边徼而不自敝。以这样的态度来保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安定无异于“痴人说梦”。
北宋一朝空有强大的经济力，而战略上却极端保守，为了防备武将篡权而设置的政治军事体制，严重制约了宋朝军队的正常发展和作战，更加不利的是地理上的战略劣势，实际上使都城拱于敌前。不采取“进取式战略”根本不可能自保，必须把强大的经济力转化为战斗力，北宋才能长治久安。但可惜的是，北宋时期的朝廷恰恰就是奉行“保守”战略，甚至到了不惜以牺牲经济利益而取悦战略对手的地步，怎能不亡国呢？至于后来的“靖康之难”，王室贵族受辱，百姓遭难，国土沦丧，实在是其经济与战略关系相悖造成的恶果。
战略与经济，两者相辅相成。经济的强大与否，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战略模式，经济强，则可进；经济弱，则须守，一进一退，战略模式天壤之别。强大的经济是一个国家战略顺利实施的基础，强大的经济往往对应着强大的物力与财力，这是战略不可或缺的因素，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其军事战略的采用和施行，与其经济和生产发展状况相适应。美国强大的经济尚未转变为物力与财力之时，军事战略采取守势，“苦撑待机”，强大的经济转化为强大的物力与财力之时，战略随即转为攻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在经济与战略间做得很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国的总体政治目标也顺理成章地得以实现。
同时，战略目标的制定与有效发展，对经济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适合经济基础的战略目标易于实现，可以促使经济良性发展；脱离经济基础的实际，强推其战略目标实施，往往因为“摊子”铺得太大，战略任务过于宏大，而损害经济的发展，甚至耗垮经济的可持续性。战略与经济的发展，应该协调一致、相得益彰，只有这样，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才能真正强大。
战略发展的另一个依托是军事实力。军事斗争是战略实现的一个重要手段，军事斗争有三类，分别是军事威慑、有限战争和全面战争。战略最常使用的手段是军事威慑，强大军力在热点地区及利益攸关区的出现，往往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从而达到战略目的，这种情况出现最为普遍，最常见的是大国威慑小国，但小国也可以反过来威慑大国，通过增加大国介入的成本与危险，从而吓阻大国的干涉。军事威慑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自身利益受到严重挑战，在政治的框架下，国家战略就很可能选择有限战争，有限战争控制得好的话，也可以收到良好效果；若控制得不好，则可能变成战争泥潭，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大国与小国的对抗，或者大国之间的对抗，但其中一方力量投射过远的情形下。全面战争，是战争的最后模式，军事威慑、有限战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爆发全面对抗，往往是多个国家之间的混战，是风险最大但受益也最大的模式，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也很可能劳而无功或彻底失去既得利益，是最应慎重选择的模式。
克劳塞维茨说，人们如果不知道用战争要达到什么以及在战争中要达到什么（前者是目的，后者是目标），那么就不能开始战争，或者就不应该开始战争。
这句话表明了战略对军事战争的指导关系，正确的战略决定正确的军事，军事斗争的成败往往在战略规划上就已经决定了；譬如美日中途岛海战，日本在战略上的一系列失误而造成的战略分兵是日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战略的精髓就是要设法使敌人丧失平衡，而让自己尽可能高效地发挥。可以说，能如此迅速获得一个军事性的胜利，主要的原因是战略而非战术，是运动而非战斗。
但是，战略对军事斗争最大的作用在于：必须了解优势能够保持到哪一点，因为超过了这一点所得到的就不是新的利益，而是耻辱了。
换句话说，就是战略规划和操作必须知道“胜利的顶点”，过犹不及。
战略对决时，使用军事手段要速战速决，之后用其他国家战略手段去慢慢消化胜利果实，这种做法经济实效，国家最怕旷日持久的战争，经济上耗不起。《孙子兵法》中提到，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孙子兵法》强调不动则已，动若脱兔的“速战”思想，但前提是国家走到了非战不足以保全和扩大利益的局面。
此外，战略与军事的关系不能忽视军事技术的作用，军事技术的进步会引领战略思想的巨大变化。例如，以航空母舰为代表的海军航空兵力量取代重炮重装甲高航速的战列舰；骑兵兵团的高机动性改变了传统步兵方阵的战法；火炮枪支技术的逐渐成熟颠覆了冷兵器战法；德国总参谋长毛奇发现的铁路技术的军事应用；等等。这些技术与组织模式的巨大进步使很多当时流行的战略思想落伍，极大地改变了历史进程。因此，未来的军事技术趋势，我们当认真把握，以出现新的前瞻性的战略思想为要。
《孙子兵法》中所说的“利、得、危”，是战与不战的重要标杆，也是战略与军事关系的标杆，国家若战，就该找得利最大对手，最弱对手、最强对手、除此三者皆非正确的战争对象。
战略是政治的延续，军事是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解决政治问题最后的方式，是一个国家维护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最后的手段；也可以说，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是保护一个国家方方面面的最后屏障。当然，战略的发展也会促进军事力量的发展。战略与军事力量的关系是相互依靠，相辅相成的。
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军事体制都是不同的，而决定他们差异的是各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国家战略。
具体而言，军事战略附属于国家战略，而军事体制的建设是服务于军事战略的，伴随着国家战略的调整，一个国家的军事体制必然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军事体系要与所指定的战略相吻合，如果不依据战略实事求是地构建军事体制，那么就会造成军事体制与战略的脱节，造成军事资源的浪费甚至削弱整个军事体系的战斗力。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英国首相帕麦斯顿说过，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外交的本质就是为了保证国家利益，完成国家战略赋予的任务。外交是国家战略的一种手段，利益最大化是其目标，外交同战略一样也是重理重利不重情的科学，外交既可以凭借强大的实力去压服对手，也可以凭借权力平衡来吓阻侵略。国际斗争一贯的规律是强国得利、弱国借势、最弱者被蹂躏。正所谓“弱国无外交”，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说过，大国追求的是主导，小国才会去追求和平。外交靠国家实力，靠战略的正确指导，靠良好的纵横之术。
对于外交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外交是为政治、经济和战略服务的，外交不能凌驾于经济与战略之上。政治决定外交，外交为政治服务；同时，外交也为经济与战略服务。因为，经济是基础，战略是政治的延续，经济是政治目标的根本保障，而战略是政治目标赋予的具体方略与方向，外交是一种手段，是实现政治目标与战略方针的方法，外交理所当然应在政治、经济和战略的主导下发挥作用。因此，外交是为政治、经济和战略服务的。
对于战略与外交的关系，笔者认为，战略决定外交，外交不能凌驾于战略之上。这条原则很容易被弄反，在现实中，经常过于突出外交的重要作用，而贬低战略的指导作用。有人认为，战略应该为外交服务，外交的辞令为国家的最终战略方向，任何从政治目标脱胎而来的战略方针，都不允许超过外交的范畴，这是大错特错的。北宋的殷鉴还历历在目，战国时期纵横家的纵横捭阖对国家政策的主导恶果我们仍耳熟能详。因此，在现实运用中，必须限制外交的“越界行为”。当然，有效的外交也对战略有良好的促进作用，有利于推动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这才是外交的主要任务。
战略决定外交，有效的外交也对战略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俾斯麦执政初期国家最大的战略目标就是德意志统一并成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此时普鲁士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俾斯麦认为安内与攘外不仅不相互冲突，反而相辅相成。俾斯麦利用高超的外交手段，辅以短节有力的三次有限战争，达到了以攘外为手段来安内的目的，统一了德意志，实现了国家的战略目标。所以，战略与外交的关系，也是内因与外因相互转化的关系，有时需要外部的胜利来化解内部矛盾，有时需要内部凝聚力对抗外部压力。有学者认为，只要内部不断改革创新，外部保持战略定力，就一定可以解决与他国争端，按这种说法，普鲁士永远不可能统一德意志，其若想再创新高效，也需要欧洲及世界资源与市场，在当时的情况下，不通过外因实难解决内部问题，更谈不上外部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内因即使用全力也未必能解决问题，外因也是重要手段，可以促进内因的健康发展。内因与外因相辅相成，战略与外交也是如此，一味退让的外交，无法促进战略的顺利发展，看似稳重，实则不作为，坐失良机。
此外，战略与外交的运用还要有一个标准和限度，那就是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
《孙子兵法》中这句话是最好的诠释，要依赖自己的力量，要相信自己的目标，不能与天下皆交，也不能霸天下之权，合理有力地争夺战略与外交的制高点，使对手不敢贸然侵犯自身利益。
战略与地缘关系到国家战略是“陆主海从”还是“陆从海主”抑或“海陆并进”。因此，可以说战略与地缘的关系，本质上是陆权与海权的选择问题，是大陆国家、陆海国家和海洋国家的战略走向问题，是涉及国家全方位安全与战略进取方向的问题。
就地缘来看，对于海洋属性国家而言，海权必是其主要选择，走“陆从海主”的道路，如日不落帝国时期的英国，奉行海洋利益为根本的政策，辅以欧洲大陆均势政策，从而获得巨大成功，但其由海上陆，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没落。对于大陆属性国家而言，陆权必是其主要选择，走“陆主海从”的路子，如彼得大帝时期的俄罗斯，俄罗斯对外扩张的过程就是寻找出海口的过程，但其主要手段是获得强大的陆权，从而获得优良港口和立足点，获得局部的海权，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则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本是海洋属性国家，非要奉行“陆主海从”的策略，结果最终还是从海上失败，国家总破产。对于陆海兼具的国家而言，情况比较复杂，由于历史上来自陆地的威胁一直远大于海上，因此陆权思维深入骨髓，在海上利益急速增长并需要保护时，国家战略和政策常常在陆权与海权之间左右摇摆，造成顾此失彼，或者矫枉过正、过犹不及的局面。因此，陆权与海权均衡发展，但在某一时期因势而重点突出其一，最适合陆海兼具国家的战略发展。
最后要单独谈一谈精神要素的问题，虽然战略是重理、重利不重情的科学，但是精神要素，这个不可量化的力量同样非常重要。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削减对方斗争下去的意志，即动摇其精神力。决策高层的忍耐力与意志品质、战略眼光与战略决心、君权与将权的关系、民族与文化精神、军队武德等都可以归结为精神要素。
战略对决期间，政治统帅和领导层的眼光与决心、忍耐力与意志无比关键，这几点合起来其实就是统帅层的才能问题，才能问题本质就是精神问题，一个心理脆弱、优柔寡断、朝令夕改的高层是不会获得最后胜利的。《孙子兵法》中提到，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在战略目标确定的前提下，有能力的领导层会放手让执行层去发挥而不横加干涉，领导层只抓宏观，让执行层充分能动地去实现战略目标，汉武帝与霍去病就是君权与将权的完美展现。
民族精神，归根结底是文化精神，同根同文化才会长时间凝聚在一起，这种凝聚力就是民族精神。世界版图，大者仍大，小者仍小，终究是这凝聚力、文化认同感所决定的。有此凝聚力，遇强敌则刚，遇弱敌则融，虽会有挫折，但从整个历史长河看，终归是强者。
关于军队武德，克劳塞维茨做过非常完美的阐述，一支军队，如果它在极猛烈的炮火下仍能保持正常的秩序，永远不被想象中的危险所吓倒，而在真正的危险面前也寸步不让；如果它在胜利时感到自豪，在失败的困境中仍然服从命令，不丧失对指挥官的尊重和信赖；如果它在困苦和劳累中能像运动员锻炼肌肉一样增强自己体力，把这种劳累看作是制胜的手段，而不看成是倒霉晦气；如果它只抱有保持军人荣誉这样一个唯一的简短信条，因而能经常不忘上述一切义务和美德，那么，它就是一支富有武德的军队。一个国家拥有这样有武德的军队越多，其军事实力越强，其威慑力也就越大，这是精神的力量。
因此，精神要素也和物质要素一样，是战略顺利实现的基础力量。统帅层才能高、民族与文化精神凝聚力强、拥有武德的军队多，这样国家的精神要素就适配其战略的制定与执行，这样的国家就最有可能获得成功。
2021年11月8日至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最重要的成果是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该决议深刻揭示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该决议对历史的深刻总结，集中体现了我国上层建筑精神要素的强大，国家和民族也必定会在党的领导下走向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