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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要守住政治关，在政治问题上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这就需要干部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超强的政治鉴别力、深邃的政治洞察力、精准的政治判断力，观察分析形势、处理解决问题首先要把握政治因素，并且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问题有的是灵魂深处的东西，特别是政治上的两面人，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识别起来确实比较难，但也不是不能发现。”“审其所好恶，则其长短可知也；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既听其言、更观其行，既察其表、更析其里，看政治忠诚，看政治定力，看政治担当，看政治能力，看政治自律。”
敏锐，是感觉灵敏，眼光尖锐。所谓政治敏锐性，是指干部对政治问题思想敏感，眼光锐利，能时时处处从政治上看问题、想问题。
政治敏锐性是干部讲政治必备的素质，是政治上成熟的标志。干部具有了政治敏锐性，即便是某种政治事物刚刚萌芽，状况混沌，性质不清，趋势不明，他也能看清起于青蘋之末的风向。
干部要提高政治敏锐性，思想必须有深度。深度，是指触及事物本质的程度。而所谓思想深度，就是对问题和现象认识深入的程度。
思想肤浅的人，对问题和现象的认识，常常只停留在表面，无法做到深刻，眼光无法达到锐利。而思想有深度的人，能抛开表象，直指问题的核心。也就是说，思维主体在思考问题时，不局限于问题的表象，而是能着眼于问题的本质，逐渐由表及里，进而实现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彭德怀就是一位有着高度政治敏锐性的杰出领导人。他看问题有思想深度，能见人之所未见，想人之所未想。
1928年7月22日平江起义后不久，彭德怀就指出：“井冈山是乌云满天中的一颗明星，是湘赣根据地和其他根据地的指路明灯。”
他坚信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道路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庐山会议上，为了能够使党内已经滋长起来的‘左’倾错误得到纠正，他痛陈己见，勇敢上书，以自己的胆识和灼见，告示国人，提醒全党，不愧为党内‘第一声’。”
正是因为彭德怀有着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他才能在“左”倾错误刚刚滋长起来时，就痛陈己见，勇敢上书，发出“第一声”。
彭德怀的政治敏锐性贯穿在他的工作、生活中。1956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彭德怀准备去北海公园看看。警卫员小景按警卫部门的规定，把首长到北海公园的事报告给有关部门。
傍晚，彭德怀身着便衣，叫汽车在离公园很远的地方停下。他步行走到公园门口，一看，一块大牌子上写着“休息”两个字。几个干部和公安人员早在那儿等着，把彭德怀迎了进去。
彭德怀走进门内没几步就停了下来，问小景：“你搞的什么鬼？”
小景也纳闷：怎么公园里看不到几个人？小景没想到，这是他给警卫部门的那个报告引起的后果。
彭德怀动怒了，小景才隐约地有所察觉，但还想辩解：“牌子上不是写着休息吗？”“休息？休息为什么叫我们进来？”
彭德怀不但冲着小景，也冲着身后的公安人员说：“你们就是叫我脱离群众！你们说，是不是你们把群众赶跑了？”
几个公安人员回答，他们是奉命闭园来接待首长的。
“为什么要这样？我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这么大的一个公园，我们来了，别人就不能来？这种规矩，以后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决不能有！”
彭德怀说罢，返身走出了公园。
路上，彭德怀告诉小景：“我以后再不逛公园了，免得老百姓背后骂我的娘！”
彭德怀从“奉命闭园来接待首长”这件事情上，看到了脱离群众的危险。这就是高度的政治敏锐性。
鉴别，是指通过仔细观察或审视，分辨出事物的真假。所谓政治鉴别力，是指干部通过对事物的仔细观察或审视，从政治上分清是非、辨别真假、区分善恶。政治鉴别力，是干部守住政治关的保证。
干部要具有超强的政治鉴别力，必须善于观大势、察细微，在观察中思考、领悟，在思考、领悟中鉴别出是非、真假、善恶。
观大势，就是能看清态势、趋势、大势、时势。《鬼谷子》中就有“察势者明，趋势者智，驭势者独步天下”之语。
在鬼谷子看来，能够看清楚“势”的人，是明白的人；不仅能看明白“势”，而且能顺应“势”的人，是明智的人；能看清“势”，且能驾驭“势”，并让“势”为我所用的人，能超群出众，无与伦比。正所谓“肯取势者可为人先，能谋势者必有所成，会用势者可得天下”。
毛泽东堪称观大势的“高手”，这也是他能带领全国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察细微，就是能见微知著。干部善于“察细微”，才能从细枝末节中观察变化、发现问题，从而在第一时间作出正确判断，把握住工作的主动权。
观察是认识客观事物的重要方法。视觉生理学研究证明：一个正常的人从外界所接收到的信息，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从视觉通道输入的，人的大量知识是通过这种途径获得的。
观察虽然离不开用眼睛看，但却不是一般的看，而是要用脑去想，用心去体会、去感觉。走马观花，是称不上观察的。观察细，观察透，才能了解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特点。
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作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
干部有嗅觉，才能嗅出政治形势的变化，嗅出经济空气的味道，嗅出思想动态的起伏。
洞察，是看穿，能深入、清楚地察知事物的本质。所谓政治洞察力，是干部能从政治上深入、清楚地察知一些事情的本来面目和它的本质特征。
干部要守住政治关，政治洞察力也是不可或缺的。那些用半秒钟就能看透事物本质的干部，和花了一辈子都看不懂事物本质的干部，注定有着截然不同的仕途命运。
政治活动是复杂的，干部有了深邃的政治洞察力，才能不被虚假的现象所迷惑，才能不被错误的理论所误导，才能明察秋毫，始终站稳政治立场，明确政治方向。叶剑英就是有着深邃洞察力的领导人。
红军长征途中的1935年9月9日，张国焘背着党中央密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这天下午，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召开干部大会，作战科副科长和机要译电组组长陈茂生将密电译出后，送到会场交给了叶剑英。叶剑英看到密令，洞察出张国焘这是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情况万分危急。他立刻借故离开会场，向党中央驻地飞奔而去，亲自把密电交给了毛泽东，保证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按原计划北上，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
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逝世时，中共中央的悼词称他“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敢于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地作出正确的决断，显示了他的坚强的党性、非凡的机智、伟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毛泽东曾经送给他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吕端（935—1000年），是北宋初年的宰相。据《宋史·吕端传》记载：宋太宗打算任命吕端为宰相。有人对他说：“吕端为人糊涂。”宋太宗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决意提拔吕端为宰相。
事实证明，宋太宗也是很有用人洞察力的。吕端的确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他对那些只涉及个人利害得失、不关涉原则大道的问题，不在意，不计较；而对关涉到朝廷大政方针、朝廷命运的大问题，原则坚定，是非分明。
宋太宗得了重病。当时，宋真宗为皇太子，吕端每天都伴随太子到宋太宗病榻前问安。
宋太宗病危时，内侍王继恩担心有才干的太子继位会妨碍自己专权，就跟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知制诰胡旦等密谋立楚王赵元佐为帝。
太宗驾崩，李皇后让王继恩去召见吕端。吕端洞察其奸，当即将王继恩锁在阁内，自己前往皇宫去说服李皇后奉太子赵恒即位。
太子继位，垂帘召见群臣。吕端站在殿下不拜。他请人打开帘子，并登殿看清楚确实是原先的太子之后，才退殿率领群臣下拜。
这就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吕端，也是一位具有深邃政治洞察力的宰相。
判断，是指能断定是非曲直、吉凶善恶。所谓政治判断力，就是能从政治上判断问题的是与非，判断方向的对与错，判断前景的明与暗，判断力量的强与弱，判断选择的利与弊，判断结果的好与坏。
社会问题往往是头绪纷繁，荆棘丛生，是与非、对与错、明与暗、强与弱、利与弊、好与坏，错综复杂。这就需要干部通过提高政治判断力来断定是非、对错、明暗、强弱、利弊和好坏。只有这些都能从政治上判断准确了，才能在政治关口上不迷失航向。
毛泽东堪称政治判断力的高超人物。在他的一生中，有过多次惊人的预言判断。
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在给比他高三届的校友萧子升的信中，他就断言，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
。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揭开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印证了20年前毛泽东这位23岁的师范生的预言判断。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判断：“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保定东关大校场处决刘青山和张子善的枪声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
刘青山，1914年出生于河北安国县南章村一个贫困家庭，小时候就在博野县南白沙村当长工。1931年6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9月担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被捕前任中共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
张子善，1914年出生于河北深县。193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天津地委副书记、天津专区专员，被捕前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
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还是在解放战争中，他们二人都曾进行过英勇顽强的浴血斗争，为党为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然而，他们却在新中国成立两年多的时间里，成了让国人唾弃的大贪污犯，成了人民的罪人。
法院的判决书记录了他们两个人的罪行。1950年到1951年的短短一年时间里，刘青山、张子善在治理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等工程中，利用职权，不顾党纪国法，不管人民疾苦，盗窃机场建筑款、救灾粮、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及剥削克扣民工工资、骗取银行贷款等共达171亿6272万元（旧币）……
有人计算过，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币制标准和市场物价指数，刘青山、张子善贪污的款项可购买将近1吨黄金；可购买小米5000万公斤；可购买香油3000万公斤；可购买猪肉2000余万公斤；可购买土布1670万米。再按当时干部供给制的标准，这个数字还意味着：它所购买的布匹，足可以装备50万人，整整5个兵团。
邓小平也是有着精准的政治判断力的。1978年12月18日—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这种重大战略转折里面就包含着邓小平的一个重大精准政治判断：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战争是打不起来的，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正是由于邓小平这一精准政治判断，长期困扰我们的国内发展难题、国际争端等问题，才有了切合实际的解决思路。和平问题是政治问题，发展问题是经济问题。
“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发表的上海公报，是各种公报当中最有特色的公报，一上来就列举了双方的观点。列举中国的观点是什么呢？哪里有压迫，哪里就要反抗，然后就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而现在我们怎么说？和平、发展、合作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时代变了！”
邓小平高瞻远瞩，他敏锐地把握到时代的主题已开始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由此我们党才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从而为我国赢得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大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