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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担当，就是担起政治上的责任。干部是党和政府的执政骨干，其根本的政治担当，就是要为党分忧，为民解难；为党尽职，鞠躬尽瘁；为民造福，无私奉献；坚持原则，敢于斗争。
为党分忧，为民解难，是干部政治担当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党对干部的一贯要求，更是党的干部对党忠诚的重要体现。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奋斗路上，虽然筚路蓝缕，但有着千千万万共产党人在为党分忧，为民解难。他们“我以我血荐轩辕”，如李大钊、向警予、江竹筠等；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焦裕禄、谷文昌、孔繁森等；他们“甘作春蚕吐尽丝”“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棵草去”，如李贞、张闻天、朱德等。
正是由于有着千千万万共产党人在为党分忧、为民解难，党和人民的事业才不断发展壮大。1921年建党时，全国仅有50多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截至202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671.2万名，而且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干部要为党分忧，为民解难，就要有“党和人民的事，都与自己有关”的思想观念。既然“党和人民的事，都与自己有关”，那么，干部为党分忧、为民解难就是责无旁贷的。
人民群众有困难，就要鼎力相助；人民群众有忧愁，就要想方设法为之解决，为人民甘当傻瓜。2019年9月25日，被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的吴天祥就是这样的干部。
吴天祥是湖北钟祥郢中人，1990年11月，46岁的吴天祥被任命为武汉市武昌区信访办副主任。
上任伊始，马道门街三义村几位居民就来到信访办上访。原来，三义村一带共有270多户居民，这些居民长期共用一个用土墙、破砖垒成的简陋厕所。因为使用的人太多，这个厕所是晴天臭气熏天，雨天粪水横溢，而且有些居民上厕所还要翻一道小山坡，跑一里多路。
吴天祥耐心地倾听了上访者的述说，随即冒雨来到三义村。当他看到厕所周围那横溢的粪水，心里很不是滋味：“方便”的事不方便，群众能没有意见吗？他立即把区环卫部门的领导同志找来，希望他们能在半山腰修建一个公厕。
谁知，环卫部门的领导为难地说：“厕所是该修，但修座公厕要2万多元钱。我们现在没有这笔资金，等着吧！”
“不能再等了！”吴天祥掏出100元钱塞到居委会主任徐金荣手里，留下一句话：“我们自己动手建。”几天后，他又出资500元购买了18节水泥管道送到工地。
周围的群众被他的行为深深地感动了。大家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一个多月后，一座崭新的公厕建成了。群众露出了笑脸，人们称它为“爱民厕”。
吴天祥常说，人不伤心不落泪，人无难处不上访。群众上访说明他们信任党和政府，这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我们应该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每一项工作，接待好每一个上访的群众，为党和政府排忧，为人民群众解难。正是这种对党、对人民负责的工作态度，使得他把群众的每一件难事都尽心尽力地做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党和群众之间架起一座“连心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党和政府排了忧，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人民群众解了难。
1993年春，武昌区解放路252号的一家企业宿舍区的一居民院，通向公厕化粪池和下水道的管道堵塞了。粪水漫出地面溢满了院子，居民们只好搭跳板出入。居民多次向企业反映，但管道堵塞了一个多月，问题也没有解决。居民们听说吴天祥总是为群众排忧解难，便试着找到区信访办。按说企业自管房不属于区政府负责范围，吴天祥完全可以推托，但吴天祥没有这样做。他迅速赶到现场走访察看，随即又请来消防队帮忙疏通。
他率先蹚过粪水，掀开窨井。一看，下水道口被泥堵死了，高压水枪根本插不进去。怎么办？面对蛆虫蠕动、恶臭熏天的窨井，吴天祥没有丝毫犹豫，他纵身跳进齐胸深的窨井中。他先是用脚踹，不行；他接过高压水枪往里喷，但距离远，使不上劲；他索性屏住呼吸，猫下腰，摸索着将高压水枪往管道口里捅。
消防高压水枪启动了，瞬间喷出的粪水“哗”地溅满了吴天祥一身一脸，几股迎面而来的粪水使他连呛了几口，恶心得他呕吐不止……
管道终于通了，居民们感动得泪水盈眶。
吴天祥常说：“民之难即党之忧，共产党的干部就是要为党分忧，为民解难。”每当群众生活有困难的时候，他总会慷慨解囊。
对于吴天祥的做法，有些人不理解。有一位同事就问过他：“你工资不高，这钱从哪里来？”吴天祥告诉他：“我不吸烟、不喝酒、不喝茶，早上吃面条，中午、晚上都吃素菜，也不买高档衣服、鞋子，所以总有钱送给困难群众。”
有一天，吴天祥的妻子上街买菜，路过募捐点。她听到两个人的对话。
劝捐者说：“你要向吴天祥学习，他上次就捐了2000元。”被劝捐的人回答说：“吴天祥是个苕（傻瓜）。”
回到家，吴天祥的妻子把听到的话告诉了吴天祥。吴天祥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以下这段话：
“我就是要当党和人民的傻瓜，陶行知先生有句话：‘傻瓜种瓜，种出傻瓜。唯有傻瓜，救得中华。’”
当一个人在印有镰刀和锤头的鲜红的党旗下宣誓之后，他就有了一个特殊的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种“特殊”不是利益上的厚禄，也不是地位上的高升，更不是权力上的加码，而是在各项工作中都要起到先进作用的“特殊”。
红军初创时期，一位青年战士问他的领导：“参加共产党有什么好处？”
这位领导回答：“让我看，参加共产党有九十九条都是‘坏处’，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可能被杀头，还会坐牢；危险的工作要抢着去干；如果军装不够，要让给别人穿；饭少人多，要让群众先吃，自己饿肚子……要说好处，我看只有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才会拥护你。”
这些所谓的“坏处”，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党的干部的一种政治担当。
干部要强化党的意识，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
为党工作，就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尽职尽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焦裕禄就是这样的典范人物。
兰考，位于豫冬沙区，是黄河故道上的重灾县。全县的土地，除了沙荒，就是洼坡和盐碱地。1962年，春天的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又淹没了30多万亩的庄稼，还有10万余亩的禾苗被碱死。兰考的粮食已经威胁到了兰考人民的生存。
就是在灾情最重、困难最大的时候，担任县委书记的重担交给焦裕禄。当地委组织部找他谈话时，他当即表示，服从组织的决定，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
焦裕禄一到兰考，就带领兰考的党员干部、人民群众投身治理风沙、内涝、盐碱这“三害”的斗争中。
为了治理风沙，焦裕禄每当狂风大作时，都会和调查人员一起顶着漫天的风沙，去察看风口，去探寻流沙的根源。
为了治理水害，焦裕禄在狂风暴雨到来之时，都会带领调查人员头顶瓢泼大雨，足涉激流险滩，一乡、一村、一沟、一坎地去察看洪水的流势和变化情况，从中探索洪水形成的规律，以便掌握它，治服它。
为了治理盐碱，不论寒冬还是酷暑，焦裕禄经常在白花花的盐碱地上奔波。
此时，焦裕禄因常年忘我工作积劳成疾，已患了严重的肝病，体质非常虚弱。但他仍咬紧牙关，坚持工作。从他那消瘦的身躯上，从他那铁青的脸色上，人们已看出他是用惊人的毅力坚持着。同志们劝他休息，他不答应。他想尽快治理好“三害”，让兰考人民过上好日子。
在焦裕禄的带领下，兰考的风沙、盐碱地得到了有效的治理，兰考的洪水受到了有效的遏制，贫困的兰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焦裕禄时刻把百姓挂在心上。就在他被病魔夺去生命前夕，他还牵挂着兰考。他担心沙窝村的沙丘是否全被封住，他忧虑水洼坡的庄稼是否被淹；他想知道泡桐栽了多少，他想了解盐碱地里的麦子长得咋样。他挂念着外出讨饭的乡亲们是否已经回来，他惦记着躺在病床上的大爷、大娘们是否恢复了健康。
病魔无情，它夺走了焦裕禄年轻的生命。他走得太匆忙，年仅42岁。焦裕禄虽然走了，但他那“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却永存人间。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这也是干部的政治担当。这种政治担当要求干部能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并能无私奉献。杨善洲就是这样的干部。
1988年3月，61岁的杨善洲从云南保山地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休了。出于对他几十年无私奉献、服务人民并取得卓著成绩的褒奖和关心，时任省委书记的普朝柱代表省委找他谈话，让他搬到昆明居住，并说还可以到省人大常委会工作一段时间。
杨善洲婉言谢绝了组织上的关心。他对普朝柱说：“我要回家乡施甸种树，为家乡百姓造一片绿。”
为什么要回施甸种树？杨善洲这样解释：“担任地委领导期间，有乡亲不止一次找上门，让我为家乡办点事情。我是保山地区的书记，哪能光想着自己的家乡，但毕竟心里过意不去呀，是家乡养育了我。于是我就向他们承诺，等退休后，一定帮家乡办点实事。”
于是，61岁的杨善洲，走进了施甸县的大亮山，开始了他的种树生涯。
杨善洲为什么不愿搬到省城昆明居住安享晚年，而愿意回到施甸县的大亮山种树？这是他的政治担当。
他带领群众植树造林建成面积达5.6万亩、价值3亿元的林场，并且把大亮山林场无偿地捐赠给了国家。
2010年11月，为更好地弘扬杨善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缅怀杨善洲的感人事迹，施甸县将大亮山林场更名为“善洲林场”。
“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当官一场手空空，退休又钻山沟沟；二十多年绿荒山，拼了老命建林场，创造资产几个亿，分文不取乐悠悠……”流传于保山市施甸县的这首民谣是杨善洲的真实写照。
2012年2月3日，在第十届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中，杨善洲当选“2011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绿了荒山，白了头发，他志在造福百姓；老骥伏枥，意气风发，他心向未来。清廉，自上任时起；奉献，直到最后一天。六十年里的一切作为，就是为了不辜负人民的期望。”这是感动中国评选委员会给他的颁奖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原则是共产党人的重要品格，是衡量一个干部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现在，一些干部错误理解‘和为贵’，一味讲‘宽容’、讲‘和气’，当老好人，对政治原则问题含含糊糊，对大是大非问题做‘开明绅士’，对不良现象听之任之，还有的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说话办事看来头、看风向，随波漂，随风倒，这同党性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必须坚决纠正。”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并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阐述了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是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之一。
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就要摒弃好人主义。奉行好人主义的人，没有公心，只有私心；没有正气，只有俗气；好的是自己，坏的是社会风气，毁的是党和人民的事业。
有的干部以为，“坚持原则是非多，敢碰硬茬麻烦多；平平稳稳好处多，拉拉扯扯朋友多”。这是错误的认知。
事实上，古往今来，人们对奉行好人主义的人是非常不齿的。孔子云：“乡愿，德之贼也。”在孔子看来，社会上那种不分是非，同于流俗，言行不一，伪善欺世，处处讨好，也不得罪乡里的“老好人”，其实是道德的破坏者。
说到“人们对奉行好人主义的人是非常不齿的”，西北军的一个长官杨桂堂有个故事。
杨桂堂有个绰号，叫“杨傻子”。冯玉祥很不喜欢他。冯玉祥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评价杨桂堂的：“那时第一团团长是杨桂堂，五十余岁，外号叫做‘杨傻子’。这人老于世故，无事无非，任凭人家对他说什么，他都是好好地回答着。又加利禄心太重，一心只算计着高官厚禄，如何讨长官的喜欢，如何能升官发财，他就如何做。什么国家人民，他都是不管的。我同他相处了两年，时常见面、谈话，但始终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肺腑里的真话。”
原来这杨桂堂就是个老好人，是个善于投机钻营的人。
杨桂堂为什么绰号叫“杨傻子”，说法不一。其中有一个说法是，杨桂堂不管别人跟他说什么事，问他什么事，也不管这件事是好，还是坏，他都一律说“好”。
一天，他的朋友来到他的府上，伤心地谈起母亲去世的事，谁知杨桂堂接连说：“很好！很好！”
他的朋友很生气：“我母亲去世了，你怎么还说‘很好！很好’？”杨桂堂回答说：“你这样说也很好！”
事情传出去之后，人们都说，这杨桂堂岂不是傻子！于是，就有了“杨傻子”的绰号。
从杨桂堂的绰号“杨傻子”，就可以看出，奉行好人主义的人，他以为自己很会做人，情商高，谁都不得罪。其实，谁都不傻，都知道他的小心思，对他的做法嗤之以鼻。真正傻的是他自己。
后来，这个杨桂堂虽然在他的“大哥”段祺瑞的支持下当了第十六混成旅的旅长，但也是昙花一现。他没当几天，就被第十六混成旅全体官兵给“罢免了”。
1917年7月上旬的一天，杨桂堂在北京领了张勋的命令，打算回廊坊率领第十六混成旅支持张勋复辟帝制。他刚在廊坊下车，就听说第十六混成旅全体官兵已经抛弃了他，准备迎接冯玉祥归来，带领他们讨伐张勋。
杨桂堂闻听这一消息，连车站都没敢出，赶紧乘火车逃往天津。这就是奉行好人主义者的下场。
老好人看似谁都没有得罪，实际上，他得罪了所有的人。还说那个杨桂堂吧，有人对单位里的歪风邪气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那个杨桂堂，是两只眼都闭着。结果，他当团长的时候，所在的团乌烟瘴气；他当旅长的时候，所在的旅瘴气乌烟。最后，虽然他有后台，但还是被官兵们给“逼”到天津去了。
坚持原则，敢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是干部政治担当的重要表现。《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选拔任用条件”之一就是，“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有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
2022年9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也明确规定，“担当和斗争精神不强，在事关党和国家利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等紧要关头临阵退缩，在急难险重任务、重大风险考验面前消极逃避或者应对处置不力的”，“被认定为不适宜担任现职，应当及时予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