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实践中的未来思维

作为关系存在的时间

如何让物理学中设想的时间与实际操作中遇到的时间协调一致，这是事关时间的形而上学中的核心难题。

——杰南·伊斯梅尔《时间的体验》 ¹

通过介绍有关时间的哲学观点，第1章探讨了未来的某些神秘之处。但在日常生活中，未来并不是抽象的。不管事关未来的观念多么精确或者严格，它对我们来说都不是要紧的，真正要紧的是从此时到彼时我们该做什么。我们期待关于未来的观念可以助自己一臂之力。如果可以投身哲学辩论的话，哪怕是最小的细菌大概也会同意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的最后一条：“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² 所以，在实践中我们该如何应对不确定性呢？我们生活于“时间的A序列”里的湍流与黑暗之中，却对“时间的B序列”所描摹的可知未来充满渴望。作为伟大的印度宗教史诗，《薄伽梵歌》（又称“神之歌”）的核心故事便可以被理解为对这种热切渴望的诗意解读 。

阿周那王子是一名武士，即将投身战场。“众多螺号和喇叭，铜鼓、大鼓和小鼓，一起鸣响闹嚷嚷。”他担心未来会有手足相残的可怕屠戮，因为他在敌阵中看到“父辈、祖辈和老师，舅父、儿子和孙子，还有兄弟们和同伴”。他面临着“时间的A序列”中所有因未来而起的混乱与恐惧。他大为惊骇，困惑不已。所以，阿周那向为自己驾驭战车的黑天（Krishna） 发出请求：让时间不再流动，也让宇宙为之暂停。黑天遵命，“把战车停在双方军队中间”。此时，阿周那和黑天身处奇怪的时间边界区。这里既无“时间的A序列”中的动感与明确感，也无“时间的B序列”中的上帝视角。在如此的静态空间中，王子向黑天询问关于未来的建议。阿周那并不想打眼前的这一仗，连想到它都会惊惧不已。“神弓从手中脱落，周身皮肤直发烧。”但黑天解释道，生死之战无可避免，“因为世上无论哪个人，甚至没有一刹那不行动”。即便不行动，它本质上也是一种行动。接着，黑天让阿周那通过自己的神眼略窥一二。在这样的时间观中，所有的未来已经铺陈开来。“我在这里收回一切世界，对立军队中的所有战士，即使没有你，也将不存在。”在阿周那通过黑天之眼所见的这个块宇宙中，无论为自己还是为敌人的身殒进行哀悼都毫无意义。阿周那说道：“我、你和这些过往，过去无时不存在，我们大家死去后，仍将无时不存在。” ³ 面对不会变化的“时间的B序列”，阿周那匆匆的一瞥便让他有了行走在这世上所需的从容。“下定决心，投入战斗！”

和阿周那一样，我们所有人在为未来做准备时都身处时空中的某个特定位置。然而，真正行动起来时，我们则需要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拥有更为宽广的全局视野。所以，所有的未来思维都是基于事物的关系存在的。某种程度上，它就像是一场谈判，一边是我们自身与当下所处位置的局限，而另一边则是我们拼命想要看到的广阔天地。这意味着没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何为未来？它又是如何运作的？”你如何应对未来取决于你是谁以及你在宇宙中处于何时何地。

相对论与未来

20世纪初，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用科学精确地表明：我们对于时间的体验本质上是基于关系存在的，而且它会因视角不同而异。1905年，26岁的爱因斯坦还只是一名供职于瑞士伯尔尼专利局的员工。那一年，他发表了关于狭义相对论的著名论文，推翻了牛顿绝对时间的观点，也改变了我们对于时间与未来的理解。 ⁴

该论文表示，时间的流动速度并非一以贯之、绝对不变。相反，时间流动的快慢则会依照一系列严格的法则因观察者不同而异。这些法则基于不同观察者的“参照系”、各自的位置以及在宇宙中的运动情况。我们对于时间的体验不断变化，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就此在一本具有先锋意义的历史学著作中如是写道：“人们发现时间是某种形式的关系，而非牛顿认为的客观流动。爱因斯坦最终为这一发现盖章确认。” ⁵

爱因斯坦的论点基于一个不简单的事实。这一事实在20世纪初就已经广为人知：光速是恒定不变的。这听上去很奇怪。如果你奔着太阳而去，然后测量一下向你投来的阳光速度有多快。那么无论别的观察者是在远离太阳还是向着太阳垂直运动，你得到的结果都会跟他们一模一样。你们的测速枪都会显示光速大约是30万千米/秒 ⁶ 。我们可不觉得地球上的物体也会如此。如果去测量一辆向我迎面驶来的汽车有多快，我能想到它的速度会跟与我背向而驰时不同。与爱因斯坦生活在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光速的反常能够得到解决：可能是实验结果出了差错。爱因斯坦看问题的方式就不一样：没准儿正如所有实验结果显示的那样，光速就是恒定不变的。在这些实验中，观察者不同，而他们所持的尺子、计时表和测速枪一定是有什么奇怪之处才最终得出了一样的结果。他写道：“如果不管观察者处于怎样的运动状态他们所得的（光速）数值都相同，那么，他们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测量结果一定是不同的。”为了进一步探讨他的假设，爱因斯坦用了一个有名的思想实验。这项思想实验基于当时跑得最快的交通工具——火车。 ⁷ 如果爱因斯坦在今天发展他的学说，他用的比喻肯定会包含喷气式飞机或者运载火箭。

这里我们对他的思想实验稍加改动。想象一下，艾萨克站在火车站，看见有两个光源同时闪了一下。一处光源位于车站以东10千米，另一处位于车站以西10千米。当然，他知道闪光实际发生的时间要比自己注意到的时间稍早一些，因为光传播到此处要花时间。现在想象一下，阿尔伯特坐在一列自西向东运行的火车上。当两处闪光发生的时候，火车恰巧通过车站。那么，如果艾萨克说两地的闪光是同时发生的，阿尔伯特会同意吗？爱因斯坦的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呢？

光传播10千米到达车站需要花时间。因为艾萨克和阿尔伯特知道光速不变，所以他们都能精确计算出这段时间究竟有多长。但他们也知道当光抵达艾萨克所处位置时，阿尔伯特坐的火车又已经往东走了一点距离。这也意味着，为了到达火车上阿尔伯特所处的位置，从西边发出的光要比从东边发出的光多运行一点距离。所以，在阿尔伯特看来，西边的光要比东边的光闪得晚。这些许的区别带来的影响可就大了。对于艾萨克来说，同时发生的事件在阿尔伯特眼里并非同时发生的。实际上，东边的闪光在艾萨克眼中发生于“当下”，但他对于阿尔伯特来说则是处于未来。爱因斯坦表示，哪怕用一模一样的钟，它们对同一事件的计时结果也会因所处参照系的些许不同而相异。而且，两个测量结果都是正确的。有人会说只有艾萨克是正确的，因为他没有动。别被这样的观点给误导了。艾萨克和阿尔伯特两人都随着一颗行星在太空中急速运行，而这颗行星的表面还在以大约1600千米的时速自转（具体还得取决于你离赤道有多近）。而且，太阳系还在围着银河系中心以超过80万千米/时的速度转动。

我们很少会遇到运行速度快到可以左右时间的物体，因此，我们通常不会注意到这样的时间异常。然而，速度快慢对时间的影响确实存在。我记得十几岁的时候在电视上看过这样一个实验。有一小块铀，研究人员用盖革计数器去测量它的放射速度。我能听见计数器发出正常的嘀嗒声。然后铀被放进了转速非常之快的离心机。现在它的运行速度比离心机外面的铀要快得多。这也把离心机里的铀置于一个不同于我以及电视演播厅中其他观察者所在位置的参照系当中。它现在就像是火车上的阿尔伯特，但是它的运行速度要远远超过火车。当离心机加速时，盖格计数器上的嘀嗒声开始减慢。测量环境是同样的演播厅，但离心机里的时间似乎变慢了。作为沉迷于科学的小书呆子，那时的我惊掉了下巴，也被它深深吸引。今天，GPS（全球定位系统）就必须把这种细微的差别考虑在内。卫星围绕地球飞速运转，汽车在地面上行驶。它们身处非常不同的参照系中，而GPS需要使两者协调一致。利用粒子加速器工作的物理学家们也需要认真考虑这一效应。比如，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实际上就是一台巨大的离心机，而物理学家会把其中的亚原子粒子加速到接近光速的水平。在1915年提出的广义相对论中，爱因斯坦表示：引力场同样会让时空产生弯曲。这一观点被2014年的电影《星际穿越》（Interstellar）采纳。片中的英雄库珀穿过了已知密度最大的天体——黑洞。回到太阳系后，他发现女儿已经比自己老了几十岁。

爱因斯坦的这些论点如何影响我们对未来的理解呢？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些论点意味着人们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何时过去终结，何时未来开启。这些问题的答案会因你所处的位置以及运动状态而千差万别。对于我来说属于未来的事情可能对你来说属于过去，所以我们对于未来与过去的定义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参照系，它们是相对的。

爱因斯坦的观点也因此影响了我们对于因果关系的认识。他表示没有什么会快过光速，这就意味着因果效应的速度不会没有上限。如果我在世界杯上踢入制胜球（这个可能性很低），我的捷报会以光速发送到太空中。用不了一秒钟，我在月球上的粉丝就开始庆祝了。而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系行星上的粉丝则要过4年多才能开始庆祝，那儿也是离我们最近的恒星系。但是，对于我在仙女星系的粉丝而言，他们想要听到这个好消息得等250万年。等到那时候，我的胜利对他们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从我进球的地方开始，胜利的消息以光速向四面八方传播，这就像是涟漪。想要抵达越遥远的地方，涟漪所花的时间越长。

为了用图阐明这个观点，爱因斯坦和他的数学家朋友赫尔曼·闵可夫斯基（Hermann Minkowski）用上了“光锥”（light cone）的概念。在我们的想象中，时空以光速向未来延展，形成光锥区域。对于未来的事件而言，只有当它处于这一区域时，我才能对其产生影响。同理，只有我处于某一过去事件的未来锥当中，我才能被它影响。在块宇宙中，爱因斯坦—闵可夫斯基光锥模型把与我有因果联系的（位于两个锥体当中的部分）和与我无关的领域区分开来。

总结一下，爱因斯坦表示：在你想问关于时间与未来的问题时，你应该明确“参照系”，或者说是你提问的角度，因为站在不同的角度答案是不一样的。参照系不同，关于现在与未来的“真相”也会千姿百态。这些论点也诠释了一种被称作“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也译“透视主义”）的哲学流派。哲学家戴维·丹克斯（David Danks）“大致”将其定义为“一种认为科学界的理论、模型、知识和主张皆为视角所左右而非客观普遍真理的观点” ⁸ 。这也表明，未来以及我们对于未来的认识必须结合特定视角来理解。

生物体的未来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几乎不会带来实际的影响。这是因为，无论是你还是你的朋友、你的家乡、你所处的星球在穿越太空时差不多都是处于同一速度的，所以，你们也大体上属于同一个参照系。不过，参照系不仅仅由运动状态决定，其他因素也会让其千变万化。作为人类，决定我们参照系的首要因素是一个简单而意义深远的事实——我们活着。活着这件事情让所有的生物体和宇宙、时间与未来的关系都截然不同。这决定了未来对它们而言意味着什么，也决定了它们会如何应对未来。

活着意味着什么？它所引发的讨论和关于时间的问题一样复杂而艰深。

关于生命有很多定义。比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把生命定义为“有能力遵照达尔文的演化论而进行自我延续的化学系统”。在这里，我们需要着重关注塑造了生物体与其未来关系的几个特征，有两个特征格外突出：（1）生物体很复杂，所以它们在未来会无可避免地衰老乃至分崩离析；（2）不管是不是有意识的，生物体的行为都好像带着动机与目标，所以它们在乎未来，也想左右未来。复杂性与目的性，这两个特征需要稍微展开来谈一谈。

当我们把一个DNA分子或者一条金鱼又或者我隔壁邻居描述为“复杂”的时候，那究竟是什么意思？现代物理学中有各种各样的“场”。宇宙最简单的基本组成部分都是由“场”带来的。其中包括像引力这样的能量，以及夸克这样组成物质的基本单元。 ⁹ 它们是那样简单，并不再由别的东西构成。然而，在与其他的力和物体短暂相遇的过程中，它们的某些属性还是会发生改变。组成宇宙的大部分简单物质与力都似乎是随机摇摆的，在时间中或顺流或逆行。对于如此简单的存在而言，很难说时间的概念还有什么意义。

复杂实体就不一样了。不是说它们与简单实体相比优或是劣，只是热力学第二定律使得复杂实体的数量比简单实体更少，结实程度也差一些。但对人类而言，宇宙大部分的美、意义和重要性都是这些复杂实体所赋予的。我们可以给复杂实体下这样的定义：它们由多种组件构成，这些组件精密排列，也让该物体有了独特的“涌现”性质。复杂实体都是建构起来的，所以它们自身的结构可以存续一段时间（可以是几秒钟，也可以是几万亿年）。如果无法存续的话，我们也不会注意到它们的存在了。

原子和分子就是复杂实体，天上的星星、水里的海星也是，水晶、细菌也不例外，还有爱因斯坦实验里拿着尺子、钟表和测速枪的观察者们，他们连同这些工具一起全都是复杂实体。原子由质子、中子和电子精密排列而成，也因此有了涌现性质。比如，原子的放射性会有差异，与其他原子之间的反应方式也不尽相同。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可以极其精准地对这些属性进行测量。因为原子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变化，它们的结构和属性也会变。所以，对于复杂实体来说，时间有它的意义：它意味着变化。时间最终也意味着崩溃，因为所有的复杂实体都会瓦解为不同的组成部分。这遵循的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了它恶魔般的运作模式。这意味着，对复杂实体而言，未来就是那个自身会最终分崩离析的时代，所以未来也充满了戏剧张力。它们能存活多久？何时会瓦解？如何瓦解？确实，整个宇宙的故事都可以被当作一场戏来讲。其中演对手戏的是复杂实体和最终会让它们土崩瓦解的熵力。 ¹⁰

生物体第二个重要的特征便是它们的行为好像带着目的：它们表现出了“能动性”。遗传学家保罗·纳斯（Paul Nurse）曾写道：“带有目的性的行为是定义了生命的一大属性。” ¹¹ 当然，我们在讨论生物体时所用的 能动性、目的性 这些词都是比喻义的，因为事实上类似于 目的性、能动性 这样的词都被用来指那些我们并没有完全理解的现象，比如物理学中的 暗能量 。所以，在后文中，读者必须清楚，说到 目的性 和 能动性 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那些 看上去 带有目的的行为。

没有生命的复杂物体看上去并不会有目的性。没错，它们会在时间中存续下去，也就是说它们一时半会儿不会崩溃。但是，它们之所以会存续，是因为建构起它们的物理法则使然，这样的存续是机械的。例如，电磁力让原子彼此久久相依，有时候能长达数十亿年。然而，如果给它们施加足够的热量，比如在恒星的内部，那么我们可以信心满满地预测它们终会瓦解。原子们不会想着怎么躲过这样的高温，也不会想着怎么跟宇宙讨价还价。

生物体则不同了。如狄兰·托马斯（Dylan T omas）所言，它们不会“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夜” ，受到威胁时，它们似乎会“怒斥光明的消亡”。且看一个细菌为了追寻一星半点的食物或者为了从险境中全身而退是如何迎难而上、破风前行的。你所见到的就跟一个原子迥然不同，细菌的前途要难预料得多。细菌的行为少了些机械化，它更有创造性，结局也未可知。究其原因肯定在于细菌从来没有跟周围不断变化的力和能量达成平衡。就跟哈克贝利·费恩和吉姆一样，每个细菌似乎都像是在有意操控那承载着自身存亡的筏子。筏子并不牢固，细菌还要驾着它穿越由能量和物质构成的激流，更要命的是，这激流一直变化多端。面对未曾碰到的挑战，细菌随时需要寻找新的解决办法。细菌的行为就像是它真的想要活下去。为了生存，它们会抗争，它们所展现出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让人刮目相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它们的行为难以预测。就像所有的生物体一样，它们被困在一场无休止的抗争中。熵可能会带来瓦解，而细菌就要为此抗争下去。这让它们与未来的关系剑拔弩张，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戏剧性。非生物体与未来的相遇是被动的，但生物体似乎会带着自己的好恶与目的主动面向未来。与原子和小行星不同，它们对于将要遇见的未来似乎有些挑剔。

这种显而易见的目的性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似乎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很多传统的宗教和哲学流派认为目的性已根植于宇宙之中，而这种品质的创造者便是造物主。然而，现代科学并没有在作为整体存在的宇宙中发现什么潜在的目的性。所以，为何宇宙不带有目的性，但宇宙中却诞生了行动起来像是带着目的性的主体呢？想要解释清楚这点有点棘手。

生物体的目的性显而易见，它来自一种盲目的、 毫无 目的的机制，并由此得以延续。查尔斯·达尔文称之为 自然选择 ，而这也是今天我们所能得到的最佳解释。正如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 ）所言：“自然选择所带来的演化……毫无远见可言……但它渐渐打造出了富有远见的个体。” ¹² 自然选择给生物体配备了各式生存窍门，也把它们打造成为这些窍门的用户。生物体会自我复制。因此，如果某个特定的有机体可以代代延续，它原先的结构、那些让它得以存活一段时间的技能都会在复制中被保留下来。这也是为何对所有的生物体而言，它们都表现出两大根本目标——生存与繁衍。自然选择的真正美丽之处在于这种复制的过程并不完美，而不完美带来了些许变化。其中的某些变化或许为生存带来了新的方法。几十亿代以来，生物不断通过适应提高生存机会，因为只有活下来才能繁衍后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自然选择赋予了生物体如此包罗万象而又灵活变通的窍门大全。也正因为这样的馈赠，生物体得以应对不同环境中的未来不确定性。

这些生存技巧中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生存的目的本身。我们找不到不管发生了什么都似乎不太关心的生物。我们所见到的生物之所以可以存在于今天，是因为它们的祖先用行动表示自己真的想要活下去，真的想要留下后代——哪怕未来笼罩在黑暗中，其间不断会有东西冒出来偷偷搞破坏，这些生物还是达成目标了。超过40亿年的自然选择也解释了为什么所有的生物体在思考与应对未来时都是如此富有创造力。

总而言之，在面对未来时，生物体处于其独特的参照系当中。首先，它们是复杂实体，一直有解体的危险，这也是为什么它们与未来的关系具有“时间的A序列”所有的运动性与不确定性。其次，生物体的行为似乎具有目的，就像它们关心未来似的：它们带着创造力积极寻找自己可以在其中生存、繁衍，或许甚至可以繁荣昌盛的未来形态。对于生物体而言，未来之地鲜有确定之处，万事皆有风险，而你必须伺机而动。但你并非完全无能为力。生态学家卡尔·萨菲纳（Carl Saf na）曾对飞鱼身处的危险世界有过精彩的描写，如他写的那样：“无论是对于飞鱼还是对鸟儿来说，每一方所有的成功都是暂时的。然而，暂时的成功便是全部的意义。” ¹³

预见未来、管理未来的总体原则

生物体如何影响像未来这样虚无缥缈的东西呢？对于所有生物体的未来思维而言，有几条基本原则广泛适用。有一些我们已经谈到了，但在这里我们要更为正式地讲一讲。

第一条原则很简单：我们没有来自未来的证据，所以，除了诸如预测日食这样少见的例子之外，我们很难分毫不差地预测到可能发生的未来。然而，哪怕预测日食也是基于我们过去的知识做出的。正如史学家科林伍德所抱怨的那样，想要验证关于未来可能性的假说，我们没有来自未来的文献可用。 ¹⁴ 出生证明告诉我，我是何时何地来到这世上的，但（目前还）没有死亡证明来告诉我，我将于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死去。这意味着关于未来的论断并非严格由证据约束，这点与历史、科学以及法律问题的论证不同。难怪未来思维的法则会如此不同。

第二条原则乍看上去就有点隐晦了：关于未来可能性，仅有的证据来自过去。这种观点有点自相矛盾。我们都像但丁《神曲·炼狱篇》中头部被扭向后方的占卜者。我们想用过去的研究成果来预见未来的事情，而且在研究问题时常用这种策略，只不过不是每回都会承认。我愿意称之为纳斯列丁·霍加思维法，名称来源于一位著名的土耳其智者 。一天晚上，纳斯列丁在家中黑漆漆的地下室里把结婚戒指给弄丢了，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最终，他跑到屋外在路灯下面找。一个朋友问他为什么要在那儿找，纳斯列丁回答道：“因为这里有灯啊。”

如果采用纳斯列丁·霍加式策略，那么就要在有灯的地方找。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就意味着在灯火通明的往日世界中寻找关于隐秘未来的证据。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的生物体都有传感器分子或者感觉器官。在过去与当下，它们可以帮助自己侦测到周围涌动的暗流，而类似的暗流也可能藏匿于未来。圣奥古斯丁对此理解通透：“当……人们说自己知晓未来的时候，他们看见的并非还不存在的事件……但他们看见了已经存在的原因与征兆……这也是大脑构思未来并做出预测时的基础。” ¹⁵

未来思维的第三条原则是我们对未来的观念会左右未来的样子。无论时间的大河何等壮阔，对于细菌而言，承载自己性命的筏子纵使弱不禁风，也可以有几分在自己的掌控之中。那就意味着细菌可以用行动左右未来。今天，大多数科学家相信持续燃烧化石燃料会用危险的方式改变全球气候。这种对于未来可能性的预感影响了人们今天的行为，而这也会改写接下来几十年气候变化的进程。过去思维（又称“历史”）能改变我们对于过去的看法，但据我所知，它没法最终改变过去。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未来思维可以改变它的母题——未来。

第四条原则最为基本，但也最为复杂：尽管没有来自未来的证据，我们仍 可以 在过去找到关于未来的强力暗示。想要达成这点主要有两个办法：（1）我们可以问问其他带着目的的个体计划做什么；（2）我们可以研究过去的潮流大势，再小心翼翼地将之投射到未来当中。

为了获得有关未来可能性的线索，简单的方法便是去问问其他带着目的的个体他们的计划是怎样的。语言让人类深谙此道。我们不停问别人（包括超自然的力量）意图何在。“陪审团的诸位，你们认为被告是否有罪？”“阿波罗神啊，你能把我的敌人都炸飞吗？”但是，通过咨询别人来了解未来的策略只在几种情况下行得通：当我们认为未来取决于某人的决定且我们相信自己可以跟此人沟通并左右其决定的时候。在第6章中我们会大篇幅地谈到这种策略，还会讨论古代的占卜行为。

说到将过去当作通往未来的向导，最重要的方法便是趋势捕捉（trend hunting）。这就像是你坐的船漂在水中，你去研究水流，好确定船会跟哪股激流撞上，然后再看看能不能让船改变航向。

所有的生物体都会用到趋势捕捉，这也是人类会首先寻求的策略。为了找到可能的趋势，我们的脑子时刻都在掂量，大多数时候是潜意识在发挥作用。趋势捕捉并不寻求确定性。未来没有什么确定可言。即便有，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撑到发现确定未来的那刻。趋势捕捉转而会去寻找那些我们希望可以在未来一直持续作用的一般性规律，所以这有点像是在赌马。这也经常意味着我们是在寻找那些我们自以为自己可以扭转的潮流大势。美国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用过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哈克贝利·费恩应该会很喜欢。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艘汽轮船，可以逆流而上，那你可就是在自欺欺人了。实际上，你掌控的只是艘顺流直下的纸船。如果你想反抗，你哪儿都去不了。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你安安静静地观察水流，然后意识到你是其中的一部分，意识到水流不停在变且总把你带到新的困境中，那你时不时就会把桨伸到河里撑一把，让自己游走于漩涡之间。 ¹⁶

尽管趋势捕捉并不能十拿九稳，但它还是非常好用的。这是因为我们过去的很多趋势非常有规律，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把它们投射到未来当中。死亡、交税、清晨的日出，这些过去的事实依然确定无疑。

趋势捕捉有四种主要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直接观察相关性和趋势性。这种方法也是使用场景最为普遍的。比如，气温下降，熊就会知道冬眠的时候到了。事关当下状况的信息会给可能的未来设下条条框框，所以，（有用的）信息对于所有的未来思维而言都很重要。如果在这局中你已经打出了黑桃A，我就知道没人再能打出这张牌了。也就是说，我们知道的关于趋势的信息越多，就可以越好地预测，这是一条普遍规律。这也是为什么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高发阶段各国政府要不厌其详地收集随时变化的感染率数据。

趋势捕捉的第二种方法是 随机摸奖 （随机模拟）。和淘金者一样，你一边挖一边抱有期望。你的抽样是随机的，希望可以刚好发现可能性较大的趋势。现代的数学技术手段把这种随机摸奖法用得眼花缭乱，比如蒙特卡罗模拟（Monte Carlo simulations） 。自然选择一直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它转动的是基因的赌盘，一个接一个地随机尝试各种变异，直到碰到某个奏效的变异。在政治领域，民意调查员随机采访选民的时候用的也是这种方法，可能的选举结果因此显露出轮廓。

所有具备信息分享能力的物种（甚至植物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做到）用的都是第三种趋势捕捉方法。这种方法所依赖的便是分享信息，这些信息关乎当下事态以及近期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第四种方法是人类用的（可能 只有 人类在用）。人类会系统分析趋势的 成 因 。我们会研究为什么趋势如此，因为如果可以弄清楚的话，我们对于这一趋势在未来可能扮演的角色会有更好的了解。牛顿的运动定律解释了为何炮弹、苹果和行星都会严格按照可以测算的路径来运行。这种基于因果关系的理解方式让人们对未来运行轨迹的预测成为可能，并且精度会大为提升。对因果关系理解的不断深化在很大程度上诠释了现代科学的预测本领。在第7章中，我们会来看看这个问题。

既然我们都知道事物瞬息万变，为什么还要相信过去的趋势并以此作为面对未来可能性时的指南呢？趋势捕捉背后的逻辑被哲学家们称为“归纳逻辑”，或者简称为“归纳法”。这与“演绎逻辑”不同。比如欧几里得的数学定理背后就是演绎逻辑。如果公理没错，那么仔细进行演绎推理一定会得出绝对保真的结果。归纳逻辑不保证学说的完美，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它比演绎逻辑更有用，这是因为确真无疑的公理实在是太少了。归纳逻辑会在过去中寻找规律，然后让人相信这些规律将持续存在。它无法百发百中，因为谁也没法保证今天的规律会一直照旧。罗素讲过一个关于归纳主义者火鸡的悲剧故事，我们能从中发现归纳逻辑的局限。故事中的火鸡是个归纳主义者，她注意到每天早上9点会有食物奉上。每天准时出现的食物都证明她的预测是对的。于是，到了12月的某一天，火鸡觉得这些过去的经验已经使她足够确信一个普遍（归纳出的）真理：每天早上9点都会有吃的被送来。未来看上去一片光明、充满希望。然而，悲剧的是，这刚好发生在一场人类仪式之前，人类叫它圣诞节。为了过节，火鸡会被人宰了之后烤着吃。正如澳大利亚学者艾伦·查默斯（Alan Chalmers）笔下冷酷的文字：“对真前提的归纳推理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 ¹⁷

尽管归纳法有很多局限性，但我们还是得用它，因为这个世界并不像欧几里得的数学那样富有条理、逻辑严密且可以预测。用归纳法进行的论证很多时候都是对的，所以归纳主义者火鸡其实路子没错。归纳法背后的逻辑遵循了一条原则，大卫·休谟对此进行过很好的阐述：“ 那些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事，一定与我们经历过的某些事情相似。自然规律的一致性永远保持不变 。” ¹⁸ 这也是纳斯列丁的原则：我们见得着的事物可能会为隐匿不见的事物提供线索。时间可见的一面可能也会向我们讲述关于隐藏起来的那一面的故事，但我们对此无法确信。休谟的一致性原则实际上并非哲学或者科学定律，而是一种强有力的预感，或者更坦白地说，是一种“大胆相信”。正如休谟所说：“我们仅仅是出于习惯才认为未来会与过去一致。” ¹⁹ 过去，我们太多次见到太阳在清晨升起，所以我有充分的理由预料到它在未来依然会照常升起。我没有办法打包票，但这种预感挺对的，以至于我敢在这知识并不完善的世界下注。确实，没准儿我可以把自己的预测当作一个简单的事实。在2010年版的学术写作指南中，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就当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表示，“在某些情况下，有些发现所拥有的证据是压倒性的，也被绝大多数人认同。那么，把这类发现当作事实陈述或许是恰当的。即便没有使用表示不确定性的限定词也无可厚非”（参见表2.1）。有很多预测在过去一直准确，我们也把它们当作简单的事实。比如，藏传佛教中有几点关于死亡的思考非常有名，而这些预测都有十足的把握：

1．死亡无可避免。

2．我们剩余的寿命一直在减。

3．不管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死亡终究会来。

4．人生长短不定。

5．死有百般缘由。

6．人的肉身脆弱不堪。 ²⁰

我们对归纳法的运用并非仅仅是出于习惯或者盲目信任。归纳法如此有效且常见有着更深层的原因。虽然没有什么事情完全天注定，但我们的宇宙也不是混沌无序的，其中有章可循，它们也确保了规律性与趋势性的存在。比如在进行天文学研究时发现的规律与趋势，我们将之套用到未来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些规则多是或然性的。它们不能事先就把要发生的事情安排得明明白白，但它们能大体引领事物的方向，时而把握得松一些，时而紧一些。对于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些法则会给它们加上条条框框，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未来会真的比其他未来有更大的概率发生。例如，宇宙中最基本的法则中有一条是这么说的：引力总会让物体彼此靠近。在我们的宇宙中，引力作用对质子施加压力，恒星由此诞生。在过去的上百亿年间，恒星诞生的趋势都可以由这条法则来解释，但它无法决定具体某个恒星会于何时何地出现。归纳法虽然从不能打包票，但总让人感觉靠谱，结果也常常如此。这些在事物变化的基本规律中可见一斑。

趋势一旦被发现，它就可以用来生成关于未来可能性的地图或是模型。所有的生物体都多少可以就自己的未来做一番模拟，再就其中最有可能发生的未来做些准备，而我们人类的这一套操作则已经出神入化。关于可能的未来，我们会在脑中建构很多不同的模型，这是因为我们的感觉器官所能提供的确切信息少之又少。比如，我们的眼睛只能观测到电磁波谱的很小一部分。但是，自然选择给我们安装了可以填补内容的未来预测系统。该系统会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进行猜测，由此把缺环都补上。我们会在第4章中谈到这点。面对直奔自己猛冲而来的半挂车，我们只需匆匆瞥上一眼便足以模拟出未来的不悦景象：我会像虫子一样被碾压。但我模拟出的未来景象中也有好点儿的，所以我会躲到路边。

哪怕信息有缺失，思维也会自行脑补以完成形象建构。视觉假象向我们展现了这一点。“内克尔立方体”由区区十二条线段组成 ²¹ 。但是，在盯着它看了一会儿之后，你就能发现自己的思维竟会用如此匮乏的信息来建构眼前的景象。你很可能看到了一个三维立方体，但视觉假象生来就会让事物含混不清。它也让我们有机会见识到自己的思维在进行形象建构时是如何努力创造其他可能的。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的思维分不清立方体的正面究竟朝哪个方向，不知是上下还是左右。你盯着它看大约5秒，立方体就会翻转过来。孩子在玩耍的时候总会像这样搭建自己的玩具王国，对弈的棋手们同样会如此计算不同的走法。关于世界的样貌，艺术家们、科学家们也会这般探索不同的假说。建模是现代科学的一大基础方法，对于所有的未来思维来说，用有关过去趋势的信息建构不同的未来模型都是基础。没有什么模型是完美的，但正如英国统计学家乔治·博克斯所说：“所有的模型都是错的，但有的模型有用。” ²²

在进行趋势捕捉的时候，学会区分趋势的不同种类也很重要。趋势会有不同的形态。它们有的呈一条直线，有的呈指数级变化，还有的呈波浪形。又或者有的趋势变化太过无常，没法让人信心满满地做出预测。当然，对于未来思维来说，还是表现出规律的趋势最有用。一些现实领域中存在很多可靠的趋势，比如天体运行就是如此。人们用这些趋势来进行预测的话会很有力，而且有些时候连细节也不会错。你所在的位置下次看见月食是什么时候呢？天文学家能告诉你答案，还能告诉你月食会持续多长时间。在其他的领域就很少有规律的趋势，比如政坛。这是因为和所有生物体一样，人的行为实难预测。而在某些现实领域，想要满怀信心地进行预测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别让我预测10年后的利率会是什么水平。未来大多是一片漆黑。我们也需要在真实存在的和想象出来的趋势之间做区分，它们就是统计学家所说的 信号 和 噪声 。 ²³ 暮色将至，灌木丛晃动着，是树丛里藏着一头熊，还是风在恶作剧？

当各种各样的未来可能性变成了单一的当下时，决定性的那刻出现了。它充满了戏剧性，也颇有神秘色彩。所有的未来思维都在这一刻推向高峰。这时，我们必须做好预判并开始行动。未来思维一直在让我们为这一刻做准备。它让未来的可能性逐渐收窄，但它很难把范围缩小到仅有一种可能的未来。所以我的预测究竟该达到怎样的精确度呢？和所有的赌徒一样，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很棘手。我该为单个赢家（不管是赌马还是一家公司）赌上所有并指望它大获全胜吗？或者，我该把赌注分到几匹马或者几家公司头上吗？这样的话，我的赢面会大一些，但可能的收益也会少一些。每个在游乐场里算命的人都知道，在做预测的时候，你必须避免牵扯太多细枝末节（不然你的预测肯定是错的），也断不能过于宽泛（不然你的预测没人会感兴趣）。“你会遇到一个陌生人，他个子很高、皮肤黝黑、腰缠万贯，然后你们一个星期之内就会结婚。”这样的预测就可能太过于精确了，也不会准的。“你会遇到一个陌生人”，这么说可能是挺准的，但宽泛到一点意思都没有。“顺其自然”这样的预测尽可能做到了保险，但谁会买账？ ²⁴ 为此，尼古拉斯·雷舍尔有过这样一段描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预测的信息越多，它就越靠不住。反过来，越没有什么信息，它就越可靠。这样的总体原则很让人恼火。” ²⁵ 对于所有形式的未来思维而言，在笼统和精确之间寻找最合适的位置可能是它们所面临的头等难事。

了不起的是，所有的生物体都把这等难事处理得很好。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它们的未来思维机制都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改进。要不是有这样的本领，生命也不会在地球上存活将近40亿年。

未来在想象中的地貌：未来锥

我们对于各种未来可能性的概念是很模糊的，究其原因，是它与我们所持的关于过去的概念不同。我们关于过去的概念受限于细枝末节的证据，受限于具体的日期、名字和事件。所以，当我们尝试着对各种未来的可能性瞥上一眼时，也可以视之为阴云密布下的地形地貌，一切全靠想象。有些未来的地貌可能就跟画着远方群岛的中世纪地图一般花里胡哨，图上满是神话里的怪兽。但有的地貌可能出人意料地准确。我们如何想象未来的地貌就变得很重要。因为正如未来思维的第三条原则告诉我们的，想象中未来的样子会左右我们的行为，而我们的行为则会决定明天的我们遇见怎样的未来。

为了对这些未来的地貌有些印象，我们需要回顾未来锥的概念。下面的未来锥是从前文的爱因斯坦—闵可夫斯基光锥延伸出来的。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图描述的并非未来，这点很重要。它们所描述的是我们觉得自己在到达未来时会看到的地貌。

下面的三张图强调的是想象中未来地貌的最重要的几个特点。为了描述未来的不同区域，这几张图遵循了未来主义者喜欢押头韵的无厘头习惯（据我所知，这样做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他们用的形容词都是以字母P开头的形容词。请注意这些不同区域的具体位置都是随手画的，不宜过度解释。

作为带有目的性的主体，我们需要问自己关于未来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我们想要怎样的未来？我们的第一个未来锥想要反映的是我们自己的直觉。在我们的直觉当中，未来包含糟糕之地、美好之地以及很多介于它们之间的地貌形态。正常情况下，我们都会向着美好之地进发，那里就是乌托邦。我们对糟糕之地避之不及。

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样的未来最可能发生？也正是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会期望过去的趋势可被当作指南。但要说过去的趋势是否规律以及所能提供的指导效果如何，这些过去的趋势可就千差万别了。在诸如气象预报这样的领域，人们普遍会给可能性加上具体概率，并以此来预估天气变化。比如，在2010年版的学术写作指南中，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就提出了七个不同的程度。

就可预测性而言，我们的二号未来锥把这些程度简化为四个区域。对于这些可能性的百分比不用太较真，它们仅仅起到示意作用。

在二号未来锥外围颜色更深的区域中，我们很少发现什么有用的趋势，或者压根儿就发现不了。对于未来的可能性而言，它所能提供的指引也非常少。总体而言，预测未来似乎显得“荒诞不经”。明天会发生超新星爆发，把太阳系抹掉吗？我们真的不知道。据哲学家托比·奥德（Toby Ord）推测，它在未来100年间发生的概率还不到五千万分之一。但连他自己也知道这只是大胆的猜测。往里走几步，我们就抵达了“可能区”。在这里，事情仍然很不规律——没有什么足够可靠的趋势或者规律能让人信心满满地做出预测。这些未来可能会发生，但我们不应该下太多的注。在未来的30年内，核聚变技术会提供充足的清洁能源吗？有可能，但我们也不敢再说更大的话了。再往里进一步，趋势就更加可靠了。它所给的提示是“合情合理”，但不能笃定。在这个区域中你会发现很多进展是基于或然性的。我们可以预测最终累积的结果，但无法预测具体的事件，例如，我敢就铀的半衰期有多长打赌，但不敢拿具体某个原子何时会衰变来下注（这样下注就属于“荒诞区”的范畴）。在“合情合理区”，我们可以下注，但是得小心谨慎。最中意的赛马会赢得墨尔本杯吗？对于像人类和赛马这样带有目的性的生物体而言，他们横跨“可能”和“合情合理”两大区域。这让预测政治事件变得非常有趣，也非常难办。到2050年，世界各国的政要真的会认真遵守协议，把碳排放减到零吗？有可能，但你会为之押多少赌注？在未来锥的中央，我们发现一片叫作“很可能”的区域。在这里，我们所应对的事物进程是规律的、机械的，如同铁律一般。所以，即便是对单个事件的结果，我们也能信心满满地下注。在这个区域中，太阳每天早上升起，政府要收税，你我迟早会被熵击倒。化学家对这个区域很熟悉：把2，4，6—三硝基甲苯（也被称作TNT）点燃就会爆炸。在此，我们可以认为自己的预测具有“接近必然”的确定性。

现代科学和现代人思考未来的方式已经从更难预测的区域移向了更好预测的区域，我们在第7章中会看到这点。如今，天文学家可以追踪大多数近地小行星的运行轨迹。对于小行星是否会撞上地球的预测已从“荒诞”变为了“合情合理”。很多医学预测也按类似的方向演变，包括具体病症的死亡率预测。不管是人口增长还是全球气候的变化，关于它们的预测也大体如此。

在实际生活中，事物可预测性的程度随衡量它们的精细度变化。因此，和前面的四分法相比，对未来可能性的评估结果可能会有多得多的细微差别。美国统计学家内特·西尔弗（Nate Silver）针对政治和体育事件建构了一套预测系统。他表示，在不同类型的选举之间，美国的选举专家们会就其可预测性的程度进行区分：“预测众议院选举结果的准确性会比预测参议院选举结果的准确性差，而预测参议院选举结果的准确性又比不上预测总统大选。在预测党内总统候选人初选结果时，其准确性比起预测大选也要差不少。” ²⁷ 规律和趋势不会一成不变，不同的事件进程也会带来可预测性的变化。如果想要考虑这些问题，我们那四个表示可预测性的区域能帮上不少忙。不过，如果想要提供精确的结果，那它们可就没法糊弄了。

最终，三号未来锥把偏好性和可能性联系了起来。作为智慧哺乳动物，我们人类有强烈的欲望、恐惧以及其他情感，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我们的未来思维。有时显意识（意识心理）给我们的指令也会被它们推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分不清什么样的未来是我们想要的，而什么样的未来又是大概率会发生的。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曾告诉一位军官，他所使用的天气预报实际上在统计学意义上是随机的，所以没什么用。军官告诉阿罗：“预报的确难称优秀，这点统帅很清楚。但是，他需要用这些预报结果来制订计划。” ²⁸

大多数未来思维都是强烈的情感使然。对于无法预测的未来，我们不会付诸什么情感，也不会费脑子去想。它们就是二号未来锥最外围的“荒诞区”。对于预测时可以八九不离十的未来我们也不会太担心，它们处于“很可能”这一区域中。临刑死囚所表现出的泰然自若便属于这一区域。“可能区”和“合情合理区”才是强烈情感的汇集之地。在这些区域中，我们看到了预测并左右自己所在乎的未来的希望。这里是“红区”，它让我们对预测并掌控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有了激情和热望。这些区域的存在把人们送到了占星师和算命先生的跟前，也正是这些区域让当代的企业高管们斥巨资去雇用经济预测师。专家级的预测师会提出信心满满的建议，也会消弭人们因未知而生的痛苦不安。不过，当预测错到离谱时，他们也可以充当替罪羊。 ²⁹

紧迫性与可预测性在“红区”相会。其他生物体与未来的关系也在这里定形，而这便是我们下一章的主题。 DU/bR8BKOc4buyveX5y6dmWqQmKRdQHFtgK1R6IzLzhvullU3cRKW0wt5HBYDQQ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