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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典著作《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中，社会学家史蒂文·卢克斯区分了权力的三重维度。其中，第一维权力就是做出决策的权力，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之上的能力，我们可以从决策制定过程中找到真正的大权在握者；第二维权力是设定议程的权力，这种权力让掌权者有能力使某些选项根本不被提上议程；第三维权力则是最隐秘、最“高级”的权力，因为它是塑造他人意愿和想法的权力，是让他人接受甚至喜好有损其自身利益之物的权力，也就是意识形态权力。在《规则的悖论》中，左翼无政府主义者大卫·格雷伯为我们揭示的就是后两个维度的权力，也就是官僚制如何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无孔不入，不仅令我们无处遁形，无法想象其他可能，甚至还让我们发自内心地赞美它。
我们当然不是没有怨言。所有人，大到买房子，小到给电动车上牌照，都希望少往政府机构跑几趟，都希望流程能更简单一些。作为大学老师，我最烦心甚至恐惧的不是科研，更不是教学，而是报销流程。事实上，对官僚制的反思是社会学这门学科自成形之日起就不可或缺的重要关怀。且不说奥古斯特·孔德和赫伯特·斯宾塞的零星观察，也不说埃米尔·涂尔干有关“契约中的非契约元素”的洞见，仅仅是马克思和韦伯对官僚制的分析，就足以跻身人类思想史上最耀眼的星光。到20世纪中叶，对官僚制的系统思考进一步影响到经济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等学科，催生了公共选择、街头官僚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理论。但从70年代开始，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的学者忽然对官僚制失去了兴趣。它似乎成为学术研究的给定前提，而不再是催生灵感的矿藏。
对官僚制兴趣的消退在现实政治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更为深刻。格雷伯在导论中谈到了西方社会的“政治灾难”，我读到此处不禁击节称叹，因为这正是我在美国多年的观察和感受。无论意识形态光谱如何，人们都不会否认，对官僚制的反抗是左翼思潮萌芽的动力与关怀，20世纪60年代席卷西方的民权运动既是左翼运动，也是对官僚制的反抗，体现了人们对日渐加深的社会控制的担忧。但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渗透，西方社会传统的福利体制不复存在，“反官僚”悄然成为右派话语，并成为其推销市场模式的利器；反之，左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既有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他们强调渐进改革，强调国家的调控，强调将市场机制纳入官僚制本身的框架。为什么是灾难？因为左派失去了批判性。在激进左派被主流社会视为异端邪说，温和左派以资本主义拯救官僚制（或以官僚主义拯救资本主义）的做法屡屡成为二者最坏元素杂糅的情况下，曾经和精英主义画上等号的右翼立场转身为平民代言。这正是民粹主义在今日之全球泛滥的根源和缩影。
再来看右派对官僚制的批判。作为启蒙运动的延续，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欧洲自由主义将官僚制在内的国家与政府视为“封建余孽”，认为基于个人主义的人的自由联合才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问题在于，官僚制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日渐枝繁叶茂。到了20世纪，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以詹姆斯·M.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及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直接将官僚制视为民主之危险的体现，或曰“善意之暴政”的写照。然而，历史上实际存在的市场制度往往是政府主导的产物，而旨在破除官僚制的繁文缛节的政策通常会以官僚制的进一步膨胀而告终，这正是格雷伯所说的“自由主义铁律”。以“放松管制”为例，格雷伯犀利地指出，人们随心所欲地使用这个词，却从未说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就银行而言，造币权不可能交给个人或私有企业，因此总是成为掌权的少数金融集团控制市场的话语利器；也就是说，最后总是沦落为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力合而为一，公共财物被大肆掠夺。这就是格雷伯所说的“全方位官僚化”。
发生了什么？官僚制是如何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甚至不可或缺的生活中的一部分的？为官僚制所困的学者为什么不再谈论官僚制？格雷伯给出了饱含洞见的社会学解读。
首先，随着美联储在1971年放弃美元金本位，美国社会开始走上资本金融化之路，这使得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与工人的松散利益共同体关系解体，公司高层投身于大股东，最终导致投资者和管理者的结盟，信奉左翼理念的管理精英成为官僚体系的一部分，与工人阶级渐行渐远。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影响深远，因为官僚制全面渗透政治、科学、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文凭化”就是官僚制入侵的典型体现。
其次，官僚制成为一种“规则的乌托邦”。韦伯虽然对官僚制的“理性铁笼”痛心疾首，却也对官僚制对于规则或曰“程序正义”取代“人治”而欢欣鼓舞，认为这种“贤能政治”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格雷伯无情地戳破了这种假象。我们谁都知道，规则有空可钻，规则是让人觉得这个社会很公平的假象，规则时常沦为特权者暗度陈仓或堂而皇之大肆掠夺的工具。
再次，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愚蠢”的社会情境建立在结构性暴力之上。格雷伯说的暴力并非隐喻，而是实实在在的对他人的身体伤害。虽然我们多数人自认为“岁月静好”，不担心他人对自己的身体侵犯，但这正是因为我们屈服于自身所处的结构性安排。一旦越轨，一旦我们向这个结构提出挑战，暴力的威胁立刻不请自来。一个例子是性别暴力——格雷伯正确地指出，一旦女性向主流性别规范发起挑战，性侵犯的发生率立刻急剧攀升。种族、教育、意识形态同样如此。换言之，没有字面意义上的暴力为隐含前提，符号暴力就不可能存在。进一步地，暴力是一种（而且可能是唯一一种）无须沟通便可产生社会影响的人类行为。沟通意味着双方关系的相对平等，而真正的不平等是无须沟通的，或者说唯一的沟通形式就是铁拳。无论是亲友相处还是两国关系，关系的维系都需要“阐释性劳动”，也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看问题，而简单粗暴的身体伤害可以跳过这一切。再进一步地，结构性暴力产生了一种不对等的想象或阐释结构，其中被统治者需要小心翼翼地揣摩他所处的社会场景，尤其是掌权者的心态，而掌权者完全无须考虑被统治者如何想。也就是说，阐释性劳动基本只属于无权者。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官僚制的“愚蠢”其实根源于结构性暴力。
第四，技术并不是价值无涉的，技术进步的方向和速度往往取决于社会因素。我们常说这是一个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确实，我在读大学时从未想到纸质书的生存如今都成了问题。但如果我们回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回到戴红领巾的我们展望21世纪的年代，回到《星球大战》刚刚上映的年代，我们会发现技术革新的速度并没有那么快。格雷伯给出的答案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针对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革新步伐就已大大放缓，资本转而流向意在强化社会控制的技术。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的威力：它将政治诉求凌驾于经济诉求之上。换言之，资本主义致力于让自己看起来是唯一可行的选项，而不是实际上带来最优经济后果的选项。可是，那些资本大量涌入的科技领域同样没有取得预期的突破，这又是怎么回事？格雷伯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权力主导的官僚制早已渗透大学、研究所和企业，使得研发的目的在于快速市场化，快速获得利润，而非独创性研究。大学老师被迫将大量时间耗费在填表、写项目书和相互推销上，体现的正是官僚制的威力。不仅是理工科，文科同样如此。格雷伯感叹道，这个时代再也没法出现第二个米歇尔·福柯了。确实如此，哪怕在五六十年代，社会学家的典型形象仍是出没于市井之间、不修边幅的怪人；时至今日，典型的社会学家成了坐在电脑前写课题申请书或项目预算、手下有一群年轻人为其打工的“团队老板”。
最后，官僚制已经彻底俘获了我们，因为它最吸引人之处正在于它的韬曜含光：它让一切看起来那么井井有条，那么容易预测，那么合情合理。毕竟，社会结构最厉害的地方是它让我们每一个人忘了自己是能动者，忘了这个社会秩序正是由我们自己所创造的。官僚制让我们乐此不疲地“做游戏”，研究游戏规则，不惜头破血流以成为游戏的胜利者，却不给我们“玩”的机会，甚至让我们对“玩”心生恐惧。
那我们又能怎样？投身于格雷伯所倡导的全球正义运动？那是另一个大的议题了。但在这本书中，格雷伯已经为我们做得够多。如果你已经意识到了某些东西的愚蠢，那就认真思考一下它为什么如此愚蠢吧。正如格雷伯在书中所引的一段宣言：“为了获得自由，我们必须在既存现实的外壳上凿出窟窿，锻造新的现实，而它也将反过来塑造我们。不断置身于新的情境之中，唯有如此才能确保你在做决定时摆脱习惯、习俗、法律或偏见的惯性——而这些情境要靠你去创造。”
李钧鹏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国际社会学评论》（International Sociology Reviews）主编
2022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