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抗拒死亡

1765年，一个名叫詹姆斯·福布斯的小男孩在英国登上了一艘船，前往孟买，这一年他15岁。 到达孟买后，福布斯加入了东印度公司，在之后的19年里，由于工作原因，他不断在印度次大陆来回穿梭。一路走来，福布斯将自己培养成了博物学家和艺术家，画过那里的鹎鸟，也为帕西人画过肖像。当福布斯离开印度回到欧洲时，他已经累计创作了5.2万页的文字和艺术作品。

回到家乡后，福布斯开始整理自己的作品，并于1813年出版了《东方回忆录》（ Oriental Memoir ）。这本书足足有四卷，带着那些守在火炉旁的英国读者体验了一次奢华的印度之旅。《月刊》杂志对这本书给予了盛赞：“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部 精彩绝伦 的作品。” 编辑们认为，福布斯凭借自己广博的见识，让人们将来的印度之行变得毫无意义。“他几乎没有给未来的旅行者留下任何探索新鲜事物的机会。”

在旅途中，福布斯在讷尔默达河岸边的一棵大榕树前停了下来。数百根枝丫伸向天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树冠，投下的阴影足以遮蔽7 000名士兵。当地的一位酋长不时会造访这棵树，在树下举办大型的庆祝活动。他搭起奢华的帐篷，用作餐厅、客厅、酒吧、厨房和浴室。除此之外，还有足够的空间来妥善安置他的骆驼、马匹、马车、警卫和侍从，以及他的朋友们和他们带来的牛群。

这棵榕树也是鸟类、蛇和叶猴的家园。福布斯观察到这些猴会教它们的幼崽如何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教它们如何杀死危险的蛇。福布斯说：“当这些猴子确信蛇的毒牙已经被除掉时，它们会把这些爬行动物扔给它们的幼崽玩，似乎对消灭了一个共同的敌人感到高兴。”

福布斯的一位朋友曾在一次狩猎活动中造访过这棵榕树。他用猎枪射杀了一只母猴，然后把尸体带回了自己的帐篷。帐篷外响起了刺耳的尖叫声，狩猎者向外看时，发现帐篷周围有几十只猴子。福布斯写道：“这些猴子大声地尖叫着，以一种威胁的姿态逐渐靠近。”

福布斯的朋友挥舞着猎枪。猴子们都后退了，但有一只除外，这只雄猴似乎是这个猴群的首领。这只猴子逐渐靠近狩猎者，带着咄咄逼人的气势不停地叫喊。但最终，它的叫声变成了“悲伤的呜咽”——福布斯如此描述。

狩猎者觉得，这只猴子似乎是在乞求死去母猴的身体，于是他把尸体还给了它。

福布斯写道：“它怀着悲伤，温柔地将母猴抱在怀里，带着夫妻般的爱意拥抱着她，然后以一种胜利的姿态将母猴带回猴群，回到那些仍在焦急期盼着的同伴中间。”猴子们离开后，狩猎活动的所有参与者都大受震撼。“他们下定决心，再也不会把枪对准任何一只猴子了。”

福布斯讲述的这个“悲伤呜咽的猴子”的故事影响很大，在英国人中流传了好几十年。 这似乎与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动物大脑的看法背道而驰。人之所以能够理解生命，是因为人拥有理性思维。通过对生命的理解，人也能在死亡中看到生命的极限。但在这个故事中，这些野蛮的家伙在哀悼时表现得与人极其相似，它们似乎知道它们的同伴生命已逝。一些人可能会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猴子的大脑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但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我们人类在对生与死的认识这个问题上太过自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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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福布斯关于哀鸣的猴子的故事，还有其他一些关于悲痛的灵长动物的故事，而对这些故事最着迷的人应属查尔斯·达尔文。达尔文在他快30岁的时候构想出了演化论，那时的他就认识到，这个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其他物种的起源，也可以解释人类的起源。从我们的解剖学特征中，达尔文能看到演化遗留的痕迹，这些痕迹与黑猩猩和其他猿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拜访了伦敦动物园的一只红毛猩猩，从这只雌性红毛猩猩像人类一样的面部表情中也可以看出这样的演化痕迹。此外，他还能从灵长动物表现出某些情感的故事中看出这一点，因为这些情感曾一度被认为是人类所特有的。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悲痛的故事。达尔文在他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 The Descent of Man ）中写道：“母猴对失去幼崽非常悲痛，这必然会导致某种类型的死亡。”

近一个世纪后，科学家才开始定期前往猴子和猿类的野生栖息地，对它们的行为进行详细观察。开始这种观察后不久，科学家就发现这些灵长动物对待死亡的方式非常引人注目，因此开始积累他们关于这些故事的第一手材料。研究人员开始将这些故事本身视为一个科学问题，他们称之为灵长动物死亡学（primate thanatology）。关于灵长动物面对死亡的第一个现代记录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记录者是珍·古道尔（Jane Goodall）。 当时，这名年轻的英国博物学家前往坦桑尼亚，与黑猩猩生活在一起。一天，古道尔正在观察一只雌性黑猩猩，她给这只黑猩猩取名奥莉。奥莉最近刚产下过小黑猩猩，但古道尔看得出小黑猩猩的身体不太好。“这只雄性的小黑猩猩四肢软弱无力，一直耷拉着，”她后来回忆道，“它的母亲每走一步，它几乎都要尖叫。”

由于小黑猩猩太虚弱，抓不住奥莉的毛发，奥莉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把它抱在怀里。奥莉把它抱到一棵树上，自己先坐在一根树枝上，然后轻轻把它放在自己的大腿上。一场暴风雨来袭，黑猩猩和古道尔都在倾盆大雨中被淋了半个小时。放晴后，古道尔看到奥莉再次从树上爬下来。小黑猩猩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它的头和四肢都无力地从身体上垂下来。古道尔这时注意到，奥莉对待孩子的方式有些不一样了。

古道尔说：“奥莉好像知道孩子已经死了。”

奥莉现在不再那么小心翼翼地抱着小黑猩猩了，它会抓住孩子的一条腿或一只胳膊。有时奥莉还会把它的身体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奥莉一直带着自己的孩子，看上去有些恍惚。其他黑猩猩呆呆地望着奥莉和它死去的孩子，但奥莉只是发呆。最后，古道尔在奥莉穿过茂密的灌木丛时跟丢了目标。直到第二天她才追上奥莉。孩子不见了。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其他灵长动物学家也观察到了其他母亲对失去婴儿产生类似奥莉的反应。他们还观察到年轻的大猩猩整夜守在死去的母亲身边。在科特迪瓦的森林里工作时，克里斯托夫·博施（Christophe Boesch）曾偶然发现地上有一具黑猩猩的尸体。它看上去好像是刚从树上掉下来死掉的。博施后来看到另外五只黑猩猩来到了这里，也发现了尸体。它们迅速爬上周围的树冠，在那里大声叫喊了几个小时。

我们对“活着的含义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理解，一部分来自对我们自己生命的认识，还有一部分则来自我们能够区分生命体和非生命体的直觉。但它也源于我们对生与死之间差异的理解。换句话说，活着就是没死。人类并不是通过逻辑和演绎才领悟到这一点的。我们对死亡的理解不像达尔文构想演化论，也不像汤姆森发现电子。这种理解源于古老的直觉。

动物可能在几亿年前首次演化出对生命体和非生命体的不同行为。今天，哺乳动物、鸟类，甚至鱼类 都能被腐烂尸体的气味熏跑。这种令人作呕的死亡气味来源于某些在空气中传播的分子。对于这些分子，光听名字就能让人联想到死亡，比如 尸胺 和 腐胺 。 但这些分子并不是由死亡产生的，而是由死亡发生后生长的生命产生的。在一只动物死亡后，它的细胞会自毁，成为体内细菌的食物。这些细菌会穿过肠壁，扩散到全身。释放出的尸胺和腐胺不过是它们新陈代谢的副产物罢了。这些副产物对我们其实并没什么危害。即便我们闻到这些散播在空气中的气味，也不会像闻到沙林或氰化物那样要了我们的性命。但我们的祖先还是演化出了对这些分子很高的敏感性，以及哪怕闻到一丁点这样的气味都会退缩的本能反应。这是因为，它们是标志着死亡危险的可靠信号，即使这些信号本身并不危险。

灵长动物死亡学为我们解开了许多秘密，比如，我们现在知道，在7 000万年前，我们类似猴子的祖先不必等到它们死去的同胞开始腐烂才意识到它们身上发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大事。 一些科学家认为，这种对死亡更加敏锐的感觉其实源于对生命更加敏锐的感觉。当一只灵长动物死亡时，它周围的同伴仍然可以看到像眼睛和嘴巴这类能触发它们生物检测环路的特征，但专门用于检测生物运动的环路却记录不到任何信息——甚至记录不到眨眼。这些相互矛盾的信号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动物有时会经常整夜地坐在死去同类的身边。它们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理解这种认知冲突，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把与自己共同生活了多年的同伴归为无生命的那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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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约3 000万年前，猿类的谱系——未来会产生红毛猩猩、大猩猩、黑猩猩以及人类的演化分支——从其他灵长动物中分离了出来。对黑猩猩的研究表明，我们共同的猿类祖先演化出了较深层次的死亡意识，这有可能是因为它们演化出了更大、更强的大脑。黑猩猩不仅会在同伴死亡时做出不同于以往的反应，它们还表现出了能够识别生死因果的迹象。它们的行为表明，它们知道如果从树上掉下来或者被豹子攻击，生命就有可能终结。

我们自己这支谱系大约在700万年前从黑猩猩的谱系中分离出来。早期的原始人逐渐演化成在林地中直立行走。除此之外，他们与其他猿类看起来并没有太大不同。化石记录中也找不到任何迹象表明他们与其他猿类在对待死者的方式上有什么区别。仅仅在过去几十万年的时间里，现代死亡意识的迹象才首次出现。 其中年代最久远的迹象自然也最模糊。

在非洲和欧洲的几个洞穴中，古人类学家发现了一些早期人类的骨骼。这些早期人类属于我们 人属 ，但分属两个不同的种： 海德堡人 和 纳莱迪人 。至于他们是如何出现在这些洞穴里的，有一种可能是，这些早期人类骨骼被隆重地抬到他们的安息之处，然后被从洞穴的岩缝中扔了进去。但就目前来说，证据还很不完整，所以无法下定论。也有可能是捕食性动物把这些早期人类拖进了洞穴，还有可能是大洪水把他们冲了进来。

能够充分证明出现了一种新的死亡概念的最早证据可以追溯到大约10万年前。我们所属的物种—— 智人 的成员开始举行葬礼了。在以色列的洞穴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精心放置的骨骼，周围环绕着鹿角、赭石块和来自遥远海岸的贝壳。在澳大利亚，大约4万年前，土著居民就已经开始为死者挖坟墓。这些仪式体现出了举行这些仪式的人所拥有的想法。他们理解死亡的方式是其他灵长动物都不曾有过的：疾病和伤害是造成死亡的原因，不可逆转。他们小心翼翼地埋葬死者的遗体，以此来纪念逝者。

当人们开始举行这类葬礼时，他们已经能够流利地使用语言进行交流。那些曾经回荡的歌声和讲过的故事早已远去。要追溯我们关于死亡概念的起源，现在只能依靠世界各地人们的书面记载和口述传播的话语。显然，人们对死亡有很多解释，但人们在做出这些不同的解释时也有一些共同点。人们不会只是简单地把死亡看作一种身体上的变化，他们还会将死亡视为一种社会变革。有些文化认为死亡是一种分离，因为死者会去另一个世界旅行。还有一些文化认为死亡是一种彻底的改变，能够让他们的祖先与他们永远在一起。与此同时，佛教徒认为死亡是自我的消失，就像黎明时分草叶上的露珠蒸发消散在空气中一样。

在给死亡提供一个具体的解释方面，西方科学界进展缓慢。这个任务主要留给了医生，但医生们忙着挽救生命，没有时间解释这种他们试图尽力避免的东西。医学史家埃尔温·阿克尔克内希特（Erwin Ackerknecht）曾写道：“医生很少讨论所谓的死亡的意义和本质，他们不得不把这个问题留给哲学家和神学家。”

有证据表明，第一位以科学方式研究死亡本质的医生是法国的格扎维埃·比沙（Xavier Bichat）。 在18世纪晚期，他研究了人和动物死亡的瞬间。罪犯在断头台上被处决后，比沙会检查他们被砍下的头和无头的身体。他还将活着的狗的胸腔切开，在气管上装上旋塞。只要轻轻扭动一下，他就能将进入狗肺部的气流关闭。他发现，在狗的血液从红色变成黑色后，死亡就不远了。

这项可怕的工作让比沙看到了心脏、肺和大脑——人们后来将其称为“生命三支柱”——之间的密切联系。如果肺衰竭了，它们就无法将暗红色的血液转变为红色，而红色的血液是大脑运转所需的维持生命的形式。如果心脏衰竭了，它就无法向其他两种器官输送血液。当比沙损毁动物的大脑时，他发现心脏和肺部之间的一个重要联系被切断了，这最终会导致动物死亡。比沙能够看出，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无法垄断生命的力量，这些力量分布在全身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中。

“生命，”比沙总结道，“是抵抗死亡的各种功能的总和。”

比沙看到了一条划分生死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非常清晰，但这是比沙研究的各种生命的形式导致的。被斩首的罪犯和被放血的狗应该属于哪一边，这几乎没什么争议。但如果比沙研究的是其他动物，他就有可能遇到一个模糊的边界。

17世纪晚期，荷兰商人安东尼·范·列文虎克（Antonie van Leeuwenhoek）精心制作出了第一台能够观察微观世界的显微镜。池塘里的一滴水可能包含一大群奇形怪状的东西。它们看上去与宏观世界中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但它们在移动，它们的移动触动了列文虎克对“是什么让事物拥有生命？”的直觉。他认为这些东西是微小的动物。当他的报告发表在《皇家学会哲学汇刊》上时，他的英文译者使用了“微动物”（animalcule）这个词。列文虎克在报告中说：“这些微动物在水中的运动速度如此之快，运动线路如此多样，上下运动或者环绕运动都可以观察到，看到这一幕真是太棒了。”

列文虎克之后又发现了红细胞、精子细胞、细菌、原生动物和许多微型动物物种。1701年的一个夏日，他注意到房子门前挂着的铅皮天沟里满是微红的水。他舀出一些，取了一滴放在显微镜下。这时，他看到了一种之前从未见过的微小动物。这些小生物的形状有点像梨，头上还长着两个轮子一样的东西。（今天，这种生物被称为轮虫，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举着轮子”。）

之后，列文虎克让显微镜下的水蒸发掉了一些。他以前曾在其他微动物上做过这个实验，通常它们会在变干后爆裂。但这一次，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轮虫完全变干后，它蜷缩成了一个小号的自己，然后一动不动。列文虎克记述道：“它完好无损地保留了椭圆形和圆形的形态。”

随着夏天的来临，天气又干又热，列文虎克家天沟里红色的水干涸成了灰尘。他决定在这些灰尘中寻找轮虫。他在灰尘上撒了一点水，然后用显微镜观察这些水滴。他发现了更多缩小的轮虫，一动不动地躺在一起，就像死了一样。但在浸泡了一段时间后，它们开始变大并开始移动。

列文虎克后来写道：“不久之后，它们开始伸展身体，半小时后，至少有上百个在玻片上游来游去。”

列文虎克把天沟里剩下的灰尘都储存了起来。几个月后，他又把它们拿出来，和水混合在一起。轮虫伸展它们的身体，活了过来。是的，即便过了这么久，它们仍然活了过来。

他说：“我承认，我从未想过在如此干燥的物质中会有任何生物。”

40多年后的1743年，一个名叫约翰·尼达姆（John Needham）的英国博物学家发现了另一种能够复活的生物。尼达姆一直在研究患有穗瘿病的小麦茎秆，这种病会导致小麦的谷粒膨大变黑。农民们把这些病谷称作“胡椒粒”。当尼达姆切开一粒“胡椒粒”时，他发现里面有一团发干的白色纤维。他在里面加了一滴水，希望能更容易地把它们分开。

《皇家学会哲学汇刊》上记载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他大吃一惊的是，这些被认为是纤维的东西瞬间就彼此分离，有了生命，开始随机移动。是扭曲着而不是渐进式地移动，就这样持续了9个或10个小时，直到他把它们扔掉。”

尼达姆发现的是一种线虫的幼虫，现在我们把它们称作小麦粒线虫（ Anguina tritici ）。但在当时，许多博物学家并不相信他。皇家学会将尼达姆的小麦交给了另一名博物学家亨利·贝克，请他来做出评判。贝克按照尼达姆说明的方法进行了操作，虫子活了过来。这激发了贝克自己的好奇心，他接着做了更多的实验。在其中一项研究中，他将一些“胡椒粒”储存了4年。在经过这么漫长的一段时间后，这些虫子依然存活了下来。当向它们白色的纤维中加入水时，贝克观察到了更多蠕动着的生命。

贝克在他1753年出版的《显微镜的应用》一书中郑重地写道：“我们发现了一个例子，说明 生命 可以被暂停，就像被摧毁了一样。” 但对于这些线虫是怎么保住自己的（用贝克的话说）“生命力”的，他不敢猜测。“生命 究竟是什么 ，这似乎太过复杂，使我们难于理解和定义，只能靠我们的感官去辨别和审视。”

很快，第三种动物就加入了线虫和轮虫这支不死生物的队伍。水熊虫（tardigrade）看上去就像一只没有头但有八条腿的熊。虽然名字里带着“熊”字，但它体型极小，差不多只有这句话末尾的句号那么大。博物学家们先是在苔藓上发现了爬行的水熊虫，后来在潮湿的土壤、湖泊甚至海洋中都发现了它们潜伏的身影。当研究人员让水熊虫变干时，这些动物就会把腿缩回去，使它们看上去就像芝麻一样。只要在水中待上几分钟，它们就会再把腿伸出来。

许多博物学家根本不相信会有生命在经历如此干燥的状态后还能活下来。他们认为，一定是有什么更简单的事情正在发生。比如，或许这些脱水的动物已经死了，当科学家们再将它们放在有水的环境中时，他们只是唤醒了潜藏的卵，使这些卵孵化出了新的动物。这场激烈的争论持续了数十年，争论的双方后来被称为复活论者和反复活论者。这场争论愈演愈烈，最后法国最主要的生物学家组织——法国生物学学会于1859年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花了一年时间进行实验后，这些科学权威发表了一份140页的报告，得出了支持复活论者的结论。然而，反复活论者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在与他们抗争，反对这一结论。

今天，所有的生物学家都是复活论者。毫无疑问，水熊虫、线虫和轮虫能够变得非常干燥，然后复活。研究人员对这些动物研究得越多就越会发现，它们能在极限状态下生活的时间其实更长，之后仍然可以回到生命的世界里。20世纪50年代，一组研究人员在南极洲采集了一些处于干燥状态的水熊虫。他们把这些动物冷藏了30年，之后给它们提供了水和合适的温度，这些动物就再次回到了生命的世界，而且和之前一样健康。占据“胡椒粒”的线虫存活的时间更长，在变成没有生命的纤维32年后也能成功复活。

近几十年来，科学家已经将蝇、真菌、细菌和其他一些物种加入到可复活物种的队列中。在南极洲，由于冰川消融，一些已经干燥并冻结了至少600年的苔藓裸露了出来。科学家们只稍加培育了一下，这些苔藓就长出了绿色的新芽。在西伯利亚，科学家们偶然发现了3万年前冰河时代松鼠挖掘的洞穴，洞中有一种名为狭叶蝇子草的植物的干枯花朵。经过科学家们的培育，这些干枯花朵碎片最终长成了健康的植株，还结出了种子。

今天的复活论者还没弄清楚这些生物究竟是如何在这种转变中生存下来的。就普通的物种来说，水对于每个细胞中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一系列化学反应都至关重要。水还可以帮助细胞的各种膜保持适当的油性黏稠度，可以包裹蛋白质，使它们的分支和折叠片层保持恰当的排列结构。当细胞失去水分时，化学反应就会慢慢停止。蛋白质会黏附在一起，形成有毒的团块，而细胞膜则会变成黏性的果冻状。我们的身体可以承受短暂的少量水分流失（这时肾脏产生的尿液会减少；心跳会加快，以增加向细胞输送的氧气），但一旦我们失水超过体重的几个百分点，我们的器官就会开始衰竭，死亡很快就会随之而来。

而另一方面，水熊虫这类生物则可以失去身体里几乎所有的水分。你可能会提出异议说，它们已经不再活着了，因为它们不能进行生命所需的化学反应。然而，它们也没有死。如果你给刚死于脱水的人身上倒些水，他们肯定不会坐起来。在你面前的，只是一具潮湿的尸体。但如果你把水倒在一只完全脱水的水熊虫上，大约几分钟后，它就会变回一只能够移动、觅食和生殖的动物。这个灰色的地带有一个专属的名字：隐生（cryptobiosis）。一些科学家将其描述为“生与死之间的第三种状态” 。

当隐生生物开始变得干燥时，它们很容易就会进入一种停滞状态。有些隐生生物应对脱水的办法是制造出一种糖——海藻糖。海藻糖拥有特殊的化学结构，能够帮助蛋白质保持恰当的形状，在这方面，海藻糖所起的作用与水差不多。但与水不同的是，海藻糖在干燥条件下不会蒸发。这种“假水”的供应为正在脱水的生物赢得了更多时间，从而能够为长时间的隐生做准备。还有许多隐生生物会制造出一批新的蛋白，这些蛋白能连接在一起形成一种玻璃状的生物结构，将细胞的DNA和其他分子以三维形式埋藏起来，以此做好准备，如果重新获得水分，它们就可以复活了。

第三种状态承受极端环境的能力非常惊人，它赋予生物体的能力不只是抵抗脱水，还使生物体可以在外太空生存。

2007年，一个科学家团队在德国和瑞典收集了一些水熊虫，将它们彻底干燥后装进了一个罐子里。这个小罐被一枚环绕地球轨道运行的俄罗斯火箭送上了太空。在10天的时间里，这些动物直接暴露在太空的真空环境中。但在回到地球后，一点水就又让它们复活了。

2019年，水熊虫被送到了宇宙的更深处。方舟使命基金会（Arch Mission Foundation）开始着手创建“地球备份” ，这是该基金会创始人在接受《连线》杂志采访时提到的重要项目。他们创建了一个微型的“月球图书馆”，里面存储了3 000万页的信息以及一些人类DNA样本和上千只完全脱水的水熊虫。以色列的一家私人航空公司将这个“图书馆”放在了月球探测器“创世纪”（Beresheet）上，之后“创世纪”被发射升空，目标是月球。

但探测器的引擎在着陆前突然失灵了，以色列的工程师再也无法找到它的踪迹。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探测器撞上了月球。“月球图书馆”很可能就那么安然无恙地躺在撞击地点。在水熊虫等待的时间里，地球在它们头顶那片天空中起起落落，它们的细胞被牢牢禁锢在生与死之间的玻璃坟墓中，等待那永远不会再来的“复活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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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列文虎克将他的小动物们置于死亡一般的状态时，整个欧洲的人都在担心他们自己可能也会陷入像死了一样的状态中。他们阅读的一些小册子里讲述了许多关于疾病发作的恐怖故事，这些疾病发作时会让受害者没了呼吸，没了心跳。 人们误认为他们已经死了，便将其下葬，当他们在棺材里醒来时，一切都太迟了。

人们对这种哥特式的可怕情形十分恐惧，这种恐惧在整个18世纪不断积蓄，到了19世纪更是有增无减。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在他1844年出版的小说《活埋》中讲述了这样一个噩梦般的故事。“生与死之间的界限最理想的状态也不过就是模糊的，”爱伦·坡写道，“谁能说清楚一个在哪里结束，另一个又在哪里开始呢？”

一些家庭被这些故事折磨得都快疯掉了，于是他们购买了装有绳子和铃铛的棺材，以便他们“没有完全离开”的亲人和爱人可以发出提醒。在19世纪，许多德国城市建造了奢华的“等待停尸间”，表面上看已经死亡的人可以先安放在那里，等到尸体腐烂之后再移走下葬。19世纪80年代初，马克·吐温在慕尼黑旅行时参观了其中一处。

“那是一个可怕的地方，”他后来写道，“房间两侧有一些很深的壁龛，像飘窗一样。每个壁龛里都躺着几个大理石般面孔的婴儿，几乎完全隐藏在鲜花丛中，只能看到他们的脸和交叉的双手。这五十个大大小小静止形态的婴儿的手指上都套着一枚指环，指环连着一根铁丝，通向天花板，再从天花板连接到看守室的铃铛上。”

这完全是在费尽心思地浪费时间：是谣言助长了人们对过早埋葬的恐惧，而不是证据。但如果没有一种又快又准的方法来确定人们确实已经死亡，医生们就无法安抚那些仍然惴惴不安的亲属。对此，一位医生建议给病人用烟草烟雾灌肠。如果他们没有反应，就可以稳妥地宣布他们已经死亡。到了19世纪中期，许多医生开始采用新发明的听诊器来做出判断。哪怕只听到一次微弱的“扑通”声，也意味着病人还活着。只有长时间的沉寂才是可靠的信号，代表病人确实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比沙已经认识到为什么心脏停止跳动是死亡降临的可靠信号。心脏与大脑和肺共同构成生命三支柱，如果心脏衰竭，其他两个器官也会衰竭。在20世纪，科学家们从细胞层面描述了整个情形。如果心脏不能从伤痕累累或充满液体的肺部获得足够的氧气，心脏就可能会衰竭。心脏细胞需要氧气和糖来制造燃料，如果没有燃料，它们就不能收缩。如果它们不能收缩，那么心脏就不能将血液输送到大脑。脑细胞甚至比心脏细胞更需要氧气，缺氧几分钟后，它们就会开始死亡。

头部受到重击也会让心脏停止跳动。撞击会导致大脑撞向颅骨内壁，撕裂脆弱的血管。在脑出血后，大脑会出现水肿进而被后方的颅骨挤压，然后向下肿胀至颅骨底部的开口。压力切断了整个大脑的血液供应，也就切断了很多脑组织的氧气供应。脑干——大脑中为心脏跳动和肺部呼吸发出所需信号的区域——通常是大脑中最先死亡的部分。

比沙认为，通过理解死亡，医生将能够更好地保护生命。这一点没错，医生们学会了如何通过输血来治疗失血，学会了如何阻断毒物和抗击病原体。20世纪初，美国医生迎来了一轮脊髓灰质炎疫情，这场疫情导致了数千名儿童瘫痪，并慢慢窒息而死。工程师们开发了铁肺让这些小病人能够呼吸。 铁肺利用泵在孩子的身体周围产生负压，从而使空气进入他们的肺部。事实上，铁肺所起的作用是在一段时间内支撑起生命支柱，直到孩子们击退病毒，恢复自主呼吸。

到了20世纪50年代，铁肺被能够直接将空气推入患者呼吸道的管子所取代，脊髓灰质炎疫苗的问世让导致瘫痪的疫情成为历史，但医生们依然会给其他患者使用人工通气（artificial ventilation），包括药物过量的病人、掉进冰冷湖水中的人以及早产儿等等，也就是那些需要帮他们呼吸才能恢复健康的人。

法国神经病学家皮埃尔·莫拉雷（Pierre Mollaret）和莫里斯·古隆（Maurice Goulon）开始认识到，使用呼吸机有利也有弊。 呼吸机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但同时也拖住了许多人离开这个世界的脚步。如果病人出现了严重的脑损伤，呼吸机可以让他们的心肺继续工作，但他们的大脑永远不会恢复。通过详细记录这些病人病情的发展情况，莫拉雷和古隆发现，即使有呼吸机的帮助，他们也不会再醒来。相反，他们通常会在几小时或几天内死亡。呼吸机所做的事情似乎只是为了减轻家人们的痛苦。

古隆曾表示，这种徒劳的状况是“一种新状态，一种人们之前从未描述过的状态” 。在1959年的一次会议上，他和莫拉雷给这种状态取了一个名字：昏迷过度（coma dépassé），一种比昏迷还要严重的昏迷状态。

到这时，现代医学对人们所熟悉的死亡的边界发起了挑战，就像现代医学一度挑战并最终改变我们对出生的看法一样。在过去，生命的开始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现在，干细胞生物学家已经能够将普通的皮肤细胞转化为胚胎，这些胚胎能发育成人类个体，也能长成类器官这种以前根本就不存在的物体。在过去，如果比沙的生命三支柱失去了其中一根，死亡就不可避免。而这时，人工通气违背了比沙的法则，产生了一种新形式的生命。

其他医生也认同莫拉雷和古隆对昏迷过度的担忧。 “复苏和生命支持治疗的发展让许多人不顾一切地抢救垂死的病人，”哈佛大学麻醉医师亨利·比彻（Henry Beecher）在1967年指出，“有时人们抢救的只是已经缺失大脑的个体，这样的个体在这片土地上数量越来越多，有很多我们必须要正视的问题。”

在昏迷过度的时机把握方面，充满了一种讽刺意味。当呼吸机使病人陷入徒劳的困境时，移植外科医生们正在潜心学习如何将捐献者的器官移植到受体身上，以挽救他们的生命。1954年，波士顿外科医生约瑟夫·默里（Joseph Murray）成功为一名病人实施了肾脏移植手术，用一颗健康的肾替换了病人受损的肾，健康的肾脏来自病人的孪生兄弟。找到愿意捐献肾脏的人并非易事，就算有人愿意捐献，捐献者的器官也可能与患者不匹配。但如果想要移植心脏或胰腺，那人们可就没有多余的了。

默里和其他医生只能转而去寻找尸体来获得更多器官，但这种方法本身也有弊病。移植外科医生必须在临终的病人还活着的时候就做好摘除器官的各种安排。然后，他们又必须得等到病人的心脏停止跳动，医生正式宣布其死亡后，再匆忙进行手术。死亡和移植之间的间隔越长，器官恶化的情况就越严重，接受移植的患者前景就越不乐观。

与此同时，默里和其他移植外科医生也目睹了很多昏迷过度的病人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死亡，器官完好无损。默里抱怨道：“病人被送进急诊室时[某种程度上]已经死了，可能有用的肾脏却被弃置。” 一些医生悄悄地自己来处理这件事情。他们会安排一名病人做好接受器官移植的准备，然后将另一个陷入昏迷过度状态的病人推进来。医生们会关掉呼吸机，等待死亡降临的明确信号：心脏停止跳动。然后，他们立即从“捐献者”身上摘除一个器官，移植给旁边活着的病人。这一过程缩短了进行移植所需要的时间，但即使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器官的状态仍然可能会恶化。

在比利时，一位名叫盖伊·亚历山大（Guy Alexandre）的外科医生决定不再等这么久了。在准备肾移植时，亚历山大选择了一名重度脑损伤的病人，这名病人的大脑已没有任何活动的迹象。亚历山大没有关闭呼吸机，而是直接从这名病人体内摘取了一颗肾脏，随即移植到等待移植的病人体内。“捐献者”很快就死了，移植的肾脏也很快就开始工作。 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它一直在工作，直到这名病人死于脓毒症。

1966年，亚历山大在一次外科会议上讲述了他做的这件事情。对于这种方式，在场的其他医生都不太能接受。英国外科医生罗伊·卡恩（Roy Calne）说：“在我看来，如果病人还有心跳，那他就不能被视作一具尸体。”

会议主席要求进行一次举手表决，请同意亚历山大对生命与死亡的定义，并会以他为榜样的人举手。只有一只手举了起来：亚历山大自己的手。

1967年，比彻在哈佛大学牵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研究如何定义这种神秘的新状态。默里等一些医生加入了这个委员会，此外还有一名律师和一位神学家加入。委员会在成立后展开了长达数月的激烈辩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并形成了一份报告，报告于1968年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这份报告为宣布病人死亡提供了一个新标准：脑死亡。

该委员会认为，医学必须摒弃陈旧的生死观。心脏停止跳动曾是判定一个人死亡的可靠方法，因为心脏停止跳动会导致肺部和大脑衰竭。但现在，即便大脑受损严重到毫无希望的程度，医生们也有办法让心脏持续跳动。委员会写道：“按照持续呼吸和持续心跳的古老标准，这些改善措施能够让人恢复‘活着’的状态。”

比彻和他的委员会在这里所说的是“活着”的状态，而不是生命。委员会指出，重度脑损伤的人通常完全没有恢复意识的可能。如果医生确定他们的病人出现了“脑死亡综合征”——这是委员会当时的叫法——那么这时就可以宣布病人死亡。

委员会建议医生在宣布死亡之前进行一系列测试。病人脑电图的波形应该是平的；瞳孔应该处于放大且固定不动的状态；医生应将呼吸机关闭几分钟，以确认病人在不使用呼吸机的情况下不能呼吸。一些委员会成员认为，医生应该连续三天重复这些测试。但移植外科医生发现，对于那些等待接受器官移植的危重病人来说，这一延迟时间太长了。他们说服委员会的其他委员，把这个建议时间缩短到了一天。完成测试之后，医生就可以宣布病人死亡并关闭呼吸机。委员会建议医生一定不要颠倒这一顺序。他们警告说：“否则，根据当前适用的严格法律规定，医生可能会被认定为关闭了一个还活着的人正在使用的呼吸机。”

委员会的报告非常具有指导意义，提出的建议对医生也很有帮助，但这份报告却严重缺乏论据。 比彻和他的同事们只是断言，脑死亡综合征患者应该被宣布死亡，但并没有进行论证。他们提出了重大的问题，但没有给出解决方案。例如，当委员会宣称脑死亡综合征患者没有希望恢复意识时，他们的意思是意识是生命的本质吗？

报告发布时，这些空缺的部分都被忽略了。《纽约时报》将其放在头版头条，标题是《哈佛专家小组要求根据大脑的情况界定死亡》。 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医生很快就开始根据这一标准来评判生死。十年后，哈佛大学外科医生威廉·斯威特（William Sweet）回顾了1967年举行的那次会议。他认为那次会议非常成功，这一点毋庸置疑。他写道：“脑死亡等同于人的死亡这一观念的必然逻辑如今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 人们对这一观念的认同逐渐落实成具体的法律条文。美国的各州开始采用同一个标准，这种标准后来被称为“全脑标准”：按照法律的规定，一个人如果处于“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功能丧失的不可逆转的状态” ，那么他（她）就死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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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9日，一个名叫贾希·麦克马思（Jahi McMath）的小女孩住进了加州奥克兰市的一家儿童医院，准备接受一个治疗打鼾的小手术。外科医生切除了她的扁桃体和部分上颚，几个小时后她醒了，吃了一根冰棒。但一小时后，贾希开始吐血。四个多小时后，贾希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贾希的医疗团队迅速展开了急救，她的心脏又开始了跳动，但医疗人员必须使用呼吸机来帮助她呼吸。第二天早上，医生对贾希进行了检查，确认她出现了严重的缺氧。她的脑电图上没有显示任何脑电波。她的瞳孔对光也没有反应。这时距比彻的委员会制定脑死亡标准已经过去了45年，贾希的医生此时认为她显然已经达到了这一标准。在接受那个灾难性的手术3天后，贾希·麦克马思被宣布死亡。

由于有呼吸机的帮助，贾希的肺部此时仍然充满了空气，心脏也还在跳动。一名社工来到贾希的家人身边，与这些仍然极度震惊又悲痛欲绝的家人一起讨论关闭呼吸机的问题。但这段时间以来与医务人员相处的经历让他们愤懑不平。在贾希开始吐血时，她的家人就曾向医务人员求助，但医务人员很晚才到。后来他们还发现，主治医生曾经在病历中特别注明，贾希的颈动脉异乎寻常地贴近扁桃体，医院的其他工作人员显然忽视了这一点。而现在，这名社工来让他们同意关闭呼吸机，这让贾希的家人觉得医院好像是在向他们施压，让他们杀死自己的孩子。他们不同意关闭呼吸机，还要求医院用饲管为贾希提供营养，避免贾希饿死。

但医院拒绝为已经宣布死亡的人提供照护。贾希的家人于是将医院告上了法庭，希望法庭支持自己的诉求。他们的律师克里斯托弗·多兰（Christopher Dolan）对法官说：“原告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坚信，只要心脏还在跳动，贾希就还活着。”

法官指派一名独立的神经科医生重新检查贾希的情况。他与医院的医生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贾希已经死亡。她跳动的心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大脑的状态。经过多次协商，贾希的家人和医院最终达成了协议。验尸官会出具死亡证明，然后医院会将贾希交给她的家人，并允许贾希一直戴着呼吸机。

利用在网上筹集的资金，贾希的母亲奈拉·温克菲尔德（Nailah Winkfield）将她送上飞机，同她一起从西海岸飞到东海岸的新泽西州，那里允许家庭出于宗教理由拒绝接受以脑死亡作为判定死亡的标准。

大多数医生和生物伦理学家对转移贾希这一举动深感沮丧。脑死亡 就是 死亡。一些专家暗示，将贾希的身体转移到新泽西州只是多兰在诉讼中为了从医院榨取钱财而炮制的伎俩。生物伦理学家亚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说：“她的身体将开始腐烂。”

当贾希在她的新医院安顿下来时，她已经有三个星期没吃东西了。在医生给她一根饲管补充食物后，她的情况开始出现好转。大多数被宣布脑死亡的病人会在几小时或几天内死亡，但贾希仍然活着，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她十几岁的身体在生长。她开始来月经了。

2014年8月，奈拉把贾希从医院转移到了一间公寓里。护士们24小时照顾着贾希，奈拉也会搭把手，每4小时与护士们一起帮贾希翻身，以免她得褥疮。

与此同时，贾希的家人对奥克兰儿童医院提起了诉讼，指控他们造成了贾希的医疗事故。一家非营利性基金会花钱请了一名医生给她做了一系列新的神经学测试。多兰后来宣布，测试显示她大脑中仍有一些区域是完好无损的，因为这些区域出现了血液流动的迹象。他要求加州的一家法院宣布贾希还活着，但法院再一次拒绝了他的请求。

三年后，《纽约客》记者蕾切尔·阿维夫（Rachel Aviv）造访了这间公寓。奈拉向阿维夫展示了她用手机拍摄的视频。在这些晃动不已的视频中，贾希移动了她的手指和脚趾，似乎是在回应她的家人和她的护士。当奈拉让贾希移动一根手指时，阿维夫看到它动了一下，看起来像是贾希一丝有意识的主观反应。

阿维夫后来写道：“也有可能是我对这些难以辨别的微妙手势做了过度的解读。”

贾希·麦克马思一案引发了关于脑死亡含义的辩论。随着这场辩论越来越激烈，人们开始发现，这场辩论与关于堕胎的辩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认为“活着”的含义是什么，更具体地说，人“活着”的含义是什么。

自1967年的哈佛会议以来，一些批评者一直在质疑脑死亡的逻辑，贾希的案例现在让他们的质疑格外引人瞩目。一个被诊断为脑死亡的人怎么会有一颗持续跳动多年的心脏呢？她怎么可能进入青春期，甚至对指令做出反应呢？加州的神经病学家艾伦·休蒙（Alan Shewmon）一直是脑死亡诊断的批评者，他应麦克马思家族的邀请，观看了他们的视频和测试。他后来表示：“我确信，从2014年初开始，贾希·麦克马思就处于‘微意识状态’。”

休蒙推测，在贾希停止呼吸时，她的脑干出现了严重的损伤，但大脑皮层的一部分仍然完好无损。这就意味着虽然检查结果似乎表明贾希已经达到了脑死亡的全脑标准，但事实上她并未达到这一标准。休蒙推测，为贾希做检查的医生错过了她可以回应外界的短暂时刻。

哈佛大学儿科重症监护医师罗伯特·特鲁格（Robert Truog）则认为存在另一种可能。他认为贾希在2014年接受手术后确实达到了脑死亡的标准，但有可能后来就不再符合这一标准了。

“也许贾希的状况确实有所改善，在脑损伤这个范围内稍微好转了一点，”特鲁格在2018年写道，“这本身似乎并不令人意外。但这在概念上很重要，因为出现这种情况就意味着她越过了我们在生者与死者之间划定的清晰的法律界限。”

其他医生则持更加怀疑的态度。他们对手机视频这类二手记录兴趣不大。尽管如此，对于贾希进入了青春期这一点，没人提出异议。这种转变是由大脑中的下丘脑控制的。下丘脑承担的诸多任务之一就是释放能够触发儿童身体发育成熟的激素。贾希进入了青春期这一点，意味着至少她大脑的这一小部分仍然完好无损。

下丘脑拥有独特的组织结构，因此可能比大脑的其他部分有更强的耐受性。下丘脑位于大脑的底部，专门有一组动脉为其提供营养。没人确切知道有多少被诊断为脑死亡的人拥有完好无损的下丘脑。但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并不少。

下丘脑负责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管理身体的水盐平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会向血液中释放一种叫作血管升压素（vasopressin）的激素。这种激素“寿命”很短，释放后只能存在几分钟。为了保持体内盐分水平的稳定，下丘脑就必须对其进行监测，并稳定地供应升压素。如果中风或肿瘤造成下丘脑损伤，就会扰乱身体的水盐平衡，导致人患上尿崩症（diabetes insipidus），还会损害肾脏。

2016年，一组研究人员分析了1 800名被诊断为脑死亡的病人的医疗记录。 其中一些人患有尿崩症，这表明他们的下丘脑已经不再工作了。但有些人则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大约一半的病人表现出下丘脑仍在调节盐分的迹象。

这项研究的作者之一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迈克尔·奈尔-柯林斯（Michael Nair-Collins）。 他之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抨击脑死亡的全脑标准。他认为，如果病人大脑的一部分（在这项研究中是下丘脑）仍在工作，那么这名病人就不可能是全脑衰竭。奈尔-柯林斯指出，如果医生在检查后得出这一结论，那么问题就不在病人的大脑，而是在检查，或者也可能是在医生笃信的生死观。

我们身体的许多部分对维持身体平衡都至关重要，下丘脑就是其中之一。适当的水盐平衡很重要，适当的血压也很重要，血压是由肾脏释放的激素来调节的。 人体还需要稳定的红细胞供应。当骨髓产生新的细胞时，脾脏会摧毁旧细胞。免疫系统承担着击退病原体的重要任务，同时也要与生活在我们体内的数万亿细菌建立良好关系，和平共处。进入人体的食物——无论是通过我们的嘴还是通过饲管，都必须转化为糖和其他营养物质。肝脏等器官还要把多余的糖储存起来，并在需要的时候释放，以保持血糖水平的稳定。

事实上，呼吸机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唯一的原因就是它们能将空气输送到积极维持体内平衡的身体中。它们用泵输送到肺部的空气必须到达气管精细的分枝状末梢，在那里空气中的氧气可以被血管吸收。这些末梢的细胞会制造出一层覆盖末梢的油膜，让肺能够进行气体交换。

“呼吸机能让空气进出支气管的树枝状末梢，”奈尔-柯林斯说，“但剩下的工作必须由生物体自己来完成。”

他认为这些事实不仅适用于贾希·麦克马思，也适用于所有被诊断为脑死亡但借助呼吸机仍然可以呼吸的病人。从基本意义上来讲，上述所有情况中的病人的身体都是活着的。“这对脑死亡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奈尔-柯林斯说，“在机械通气的支持下，符合脑死亡标准的病人在生物学意义上都是活着的。”

在奈尔-柯林斯呼吁放弃脑死亡这一判断标准的同时，它的拥护者也在继续捍卫它的权威。达特茅斯医学院的神经病学家詹姆斯·伯纳特（James Bernat）在1981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为脑死亡辩护的论文。 33年后，当贾希·麦克马思的案件引起全美关注时，伯纳特认为这并不是放弃这一概念的理由。问题不在于概念，而在于测试。伯纳特在2019年曾表示，贾希的诊断“可能是一例脑死亡的假阳性诊断”。

但伯纳特指出，一次假阳性并不意味着脑死亡的整个概念是错误的。我们身体里的细胞是活的，但 人 的生命不是由组成它的各个部分来定义的。对人的生命来说，重要的是它的各个部分是如何整合在一起的，因为正是这种整合创造了新的复杂性水平。人的大脑整合了来自全身的信号，并发出指令来进行管理。这种整合产生了推理、自我意识，以及我们称为人的思维的所有其他东西。

伯纳特说：“死亡是一种生物学上不可逆转的事件，这是所有生物的共同点。” 对所有生物来说，死亡是其整体的消亡。如果一个微生物细胞内的这种整合被破坏，那么它就会死亡。伯纳特认为，对于人来说，还有更多的损失：“虽然一个活的细菌细胞和一个人类个体最终都会死亡，但死亡的事件明显不同。”就人来说，生物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基本功能是由大脑执行的。因此，脑死亡——永久丧失这些功能，是我们人类死亡的标准。

就在人们还在激烈争论的时候，贾希的身体状况开始恶化。 三年来一直很健康的肝脏出现了衰竭，她还出现了内出血。探查手术（exploratory surgery）未能发现病源，她的身体状况继续走下坡路。贾希的医生建议再做一次手术，但奈拉·温克菲尔德认为，贾希已经承受得够多了。

奈拉后来说：“我对她说：‘我希望你知道，不要为我坚持。如果你想离开，那就离开吧。’”

贾希于2018年6月22日去世，年仅17岁。她的母亲最后把她带回加州举行葬礼。在此之前，新泽西州一直将贾希视为还活着，所以此时又出具了一份死亡证明。以法律略偏狭隘的视角来看，贾希·麦克马思死了两次。 Ibky/roswBIl55wDP7e4VD1eYu6lDWK2vhwPsLWvveB6SEpbXfLZ+VAHqb2vBr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