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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功行赏，太宗为上将，勣为下将，与太宗俱服金甲，乘戎辂，告捷于太庙。”《旧唐书·李传》
在隋末唐初，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多次改换门庭，但从未真正归属过任何势力。他们以超强的能力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影响了历史发展进程，这也使得其经历比其他人更为曲折、丰富，李勣就是其中的代表。
李勣经历丰富，不妨以他的名字的变化为视角来看看他的一生。他生前有三个名字，徐世勣、李世勣、李勣，死后还被剥夺了李姓；每次姓名的变化都有其背景和故事。
首先来看看他叫徐世勣时候的经历。
徐世勣是他的本名，字懋功，曹州人。根据他的神道碑《英贞武公李公碑》的记载，他祖父叫徐康，是北齐的将军，当过太守。他的父亲叫徐盖，《旧唐书·李勣传》记载：“家多僮仆，积粟数千钟，与其父盖皆好惠施，拯济贫乏，不问亲疏。”就是说他家是乡村富豪。
徐世勣这个人在民间文学里被描述成足智多谋的军师。徐懋功，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诸葛亮式的人物，而真实的李勣不是这样的。这个人身上有江湖匪气，又有乡土气，也有英雄气。他是一个有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人，不管按什么模式来理解他，都会出现既对又不对的结果。
来看一下他的江湖气。
十七岁的时候徐世勣投奔了瓦岗军翟让。别看年龄小，他可不是初出茅庐者，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家乡揭竿而起。那时隋朝已经陷入动乱，所以李勣少年时就已经举兵，一度嗜杀成性，《隋唐嘉话》记载了他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回忆：“我年十二三为无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快者，无不杀之；十七八为好贼，上阵乃杀人；年二十，便为天下大将，用兵以救人死。”就是说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是个无赖强贼，而且杀人不眨眼，稍大点懂事了，谁惹他他杀谁，十七八是个好贼，只有上阵才杀人，二十以后是大将了，用兵拯救苍生。
但是江湖气始终伴随着李勣的一生，即便在位极人臣之后，他说话办事还往往流露出江湖气。例如贞观十九年（645），他随唐太宗远征高丽。唐太宗接受了敌人一座城的投降，并要求严肃军纪，不得掳掠，结果李勣竟然反对说：“战士奋厉争先，不顾矢石者，贪虏获耳。今城垂拔，奈何更许其降，无乃辜将士之心乎？”（《旧唐书·高丽传》）他认为士兵出生入死，所为就是劫掠财物。这不是正规军的心态，纯属李勣个人主张，可以说是军阀习气的残余。李世民告诉他，军纪一定要严肃，将士也不能不赏，但是太宗许诺用国库的钱来赏。
江湖气还有个体现，那就是李勣文化水平不高。小说演义里把李勣描绘得如诸葛亮一般机智，实际上李勣虽识文断字，但水平不高。征高丽时偏将给他写信报告军情，但是担心信件被敌人截获，所以写了离合诗。所谓离合诗，就是把一个字拆成几个字，这几个字乍看起来还是一句诗，这是古代版的密码信。离合诗是文人墨客附庸风雅的游戏之作，李勣看不懂，勃然大怒：“军机急切，何用诗为？必斩之！”（《旧唐书·元万顷传》）幸亏旁边有文人元万顷看明白了，赶紧给他解密，他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下面再看看他的乡土气。
李勣一生乡土气息很浓厚，这是优点，主要体现在他的不忘本上。当了宰相之后，他也没忘记自己来自乡村。有一次一个老乡来拜访他，他们一起吃饭。结果小老乡顺手把主食饼的边缘掰下来丢掉了，可能是因为饼的边缘比较干硬。李勣看到了大为不快，他说，年轻人，经过农民的犁地，锄地，灌溉收割，晒场打场，麦子才能磨成面，做成饼，再到饭桌上，你今天这举动对得起农民吗？最后他说了这么一句：“此处犹可，若对至尊前，公作如此事，参差斫却你头。”（《朝野佥载》卷五）（在这里也就罢了，要是在皇上面前这么做，马上砍了你脑袋。）该老乡听了大为惭愧。这就是古代版的“光盘行动”。
不忘本还有个体现，就是重手足情。李勣始终守护他的姐姐。每次姐姐生病，李勣都亲自守着炉子给姐姐熬粥，有一次不小心胡子都被火给烧着了。姐姐说家里多的是奴仆，这是何苦？李勣回答：“岂无人耶？顾今姊年老，勣亦年老，虽欲久为姊粥，复可得乎？”（《大唐传载》）（不是没人，而是因为你也老了，我也老了，这样为姐姐熬粥的机会，还能有多少？）手足之情，跃然纸上。
至于英雄气，徐世勣很快就展现给世人看了。
十七岁的时候徐世勣带着自己的人马投奔瓦岗军，他给翟让提出的一个建议就是主动出击，扩大补给范围：“宋、郑两郡，地管御河，商旅往还，船乘不绝，就彼邀截，足以自相资助。”（《旧唐书·李勣传》）他的建议是控制运河河道，截获漕运。翟让听了他的话，袭击运河，果然获得了大量财宝和物资，士气大振，但因此招致隋军著名大将张须陀的讨伐。当时李密已经是瓦岗军二号人物，在他的指挥下瓦岗军大败张须陀，将其杀死。《旧唐书·李勣传》说“勣与频战，竟斩须陁于阵”，将斩杀张须陀的功劳记在了徐世勣名下。
徐世勣和李密的关系非同一般，他觉得李密是个英雄，所以很拥护他，曾经劝翟让让位给李密。翟让也有这个意思，但是翟让的身边人，比如他的兄弟，极力反对，不愿意将头把交椅拱手让人。但是李密的确比翟让能干，眼光也高，所以最后翟让还是推李密为主，号称“魏公”，徐世勣被封为右武候大将军。
很快徐世勣就给李密出了个好主意——攻占黎阳仓。当时战乱，天下饥馑，谁手里有粮谁占据主动。黎阳仓是国家粮库，粮食很多。瓦岗军攻占此地，开仓赈济饥民，于是众人来投奔，不多久瓦岗军就扩充了二十多万新兵。然而，翟让与李密之间矛盾重重。就在此时，瓦岗军爆发内乱，李密摆了一场鸿门宴，在宴会上杀死了翟让。徐世勣也在座，还被误伤了，刀斧手一刀砍到了他的脖子上，徐世勣的好友王伯当急忙喊“这是徐世勣”，这才幸免于难。李密心里过意不去，把徐世勣扶到帐下，亲自给他包扎上药。此后，翟让的部下分给徐世勣、单雄信、王伯当三人统领。
在瓦岗军与宇文化及的大战中，徐世勣负责镇守黎阳仓，与宇文化及方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攻防战。这一仗虽然打赢了，但是瓦岗军损失很大，瓦岗军内部的矛盾也由此凸显出来。李密变得越来越骄傲，与部下离心离德，加上手里只有粮没有钱，也无法犒赏将士，大家逐渐对李密不满，徐世勣也是如此。他曾在一次宴会上讽刺李密，李密非常不高兴，“使世勣出镇黎阳，虽名委任，实亦疏之”。（《资治通鉴》卷一八六）李密让他重新去镇守黎阳，实际上就是疏远他。
李密被王世充击败之后，仓促投奔关中地区的李渊。李渊和李密同属关陇集团后代，李渊的祖父和李密的曾祖是亲密战友，所以他选择这里。当时徐世勣没有跟着李密跑，而是继续履行职责。此时的徐世勣占据的地盘非常大，东面一直到大海，南面一直到长江，再加上中原地带。那么徐世勣就面临一个抉择：是自立山头，还是投降王世充，或者投降李渊？
此时一个重要人物来了——魏徵。魏徵跟随李密投降了李渊，主动请缨劝说徐世勣降唐。徐世勣听从了劝告，但做出了一个很特别的举动。他对自己的部下说：“魏公既归大唐，今此人众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献之，即是利主之败，自为己功，以邀富贵，吾所耻也。”（《旧唐书·李勣传》）（我所占的地盘是魏公李密的地盘，要是把这块土地献给李唐，那就是利用旧主的失败给自己邀功，我耻于如此行事。）
于是他采取了非常的步骤——把辖区户口、州县名录送给在长安的李密，然后由李密献给李渊，意思是这仍然算是李密送给大唐的礼物。李渊听说徐世勣要投降，结果等半天等不来降表，正觉奇怪时，李密来了。听了事情的原委，李渊大为感慨：“徐世勣感德推功，实纯臣也。”（《旧唐书·李勣传》）徐世勣真是个推功的君子，所谓纯臣就是忠臣。于是下诏拜他为右武候大将军，封曹国公，赐姓李氏，依旧镇守黎阳。从此徐世勣改名叫李世勣。
所以说徐世勣的英雄气不仅体现在他的战功上，也体现在他的胸怀上。他体现出了一种超越派系利益之上的至高原则，就是儒家所提倡的忠义，而这正是李渊所欣赏的。
徐世勣改名叫李世勣之后，很快又展现了他的忠义，因为他的那个旧主李密又叛逃了。原来李密投降唐朝的时候，心理预期值很高，出身关陇集团核心，又是瓦岗军的前领导人，自认为来到长安应该成为宰辅。但是李渊只任命其为光禄卿，光禄卿主管祭祀和宴饮。李密觉得遭受了羞辱，在李密的墓志铭里，有关李密的心理是这样描述的：“公威虽未振，主自为谋。盖当世旧部先附，多出其右；故吏后来，或居其上。怀渔阳之愤愤，耻从吴耿后列；同淮阴之怏怏，羞与绛灌为伍。负其智勇，颇不自安。”（《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这个墓志的撰写者不是别人，正是李密的老部下魏徵，他对李密的心理应该是有所把握的。他指出，李密因为对李渊给的待遇不如心理预期而不满，尤其是看到自己曾经的手下的待遇比自己都好，所以愈加愤愤不平，我猜想这个所谓“旧部”和“故吏”指的就是李世勣等人。魏徵在这里使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东汉的彭宠，一个是西汉的韩信。他们都有个共同特点，即都是半途归附，但是又对待遇不满，最终以反贼身份身败名裂。
李密想回到潼关以东召集旧部重新起事，于是骗李渊说自己想去东边招降旧部。李渊放他走了，但半途反悔，于是派人召他回来。李密一看事情败露了，干脆就袭击了唐朝地方官，彻底反了，最后被唐朝地方官追上杀死了。
李密死了，而李世勣仍在黎阳镇守。李渊念他们曾为君臣，于是派人向李世勣通报了情况。李世勣听说后再次展现了他的忠义，他主动请求为李密办丧事，“勣服衰绖，与旧僚吏将士葬密于黎山之南，坟高七仞，释服而散，朝野义之”。（《旧唐书·李勣传》）（李世勣穿着孝服，和李密的其他旧部一起将李密风光大葬，修了一座高大的坟茔，朝野上下都称赞他的忠义。）
李渊对李世勣的大度很快就收到了回报，李世勣也很忠于他。当时河北地区的军阀窦建德攻打黎阳，窦建德的实力在当时来说与唐军不相上下，黎阳很快被攻破，宗室淮安王李神通、魏徵、李世勣的父亲等都被俘了。李世勣原本已经逃出包围圈，但是由于惦念父亲，于是回去投降了窦建德。窦建德很看重他，继续重用他，但是李世勣时刻想着回归唐朝。他为窦建德东征西讨屡立战功，但也在寻找机会，想杀死窦建德。有一次，窦建德说好要来黄河以南李世勣的大营，李世勣什么准备都做好了，结果窦建德老婆生孩子，未能成行。
不过很快李世勣不想回归也得回归了。李世勣的拜把子兄弟李商胡手下有五千兵马，也暂时归降在窦建德旗下。但是李商胡母亲霍氏十分强势，与众不同，善于骑射，性格剽悍，人称“霍总管”，此处借用了隋代“总管”一词，约相当于今“司令”。霍氏在李世勣面前说：“窦氏无道，如何事之？”（《资治通鉴》卷一八八）李世勣回答：“母无忧，不过一月，当杀之，相与归唐耳！”（《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因为是拜把子兄弟的母亲，所以李世勣也叫她母亲，他许诺最多一个月，杀了窦建德，就一起归唐。
等李世勣走了，霍总管跟儿子说，既然李世勣也愿意一起反窦建德，不如干脆现在就反。这等于逼着李世勣跟他们一起反。于是他们连夜动手，杀死了很多窦建德的人。
然而，此时李世勣还在窦建德军营中，听到消息出了一身冷汗。他和李商胡是结拜兄弟，窦建德一定会怀疑他，所以他赶紧率领数十人跑了，投奔了唐朝。
他父亲还在窦建德营中，可是此时李世勣别无选择。好在窦建德是个豁达大度的人，手下要杀李世勣的父亲，他说：“世勣，唐臣，为我所虏，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资治通鉴》卷一八八）
李渊也好，窦建德也好，都是君子。李世勣忠于旧主，在他们这里都能得到肯定和赞扬，说明他们心中除了派系斗争之外，还有个共同的至高原则性，那就是忠义。派系斗争、战争总有结束的时候，但是未来王朝的建设、民族的凝聚力还是需要道德支撑的。道德是超越派系斗争之上的，此时的道德标准就是忠义，所以他们的大度是更高层面的考虑。
再次降唐的李世勣如鱼得水，在对刘武周、宋金刚的战争，对王世充的战争，对窦建德的战争中都立有大功，《旧唐书·李勣传》记载：“论功行赏，太宗为上将，勣为下将，与太宗俱服金甲，乘戎辂，告捷于太庙。”他可以和太宗乘同一辆车，一起告捷于太庙，这是至高荣誉。
此后的李世勣继续为唐朝东征西讨，统一国家。贞观四年（630），李世勣和另一位著名军事家李靖一起取得了一次重要的胜利——彻底击败东突厥。突厥在隋末唐初对中原地区形成了巨大的威胁，插手中原政局，唐朝的多数敌人都有突厥支持。唐朝自己也未能免俗，太原举兵的时候也不得不笼络突厥。唐朝建立之后，突厥骑兵曾深入唐朝境内，唐高祖甚至打算放弃长安迁都到秦岭以南。此敌不除，国无宁日。太宗登基后，很多部落起兵反抗突厥，再加上遭遇了大雪灾，牛羊死了很多，突厥实力大受损伤，唐军趁势发动进攻。这是自汉朝对匈奴战争之后中原地区对草原游牧民族最大的战争，这一战唐军大获全胜，颉利可汗被俘，东突厥灭。
而此时的李世勣也达到了他人生的顶峰，他出将入相，成为李世民重要的助手。有人建议李世民修长城抵御外族进犯，李世民这样回答：“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安抚边境，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世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旧唐书·李勣传》）李世勣获得了“国之长城”的赞誉。
但是此时的李世勣也有他的苦恼，他始终不是关陇集团核心成员，也不是秦王府旧臣。换句话说同朝为臣，他与长孙无忌、褚遂良、房玄龄、于志宁等太宗的心腹始终不是一路人。那么他是否可以积极表现，融入他们的团体？李世勣经过多年的政治斗争，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世界观，他有着与众不同的处世方法。
首先，他明白能力是自己受重用的资本，也是立身的根本。他是国之长城，所以可以说他有恃无恐。
其次，他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这样才能在惊险重重的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反正不论谁胜利都需要他。
所以自降唐一直到去世，李世勣始终保持一定的独立，从来不依靠哪个山头，可谓特立独行。李世勣的这种独立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件事情上。
第一，在玄武门事变前保持中立。
李世勣投降的是唐朝，不是李世民，虽然他曾和李世民共同作战，但那是职责任务，不是私人关系。所以在武德年间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始终保持中立，他这样做是明哲保身。他有很强的能力，任何一方上台都不可能不用他，因此他不偏不倚。
由于玄武门事变的史料经过了李世民的修改，所以很多事情变得扑朔迷离。据《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记载，李世勣在玄武门事变前曾经向李世民效忠，站到了李世民一边。而有的史料则记载李世民的确在事变前向李世勣透露过风声，试探过他，但是他的态度很微妙，他没有把这个消息透露出去，但他也没有站到秦王这边。司马光在写《资治通鉴》的时候权衡了各方史料后这样记载：“世民犹豫未决，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勣，世勣辞；世民由是重二人。”意思是李世民事先向李靖、李世勣都征询过意见，试探站边，但是都被婉拒了。不过李世民非但不恼，反而更加重视此二人。司马光解释说他这样写为的是“有益风化”，可见也无真凭实据，多是揣测。但不管怎样，整个玄武门事变中李世勣、李靖都没有参与，这是确凿无疑的。
第二，在贞观后期储位之争中保持中立。
在唐太宗晚年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的储位之争中，李世勣还是一副超然的样子，不像长孙无忌等很早就摆明态度。虽然最后唐太宗立晋王李治为太子的那场著名会议李世勣参加了，但基本属于看客，因为他知道这是核心集团内部的事情，作为外来户少说为妙。
那么李世民如何对待李世勣？可以说八个字：恩在眼前，剑在脑后。李世民必须用李世勣，此人能力有目共睹，可是对于这种聪明且始终与自己保持一定距离的属下，李世民恩威并用。
李世民始终对外展示自己对李世勣的恩待，高官厚禄就不说了，图像于凌烟阁也不用说了，来看《旧唐书·李勣传》记载的两件事：“勣时遇暴疾，验方云须灰可以疗之，太宗乃自剪须，为其和药。勣顿首见血，泣以恳谢，帝曰：‘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李世勣生病需要人的胡须做药，太宗亲自把胡子剪下来了。要知道古人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经·开宗明义》），太宗这举动算是很出格的，这是高姿态展示对李世勣的恩待。
在晋王李治当了太子之后，李世民对李勣说了这样一番话：“朕将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太子以后托付给你了。以前你不负李密，现在也一定不会负我。）李世勣磕头感谢圣恩，然后君臣坐下一起喝酒。李世勣喝醉了趴在桌子上睡了，唐太宗亲自把衣服解下来披在李世勣身上。
但是，唐太宗真的就对李世勣完全放心？不是的，他始终对李世勣保持着压力，李世勣心里也清楚，君臣之间简直可以说达成了默契，这就叫“剑在脑后”。
李世民去世前在病榻上对太子李治有过这样一番部署：“李世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李世勣聪慧，你对他没有恩泽，估计他不会服你。我现在贬他的官，他要是毫无怨言，你上台后再召他回来拜为宰相。假如他有怨言，那就立即杀了他。）这就是帝王心机。
于是太宗下令将宰相李世勣贬到外地去当都督。李世勣无比精明，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知道太宗和太子都在等着看他的态度。李世勣接旨后站起身来，骑上马就直奔外地赴任，中途路过家门，他连头都没回。太宗这才放心，君臣之间又是一场心照不宣的交手。
李勣去世后，唐高宗为他所立的《大唐故司空太子太师上柱国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英贞武公李公碑》记述了这件事：“出为叠州都督，寻除特进、检校洛州刺史。朕纂承丕绪，延想旧勋，又授公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当然，对这背后的杀机和曲折只字未提。
不久太宗去世，唐朝进入了高宗时代。李世民生前为了不扰民，命令只要“世”和“民”两个字不连写就可以不避讳，所以李世勣一直叫“世勣”，但是高宗即位后为了表示对太宗的尊重，下令“世”和“民”需要避讳，于是李世勣改名叫李勣了。
下面就看看他叫李勣之后的事情。
李勣在高宗朝仍然是重要人物，高宗按照太宗的部署将他召回拜为宰相。此时凌烟阁功臣去世的很多了，余下的也垂垂老矣，李勣已经是元老中的元老了。他在朝政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而且他仍然摆出一副中立的姿态，不依靠任何势力，独来独往，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立武则天为后事件。武则天是太宗的后妃，但是在照顾生病的太宗的过程中和太子李治发展出地下恋情。高宗李治即位后始终惦记着她，还把她从感业寺接回来。然后武则天通过一系列运作除掉了和自己争宠的王皇后、萧淑妃，下一步就需要正式成为皇后，结果此事遭到了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为首的一大批重臣的反对。要知道这都是关陇集团的核心成员，他们要维护的是太宗留下来的秩序。王皇后是太宗当年指定的儿媳，太宗死前曾向他们托孤，因此长孙无忌等坚决反对立武则天为后。褚遂良甚至在御前会议上把笏板都扔了，把帽子也解了，在地上磕头，气得武则天从帘子后面出来和他对骂，场面十分不堪。
重臣中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支持武则天。中下级官吏倒是有几个投机者支持武则天，可是分量不足，高宗十分苦恼。烦闷之际高宗忽然想到一个人——李勣。李勣始终没表态，御前会议要讨论立后问题的时候，李勣借口有病干脆不来，不知他的态度如何。
于是高宗特地找来李勣，征求他的意见。李勣说了这么一句话，可谓一锤定音：“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这是您的家事，何必问外人！）高宗恍然大悟，于是下令立武则天为后，立后的仪式特地指定李勣为主持人。武则天终于如愿以偿，并开启了她迈向女皇宝座的第一步，这一步就是李勣给她铺的路。
要问李勣为何这样回答，我想原因首先是他从来都是独立的，不属于关陇集团。长孙无忌始终在他上头，压着他，只有扳倒长孙无忌才能实现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很聪明，知道只要始终做事符合皇帝的利益自己就可以不倒，犯不着站到长孙无忌这边。而高宗，他始终想摆脱父亲留给自己的元老集团，想独立。在立后这件事上，高宗如此执着，其实主要是想通过此事彰显自己的独立性，所以君臣在这方面一拍即合。武则天成为皇后以后，长孙无忌集团不久也被剪除，李勣通过他的独立立场再次立于不败之地。
但李勣帮助武则天成为皇后，并不意味着他从此就是武则天的人了。翻检史籍就会发现，李勣与武则天始终保持一定距离，采用一种超然的态度。而且虽然年纪很大了，但是李勣的超强能力仍然在发挥巨大作用，比如八十岁时还带兵远征辽东取得决定性胜利。而且李勣很注意奖掖后进，培养年轻人，“当时称其有知人之鉴”（《旧唐书·李勣传》），当时的人都称赞说他有知人善任之明。高宗为了表彰李勣，下令第二次将其画像绘制到凌烟阁上。他是唯一两次图像于凌烟阁的人。
高宗总章二年（669）冬，李勣病重。病重的李勣拒绝医药，他说一辈子位极人臣，已经值了。他抱病坐起来和弟弟一起喝酒，推杯换盏说了这样一番话：“我见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辛苦作得门户，亦望垂裕后昆，并遭痴儿破家荡尽。我有如许豚犬，将以付汝，汝可防察，有操行不伦、交游非类，急即打杀，然后奏知。”（《旧唐书·李勣传》）他说的这三个人都是大臣，他们的儿子都因为谋反等败家。这些大臣辛辛苦苦创造的家业，都毁在不孝子手里。他说以后他的子孙有如此行事的，立即杀之。他说的这番话还真有远见，他的孙子徐敬业，后来造反反对武则天，失败被杀，连累已经死去的李勣被剥夺李姓，掘坟毁尸。一直到中宗时期李勣才恢复名誉，重新风光大葬。徐敬业就是违背了他祖父保持中立的基本原则，导致身败名裂。史官这样总结李勣的一生：“以义藩身，与物无忤，遂得功名始终。”以忠义为立身根本，任何时候都注意不与任何一方发生抵触，所以才得以建功立业并保全自身。这是他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