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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前，从朕经营天下，玄龄之功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李世民集团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这不仅仅指的是其规模，还包括其组成来源、其抱负理想。李世民知人善任，把一个亲王府小集团发展成了东方大帝国。这个集团里的人，有的与李世民有亲属关系，天然忠诚，比如长孙无忌；有的孔武有力，心地朴厚，用着放心，比如尉迟敬德；有的才干超群，但不是亲属，或者说起码最初不是，而且很有谋略，这样的人若用得好是一把利器，用不好对自己是个伤害，关键在于用法。李世民对房玄龄的使用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李世民之所以使用房玄龄，是因为敬重其才干。房玄龄论武功不及尉迟敬德、秦琼、程咬金，论文学造诣不及李白、杜甫，能青史留名主要靠他高超的行政才干。
第一，天资聪颖。
房玄龄祖籍今山东，《旧唐书》说他“幼聪敏，博览经史，工草隶，善属文”。唐代的《法书要录》记载“房行、草亦风流秀颖”。就是说房玄龄的行书、草书写得很漂亮。房玄龄少年时就有很强的政治洞察力，当时是隋文帝时代，隋朝国力强大，天下安宁，大家都觉得是太平盛世，而房玄龄则有不同的看法，他悄悄对自己父亲说：“隋帝本无功德，但诳惑黔黎，不为后嗣长计，混诸嫡庶，使相倾夺，储后藩枝，竞崇淫侈，终当内相诛夷，不足保全家国。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旧唐书·房玄龄传》）意思是隋文帝这个皇帝是抢夺而来，本身没什么功德，现在在继承人问题上又是昏招迭出，早晚有一天要天下大乱。当时隋朝发生了易储事件，太子杨勇被废，杨广靠欺骗手段登上了太子位，房玄龄所论大概指的就是这件事。他父亲当即让他别说了，不过后来证明房玄龄是正确的。
房玄龄十八岁考上了进士，这是很不容易的。当时的吏部尚书高孝基以知人善任而著称，他见过房玄龄后有这么一番话：“仆阅人多矣，未见如此郎者。必成伟器。”（《旧唐书·房玄龄传》）
房玄龄加入李世民集团的时间较晚，太原举兵没有他的份儿。李世民来到关中时他才来投奔，《旧唐书》说“会义旗入关，太宗徇地渭北，玄龄杖策谒于军门，温彦博又荐焉。太宗一见，便如旧识，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玄龄既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李世民与房玄龄一见如故。房玄龄钦佩李世民的才干，因此尽心尽力辅佐他。
第二，识大体，顾大局，具有洞察力。
房玄龄是个萧何式的人物，都是摇笔杆子出身，萧何是刀笔吏，房玄龄是进士。他们做事也有相同点，比如都有高超的行政能力，比如都很识大体。当年刘邦打下咸阳城，刘邦及其手下哪里见过咸阳这样富丽堂皇的城市，于是一进宫便大肆劫掠财宝美女。萧何则不然，他也跟着抢，但是他抢救的是秦朝的户籍和地图。有了地图就知道山川地理，有了户籍就掌握了人口分布，这两样东西是未来与项羽争夺天下的关键。此举体现出了萧何的远见卓识。房玄龄也是如此，《旧唐书》记载“贼寇每平，众人竞求珍玩，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每当消灭一个敌人，众将都竭力去抢财宝，只有房玄龄去搜罗人才，将其纳入秦王府。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房玄龄再次体现出他的政治洞察力——他早早就已经意识到李世民未来与太子李建成会决雌雄，所以很早就开始做准备，而当时太子和李世民之间的矛盾还不太明显。
杜淹是王世充的手下，很有才干。王世充战败后，太子李建成想把杜淹收到自己帐下，结果房玄龄迅速出手，《大唐新语》记载：“（杜淹）大业末为御史中丞。洛阳平，将委质于隐太子，房玄龄恐资敌，遂启用之。寻判吏部尚书，参议政事。”他抢在太子之前帮李世民将杜淹收到麾下，给他吏部尚书，就是为了不“资敌”。当时是武德四年（621），距离玄武门事变还有五年，但是他已经开始将李建成视为敌人了，甚至可以说他下这个决心比李世民还要早。
房玄龄为人也很大度，一点都不嫉贤妒能，《资治通鉴》记载：“玄龄明达政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他工作起来尽心尽力，小心翼翼，执法公平，看到别人的优点就高兴，好像是自己的优点一样。不以完人的标准去苛求他人，不以自己的长处为资本而去纠正、强求他人。古往今来没几人能做到这一点。
第三，行政能力高超。
李世民在晚年曾经如此总结自己的前半生：“贞观之前，从朕经营天下，玄龄之功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五）房玄龄对于李世民的作用就相当于萧何之于刘邦。《旧唐书》说：“玄龄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赡，初无稿草。”他行军途中起草书信文稿从来不打草稿，一气呵成。唐高祖李渊很欣赏他，对身边人说：“此人深识机宜，足堪委任。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这人替我儿李世民起草的信件文稿写得太好了，以至于千里传书，我都觉得像是在和儿子面对面会谈。）
当时秦王府里最主要的谋臣就是房玄龄和杜如晦。长孙无忌虽然是李世民最信赖的人，但是他在谋略方面稍逊一筹。房玄龄善于谋划，杜如晦善于决断，《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记载：“上每与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推房、杜焉。”由此也留下了一个成语“房谋杜断”。
李世民当皇帝之后，法规、礼制、史书都由房玄龄、杜如晦等主持制定撰写，《册府元龟》说：“台阁规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代之誉。”可以这么说，唐代规章制度的基本结构就是在贞观年间奠定的，而贡献最大的就是房、杜二人。而杜如晦去世比较早，所以房玄龄对历史的影响更大。
房玄龄创造了一个政坛奇迹。据《资治通鉴》记载，李世民要求房玄龄精兵简政：“官在得人，不在员多。”于是房玄龄主持机构改革，朝廷保留文武官员六百四十三名，当然这指的是有品级的官，不包括吏，但即便如此也是一个十分精简的小朝廷。而就是这个六百多人的小朝廷在房玄龄带领下创造了贞观之治，领导一个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帝国走向繁荣，并使得西北各族拥戴唐太宗为“天可汗”，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李世民对房玄龄的使用就是疑而用之。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可真实的情况是，用人也可存疑，关键是怎么存，怎么用。人与人之间有嫌隙和矛盾是正常的，很多时候利益无法同步，难免有“疑”。所以很多情况下，不要纠结于疑或不疑，而要思考在“疑”的情况下怎么用人，或者怎么为我所用。
房玄龄的出身有问题。房玄龄是山东人，不是李世民所处的关陇集团的核心成员。他不是初创元老，而是后期招聘来的，可能需要与领导磨合。
房玄龄与李世民无血缘、姻亲关系。李世民对长孙无忌无比信赖，那是因为早在太原举兵前李世民就娶了长孙无忌的妹妹为妻，夫妻感情也特别好，因此长孙无忌获得信赖靠的是姻亲关系。房玄龄的女儿和儿子虽然也和皇室联姻，但那都是后来的事情了。最初他与李世民之间并无血缘、姻亲关系，因此少了一层保护膜。
既然如此，李世民对房玄龄的态度就有一个从将信将疑到逐步信赖的磨合过程，而房玄龄的态度则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李世民对房玄龄信赖程度逐步加深的原因除了房玄龄努力表现外，还有重要的一端——李世民和房玄龄通过一个事件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这个事件涉及很多核心秘密，以至于根本不能外泄，等于一根线把两人紧紧绑在一起，捆绑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换句话说，原本并无紧密关系的人一旦共享机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成了一个整体。就好比《水浒传》里王伦硬要林冲纳个“投名状”，砍个人头作为见面礼，等于把你也变成土匪杀人犯，从此是一路人了，共同对付外界。
那么是什么事件将李世民和房玄龄紧密结合在一起？那就是玄武门事变。
玄武门事变前后房玄龄厥功至伟，是他首先游说长孙无忌劝说李世民先下手为强，而且他也是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认为秦王府最有谋略的就是房玄龄、杜如晦，所以必须剪除此二人，但是苦于找不到借口杀他们，于是退而求其次，游说唐高祖李渊把房玄龄、杜如晦赶出了京城，没有旨意不得返回。
当李世民在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人劝说下决心与太子和齐王刀兵相见的时候，迫切需要房、杜返回出谋划策。《资治通鉴》记载房玄龄不敢回：“敕旨不听复事王；今若私谒，必坐死，不敢奉教！”（亲王的命令被称作“教”。皇帝不再让我服侍您，您现在召我回去是抗旨，我不敢回。）这符合房玄龄小心翼翼的性格。李世民勃然大怒：“玄龄、如晦岂叛我邪！”请注意，他怀疑房、杜在高压之下叛变了，可见他对二人的忠诚度没有百分百的信心。李世民拔刀给尉迟敬德，说：“公往观之，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
结果房玄龄和杜如晦乖乖地跟着尉迟敬德回来了，为了掩人耳目，他们打扮成道士，悄悄潜回长安。元代历史学家胡三省给这段文字作注说：“房玄龄之言，亦以激发世民。”（《资治通鉴》）意思是房玄龄搞的是激将法，但房玄龄绝对没有那个想法，最初的“不敢奉教”，就是他的性格体现。后来他们潜入长安，本就是被逼迫而来。
此后一直到事发，房、杜都住在秦王府里秘密谋划。由于史料被篡改，细节已经无从知晓，但是肯定有很多上不了台面的事情。通过史料的比对和研究，大致可知，派长孙氏进入后宫收买游说皇帝李渊身边的妃嫔，私建一支八百余人的敢死队，收买玄武门将领等。这些事有的早就着手进行了，有的则是事变前的临时举措，但是大概都与房、杜二人分不开。而且可能还有很多事湮没在历史长河里，变成永远的秘密了。多年以后，房玄龄因为一件小事被唐太宗遣送回家，当时病重的长孙皇后对唐太宗说：“玄龄事陛下久，小心慎密，奇谋秘计，未尝宣泄，苟无大故，愿勿弃之。”（《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这句“奇谋秘计，未尝宣泄”暗示皇帝——房玄龄为官这么久了，奇谋秘计到现在也没泄露出去，可见他是值得放心的。这里的“奇谋秘计”究竟有多少指的是玄武门事变的事情，已经无从知晓了。
李世民忌讳人们深入了解玄武门事变的细节，所以开始篡改历史。在太上皇李渊去世之后不久，他就着手进行这件事，先后三次提出观看史书，第一次是贞观九年（635）十月，大臣们不答应，没搞成。第二次是贞观十三年（639），这次太宗向主管《起居注》的褚遂良提出要求，褚遂良也没答应。
最后这事还是靠房玄龄才成功的，时间是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直接向房玄龄提要求，房玄龄不敢拒绝，找人匆忙修改史书，编成《实录》进呈给他，现在看到的有关玄武门事变的史料多半都经由房玄龄修改。褚遂良为何敢拒绝？因为褚遂良和玄武门事变没有直接关系。房玄龄不一样，修改史书为李世民洗白也是在为自己洗白。经由他修改的史书将李世民集团描写得光明磊落、被逼无奈，也就把很多谋划细节删除了。玄武门事变仍然有很多扑朔迷离的地方，但是秘密已经被房玄龄永远带走了。
李世民给予房玄龄极高礼遇，并逐步增强信任。
玄武门事变就是房玄龄给李世民献上的投名状，共享秘密成为他们的黏合剂，从此李世民对房玄龄的信任与日俱增。这种信任有如下表现：
李世民登基后犒赏有功之臣时将房玄龄排在了第一等，有人不服，宗室淮安王李神通说：“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太原举兵我是首先响应的，房玄龄等人是刀笔吏，怎么功劳居于我之上？）唐太宗回答：“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资治通鉴》卷一九二）（不要看房玄龄没有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他出谋划策的功劳远在你们这些武将之上。）
在唐太宗的运作下，房玄龄和他成了儿女亲家。房玄龄儿子房遗爱娶了太宗之女高阳公主，女儿嫁给了韩王李元嘉（李元嘉是高祖之子，太宗的兄弟）。
整个贞观朝，作为文臣的房玄龄的地位仅次于长孙无忌。贞观十七年（643）图其像于凌烟阁，这是他荣誉的顶峰。
此时再有人说房玄龄不忠，李世民是很难相信的了。比如大臣萧瑀深受太宗信赖，但是此人有个毛病——傲，尖酸刻薄，与人不和。他曾经在唐太宗面前告发房玄龄：“房玄龄与中书门下众臣，朋党不忠，执权胶固，陛下不详知，但未反耳。”意思是房玄龄他们在搞朋党营私，也就是还没反，你不知道而已。李世民听了很生气，把萧瑀数落了一顿：“卿言得无太甚！人君选贤才以为股肱心膂，当推诚任之。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朕虽不能聪明，何至顿迷臧否，乃至于是！”（《资治通鉴》卷一九八）（你太过分了，我对房玄龄他们以诚相待，看人要看长处，别老盯着别人短处，我有那么糊涂吗？）
这也就是萧瑀，换了别人就没这么客气了。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御驾亲征辽东，留下房玄龄主持朝政。这时有人来告密，说有人要谋反。房玄龄问谁谋反，来人回答道：“公则是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这人也够坦诚。房玄龄更坦诚，既然所告是我，那么我得回避，于是他命令用官方的驿站将告密者送到前线唐太宗那里。唐太宗听说有人要告密，命人手持长刀立于自己身旁，然后问告密者告谁。那人回答：“房玄龄。”太宗一听要告房玄龄，案情不问，举报材料不看，就命人把告密者带出帐外腰斩了。然后写一封玺书责怪房玄龄：以后遇到这样的人可以先斩后奏！这显示出太宗对房玄龄的信赖。
唐太宗对待房玄龄的态度有这样的一个转变轨迹，那么房玄龄对待唐太宗的态度如何？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唐太宗一生以善于纳谏而著称，手下也有一批勇于进谏的直臣。可是仔细分析一下这些直臣就会发现，他们出身秦王府旧人的少，“外来户”多。秦王府旧臣长孙无忌和房玄龄都是谨慎之人，他们的进谏记载不多，外来户比如魏徵，反倒比他们要强硬得多。究其原因，估计是秦王府的人与李世民共同创业，经历过许多腥风血雨，知道这位君王的秉性，尊敬并害怕他。而皇帝李世民为了摆脱杀兄逼父的丑名，必须干出一番事业来，用明君的声誉证明自己。这种心态在客观上促成了贞观之治，将坏事变好事。而明君要善于纳谏，这样才成就了一批直臣。
房玄龄是个能臣、循吏，但绝非直臣。他一生都小心翼翼，有如下表现：
第一，很少进谏。
房玄龄对李世民的态度是尽心辅佐，但是很多事看在眼里也不敢提意见，唐太宗说他：“房玄龄处朕左右二十余年，每见朕谴责余人，颜色无主。”（《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和长孙无忌一样，有机会进谏他也不接招。一次，有人上书“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唐太宗勃然大怒：“欲国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皆无发。”（《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太宗的话是对着房玄龄说的，可是房玄龄什么也不敢说。还有一次，有人在太宗面前告状说高官们都轻慢魏王李泰，那时李泰还很受太宗喜爱。太宗又怒了，大发脾气。“房玄龄等皆惶惧流汗拜谢”，房玄龄吓得颤抖如筛糠。
太宗对房玄龄唯唯诺诺的做法也有所不满，直接对房玄龄说：“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三）（中书、门下不仅要执行旨意，旨意有不妥的地方也要指正，可你们从来都是照办不误，不提意见。要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岗位是个人都能干，要你们干什么？）但“房玄龄等皆顿首谢”（《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还是拜谢。
第二，迎合唐太宗。
房玄龄是个明哲保身的人，有时甚至不惜迎合太宗。有一次太宗问他：“隋文帝何如主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三）怎么评价隋文帝？房玄龄少年时就说过隋文帝不是个好皇帝，早晚要把国家搞得大乱。可是这次不然，房玄龄知道唐太宗对隋朝两代皇帝都没好感，会抨击隋文帝，所以他故意夸了隋文帝。他这样评价隋文帝：“虽性非仁厚，亦励精之主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三）他性格不算仁厚，但也是个励精图治的人。房玄龄之言果然引得唐太宗狠狠地批评，大谈隋文帝是个不智而多疑之人，所以二世而亡等等。群臣频频点头。
第三，修改史书。
这个事前面谈到了，不多说了，一句话——以房玄龄的性格和经历来看，他是做这个事的最合适人选。
房玄龄能力强，但是他谨慎甚至胆怯。有一次，唐太宗的儿子吴王李恪出外打猎游玩，损了老百姓的庄稼，御史因此弹奏。唐太宗舍不得惩罚儿子，却要治儿子副手权万纪的罪，理由是“权万纪事我儿，不能辅正，其罪合死”（《唐会要》卷六一）。御史马上回敬：“房玄龄事陛下，尚不能谏止畋猎，岂可独罪万纪乎？”（《唐会要》卷六一）（房玄龄是您的副手，不也照样没能劝止您打猎游玩吗？为什么只怪罪权万纪？）太宗一下被噎住了。房玄龄在这件事上可谓躺着也中枪。
唐太宗爱书法，尤其爱王羲之的书法，王羲之的代表作《兰亭集序》就落到他手里了，而这个过程不太光彩。《法书要录》记载说，当时《兰亭集序》在一个高僧辩才手里。辩才小心翼翼地保管《兰亭集序》，把它看得比眼珠子还宝贵。他在自己房间大梁上凿个洞储存，轻易不给人看。唐太宗向他要，他推辞说丢了。太宗又不好意思强夺，就问房玄龄怎么办。房玄龄建议找个智勇双全的人解决这件事，于是推荐了一个叫萧翼的风流才子去智取《兰亭集序》。萧翼伪装成书生到寺中借宿，他凭借高雅的谈吐，还装扮成王羲之的忠实粉丝，终博得了高僧的信任，高僧给他看了《兰亭集序》。来往次数多了，高僧也好，其弟子也好，都对萧翼失去了警惕。终于萧翼找了一个高僧外出的机会，借口说有东西落在高僧房间，骗过其弟子进入卧房，取走《兰亭集序》献给了太宗。丢了《兰亭集序》，辩才不久就气死了。
现在有学者认为《法书要录》的这个故事是虚构的，甚至辩才、萧翼这两个人也是虚构的。萧翼之名首见于中唐史料《兰亭始末记》，并且无其他可信史料辅证。除了赚兰亭序，再无其他任何事迹，他很可能是虚构人物。郭沫若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中认为，萧翼完全是虚构的小说人物。梁少膺著《王羲之研究二稿》也认为故事漏洞百出，不可信。祁小春《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也认为，萧翼和辩才都是虚构人物，只存在于传奇小说的想象之中，那么赚兰亭自然也是假故事。
另外，庄严先生《前生造定故宫缘》认为故宫藏《萧翼赚兰亭图》为五代顾德谦所作，与阎立本无关。史树青先生《从〈萧翼赚兰亭图〉谈到〈兰亭序〉的伪作问题》认为：“这卷画既不是阎立本画的，也不是萧翼赚兰亭故事，而是后人对《兰亭》迷信，给它戴上了阎立本‘萧翼赚兰亭’的帽子。”他认为是五代北宋作品，是点茶图。
不过退一万步讲，故事虽然假，但是仍然有其价值，那就是编故事的人的心态值得研究。这个故事唐代已有，为何编故事的人要将房玄龄设为出谋划策者？而这个出谋划策者为何不是魏徵、褚遂良？唐人觉得房玄龄是最合适的人选，只有他能有此“奇谋秘计”。
贞观二十三年（649），房玄龄病危。唐太宗听说之后心急如焚，屡屡派太医看望。病危中的房玄龄终于一改他一生的小心谨慎。当时唐太宗屡屡对辽东用兵，房玄龄对此十分焦虑，他对儿子说：“吾知而不言，则衔恨入地。”（这时我要是不进谏，就要含恨入土了。）于是他抱病写了很长的一篇谏词，告诫太宗要适可而止，要顾惜民力和将士妻小，不要以意气之争来决定外交政策。言辞慷慨激昂，完全不是他以往的作风。房玄龄不是看不出太宗的缺点，而是善于保护自己，临死前终于展现了本我。太宗看到这封谏书很感动，对女儿、房玄龄儿媳高阳公主说：“此人危惙如此，尚能忧我国家。”（他病成那样，还在操心我的国家。）
不久，一代名相房玄龄辞世，他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一个有才干谋略的人，一个经历复杂的人。他为大唐盛世做出了卓越贡献；见惯了血雨腥风和宫廷阴谋，一生用小心谨慎做自己的盔甲。他活得精彩，但也不轻松。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