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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与茅台镇自古就具有极强的地域联系。茅台镇独特的水土、商贾文化为茅台酒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而繁盛的酒业往来，也使得茅台镇因酒而盛名在外。清道光年间贡生张国华在诗中写道：“于今酒好在茅台，滇黔川湘客到来。贩去千里市上卖，谁不称奇亦罕哉。”因历史美誉与酿造技艺等方面的厚积，茅台镇已成为“美酒”的代名词。极具厚度的酿造历史，赋予了茅台继承、创新的底气，成为茅台发展的定力来源。
茅台酒的历史起源，要追溯至商周时期。1994年，在仁怀市城郊接合部的东门河云仙洞内，人们从一处商周居住遗址中发掘出40多件文物和标本，其中多数为精致的陶制酒器。这是贵州省历史上发掘出的最早的商周时期专用酒器。由此证明，早在商周时期，仁怀地区就已掌握了酿酒技术，并有浓厚的饮酒习俗。
关于仁怀市茅台镇的酿酒行业初始于何处、何时，因该地曾数次被卷入战争，导致历史资料和文献散失，已无法进行确切完整的考证，现在只能依靠该地的出土文物大致推算此地酿酒文化的兴盛程度。明确记载该地酿酒的史料，见于司马迁《史记》。据载，在西汉建元六年，一位名叫唐蒙的鄱阳令在出使南越期间吃过“枸酱”，在回到长安之后找到蜀地的商贾询问“枸酱”的产地，得知“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书中所说的“枸酱”也被普遍认为是茅台酒的前身，而夜郎则是指如今的贵州省仁怀地域。可见，彼时的枸酱闻名华夏大地，并在蜀地初具规模。
“枸酱”是如何酿造的呢？据说是取拐枣捏碎，布滤去籽，纳入瓮中，再用布蒙其口，厚泥密封，用贮藏黄酒的方法进行贮藏，就会逐渐形成浓稠甘美的酱。贮藏的时间越久，品质越好。从制作工艺上看，茅台酒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枸酱的酿制工艺，它已成为茅台古法制酒的重要参考之一。如今，仁怀市仡佬族依旧会沿袭古法，在重阳节用拐枣造酒。
唐宋时期，贵州早已以“酒乡”闻名，世代聚居黔地的各民族都有善酒善酿的习俗。根据《旧唐书》《新唐书》等古籍记载，当时贵州的农业较为发达，有着“土宜五谷”“稻粟再熟”的说法。此时酿酒使用的原料就已经逐步转变为五谷，并开始风靡窖藏数十年的老酒。彼时的酿酒工艺已初现茅台酒酿造工艺的影子，尤其是其长期贮存的工艺，现已成为茅台打造“时间的玫瑰”不可或缺的环节。
不仅如此，当时在黔地，酒像小农时期的耕牛一样重要，不仅是家家户户必备的日常必需品，还是婚嫁下聘、年节供岁、款待贵客等重要活动的“席间主角”。酒与当地文化的联系越发紧密，并在世代沿袭之后，形成独特的酿酒文化和习俗，为茅台酒日后的“品格和风范”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
明代万历年间，此地被卷入匪患纷争，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李化龙奉命平定播州（后改名为遵义），改土归流。在随李化龙入黔平播的驻军后人当中，有一支邬姓族人长居于此，并留下一本《邬氏族谱》，明确标记了彼时茅台村酿酒作坊的位置。这是迄今为止最直接的对茅台酒坊的记载，也证实了400多年前茅台村的酒业就已成熟，且已有酿酒作坊。
至清代，贵州美酒凭借其醇厚甘冽而声名远扬。康熙年间，还有“贵州各属，产米精绝，尽香稻也，所酿造亦甘芳入妙，楚中远不及”等描述记录于书册当中。到乾隆年间，茅台镇已经成为“川盐入黔”的四大通商中枢口岸之一，盐船、商人络绎不绝，进一步带动了当地酿酒产业的发展。
当时贵州民间最常见的是咂酒。此外，还有夹酒、女酒、窖酒和刺梨酒等，它们凭借着不同的工艺和风味充盈着黔酒“酒库”。其中，茅台地方制酒又在美酒“团簇”的黔酒中脱颖而出。
《贵州通志》记载：“按黔省所产之酒，以仁怀茅台村之高粱最佳。”随后，在清道光年间，《遵义府志》对茅台酒做了详尽描述：“茅台酒，仁怀城西茅台村制酒，黔省称第一。其用料纯高粱者上，杂粮者次之。”其中还有对制法的描述，说将茅台酒的原料蒸煮后和曲共同纳入地窖，弥月就出窖烤酒，而它所用的曲由小麦制成，叫作白水曲，按当地的说法叫作“大曲酒”，最终制出的酒称作“茅台烧”。
就此，茅台酒的制作工艺和酿造流程已基本成型，“茅台烧”或“茅台春”就是茅台酒更名前当地人的叫法。茅台镇产名酒，归功于历史酿造工艺的精进与黔北一带优异的水质和气候。在黔地“酒香”闻名于世的同时，又以仁怀县茅台村酿制的酒最为甘醇清冽，且其他地域完全无法仿制其风味，久而久之，“茅台酒”这个名字便成为百姓的习惯称谓保留至今。
茅台深厚、悠久、卓越的酒文化，为茅台酒的孕育、诞生、发展提供了先天优势。经岁月磨砺而成的制酒工艺，也成为茅台酒赖以生存的根基之一。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茅台有足够的定力向内潜心深造、向外突破探究，不断创造新的发展历史，开拓白酒行业的崭新局面，让中国白酒文化成为世界酒文化中不可替代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