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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内部产业结构的演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某些传统服务行业逐渐消失，新服务部门不断出现，互补性服务业的需求直接与产业发展、中间物品的增长、国内与国际市场的统一以及官僚化和城镇化相关（曾世宏，2013）。后工业化社会理论认为服务业发展的历程大致是：个人服务和家庭服务—交通通信及公共设施—商业、金融、保险、房地产—休闲性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Bell，1974）。Eichengreen和Gupta（2013）认为服务部门内部传统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在GDP的比重显著下降，公共服务业比重缓慢上升，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产出和就业比重增长迅速。
第二，服务业各行业内部就业和产出份额愈发向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集中。有研究对1997—2004年中东欧转型国家服务部门的结构和绩效进行了考察，发现在服务业内部各行业中，产出和就业主要集中在贸易、内陆运输、通信和房地产业，且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差异较大，那些广泛运用ICT（信息与通信技术）的生产性服务部门平均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金融和基础设施服务部门的经济自由化对于下游织造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Fernandes，2009）。
Singelmann（1978）对英、法、德、意四国1920—1970年间服务业内部行业就业的变动趋势进行分析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不动产、商务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含政府、教育、医疗卫生及其他非营利性组织）的就业比重上升明显，而其他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变动趋势则不明显。Gershuny和Miles（1983）对欧共体国家1963—1978年间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就业比重变动趋势的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和非市场方式的最终服务部门（主要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政府服务等）的就业比重上升迅速，其他服务部门的就业比重要么下降，要么变动趋势不明显。
总之，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变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王海涛，1995）。国内学者从工业化国家服务业内部的演变过程与趋势出发，研究了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调整和优化的问题（叶树生，1990）。也有人对服务业产出结构、就业结构和投资结构变动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如李江帆、黄少军（2001）从经济发展、发展阶段和服务业内部结构等方面分析了“亚洲四小龙”的产业结构演变趋势，并从产值结构、就业结构和标准模型等角度探讨了世界服务业与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还有研究分析了其发展变动的一般趋势、我国服务业发展中存在的差距和问题以及服务业结构优化对经济高效发展的作用，最后提出了我国服务业结构优化的思路与途径（郭克莎，2000）。当然，生产与消费同时进行的产业特征对不同行业发展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林民书、韩润娥，2005）。
服务业由于在三大产业中所占份额最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少服务业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提高了实际效率，包括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在内的服务出口已成为发达国家出口贸易的重要内容。解释服务业比重与服务业内部结构的演变趋势的主要视角如下。
早期许多研究认为服务业内部产业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均国民收入的变化，如国内个人服务对劳动的需求直接取决于最终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方式、社会消费模式的改变以及服务商业化程度的改变等（Weintraub＆Magdoff，1940）。Chenery（1960）通过不同国家的服务份额对人均收入水平的回归分析发现，服务份额对人均收入水平存在一个显著系数，且两者关系在不同国家不一样。Chenery和Moses（1975）的研究发现，服务份额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增长，但增长速度下降。Fuchs（1982）发展了一个模型，实证检验了当人均收入很低时，服务业就业份额趋于0，而当人均收入很高时，服务业就业份额趋于1的假设。Kongsamut等（2001）也发现服务业的产出份额与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
但也有研究对这些命题提出了质疑。Kuznets（1957）认为国民总产出中的服务产出份额并不随人均收入水平变化而产生显著变化。Falvey 和Gemmel（1996）运用60个国家的截面优化数据重新估计了服务业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发现整体而言，服务业并没有表现出需求的收入弹性，且不同服务产业部门的需求收入弹性变化很大。产生这些分歧的原因在于统计的对象和数据采用上有差别。Curtis和Murthy（1998）用1977—1992年美国、法国和德国的数据对服务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进行了估计，研究发现服务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而服务需求的价格弹性较小，两者之和为0的概率很小，并认为不能从服务产业的内部联系来说明其内部结构调整和结构优化。如果把服务业只当作最终消费品研究对象，则服务业的需求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和需求收入弹性显著相关，但如果将服务业作为中间产品和服务贸易产品包含在内，结果则不一定，因为服务业作为中间产品和贸易产品的需求还与其产业关联度和服务贸易自由度相关（韩景华，2008）。
从服务业与制造业联系的间接和直接作用角度看，有研究认为服务业发展环境的改变对满足制造业对高质量服务的需求起了重要作用，制造业服务活动的外部化使大制造企业和中小制造企业对服务业的需求不同：大企业需要高级化服务，而中小企业需要标准化服务（Genco，1970）。Franke和Kalmbach（2005）认为德国制造业的发展带动了服务业内部两个重要部门——生产性服务部门和商务服务部门的产出和就业比重增加，由此带动了服务业内部产业结构的变化。在一个就业向服务业转移的文献回顾中，Schettkat和Yocarini（2006）认为就业向服务业转移很大程度上是由服务业自身关联产生的。
已有研究大都采用投入产出分析，例如Harker（1994）运用1975年和1985年太平洋周边部分国家的投入产出表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共生关系的本质和演化过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服务业催生了大量就业，但其催生就业的能力实质上受制于与服务部门相联系的制造业各部门，作为制造业中间投入的生产性服务的平行发展内在要求制造业部门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Khayum（1995）运用投入产出表分析了美国从1940年以来服务部门增长对经济六大部门内部前后向联系的影响，研究表明，按产业关联度大小，服务业排名第五，服务部门之间的较小关联导致了整个美国经济产业内部的联系程度减弱，因而应提高服务产出活动的支出水平和消费水平。Pilat和Wolfl（2005）认为服务业通过总产出和最终需求对生产作出了直接贡献，通过它们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对生产作出了间接贡献。
同时，与作为制造业中间投入的服务业相比，服务业更依赖于与其自身内部产业的联系。服务部门通过产业内部联系发挥作为经济增长新引擎的作用，这种产业关联来自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外部联系，还来自一般服务和商务服务部门之间的非常广泛的联系，以及电子部门的通信技术广泛运用带来的专业化水平提升和产业结构变迁（Greenhalgh＆Gregory， 2001）。Francois和Woerz（2007）从作为制造业中间投入的服务业和国际服务贸易两个角度考察了服务业的结构变化，认为服务贸易的开放显著提高了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绩效，随着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会增加对与之关联的生产性服务或商务服务的需求，从而提高这两者在服务业内部结构中的就业、产出和投资份额。
服务产业的市场进入壁垒因不同的服务行业性质不同会有所不同，生活消费类服务业市场进入壁垒一般较低，而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进入壁垒较高，公共服务业的市场进入壁垒最高。相对于资本壁垒、技术壁垒和文化壁垒而言，服务业的市场进入壁垒更多体现为市场结构的政府管制壁垒（曾世宏，2013）。
有研究从企业家市场进入壁垒的角度，研究了经济自由与服务产业结构变化的关系，认为与企业家市场进入相关的制度环境衡量的经济自由度不仅影响企业家的获利机会，还影响企业家进行经济活动的水平和类型，并发现在一些商务和个人服务产业，经济自由度的增加会导致企业数和服务就业人数的增加，而在医疗卫生、社会与法律服务等服务行业则会导致相反效果（Gohmann et al.，2008）。D´Agostino等（2006）对欧盟的服务部门就业份额变化的决定因素进行考察，认为欧盟与美国之间服务就业份额差距明显，欧盟必须打破限制组织充分吸收劳动力的市场进入管制壁垒，进一步更有效地调整部门劳动力再配置，在此过程中影响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制度起了关键作用。
不少学者从交易成本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全球化生产模式和制度环境日趋完善的背景下，生产服务外部化是企业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Deavers（1997）从竞争策略角度进行分析，他认为面对不确定性，企业会通过外购、分包方式分散风险，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增强灵活性和竞争优势。Michel Dichecal（1999）综合上述两个角度分析，认为交易成本大于管理成本、交易效益大于管理效益时，半结合的行为发生。David Mckee（1988）从国际分工格局角度分析，认为将本国传统工业外移至发展中国家，能够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从事传统工业生产。
由于服务存在非转移性、非储存性、生产消费同时性、缺乏具体计量单位、个别非市场化等与实物迥然不同的特性，以实物经济为基础构建的现行统计体系难以准确测量服务的真实产出。在计量服务产出方面现有统计方法存在缺陷：无法体现由于生产与消费同时形成的消费者在服务产出中的作用；对非市场部分（如医疗教育）的统计采用的“投入即产出”的方法无法体现投入质量的提高；现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无法计量具有明显外部效应的服务（如通信、金融等）对经济发展的全面影响；计量服务实际产出时用价格指数进行折算往往导致对服务实际产出的低估；以智力投入作为服务产出的行业，实际产出和生产率低估的问题尤为突出（邓于君，2006）。现行的统计计量方法导致服务产出低估，出现“计算机悖论”，即现有的统计计量方法无法反映服务大量的资本投入所引致的技术进步。
服务业内部结构调整与优化主要是指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合理化以及各部门发展水平的高度化，主要体现为劳动、资本、技术和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的内部流动和自由组合，而技术和企业家才能暗含在资本和劳动者这两个独立要素之中。因此，服务业内部结构调整可以从以下逻辑角度出发。
第一，劳动和资本在部门内部的最优配置。Drugeon（2003）提出了一个具有来自总资本存量的劳动放大部门外部效应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研究证明了具有非凡劳动配置计划的均衡增长路径的可行性。Dong-han（2006）给出了一个两部门最优的劳动力和资本配置模型。
第二，劳动和资本结构调整。Lilien（1982）认为经济部门之间的就业需求转移使连续的劳动力再配置成为必需，而这种劳动力就业结构调整，即总就业份额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中的短期重新调整是造成结构性失业的原因。Acemoglu和Guerrieri（2008）提供了一个具有要素特征差异和资本深化的非均衡增长模型来考察资本结构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认为资本深化将增加那些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部门的产出，同时引致部门之间劳动和资本的再配置。
第三，数字化时代之下，自动化、模式化、持续化获取的数据成为生产要素，区别于此前信息生产要素的静态化、非数字化，这种新型生产要素具有场景化的生动特性。场景化是在实体空间与虚拟意识之间的信息和数据建构，会将购物、餐饮、休闲、娱乐、出行等各类服务卷入场景，并将继续向产业上游传导，形成一系列数字化流量入口。实体空间也会随着数字孪生持续优化，例如，场景取代功能、强弱关系转换、动态供应网络取代静态供应链路，推动资源配置从工业经济时代步入数字经济时代（刘玉奇、王强，2019）。
第一，要素自由流动。研究发现，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部门的劳动工资水平越高，进入该部门的劳动要素相对越多，该部门的相对规模也就越大（Bayard＆Troske，1999）。Paolo和Sica（2000）认为意大利劳动市场表现出了对与制造业相关的服务部门更长周期的敏感性以及比雇佣成本更高的解雇成本。Caselli和Coleman（2001）对结构转型（作为主导产业的农业部门所占比重下降）与南北方工资区域趋同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地区趋同主要归因于结构转型。
第二，部门劳动力工资非均等。服务部门之间的异质性带来的社会就业在服务业内部转移，就业从物品生产部门向服务部门转移助长了美国1979—1995年收入不均等性（Valletts，1997）。服务部门相对工资增长减少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部门转移成本，结果是美国1950—2000年服务部门的劳动就业份额从57%上升到75%（Lee＆Wolpin，2006）。另外，Petit（1999）通过回归方法分析了美、日、德等国家的零售贸易、交通通信、金融和商业服务等服务部门的工资和利润分布对服务内部结构变化的影响。结论认为，不同国家的工资和利润影响服务部门生产率增长的弹性水平，继而影响各个部门用生产率水平衡量的内部结构比例，但只有在解释商务和个人服务相对工资和利润的改变时，国家模式的差别才变得显著。
第三，政府产业规制。经济理论认为非对称的产业规制将引致竞争性的边缘性进入。Abel和Clements（2001）用电话产业的发展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当非对称的服务质量标准存在时，当地电话市场的进入数量显著增加，竞争性有助于内部产业结构的改变，其政策含义在于打破自然和行政垄断，制定有利于边缘性进入者的差异化规制政策，充分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发挥民营企业作用。Baily等（1993）考察了欧洲和日本四种服务产业运营所处的竞争和规制环境，说明不同类型的规制和缺乏竞争是如何降低服务产业生产率的，国家之间规制和产业竞争环境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服务产业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