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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历史比较悠久。传统的经济学观点认为服务业的发展会带来更低的社会生产率，古典经济学家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都认为提供服务的劳动属于一种非生产性的劳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也认为服务业兴起是给资本积累和利润率增加带来更多困难的象征。Baumol（1985）认为服务业是一个低效率的产业，其生产率比制造业更低，服务业的劳动更容易被技术所替代，虽然服务业在名义上有所增加，但实际上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们在消费更少的服务业，且服务业的大力发展可能带来服务价格偏高等成本病。新古典经济学家虽然意识到了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一直没有把服务业作为社会财富增加的源泉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传统经济理论曾长期将服务业看作是“边缘化的或奢侈的经济活动”。
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对上述结论提出挑战和质疑，认为服务业并不天然具有“成本病”，相反，现代服务业所蕴含的密集知识、信息和技术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和外溢效应，正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Fuchs（1968）对费希尔关于“服务业是非生产性的剩余部门和寄生行业”的观点提出了强烈质疑，认为服务业非常重要，是产业升级和城市经济增长的主攻方向。Shelp（1984）认为，“农业、采掘业和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砖块，而服务业则是将它们黏合起来的灰泥”。服务业的兴起并不必然代表低的生产率增长和经济下滑，服务也能够自发创造就业机会，单独构成经济增长动力（Barcet，1988）。
Riddle（1986）认为服务是促进其他部门经济增长的过程产业，是经济的黏合剂，是刺激商品生产的推动力，于是构造了一个“经济部门相互作用模型”，说明服务在分工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服务业部门应该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政府为纠正促进研发和技术进步的市场失灵，应该充分重视所有服务部门的发展（Swan，1985）。另外，如果将服务业分为消费性服务和生产性服务两个部门，生产性服务对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Greenfield，2005）。服务业就业份额转移并非来自对服务业最终需求的改变，而是来自生产率提高的差异（Baumol，2001）。
还有研究认为服务业的发展改造了美国城市经济，对美国城市体系及其产业定位的研究发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多数大城市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经济转型，这一转型带来了很长时期的大规模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城市居民就业和收入机会的巨大变化（Sheets et al.，1987；Stan-back et al.，1982）。服务业的发展使得大多数城市渡过了持续至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难关。
国内学者较多地讨论了服务业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的联系和影响机制，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是，认为服务业为国民经济提供全面而系统的服务：运输、通信、教育等服务业发挥基础作用；金融、商业服务等则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白仲尧，1999）。服务业比重随着经济发展不断上升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业比重在低水平上保持稳定的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经济体制和政策、全球分工中的定位等，通过将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并进一步计量建模分析，预期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服务业比重会随着人均GDP的进一步提升而明显提高（江小涓、李辉，2004）。
二是，对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讨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结构变化、经济发展水平的特征和关系，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从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后度量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发现在改革开放30年中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度非常显著，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产业结构变迁的贡献呈不断降低的趋势，技术进步的力量日益显著（刘伟、张辉，2008）。同时，针对我国经济发达地区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区域发展的作用，并预测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潜力（钟韵、闫小培，2002）。
三是，认为服务业是连接生产和销售的桥梁，能极大提高交易效率和降低交易费用（谷永芬等，2008）。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突出作用在于它具有黏合剂功能，对于助推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牵引经济竞争力提升和催化经济变革与经济全球化有重要作用（程大中，2004）。服务业构成工业生产中间投入的重要部分，制造业企业活动外置带动了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制造业与服务业出现了不断耦合的趋势。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升级与结构调整有赖于投入更多有效率的各类服务，服务业的发展为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创造就业机会等提供了有利条件（华而诚，2001）。
四是，注意到服务业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不断加强的双向互动关系（夏晴等，2004）。尽管服务业所占比重随着GDP快速增长而不断上升，但人均收入差异拖慢了这种上升速度（李勇坚，2005）。强调服务业与整个国民经济间的复杂性，认为在国民经济中服务业具有经济增长力、产业协调力和吸纳力等多重作用，因而能够极大地提高综合国力（白仲尧、依邵华，2004）。
20世纪30—40年代，产业结构理论体系逐渐形成，费希尔1935年在《物质进步的经济意义》中首次提出了三次产业的概念，指出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是从第一产业占主导，过渡到第二产业占主导、第三产业占主导的经济结构。
17世纪，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发现：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中心将逐渐由有形的财物生产转向无形的服务性生产，农业、工业、商业的利润依次大幅增加，因此劳动力必然由农转工，而后再由工转商。1940年，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在威廉·配第学说的基础上计量和比较了不同收入水平下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分布结构的变动趋势，系统地提出了配第-克拉克定理（Petty-Clark theorem）。
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中，克拉克以配第的研究为基础，对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时期三次产业的劳动投入产出资料进行了整理和归纳，总结出：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Clark，1940）。
随后，库兹涅茨、霍夫曼、赫希曼、罗斯托、钱纳里等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大大丰富了产业结构理论。世界经济的发展也表明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经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经济结构变革的过程（刘戒娇，2002）。产业结构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演变，主要表现为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高度化和横向演变的合理化。
从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实践来看，不同角度观察产业结构演进有如下规律：（1）从工业化发展阶段及其主导产业转换过程来看，产业结构的发展沿着如下进程从低级向高级走向高度现代化，如表2-1所示。
表2-1 产业结构的演变阶段
（2）从三大产业的内在变动来看，产业结构发生了以下变化，如表2-2所示。
表2-2 产业结构及产业内部结构演变
库兹涅茨、罗斯托、钱纳里等众多学者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的观点差异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关系中什么起主导作用上。库兹涅茨从需求角度分析产业结构的变化，将总量增长看作产业结构有序的渐进变动趋势，并认为经济增长中首要的是总量增长，进而引起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的变动。罗斯托采用非均衡的动态结构演进分析方法，强调结构变动对总量增长的作用。钱纳里采用非均衡分析方法将结构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支持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观点。帕西内蒂把结构变动纳入经济增长分析，他认为通过各部门生产率的差异来分析资源的重新配置，能够促使资源合理利用，从而带动国民经济增长。伯格和布鲁斯·赫里克的研究表明，在较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投入产出模型中，结构效益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成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支撑点。乔根森通过对美国经济增长根源的研究以及所进行的国际比较，证明了结构变动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沈家文，2012）。
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比重的上升普遍是由生产性服务业和各种社会服务业来推动的，目前大部分发达国家这两大部类服务业占全社会就业的比重分别在10%～20%和20%～30%之间（任旺兵，2005）。富克斯详细阐述了从工业经济过渡到服务经济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长情况及其成因与影响。美国服务业就业人口迅速增加，1947—1965年间专业服务、企业性服务、一般政府部门的就业增幅最为显著。他认为，在商业周期中，服务部门的总产值和就业比工业部门稳定，但其生产率趋于不稳定。
解释服务业与经济结构变动的主要理论，可以总结为以下类型：库兹涅茨理论、标准产业模型理论、产业服务化理论和服务产业化理论。
库兹涅茨理论。库兹涅茨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实际上就是经济结构的全面变化，是一场工业革命，更是一场农业革命和以交通通信革命为主要代表的服务业的革命。他认为现代经济体系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存在一种持续、不可逆转的变动，即“长期运动”。他分析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对服务的中间需求扩大、中央政府监督和调节作用下政府对劳力消费需求（如警察、卫生保健、教育等）大大增加以及收入水平提高下对服务的最终需求增加，工业化过程表现为以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为主。结果是，从三次产业占国民收入比重变化的角度，可以看到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即在整个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将经历一个由上升到下降的倒U形变化。
标准产业模型理论。钱纳里等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中的9个准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历史资料，建立了多国模型，利用回归方程建立了GDP市场占有率模型，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一个“标准产业模式”（Chenery，1979），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具有一致性。其主要观点包括：大国的工业化速度大于小国；资本形成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对大国而言更显著；除贸易结构外，国内最终需求的构成是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劳动力转移主要发生在农业和服务业之间。影响结构转换的因素很多，钱纳里标准结构包括收入水平、资源禀赋、人口规模、发展目标、政府政策及国际环境等，而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产业结构调整、就业结构转换及城市化进程。
产业服务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产业生产的中间需求是推动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这些中间服务包括直接作为工业企业的中间投入、作为商品交换过程中的流通和金融服务、与生产结构相适应的人力资本的形成所需要的服务、对整个生产体系进行空间上协调和规制所需要的服务，这四点构成与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方式变化相联系的“新服务经济学”的核心（李晓青、宋治涛，2010）。谢尔普和里德尔的研究是其中的代表，“农业、采掘业和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砖块，而服务业则是把它们黏合起来的灰泥”（Shelp et al.，1984），“服务业是促进其他部门增长的过程产业，服务业是经济的黏合剂，是便于一切经济交易的产业，是刺激商品生产的推动力”（Riddle，1986）。总之，商品与服务是互补的，现代社会对服务的需求主要体现为中间性服务和互补性服务，其中生产性服务是服务业增长中最强劲和最主要的部分。他们强调工业生产的中心地位，认为服务依附于工业生产，只起到“中介”或“补充”作用。
服务产业化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服务生产制造业化，认为西方经济中服务产业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工业生产能力所允许的范围。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已经成为一种障碍，阻碍着整体生产率的恢复和提高（李晓青、宋治涛，2010）。学术界将1967年鲍莫尔得出的结论和1968年富克斯得出的结论称为“鲍莫尔-富克斯假说”（Baumol-Fuchs hypothesis）。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第一，与其他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第二，服务业就业增长相对较快，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因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第三，服务的需求弹性对服务业增长有重要影响，较低的价格弹性会导致“成本病”（cost dis-ease）。服务产业化理论认为，服务产业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否则将阻碍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对服务业进行现代化和产业化改造是解决服务业生产率滞后的途径，从而服务业的产业化便成为新资本积累和生产发展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