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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如何与实践相契合，一直是治理研究者关注的话题。如果两者不能够很好地匹配，治理有可能成为另一种“迷思”：要么给当地治理实践带来损害，要么仅仅是当局应对环境的“窗饰效应”（windows dressing effect）。事实上，治理研究的早期倡导者罗兹很早就意识到“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的重要性，强调治理研究的“解释转向”，倡导解释性治理（interpretive governance），重视行动中意义、信念、实践、行动、传统和困境对于治理的影响，并认为不存在一种唯一的治理法则适应所有情景，需要去发掘多样性情景之下的治理故事。对于中国而言，我们需要处理作为舶来品的理论与中国实践之间的关系，要经过话语再建构与实践的再调适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平衡，这也正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讨论的核心。
我们基于西蒙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提出的“技艺—人工品”和人工科学思想，结合复杂系统理论，提出了一个诊断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的“界面治理分析框架”。界面治理分析框架将界面作为治理研究最核心的变量，定义任何一个治理过程都是治理界面的建构过程，通过治理界面来实现治理功能和目标，从而应对环境的挑战。为此，诊断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实践，可以从治理界面、目标与功能、内部结构、治理环境等四个要素出发对治理过程和治理问题进行分析，从而实现提升治理质量的目的（见图0-1）。一旦考虑复杂系统治理界面，就涉及如何处理不同治理界面之间的内在组织和逻辑关系，这是分析范式的转换，即由单一界面治理分析到多界面治理体系。
图0-1 界面治理分析框架
按照界面治理分析框架的逻辑，对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的治理分析，至少可以从作为界面的接诉即办、作为界面间关系的接诉即办和作为要素的接诉即办等三个层面进行分析（见表0-2）。首先，接诉即办改革本身就是一个治理界面创新的过程，要理解其背后的治理逻辑，就需要将之想象成一个人造的治理界面，然后围绕接诉即办的治理界面、目标与功能、内部结构和治理环境等展开。对于接诉即办的价值和目标问题的讨论，很多都是对治理界面的功能分析，即接诉即办到底要追求什么。而围绕着接诉即办建立的诉求受理、派单、办理、考评、反馈等则是对治理界面的内部结构分析，通过这些运行机制为实现治理目标创造条件。民众的诉求则是基于自身价值观在与治理环境互动中产生的需求，它们会作为治理界面与治理环境之间交互的信号，需要治理主体进行反应，有些纳入治理议程并形成治理任务从而开启治理变革，有些则会被治理主体所忽略，不行动成为一种治理选择。其次，接诉即办改革在建立新的治理界面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治理界面产生互动，这种互动会对双方都产生影响。此时，我们将接诉即办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讨论它与其他治理界面之间的相互影响，不同治理系统都需要进行调适以形成新的平衡。最后，对于接诉即办的治理分析，还需要讨论作为要素的接诉即办与整个治理系统之间的互动，尤其是讨论接诉即办对于推动整个治理系统变革的意义。接诉即办改革是在超大城市治理的情景之下进行，这个层面分析的重点内容就是接诉即办改革对超大城市治理的意蕴，接诉即办牵引超大城市治理“首都样板”就是这个层面的研究议题。
表0-2 接诉即办治理分析
理解接诉即办改革的治理逻辑，就是要围绕这三个层面展开，探索不同层面自身逻辑，以及不同层面之间的嵌套逻辑。正是在界面治理分析框架的指引之下，我们可以针对接诉即办改革进行内部和外部治理分析，内部治理分析强调聚焦接诉即办改革的运行模式从而展开研究，外部治理分析强调讨论接诉即办改革与横向和纵向治理界面之间的互动关系。多层面界面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以更加立体的方式来理解和认知接诉即办改革，探究其中的治理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