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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人类社会，就会有行政和治理。西蒙等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给行政下了一个定义，认为“行政是一群人的行为合作完成目标”
，共同目标和合作行为是判断行政的两个核心构成要素。当行政从组织扩展到组织间和政府与社会互动时，行政问题就转化为治理问题。尽管如此，治理仍然包含着行政的两个最核心的要素，即共同目标和合作行为，但是合作行为的主体从个人间扩展到组织间、组织与个人间、政府与其他组织间，并且更加强调合作的场域。行政和治理对于人类福祉非常重要，高质量的行政和治理是发展的基础。但是，人类常常会陷入治理困境，如“公地悲剧”、社会困境、集体行动问题等就是其中的理论典型，在现实中则表现为环境污染、数字鸿沟、基础设施缺乏、贫困、犯罪等社会问题，在城市治理的情景下则是“大城市病”问题。治理无处不在，善治则是稀缺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回应这一时代命题是公共管理学科的使命和职责所在。
正如“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一样，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样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有各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对于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言，需要回答的最根本性治理问题是：党的初心和使命如何转化为治理实践？我们把这一问题称为中国的“治理之问”，它需要回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如何通过治理创新来实现人民生活幸福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对于接诉即办的研究，也可以放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之下进行，它是回应中国情景之下的“治理之问”的探索。接诉即办改革的设计初衷是追求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提升为民服务水平，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这本身就是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因此，接诉即办改革是一种“治理之问”的实践探索，旨在通过回应市民诉求、促进问题解决、及时反馈和“主动治理、未诉先办”来实现让人民生活幸福，这是寻找初心使命的治理之道。接诉即办改革是在超大城市场域下进行的治理实验，从某种程度上看，它也是超大城市治理新路的北京探索。简言之，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是在超大城市回应“治理之问”的实践，对于它以何种方式回应以及能否有效回应，这是公共管理研究者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