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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奋斗目标，也是理论探索的命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发挥着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的构成要件。这也意味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以及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都需要在新征程中得以实现。很显然，中国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需要考虑国家治理的一般规律，也需要考虑中国国情，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地位、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等各种因素。与此同时，国家治理会体现在各领域、各层级、各行业和各系统的治理中，它本身是一个复合的治理系统，需要多个方面的实验和探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开展，城市治理会成为国家治理的主战场，超大城市治理又是城市治理的重中之重，它需要率先实现中国式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
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通过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重返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目标，紧紧围绕着市民诉求的多重建构，将诉求作为抱怨、反馈和信号，通过诉求办理、主动治理、未诉先办、职责明晰、治理改革等一系列举措，探索形成了市民诉求驱动的中国式超大城市治理范式。市民诉求驱动的中国式超大城市治理范式，其核心是对诉求的多维建构，关键是治理多阶段的有机统一，最终目标是在超大城市的场域下实现党的初心和使命。市民诉求首先是一种个人抱怨，它是民众个人对于党和国家治理、问题解决和公共服务提供的意见表达，可能合理，也可能不合理。对于市民诉求的快速回应、合理诉求的高效办理、不合理诉求的劝说，这应该是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旦市民诉求得到有效回应，我们可以称之为回应治理的目标得以实现。市民诉求还可以作为各级政府、部门和官员个人治理行为和效果的反馈。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市民诉求少，一旦有诉求便能够得到有效解决。相反，如果市民诉求多，并且办理水平差，一定是治理能力不足的表现，这意味着该治理主体需要同步解决问题和提升治理水平。市民诉求还可以作为整体治理系统运行的信号，也就是俗称的“晴雨表”，通过市民诉求可以感受整个城市的脉动。北京市正是通过以市民诉求为基础开展“城市体检”，实施主动治理、未诉先办、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治理举措，推动首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北京接诉即办改革围绕市民诉求，探索了一条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相互促进的治理革命。接诉即办是对党和政府的“自我革命”，它要求政府接受民众的监督，并且通过政府自身的监督系统来促进各级政府履职。接诉即办更是一场“社会革命”，它本质上是对党和政府与民众之间关系进行重新塑造，并且会推动社会自身的再造和改革。例如，实施接诉即办改革之后，由于涉及的问题并非仅仅依靠政府能够解决，还需要市民通过民主协商来解决，这便会促进社会内生动力的发育。由此可见，北京市对接诉即办改革的持续探索，正在形成超大城市治理“首都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