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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侵权法上的公平责任，顺其自然地就会联想到英美法系的衡平法。而在现代英国立法中，与“衡平”（equitable）相关的条款一般都应该被理解为“公平”（fair） [1] ，可见二者天然的亲缘性。衡平法是历史上在1873—1875年《司法组织法》融合之前，由衡平法院基于独享的衡平管辖权所给予的救济方式。 [2] 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衡平法，是英国法上基于历史原因最初源于衡平法而非源于普通法的法律规则的总称，这本身并不代表衡平法比普通法更加的“衡平”。衡平法源于英国，普遍存在于普通法系。美国1938年《联邦民事程序规则》（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第1条和第2条废除了联邦法院的普通法和衡平法管辖权区分。而在美国州法层面，从1848年纽约州改革开始，尽管至今仍然有少数州保留了两套法院系统，但大多数州都废除了普通法院和衡平法院的区分。 [3] 鉴于衡平法的英国法源流，本部分主要以英国（英格兰和苏格兰）为研究对象，辅之以现代衡平法较为发达的澳大利亚作为参考。
英国衡平法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五个阶段。
在1066年诺曼征服之后，英国逐步建立起了国王的最高权威，并建立了强有力、高效运作的政府。在亨利一世（1100—1135年在位）和亨利二世（1154—1189年在位）时期，英国逐步建立起了普通法制度。
到13世纪，衡平法开始出现。当时普通法院出现了因为陪审团被误导、贿赂或者被威胁等原因，不能作出公正的裁决的情形，请愿者就只能诉诸大法官法庭（Chancery），即衡平法院的前身。稍晚的衡平法主要适用于由于普通法院令状的有限性而无法得到救济的情形，到16世纪随着普通法的逐步发展，这一情形得到了缓解。后来逐渐形成了普通法院与衡平法院两套系统。 [4]
根据梅特兰的看法，13、14世纪的衡平法院大法官（Chancellor）很可能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掌管一套新的法律。 [5] 中世纪的衡平法院大法官一般是神职人员，熟悉罗马法和教会法，只是根据其个人对正确与错误的认识来判断提供或者拒绝提供救济，而不需要遵循先例。 [6] 15世纪之后，随着“星室法庭”（Star Chamber）的出现，衡平法院大法官不再给予普通法救济，其主要工作是巩固和发展已经存在的法律原则。 [7]
在衡平法院获得司法管辖权两百年之后的16世纪早期，普通法院与衡平法院之间出现了冲突，而当时的律师也反对衡平法的适用，主要理由有四点：第一，良心的不确定性；第二，衡平法院大法官裁量权的反复无常性；第三，对清晰和被承认的普通法规则的削弱；第四，以无理缠讼的非正式形式（informality）的司法调查来替代能够创造安定性的正式形式（formality）和中立的陪审团审理。 [8] 这些批评集中体现在衡平法基于“良心”裁判和非法律形式的司法程序两个方面。
中世纪的衡平法，理论上是基于普遍和自然的正义，而非衡平法院大法官个人的意见或者良心。到Christopher Hatton爵士（1587—1591年担任衡平法院大法官）时代，这种良心变为了女王的良心，而御前大臣也被指定为女王良心的维护者。 [9]
现代衡平法认为，良心就是公允和善良（conscience is aequum et bonum ），是每一部法律的基础 [10] ，而公允和善良是法律的生命。 [11]
John Selden（1584—1654年）有一段对衡平法的著名批评：“衡平法像恶作剧一样。对于普通法我们有一个尺度，知道应该相信什么。而衡平法取决于衡平法大法官的良心，可能宽也可能窄，衡平法也是这样。即使他们确定了标准，也只有这么一种，我们称其为‘脚’，大法官的脚；这是多么不确定功能的尺度啊！一位大法官的脚长一点，另一位短一点，第三位不偏袒。这和大法官的良心是一样的。” [12]
衡平法历史意义上的独特性主要在于：衡平法院之所以能在1616年的危机后存活，主要是因为以培根爵士为代表的衡平法法官对普通法院的一系列让步，以致衡平法院对普通法院不再具有威胁性。 [13] 中世纪衡平法院践行的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衡平”，注重对事实的细致审查和对个体价值的评估，并且被广泛接受为对普通法的必要附属。 [14] 如果说衡平法拥有区别于习惯法或者普通法的核心的统一原则的话，那么就是“良心”，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衡平法院对证据深入的严格审问制度和一系列临时性救济的执行来实现的。 [15]
16世纪30年代早期，Thmomas More爵士试图弥合衡平法院和普通法院的努力失败，因为普通法院的法官认为，陪审团的裁断可以解决普通法院的所有难题。 [16] 这成为此后衡平法和普通法司法权分裂的重要一步。随后衡平法与普通法出现了适用优先性的冲突，而1615年的 The Earl of Oxford's Case [17] 一案首次确立了衡平法相对于普通法的优先性。 [18]
Nottingham勋爵（1673—1682年）
、Hardwicke勋爵（1737—1756 年）和Eldon勋爵（1801—1806年，1807—1827年）担任衡平法院大法官期间，通过确定衡平法领域的“遵循先例”原则，使其逐渐摆脱个人色彩
[19]
，逐步实现了衡平法的体系化
[20]
，衡平法规则体系逐渐稳定下来。在此之后，只是确立了极少的规则。
[21]
较为典型的是限制性约定（restrictive covenants）
的负担可以适用于土地。
[22]
1850年成立的一个委员会在1851年、1852年和1860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当事人穷于在普通法院与衡平法院之间奔波，但仍然无法得到完整的救济，主要原因是：一方面普通法院仅仅享有限制性的发布禁令的权力，没有权力作出特定履行的法庭命令；另一方面衡平法院通常无法给予损害赔偿救济。 [23]
为了缓和这一矛盾，普通法院在衡平法较为清晰的情况下，一般会主动适用衡平法以缓和这种矛盾，而部分矛盾也被制定法所缓和。一方面是1854年《普通法程序法案》（Common Law Procedure Acts）授予了普通法院限制性的禁令发布权力；另一方面是1858年《衡平法院修订法案》（Chancery Amendment Act）允许衡平法院给予损害赔偿救济，以替代或者补充禁令和特定履行。 [24]
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大英帝国的国际性扩展，使得大量问题需要通过衡平法的发展来解决。旧有的衡平法院制度已经严重过载 [25] ，这一情况可以通过衡平法院法官数量的增加一窥究竟。1813年之前，衡平法院仅有衡平法院大法官（Lord Chancellor）和掌卷法官（Master of the Rolls）两位法官，随后掌卷法官逐渐从秘书的定位改为独立法官。1813年任命了一位副大法官（Vice-Chancellor），1841年又任命了两位副大法官，1851 年，再任命两位衡平法院上诉庭大法官（Lord Justice of Appeal in Chancery），到1875年衡平法院被撤销时，该法院一共有7位法官。就具体审理情况，衡平法院一审由掌卷法官或者三位副大法官之一听审，有时大法官也会担任一审法官。衡平法院上诉法庭则由大法官和两位上诉庭大法官听审。 [26] 但衡平法随后出现了僵化（Rigor Aequitatis） [27] ，不再是良心的法院，而又成为法律的法院。 [28]
经过了1854年《普通法程序法案》和1858年《衡平法院修订法案》改革后的普通法院与衡平法院，仍然不能应对司法的需求，最终导致了1873年和1875年《司法组织法》（Judicature Act）对衡平法院和普通法院进行了融合（fusion）。原有的王座法院（Court of Queen's Bench）、财税法院（Court of Exchequer）、皇家民事法院（Court of Common Pleas）与衡平法院（Court of Chancery）连同高等海事法院（High Court of Admiralty）、遗嘱检验法院（Court of Probate）、离婚和婚姻事务法院（Court of Divorce and Matrimonial Causes）、财税法院上诉庭（Court of Exchequer Chamber）、衡平法院上诉庭（Court of Appeal in Chancery）一并为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取代。最高法院下设高等法院（High Court of Justice）和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高等法院又再分为王座法庭、民事诉讼法庭、财税法庭、衡平法庭以及遗嘱检验、离婚和海事法庭5个分庭，奠定了英国现代司法组织的基础。 [29]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衡平法院与普通法院在机构上融合为一体，但衡平法规则与普通法规则的区分却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同一法院可以同时适用衡平法规则与普通法规则而已。
我们可以从高等法院衡平法庭被分配的案件类型来了解英国衡平法的适用范围，主要包括：（a）土地的买卖、交换、分割或者对土地的按揭；（b）对抵押的赎回和取消赎回；（c）对信托的执行；（d）死者财产的管理；（e）破产；（f）合伙的解散、合伙的撤资或者类似撤资；（g）纠正、撤销或者废除契约或者类似字据；（h）无争议的或称普通形式的遗嘱检验之外的遗嘱检验事务；（i）专利、商标和注册的设计；（j）为未成年人的财产指定监护人；涉及基于与公司相关的立法的高等法院行使管辖权的全部案由和事务。
现代英国衡平法的管辖权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排他性管辖权，适用于普通法上原来不存在的新权利，主要是用益和信托。第二类是并行性管辖权，适用于普通法早期不存在的新救济方式，与普通法一道以达到完全的救济目的，主要是特定履行和禁令。
第三类是辅助性管辖权，主要是一些普通法早期不存在的新的诉讼程序，以避免普通法程序的缺陷导致的不公平结果，例如强制被告提供证据、对诉讼结果有利益的第三人进行询问和强制披露文件等。
[31]
衡平法分为救济性衡平（Remedial Equity）和实质性衡平（Substantive Equity），其中救济性衡平根据法律效果是产生救济还是取消救济可以分为强制性救济（Injunctive Remedy）和衡平性抗辩（Equitable Defense），但均不影响权利本身。强制性救济是在不产生新权利的前提下对法律救济的补充，而衡平性抗辩则是在不触动权利本身的情况下拒绝增加新的救济。 [32]
实质性衡平与救济性衡平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可以产生新的权利，或者拒绝所有的救济，实质上影响到了权利本身。最重要的两项实质性衡平制度是抵押和信托，并逐渐衍生出了免于失权、受托与保密关系等现代不动产交易中的重要制度。 [33]
英国的法律体系包括判例法和制定法。从法律适用的优先性而言，制定法优先适用，在没有制定法的情形下，才适用判例法。制定法的发展，是对判例法规则的成文化，因此部分制定法的内容对应传统的普通法，而部分制定法的内容则对应传统的衡平法。
英国传统民法，主要包括合同法、财产法、信托法、侵权法和不当得利，继承法、婚姻家庭法相对独立。
如果将普通法与衡平法中的判例法和制定法一并看待，可以列出表3-1展示英国民事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大致结构。
表3-1 英国民事普通法与衡平法的规则分布表
[34]
从制度的总体分布态势来看，信托法的主体规则是衡平法，而合同法、财产法、侵权法和不当得利的主体规则是普通法。
追溯衡平法的发展历程，15世纪普通法在财产法和合同法两大领域亟待填补空白，是衡平法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其一是财产法上皇家民事法院未能将用益作为一种普通法上的附条件的封地授与（feoffment），其二是王座法院未能取消对由契据证明的合同文书欺诈进行衡平细查的限制。否则，后世可能就没有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分立了。 [35] 不过在现代英国法学教育中，相关衡平法规则都是融入合同法和财产法中讲授的。 [36]
在英国法上，不存在一个部门法叫作衡平法。绝大多数的叫作《衡平法》（Equity）或者类似书名的著作，其主体部分都是信托法。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学术传统，与合同法、财产法中的相关衡平法规则遥相呼应。
信托制度最初来源于18世纪早期对用益的用益 [37] ，并在 Hop kins v Hopkins 一案 [38] 中正式确立了信托制度。 [39] 某种意义上，在1873—1875年的《司法组织法》最初起草和讨论时，正是信托制度的长期存在阻碍了衡平法与普通法的完全融合。 [40] 而就信托法与财产法的关系，尽管存在争议，但信托法较为独立只是因为其是一套精细复杂的法律规则，而不是因为其本身与财产法有太大的差别。 [41]
有意思的是，衡平法院法官在信托法领域愿意通过“良心”来改变普通法规则，但在侵权法领域却保持了足够的克制，这也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
1617—1618年，弗朗西斯·培根担任衡平法院大法官，曾经特别指示，衡平法不能与普通法、制定法的任何规则相违背，只能在因适用法律导致危害（mischief）的特定案件中提供救济（relieve）。
[42]
进而衡平法基于其对给予损害赔偿救济的有力压制而未能在法律学说上进一步扩张。针对侵权人发出恢复原状或者损害赔偿救济的法庭命令被有意地回避，以避免衡平法院被认为是民事“星室法庭”
在从事不受节制的惩罚或者威慑。这就是为什么极少有衡平法上的侵权救济的原因。
为了保证社会的流畅运行，有必要建立起一般性规则以在大多数案件中正常适用，即普通法。 [43] 当法律还不是足够地令人满意，或者足够强大，原告所追求的往往不是“法律”而是“正义”。因为具有普遍性（generality）和公正性（evenhandedness）的法律并不会给原告带来好处。 [44] 有时会出现案件中无法预见的事实，导致一般性规则会产生实质性的不公平结果。在此时，正义就要求，要么修改法律，要么如果法律不宜修改就会发展出另一套缓和这种法律严格性的规则。 [45] 中世纪的英国没有努力去调和二者，而是采用后一种方式，在普通法之外建立了衡平法。 [46]
梅特兰认为，衡平法的出现，不是为了消灭普通法，而是对普通法的完善。
[47]
他说道：“如果我们被问到在法理学领域什么是英国人所得到的最重要、最特别的成就，我认为我们所能给出的最佳答案就是世世代代英国人对信托观念的发展。”
衡平法提供救济的情形是有限的，主要是为了遏制普通法权利的不当主张。
[48]
衡平法的角色是预防基于被告的行为，允许其通过强调其严格的法律权利，会被认为是不合情理（unconscionable）或者不符合衡平原则（inequitable）的。
[49]
衡平法不等于自然正义。 [50] 实践自然正义的大部分是普通法、制定法以及一些教会和其他来源的规则，在技术意义上只有一小部分可以被认为是衡平法。 [51] 衡平法的范围是由一系列的历史性事件描绘而成的，而不是给予提前构思的理论。 [52] 因此，并非在所有不正义的情形下都会有衡平法来干预。从某种观点看，衡平法是历史的偶然。 [53] 衡平法救济必须在历史上和在具有衡平法管辖权的法院的做法（practice）和先例中能够找到始祖。并不是我们可能觉得本案的“正义”需要，就足以让我们第一次创设该管辖权。 [54]
英国法上的衡平法救济分为程序性衡平法救济和实体性衡平法救济。
程序性衡平法救济是指那些历史上从衡平法发展出的程序性救济，现在大多已经被民事诉讼程序所吸收，主要包括文件披露（discovery）、因恐惧而请求保护（quia timet action）、防止滥诉状（bill of peace）和禁止离境令（ne exeat regno）。 [55]
由于信托法的主体部分均为衡平法，因此信托法上的救济在性质上均为衡平法救济。通常所说的衡平法救济，实际上是指信托法之外的传统上源于衡平法院的实体性救济。传统意义上，衡平法救济均为非金钱性救济，主要包括特定履行、禁令、撤销、纠正和委任接管人 [56] ，而金钱性救济一般被认为是普通法上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的范畴。
但在特定情形下，衡平法救济也包括对人的金钱性救济，主要是在如下四种情形：（1）违反衡平法上的义务；（2）作为对拒绝提供账目的信托人提起诉讼结果的衡平赔偿；（3）违反普通法义务的利润赔偿；（4）对非金钱性救济的替代或者附加金钱性救济。 [57]
衡平法救济具有自由裁量性和特定履行性的特点。所谓的自由裁量性，是指衡平法救济无须如普通法救济一样证明法律上的不当（wrong），在抗辩事由上也具有自由裁量性。 [58] 在普通法上，原告胜诉意味着其不仅享有判决书上的权利，而且还可以依据普通法要求执行，而不管其行为在法庭上显得多么微小，他曾经是如何拖延以及结果如何不公。但衡平法则要考虑其是否符合“洁手原则”，是否未来愿意公正行事，是否“躺在权利上睡觉”，或者是否会产生不公正的结果。 [59]
所谓的特定履行性，是指通过威胁惩罚或者其他方式强制被告以同样方式履行法律义务。 [60] 这体现为衡平法救济的对人性（ in personam ），被告会被命令按照衡平法院认为公正和衡平的方式行事，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对法庭的藐视。 [61]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自由裁量性和特定履行性是衡平法救济的共同特点，但不能用自由裁量性和特定履行性割裂衡平法救济和普通法救济，衡平法救济和普通法救济是法院救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62]
从上述简单考证来看，衡平法救济（equitable remedies）是指存在于英国衡平法上的救济。而从英文文献用语习惯来看，极少见到衡平责任（equitable liability）的表达，因此中国法上通常所说的“公平责任，又称衡平责任”，实际上是属于较为中国化的表述，或者是受到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尤其是王泽鉴教授用语影响的表达，与英国法上的衡平法救济，相去甚远。建议未来不再使用“衡平责任”这一表述，以避免不必要的混淆。
衡平法的精髓集中体现在衡平法谚（maxims of equity）中，但衡平法谚本身不能作为法律规则直接适用。衡平法谚一般较为模糊，且存在例外，所以只是起到辅助论证的作用。在衡平法发展过程中，法官总结了大量的法谚，这些法谚有的是从不同角度和侧重点讲述同一衡平法精神，有的在衡平法发展过程中逐渐被遗弃。 [63] 法谚之间还存在明显的文义矛盾，例如“衡平法追随普通法”就与“衡平法不容许有不法而无救济”明显相悖。 [64] 现代英国衡平法主要有12条衡平法谚，具体如下：
（1）衡平法不容许有不法而无救济。（Equity will not suffer a wrong to be without a remedy.）
（2）衡平法追随普通法。（Equity follows the law.）
（3）当两种衡平法上的权利相当时，普通法优先。（Where there is equal equity，the law shall prevails.）
（4）当两种衡平法上的权利相当时，时间上在先的衡平法权利优先。（Where the equities are equal，the first in time shall prevail.）
（5）诉诸衡平者需行事衡平。（He who seeks equity must do equity.）
（6）诉诸衡平者需双手清洁。（He who comes into equity must come with clean hands.）
（7）迟延使衡平法失效。（Delay defeats equities.）或者，“衡平法帮助警觉者，而不帮助懒惰者。”（Equity aids the vigilant and not the indolent.）
（8）平等即衡平。（Equality is equity.）
（9）衡平法注重的是意图，而不是形式。（Equity looks the intent rather than to the form.）
（10）衡平法将应该做的事情视为已经做了。（Equity looks on that as done which ought to be done.）
（11）衡平法假定当事人有完全履行义务的意图。（Equity imputes an intention to fulfil an obligation.）
（12）衡平法对人行事，而非对物。（Equity acts in personam ， not in rem .）
在上述衡平法谚中，与中国侵权法上的公平责任可能相关的是“诉诸衡平者需双手清洁”和“衡平法追随普通法”。“诉诸衡平者需双手清洁”一般被简称为“洁手原则”，与公平责任的相关性在于其与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中对原告没有过错的要求较为类似。“衡平法追随普通法” [65] 是关于普通法与衡平法关系的一条衡平法谚，与公平责任的相关性在于，其有助于借鉴并构建侵权责任与公平责任的关系。为了便于与“洁手原则”对应，笔者称之为“追随原则”。
“洁手原则”是衡平法的核心理念之一 [66] ，是指如果原告在交易中寻求救济但其之前的行为并不适当，则衡平法救济一般会被拒绝。 [67] 简而言之，“从事了不正当行为的人不能主张衡平” [68] 。尽管该法谚的表述具有决定性，不能被约定排除 [69] ，但也不宜被理解得过于宽泛。Brandeis法官曾经精辟地总结道：“衡平法并非要求起诉者（suitor）必须生活得无可责难（blameless）。” [70] 导致无法获得衡平法救济的必须是直接和必要的，而且是与请求的衡平法救济直接相关的不适当行为。 [71] 而且如果原告的行为在道德上是肮脏的，但在法律上无懈可击，仍然不会触发“洁手原则” [72] 。
作为“不洁之手”的这种“不适当”（improper），是法律性的，而非仅仅是道德性的“不恰当”（impropriety） [73] ，而且仅仅是违反公共政策并不构成“不洁之手” [74] 。如果交易双方都是“不洁之手”，“洁手原则”仅仅考虑请求衡平法救济一方是否有“不洁之手”，而无须平衡考虑被告一方的“不洁之手” [75] 。
与作为衡平法谚的“洁手原则”对应的，还有内容上较为类似的普通法法谚：“违背道德之对价，不生诉权。”（ Ex tur pi causa non oritur actio .）其适用范围也主要是合同领域，二者分别适用于衡平法和普通法，在精神上具有内在一致性。
“洁手原则”并非适用于任何案件类型，而是在历史上逐渐发展并形成其特定的适用范围，主要是在涉及交易的合同法和财产法领域适用。
英国法上的“洁手原则”主要适用于如下类型的案件 [76] ：第一，“未成年人并无欺骗成年人的特权” [77] 。如果未成年人通过欺骗性地误报年龄，从其受托人处获得了一笔本来要到一定年龄才能获得的财产，那么即使他达到了该年龄也不能强迫受托人支付其应有的财产。 [78] 第二，如果承租人违反了租赁契约承诺，那么其在建立了租赁关系的情况下仍然不能获得特定履行的救济。 [79] 第三，如果承租人将不动产用作扰乱社会治安的场所（如妓院、赌场），就不能就其因为未付租金丧失权利而获得救济。 [80] 第四，存在欺骗行为的人不能要求执行基于欺诈性目的授予的土地上的衡平利益。 [81] 第五，如果使用人作出的与财产相关的行为会对普通法上的所有人造成较大损害，其就无法获得衡平租赁许可。 [82]
除了英国法的上述案件类型，在衡平法较为发达的澳大利亚
[83]
，对“洁手原则”的适用范围还包括：第一，承租人在违反合同中存在过错且将不动产用于非法目的，不能请求对没有法律权利再次进入不动产的不动产所有人发布禁令。
[84]
第二，如果抵押人在抵押权人占有抵押物之前，部分损毁了抵押物，就不能寻求赔偿。
[85]
第三，原告曾经表示不会要求执行一份限制土地使用的合约但随后又要求执行。
[86]
第四，不法扣留合伙账册的原告不能在合伙诉讼中获得救济。
[87]
第五，承租人欺诈性地诱导其房东购买特定的不动产后，发现他无法参与到该不动产的交易过程中。
第六，原告提起诉讼的目的仅仅是消灭竞争者。
在较少情况下，“洁手原则”也可以对侵权给予禁令救济的抗辩，典型的是澳大利亚的“假冒茶壶案”和英国的“球员受贿案”。
“假冒茶壶案”的原告是一个明知自己根本没有专利权和著作权的茶壶生产者，故意在茶壶上标记产品受到“专利权保护、著作权保护”（Patented. Copyrighted），以起到诱导他人相信进而预防仿冒的效果。原告另外在茶壶上标记了“Captain Kettle”，被告的茶壶上也作了类似的标记，但被法院认定为无知地假冒。
在原告要求法院对假冒原告商品以生产者自居的销售者发布禁令时被拒绝，因为法院不能帮助其欺骗公众。
[88]
本案的重大意义是，在大多数适用“洁手原则”的案例中，原告的“不洁之手”都是源于违背了某种对被告的义务，而本案的“不洁之手”是源于对一般性公众义务的违反。
[89]
“球员受贿案”的原告是一位足球运动员，就被告新闻集团旗下的《太阳报》对原告可能收钱并答应输球的系列报道提起了诽谤诉讼。尽管法院认定原告的确收了钱以作为输球的交换，而且原告还在法庭上撒谎，但仍然没有适用“洁手原则”而授予了原告要求停止报道的禁令。 [90] 本案说明，仅仅是一般性的堕落不足以基于“洁手原则”否定原告的衡平性救济权利。 [91]
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假冒茶壶案”还是“球员受贿案”，尽管均涉及侵权行为的衡平法救济（禁令），但案件探讨的“不洁之手”均非“被侵权人过错”，而是欺骗公众或者收受贿赂的不适当行为。
“洁手原则”的例外有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在请求衡平法救济之前“把手洗干净”（wash one's hand），这可以通过在提起诉讼前完全停止不当行为，或者证明不当行为的发生纯属偶然而且不会再发生来达成。 [92] 第二大类是根据先例确定的四种例外情形，包括：（1）合同撤销或者财产交付诉讼；（2）纯粹的宣告性救济诉讼；（3）任何纯粹的制定法救济；（4）避免衡平法和普通法的重复诉讼。 [93]
在适用“洁手原则”的部分案件中，“诉诸衡平者需行事衡平”这一法谚会被同时提及。这是因为，从衡平法的角度看，请求衡平法救济的人，不但诉前要“双手清洁”，而且在获得衡平法救济之后也需要行事衡平。 [94] 就二者的关系而言，“洁手原则”面向过去，而“诉诸衡平者需行事衡平”面向未来，实际上二者一起对诉诸衡平者提出了不但必须表明其过去在交易中的记录是清洁的，而且还要做好准备行事正确和公正的双重衡平性要求。 [95]
“诉诸衡平者需行事衡平”这一法谚还指出了衡平法和普通法的非常重要的一项区分，即衡平法可以提供的是附条件的救济。但并非法院认为合理就可以附条件，而是仅限于被告本身享有的普通法或者衡平法权利。 [96] “诉诸衡平者需行事衡平”适用的主要案件类型包括：（1）非法借贷中的财产返还；（2）赠与选择法律原则 [97] ；（3）抵押合并；（4）抵押人对抵押权人的抵押品赎回通知；（5）衡平法上的禁反言。 [98]
“衡平法追随普通法”是指，一项规则，不管是普通法上的还是制定法上的，直接地，在所有的情形下都适用于案例，或者在特定的问题点上，衡平法院和普通法院一样程度地受到其约束和能够同样细微地背离。 [99] 该法谚适用的背景是衡平法与普通法一样，首先是不能违反制定法。 [100] 这一法谚产生的前提性原因是，由于衡平法的产生在时间上晚于普通法，所以几乎在每个问题点上，衡平法都假设存在普通法。 [101]
在“追随原则”主要适用的土地继承和权益领域，尽管有细微差别，衡平法与普通法保持了对应性 [102] ，这些规则都是在个案类型中予以确认的。 [103] 例如，衡平法不会偏离普通法，要求第三人履行与土地相关的合同。 [104] 如果对土地享有合法权利是共同的，衡平法益追随普通法，除非相反的意图被证明。 [105] 正如Mummery大法官指出的：“如果土地上的利益不满足其存在的基本的法律要求，那么作为一般性规则，不管是普通法还是衡平法，这种利益都不存在。” [106]
衡平法不会随时追随普通法，否则就会丧失衡平法的独特性，也导致无法进行衡平性干预。
[107]
但总的来说，尽管“追随原则”与另一条法谚“衡平法不容许有不法而无救济”相悖
[108]
，但“追随原则”的例外其实是较少的。
这是因为，尤其在土地继承和权益方面，只有在普通法规则看起来专横，或者在社会变化的前提下失去了和谐，衡平法才会拒绝将普通法的规则引入衡平财产中。
[109]
这就是卡多佐法官所说的：“衡平法追随普通法，但既不是奴隶般地，也不总是。”
[110]
衡平法“不追随”普通法的案件，主要发生在封建土地占有领域。 [111] 例如，较之普通法上技术性的土地占有法律学说，衡平法认可较宽范围的未来利益。衡平法上也没有普通法上死者无遗嘱情形下无继承人的土地充公的规则，这是因为普通法上无继承人的土地充公制度是基于占有权。 [112]
另外，在死者无遗嘱的情形下，衡平法上权益的移转与普通法相同，长子作为继承人获得全部的土地，排除了其他兄弟姊妹。尽管这显得不公平，但衡平法也不提供任何救济。 [113] 但是，如果长子曾经劝诱其父亲未能作出同意其与兄弟姊妹分割遗产的遗嘱，衡平法就会介入并强迫该长子履行其承诺。在承认普通法规则并给予该长子获得该土地完全效力的同时，衡平法认定其必须作为他自己和兄弟姊妹的信托受托人。 [114]
通过上文简要介绍与分析，应该承认，英美法系的衡平法救济在精神层面与我国侵权法上的公平责任仍然是相通的，即都是在尝试实践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阐释的不同于“正义”的“公平”理念。 [115] 中国侵权法面临的选择是，能否借鉴衡平法，尤其是蕴含了其精髓的衡平法谚，构建侵权责任与公平责任的关系，并明确公平责任的适用方式。
在笔者看来，尽管鲜有明确的论述，但从原《民法通则》第132条规定的“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到原《侵权责任法》第24条规定的“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立法者始终对受害人一方“没有过错”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看似与“洁手原则”在精神上暗合，实则南辕北辙。而在学说上，鲜有将“追随原则”纳入公平责任考虑范围的尝试，而笔者经过研读恰恰发现，“追随原则”与我国侵权法上公平责任较之侵权责任的定位，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比较法上，公平责任在早期的确有对“受害人没有过错”的要求，最早源于《普鲁士普通邦法》第44条的规定：“于受害人对损害存在共同过失之情形，即使是轻微过失，其也无权从加害人处得到赔偿。”
1811年《奥地利民法典》第1308条继受了《普鲁士普通邦法》第44条的规定：“如果不能运用其理智的人或者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而受害人也因自己的某种过错而引起损害，则受害人不能请求损害赔偿。”
相比于《普鲁士普通邦法》和《奥地利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取消了即使是受害人有轻微过失也剥夺其请求权的限制。
比较法上几乎所有的公平责任立法例，包括1922年《苏俄民法典》第406条也没有明文作出这样的限制：“依本法第403条至第405条所规定之情形，加害人不应负赔偿责任时，法院得酌量加害人及受害人之财产状况，令其赔偿。”
笔者曾经考证发现，原《民法通则》第132条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民事立法“批发改零售”的特殊转轨时期，在较短的时间内，总结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两次民法典起草经验，引进南斯拉夫债法修订所贯彻的社会主义公平原则，在内容和体例上综合借鉴了1922年和1964年《苏俄民法典》的产物。
即使是在介绍当时南斯拉夫新债法改革的文章——《南斯拉夫新债法的概念及其基本制度》中，也看不到“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要求。
[116]
当时的文献只是指出了“公平责任的源流可溯及到1794年《普鲁士普通邦法》第41～44条对儿童和精神病人的侵权行为，基于公平或衡平的特别考虑可以构成责任的充足理由。这种受自然法观点所影响的理论认为，某个穷人不能承受由某个万贯家财的精神病人对其造成的严重的人身伤害的损失，稍晚的1811年《奥地利民法典》第1310条作出了类似的规定” [117] ，但并无对条文内容的考证。
笔者只能认为，这是基于一种朴素的类似“洁手原则”思想的中国法本土构建。即当时的立法者可能认为，这种公平性质的救济过于特殊，如果不作出对受害人没有过错的限制，当事人可能难以接受，而并未过多地考虑正当性。而实际上，如果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只有轻微的过失，而损害又极其严重，在满足其他适用条件时，似乎也有分担其损失的必要。
严格地说，就此而言，受害人无过错之规定的必要性存疑。
从“洁手原则”的逻辑来看，其适用的前提是当事人请求衡平法救济。如前所述，尽管衡平法救济的出现更多的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但作为历史偶然的衡平法救济的确具有更多的“衡平”意味。那么如果对“不洁之手”进行救济，就违背了衡平法救济的道德底线。
但在我国侵权法上的公平责任的规则设定上，行为人一方没有过错不承担侵权责任是过错责任构成规则的正常推论。但在这一前提下，如果受害人一方没有过错，即使类比“洁手原则”，也需要行为人一方有承担公平责任的基础，而这恰恰是我国公平责任所缺乏的。因此尽管在具体的公平责任规定中，并没有强调受害人必须没有过错
，而在公平责任一般条款中，要求受害人没有过错，这就对立法者提出了明确公平责任的责任基础的要求，否则该责任就不具有正当性。
与“衡平法追随普通法”这一“追随原则”法谚类似的，衡平法上还有“衡平法弥补不足”（Equity supplies defects）、“衡平法并不造法，但对法律起辅助作用”（Equity does not make law，but assists law）、“衡平法绝不违背法律”（Equity never contravenes the law）和“衡平使普通法得以放宽或缓和”（Equity is a relaxing or alleviation of the law）等类似法谚。如果联想到公平责任对侵权责任，尤其是对过错责任原则的冲击，笔者不禁叹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或许是此前我国学术界的研究过多地受到了双方均无过错这一法律条文的不当误导，忽略了对公平责任的其他可能解读路径。“追随原则”所蕴含的衡平法规则，正是解读和构建侵权责任与公平责任关系的一把钥匙！
如果按照传统的“洁手原则”路径对侵权责任和公平责任进行解读，侵权责任所体现的是矫正正义。而在过错责任中，如果行为人一方无过错，矫正正义就失去了正当性，此时立法者试图对受害人进行填补，就必须诉诸矫正正义之外的正当性基础，这时分配正义就进入了立法者的潜意识。既然原《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的“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是比较双方的过错，那么在行为人没有过错的情形下，如果受害人也没有过错，就构成了“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的情形。此时就无须也无法再比较过错，而是立法者主观上认为如果由受害人自己承担责任可能存在“利益失衡”的“不公平”，模糊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是指比较双方的财产，“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最终不当地去实现所谓的“分配正义”
。这就是原《民法通则》第132条的“洁手原则”解读路径。
笔者曾经特别指出侵权责任分担与侵权责任构成的分立，在侵权责任构成体现矫正正义之外，侵权责任分担制度是在侵权责任和受偿风险以及程序负担等“不利益”领域实现了分配正义。如果辅之以“追随原则”，就能够作出全新的构建：在侵权责任构成制度中免责的情形，如果这一免责的法律效果显得“不尽公平”，立法者就可能设立“公平责任”，以使法律运行的结果更加公平。这就是“追随原则”对公平责任和侵权责任关系的全新解读路径，能够较好地描绘公平责任与侵权责任在我国侵权法上的存在状态：侵权责任是原则，公平责任是例外。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解读指出了公平责任的存在，都是在免除侵权责任“不尽公平”的情形下的特殊补偿责任，这就为避免公平责任在立法和司法上的滥用建立起了理论框架。即必须为这种“侵权责任例外不完全免责”提供正当性基础，而不必再如“洁手原则”路径，为“公平责任的责任构成”提供正当性基础。
注释
[1] 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1st edn，Sweet & Maxwell 2005）5.
[2] Charles Mitchell（ed）， Hayton and Mitchell ： Commentary and Cases on the Law of Trusts and Equitable Remedies （13th edn，Sweet & Maxwell 2010）697.
[3] S Robert Thompson and others， Remedies ： Damages ， Equity ， and Restitution （4th edn，LexisNexis 2008）208.
[4] J Glister and J Lee， Hanbury and Martin Modern Equity （20th edn，Sweet & Maxwell 2015）6.
[5] J Glister and J Lee， Hanbury and Martin Modern Equity （20th edn，Sweet & Maxwell 2015） 7.
[6] J Glister and J Lee， Hanbury and Martin Modern Equity （20th edn，Sweet & Maxwell 2015） 7.
[7] 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1st edn，Sweet & Maxwell 2005）7.
[8] Joshua Getzler，“Patterns of Fusion”in Peter Birks（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Obligations （Clarendon Press 1997）180.
[9] 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1st edn，Sweet & Maxwell 2005）7.
[10] Joshua Getzler，“Patterns of Fusion”in Peter Birks（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Obligations （Clarendon Press 1997）179 para 1.
[11] J H Baker，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egal History （3d edn，OUP 1990）124.转引自：Joshua Getzler，“Patterns of Fusion”in Peter Birks（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Obligations （Clarendon Press 1997）179 para 1.
[12] Pollock（ed）， Table Talk of John Selden （London Quaritch 1927）43.
[13] Joshua Getzler，“Patterns of Fusion”in Peter Birks（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Obligations （Clarendon Press 1997）184.
[14] Joshua Getzler，“Patterns of Fusion”in Peter Birks（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Obligations （Clarendon Press 1997）177 para 2.
[15] Joshua Getzler，“Patterns of Fusion”in Peter Birks（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Obligations （Clarendon Press 1997）176 para 1.
[16] Joshua Getzler，“Patterns of Fusion”in Peter Birks（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Obligations （Clarendon Press 1997）175 para 2.
[17] The Earl of Oxford's Case （1615）21 ER 485.
[18] 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1st edn，Sweet & Maxwell 2005）11.
[19] J Glister and J Lee， Hanbury and Martin Modern Equity （20th edn，Sweet & Maxwell 2015） 12-13.
[20] 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1st edn，Sweet & Maxwell 2005）8.
[21] 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1st edn，Sweet & Maxwell 2005） 9；J Glister and J Lee， Hanbur y and Martin Modern Equity （20th edn，Sweet & Maxwell 2015）38-39.
[22] Tulk v Moxhay （1848）2 Ph 774.
[23] 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1st edn，Sweet & Maxwell 2005）11.
[24] 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1st edn，Sweet & Maxwell 2005）11.
[25] J Glister and J Lee， Hanbury and Martin Modern Equity （20th edn，Sweet & Maxwell 2015） 13.
[26] J Glister and J Lee， Hanbury and Martin Modern Equity （20th edn，Sweet & Maxwell 2015）13.
[27] 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1st edn，Sweet & Maxwell 2005）9.
[28] Re National Fund Assurance Co （1878） 10 Ch D 118 at 128.
[29] 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1st edn，Sweet & Maxwell 2005）11.
[30] J Glister and J Lee， Hanbury and Martin Modern Equity （20th edn，Sweet & Maxwell 2015） 37.
[31] 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1st edn，Sweet & Maxwell 2005） 12-13.
[32] B Dan Dobbs， Dobbs Law o f Remedies ： Damages-Equity-Restitution （West Publishing Co 1993） Volume 1，74.
[33] B Dan Dobbs， Dobbs Law of Remedies ： Damages-Equity-Restitution （West Publishing Co 1993） Volume 1，74-75.
[34] 英国法上的不当得利制度独立得较晚，直到1991年不当得利才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参见 Lipkin Gorman v Karpnale Ltd （1991） 2 A C 548，而无因管理（ negotiorum gestio ）仍然长期得不到承认。
[35] Joshua Getzler，“Patterns of Fusion”in Peter Birks（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Obligations （Clarendon Press 1997）181 para 1.
[36] Joshua Getzler，“Patterns of Fusion”in Peter Birks（ed）， The Classification o f Obligations （Clarendon Press 1997）165.
[37] A W B Simpson， A History of The Land Law （2nd edn，OUP 1986）203.
[38] Hopkins v Hopkins （1739）1 Atk 581 at 591.
[39] J Glister and J Lee， Hanbury and Martin Modern Equity （20th edn，Sweet & Maxwell 2015） 11.
[40] Joshua Getzler，“Patterns of Fusion”in Peter Birks（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Obligations （Clarendon Press 1997）158 para 1；另外参见J D Heydon，M J Leeming，P G Turner（eds）， Meagher ， Gummow and Lehane's Equity Doctrines and Remedies （5th edn，LexisNexis Butterworths 2015）55-59。
[41] Joshua Getzler，“Patterns of Fusion”in Peter Birks（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Obligations （Clarendon Press 1997）165.
[42] Joshua Getzler，“Patterns of Fusion”in Peter Birks（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Obligations （Clarendon Press 1997）184 para 1.
[43] 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1st edn，Sweet & Maxwell 2005）4.
[44] B Dan Dobbs， Dobbs Law o f Remedies ： Damages-Equity-Restitution （West Publishing Co 1993） Volume 1，68.
[45] 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1st edn，Sweet & Maxwell 2005）4.
[46] B Dan Dobbs， Dobbs Law o f Remedies ： Damages-Equity-Restitution （West Publishing Co 1993） Volume 1，68.
[47] J Glister and J Lee， Hanbury and Martin Modern Equity （20th edn，Sweet & Maxwell 2015） 12.
[48] Joshua Getzler，“Patterns of Fusion”in Peter Birks（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Obligations （Clarendon Press 1997）175 para 1.
[49] 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1st edn，Sweet & Maxwell 2005）10.
[50] 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1st edn，Sweet & Maxwell 2005）3.
[51] 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1st edn，Sweet & Maxwell 2005）3-4.
[52] J Glister and J Lee， Hanbury and Martin Modern Equity （20th edn，Sweet & Maxwell 2015） 5.
[53] 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1st edn，Sweet & Maxwell 2005）5.
[54] Re Dip lock [1948] Ch 465 at 481and 482.转引自J Glister and J Lee， Hanbury and Martin Modern Equity （20th edn，Sweet & Maxwell 2015）4。
[55] 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1st edn，Sweet & Maxwell 2005） 308-309.
[56] 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1st edn，Sweet & Maxwell 2005）308.
[57] 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1st edn，Sweet & Maxwell 2005）439.
[58] Charles Mitchell（ed）， Hayton and Mitchell ： Commentary and Cases on the Law of Trusts and Equitable Remedies （13th edn，Sweet & Maxwell 2010）697.
[59] 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1st edn，Sweet & Maxwell 2005）308.
[60] Charles Mitchell（ed）， Hayton and Mitchell ： Commentary and Cases on the Law o f Trusts and Equitable Remedies （13th edn，Sweet & Maxwell 2010）697.
[61] 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1st edn，Sweet & Maxwell 2005）308.
[62] Charles Mitchell（ed）， Hayton and Mitchell ： Commentary and Cases on the Law of Trusts and Equitable Remedies （13th edn，Sweet & Maxwell 2010）697-698.
[63] 例如，曾经有一条衡平法谚的内容是“衡平法眷顾年纪较小的子女”（Equity favours Younger Children），但19世纪之后该法谚被遗忘。此后的英国法上，在死者没有遗嘱的情形，不论是衡平法上还是普通法上的土地权益，均由年龄最大的子女继承。参见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2nd edn，Sweet & Maxwell 2010） para 5-006。
[64] 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2nd edn，Sweet & Maxwell 2010） para 5-005.
[65] 法谚的出处：Anon.（n. d.） Cary 11。参见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2nd edn，Sweet & Maxwell 2010）。
[66] Joshua Getzler，“Patterns of Fusion”in Peter Birks（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Obligations （Clarendon Press 1997）176 para 2.
[67] J D Heydon，M J Leeming，P G Turner（eds）， Meagher ， Gummow and Lehane's Equity Doctrines and Remedies （5th edn，LexisNexis Butterworths 2015）80.
[68] Jones v Lenthal （1669）1 Ch Cas 154.
[69] Quadrant Visual Communications v Hutchison Telephone （1993） BCLC 442.
[70] Loughran v Loughran 292 US 216 at 229（1934） per Brandeis J.转引自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1st edn，Sweet & Maxwell 2005）99 para5-15。
[71] Dering v Earl o f Winchelsea （1787）1 Cox Eq 318 at 319，320 per Eyre CB； Moody v Cox [1917]2 Ch 71 at 87； Duchess of Argyll v Duke o f Argyll （1967） Ch 302 at 332. J D Heydon，M J Leeming，P G Turner（eds）， Meagher ， Gummow and Lehane's Equity Doctrines and Remedies （5th edn，LexisNexis Butterworths 2015）82.
[72] Charles Mitchell（ed）， Hayton and Mitchell ： Commentary and Cases on the Law of Trusts and Equitable Remedies （13th edn，Sweet & Maxwell 2010）703.
[73] J D Heydon，M J Leeming，P G Turner（eds）， Meagher ， Gummow and Lehane's Equity Doctrines and Remedies （5th edn，LexisNexis Butterworths 2015）81.
[74] 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1st edn，Sweet & Maxwell 2005） 98，para 5-15.
[75] Sang Lee Investment Co Ltd v Wing Kwai Investment Co Ltd [1983] HKLR 197.
[76] 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1st edn，Sweet & Maxwell 2005） 98，para 5-15.
[77] Evroy v Nicholas （1733）2 Eq Ca Abr 488 at 489 per Lord King LC.
[78] Cory v Gertcken （1816）2 Madd 49； Overton v Banister （1844） 3 Hare 503 at 506.
[79] Coatsworth v Johnson （1886）54 L T 520.
[80] Gill v Lewis （1956） 2 Q B 1.
[81] Mason v Clarke （1954）1 QB 460；reversed（1955） A C 778 on the ground that there was no taint of fraud； Everet v Williams （1725）9 L Q R 197（partnership action by one highwayman against another：Megarry，Miscellany-at-Law，1955，p76）.
[82] Williams v Staite [1979] Ch 291（where，however，the conduct was not sufficiently grave）. For other examples，see Hubbard v Vosper （1972） 2 QB 4，followed in Church of Scientology of California v Kaufman （1973） RPC 635； Roanway Properties Ltd v Gold （1973）228 EG 2269.
[83] J D Heydon，M J Leeming，P G Turner（eds）， Meagher ， Gummow and Lehane's Equity Doctrines and Remedies （5th edn，LexisNexis Butterworths 2015）82.
[84] Litvinof f v Kent （1918）34 TLR 298.
[85] Meredith v Davis （1933） 33 SR（NSW） 334 at 338.
[86] Greater Sydney Development Assn Ltd v Rivett （1929） 29 SR（NSW）356 at 360-1.
[87] Armstrong v Shep pard & Short Ltd （1959）2 QB 384；（1959）2 All ER 651.
[88] Kettles & Gas Appliances Ltd v Anthony Hordern & Sons Ltd （1934） 35 SR （NSW）108.
[89] J D Heydon，M J Leeming，P G Turner（eds）， Meagher ， Gummow and Lehane's Equity Doctrines and Remedies （5th edn，LexisNexis Butterworths 2015）81.
[90] Grobbelaar v News Group Newspapers Ltd （2002）1 WLR 3024.
[91] Charles Mitchell（ed）， Hayton and Mitchell ： Commentary and Cases on the Law of Trusts and Equitable Remedies （13th edn，Sweet & Maxwell 2010）703-704.
[92] J D Heydon，M J Leeming，P G Turner（eds）， Meagher ， Gummow and Lehane's Equity Doctrines and Remedies （5th edn，LexisNexis Butterworths 2015）83.
[93] J D Heydon，M J Leeming，P G Turner（eds）， Meagher ， Gummow and Lehane's Equity Doctrines and Remedies （5th edn，LexisNexis Butterworths 2015）83.
[94] Charles Mitchell（ed）， Hayton and Mitchell ： Commentary and Cases on the Law o f Trusts and Equitable Remedies （13th edn，Sweet & Maxwell 2010）704.
[95] 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1st edn，Sweet & Maxwell 2005） 98，para 5-15.
[96] J D Heydon，M J Leeming，P G Turner（eds）， Meagher ， Gummow and Lehane's Equity Doctrines and Remedies （5th edn，LexisNexis Butterworths 2015）75.
[97] 一般认为，“诉诸衡平者需行事衡平”这一法谚是“doctrine of election”的基础。参见J Glister and J Lee， Hanbury and Martin Modern Equity （20th edn，Sweet & Maxwell 2015） 26（1-027）。
[98] 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1st edn，Sweet & Maxwell 2005）96-97.
[99] Joseph Story， Commentaries on Equity Jurisp rudence （3rd Eng edn，Sweet & Maxwell 1920） 34.
[100] G W Keeton， An introduction to equity （6th edn，Sir Isaac Pitman & Sons 1965） 96；J Glister and J Lee， Hanbury and Martin Modern Equity （20th edn，Sweet & Maxwell 2015）25.
[101] G W Keeton， An introduction to equity （6th edn，Sir Isaac Pitman & Sons 1965）95.
[102] J Glister and J Lee， Hanbury and Martin Modern Equity （20th edn，Sweet & Maxwell 2015） 25（1-026）；Robert Megarry and H W R Wade， Megarry & Wade ： The Law o f Real Property （6th edn，Sweet & Maxwell 2000） para 4-022；转引自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2nd edn，Sweet & Maxwell 2010） para 5-006.
[103] 英国法参见：J Glister and J Lee， Hanbury and Martin Modern Equity （20th edn，Sweet & Maxwell 2015） 25（1-026）。澳大利亚法参见：J D Heydon，M J Leeming，P G Turner（eds）， Meagher ， Gummow and Lehane's Equity Doctrines and Remedies （5th edn，LexisNexis Butterworths 2015）71-73。
[104] Rhone v Stephens （1994）2 AC 310.
[105] Stack v Dowden （2007）2 AC 432.
[106] Mex field Housing Co-operative Ltd v Berrisford （2011）Ch 244 at 268.
[107] J D Heydon，M J Leeming，P G Turner（eds）， Meagher ， Gummow and Lehane's Equity Doctrines and Remedies （5th edn，LexisNexis Butterworths 2015）74.
[108] 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2nd edn，Sweet & Maxwell 2010）.
[109] G W Keeton， An introduction to equity （6th edn，Sir Isaac Pitman & Sons 1965）96.
[110] Gra f v Hope Building Corp 254 N Y 1 at 9（1930） per Cardozo CJ.
[111] Refusal to follow the law，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2nd edn，Sweet & Maxwell 2010）.
[112] Robert Megarry and H W R Wade， Megarr y & Wade ： The Law o f Real Property （6th edn，Sweet & Maxwell 2000） paras 4-023 and 4-024.
[113] John McGhee（ed）， Snell's Equity （32nd edn，Sweet & Maxwell 2010）.
[114] Stickland v Aldridge （1804） 9 Ves 516 at 519； Re Gar dner ， Huey v Cunnington [1920]2 Ch 523.
[115] Joshua Getzler，“Patterns of Fusion”in Peter Birks（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Obligations （Clarendon Press 1997）157 note 1.
[116] [南]佛·克鲁尔杰：《南斯拉夫新债法的概念及其基本制度》，王名扬译，盛愉校，《法学译丛》1980年第2期，原文参见Vrleta Krulj，“La conception et les institutions fondamentales de la nouvelle Loi yougoslave des obligations”， Yugoslav law ，No.2，1978。
[117] See H. Stoll，“Mitigation of Damages and Equitable Liability.”， Consequences of Liability ： Remedies . Weir ，Complex Liabilities：Int. Enc. Comp. L. XI Torts（1983） ch. 8 s. 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