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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说文》曰：“会也，筭也。”筭，是一种原始计数工具，与筹、策是同类性质的东西，字同“算”。计是算计、分析、比较、筹划之意，古人作战以计为先。《管子·七法》曰：“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汉书·赵充国传》称：“兵以计为本。”此皆可资参证孙子之意。
《计篇》是十三篇之首篇，是全书之总纲，其论之精，其虑之深，古今学人无不称善。
孙子在本篇主要强调了战争的重要性，对战争持慎重态度的必要性；强调战前庙算，分析、比较敌我双方的优劣条件，求索、探讨、预知战争胜负，进行正确作战指导。
孙子从战争的客观规律出发，提出一套较为灵活而又符合实际的战略战术原则。他主张“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他主张摈弃旧军礼的束缚，提出震聋发聩的“兵者，诡道也”的命题，进而提出“诡道十二法”，给诈术“正名”，强调“兵以诈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主张将帅发挥主观能动性，巧妙利用敌人的种种弱点，向其发动进攻，以达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从而赢得战争的胜利。
通观全篇，显而易见，本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孙子军事思想的概述。
孙子曰：兵者 ① ，国之大事 ②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③ ，不可不察也 ④ 。
①兵：《说文》曰：“兵，械也。”《周礼·司兵》“司兵掌五兵”，注引郑司农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兵”，本指兵器、兵械，可引申为兵士、军队、战争等义。这里指战争。
②国之大事：汉简本“事”下有“也”字，杨丙安称“乃衍文”。视“兵”为国之大事，反映了当时人们的重战思想。《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皆兵之由也。”《管子·霸言》：“明王……所重者政与军。”《商君书·画策》：“以战去战”，“以杀去杀。”《孙膑兵法·见威王》：“举兵绳之。”皆言兵为国之大事也。
③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此言是对前句的形容、补充和释解。戚继光《〈大学〉经解》言此句“正以释国之大事也。”杨树达《古书疑义举例续补》也认定是“文中自注”。而贾林注则谓“地”乃实指“战陈之地”，梅尧臣注同，云：“地有死生之势，战有存亡之道。”我认为贾、梅释义狭也。在这里孙子并非具体谈“死生”之战地，而是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来论说战争与民众、与国家的关系。此句言战争关系到兵民的死生，国家的存亡，实为国之大事也。
④不可不察也：“察”，《尔雅·释诂》：“察，审也。”察，考察，审察，研究之意。不可不察，战争关系到兵民之生死，国家之存亡，此等大事，是不可不倍加重视的。
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着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是不可不倍加重视，不可不认真考察研究的。
《百战奇法·忘战》云：“凡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圣人之深戒也。天下无事，不可废武，虑有弗庭，无以捍御。必须内修文德，外严武备，怀柔远人，戒不虞也。四时讲武之礼，所以示国不忘战。不忘战者，教民不离乎习兵也。法曰：天下虽平，忘战必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有外敌侵略之时，一般都能充分认识武装力量的重要，全力以赴投入抗击侵略者的斗争。而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又往往忘记武备，不思外患。因而导致国家受难甚至灭亡的并不鲜见。
公元前221年，齐国灭亡，齐王田建被俘，秦始皇把他迁徙到共（古国名，今河南辉县），不久就死在那里。齐国的灭亡，是与齐王长期不修武备，安于现状，苟且偷安分不开的。齐王田建在位四十余年，年少时，国事决于君王后（齐襄王后）。对中原的兼并战争置若罔闻，且满足于“事秦谨，与诸侯信”，以为这样就可保全国家。君王后死后，齐王田建仍浑浑噩噩地过日子。齐国朝中有人劝谏齐王，为了社稷，应抓紧武备，弘扬国威，齐王也不采纳，在秦大军压境之时，束手就擒，作为亡国之君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唐玄宗即位初期，任用贤臣，实行利国利民之方略，出现了“开元之治”的和平稳定局面，把唐王朝推向了鼎盛。但在他统治后期，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穷奢极欲，“承平日久，毁戈牧马，罢将销兵，国不知备，民不知战”，军备废弛。为安禄山、史思明等人的叛乱造成可乘之隙。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等在范阳（今北京西南）起兵，不到半年，东京洛阳和西京长安相继失陷，平定叛乱的战争达七年之久，唐王朝元气大伤，走向衰落。
现代国家瑞典，在1814年宣布为中立国，两次世界大战都未介入，被称为世界“花园”国家，但它的民防建设水平居世界前列。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纳粹德国曾企图对其实施武装占领，正是由于瑞典严阵以待，希特勒才被迫放弃入侵行动。
故经之以五事 ① ，校之以计 ② ，而索其情 ③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④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 ⑤ ，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⑥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 ⑦ 。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⑧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⑨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⑩ 。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⑪ 。
①经之以五事：汉简本“经”作“轻”，古通。杜牧注“经度”，梅尧臣注“经纪”，张预注“经纬”，皆本此义。《武经》本与《十一家注》本“五”下皆有“事”字；汉简本无“事”字，《通典》卷一四八同，杜牧注亦只注“五”字。可见，《孙子》故书原无“事”字。孙星衍校《孙子十家注》（以下简称“孙校本”）则据《通典》去“事”，固可；但其连读为“经之以五校之计”则似不妥。因“经”者为“五”，而非“计”，故孙校语意不顺，且不符经义。“事”字盖因曹操注有“谓下五事”之言而为后人所增补，以和七计相对称，但通观上下文意，似不增“事”字为妥，故可删去。“经之以五”，即言以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分析研究，求索战争胜负的可能性。
②校之以计：“校”，汉简本作“效”，音近义通，检校、核对之意；同时亦通“较”，比较、考量之意。“计”，诸本无异，惟日樱田迪藏济美馆刊本《古文孙子》（以下简称“樱田本”）作“七事”。此句盖因曹操注有“谓下五事、七计”之意而增之也。“计”在此乃算计、评估之意。故“校之以计”，即言通过对如下七事之比较分析，探求战争胜负。
③而索其情：汉简本“而”作“以”。《武经》本、《十一家注》本均作“而”。“而”、“以”二字古通。“索”，探索，取得。“情”，指敌我之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即比较敌对双方的各种条件，从中探求战争胜负的情形。
④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天、地、将、法，是为“经之以五”的五个方面。“道”，政道，君得民心；“天”，天时，上顺天时；“地”，地利，下知地利；“将”，将领，委任贤能；“法”，法制，节制严明。
⑤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通典》卷一四八引“民”作“人”，乃避唐讳而改。《武经》本句下无“也”字，汉简本有“者”字。“民”，此指民众。“上”，此指国君。“意”，在此训“志”。《国语·越语》“臣行意”，即言臣行志，故“同意”即同志，同心同德之谓。古人对民心在战争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视的。《管子·七法》：“不能治其民，而能强其兵者，未之有也。”《荀子·议兵》：“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韩非子·心度》：“用兵者，服战于民心。”此皆言君主取得民心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⑥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孙校本改为“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武经》本则作“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汉简本则为“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也”。“危”乃“诡”之假，曹、李、张诸家注亦只注“危”字，《通典》卷一四八引同。可知《孙子》故书本无“畏”字。孟氏与杜牧注虽有“畏”字，然孟注又云：一作“人不疑”，又云：一作“人不危”。此“畏”字或涉杜注有“不畏惧于危疑”而增，或后人但知有危亡之义，妄加畏字于危字之上，失之矣。诸本歧异，何者为绳？有无“故”、“以”二字，皆无关文意；“民”字一句两出，亦可略；“也”字则宜留之，以与其他四句同例；至于“畏”字为后人妄加，可略去。“而不畏危”，意乃肯共生死，而不怕危险。
⑦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天者”，诸本无异，而《长短经·天时》则引作“天时者”，“时”字乃赵蕤所加。天者，乃指天时之意。“阴阳”，诸本无异，乃指昼夜晴晦，天候气象的变化。“寒暑”，乃指寒冷、炎热之气温差异。“时制”，《通典》卷一四八同。《御览》卷二七〇引作“时利”，而卷三二八则又引作“节制”。《长短经·天时》亦作“时节制”。俞樾《诸子平议》谓一本作“节”，一本作“制”，而写者两存之耳，并谓“时制”当读作“时节”，二字乃一声之转，其义亦相通。故此句即言时节，指昼夜阴晴、严寒酷暑、四季节令的变化，春夏秋冬的更替。此句之下汉简本又有“顺逆，兵胜也”五字。“顺逆”虽指阴阳向背，但此颇似学者批语，殆非经文。
⑧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此句“地者”之下，汉简本有“高下”二字，“狭”借作“陕”，且“广陕”在“远近”之上。《武经》本及孙校本等通行诸本皆无，今仍依诸本。“地者”，指作战地域。“远近”，指作战区域距离的路程远近，张预注：“知远近，则能为迂直之计。”“险易”，指作战地域地势的高峻与平坦。“广狭”，指战场地域幅员的广阔与狭窄。“死生”，此句之“死生”与前句之“死生”含义不同。前者乃实指军民之生死；而此处，则纯指战地而言，审视是否为可攻可守可进可退之地。进退两难之地为死地；易攻易守之地为生地。《孙膑兵法·八陈》：“险易必知生地、死地，居生击死。”
⑨将者，智、信、仁、勇、严也：王符《潜夫论·劝将》引作：“将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严也。”《北堂书钞》卷一一三引称五德，虽无“敬”字，但各有“也”字。各家亦不释“敬”字，“敬”乃王符臆增。《长短经·将体》又作“勇、智、仁、信、必”，谈恺《孙子集注》（以下简称“谈注”）序引又以“仁”为首。此皆非经文。故当仍依原本。梅尧臣注“五德”之义云：“智能发谋，信能赏罚，仁能附众，勇能果断，严能立威。”是也。
⑩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法者”，指军队组织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曲制”，各本皆如此，惟俞樾谓“曲”乃“典”之误，于鬯《香草续校书》之后说与此略同。仍依原本。曲制之意，乃指部队的组织编制。李筌注：“曲，部曲也。制，节度也。”“官道”，指各级将吏的管理制度。梅尧臣注：“裨校首长，统率必有道也。”“主用”，曹操注：“主者，主军费用。”亦即指后勤军需供应管理使用的原则和方法。
⑪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知”，深刻了解，确实掌握之意。《庄子·外物》：“心彻为知。”成玄英疏曰：“彻，通也。”曹操注：“同闻五者，将知其变极，即胜也。”此句言主将对上述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的情况都应当了解，确实掌握这些情况的就能取胜；否则，就不能取胜。
因此，要通过对敌我五个方面分析，比较敌对双方的七种情况，以弄清敌我双方的胜负条件：一是政治，二是天时，三是地利，四是将帅，五是法制。所谓政治，是使民众与国君的意愿相一致，这样，民众在战争中，就可为国君出生入死，而不存二心、不怕危险。天时，是指昼夜阴晴、严寒酷暑，四季时令的更替。地利，是指距作战地区路程的远近，作战地势的险要、平坦，作战地域的宽广、狭窄，地形是否利于攻守进退。将帅，是指将帅的才智、诚信、仁慈、勇敢、威严。法制，是指军队的组织编制，将吏的职责，军需供应制度。以上五个方面，将帅都应当了解，确实掌握这些情况的就能取胜；否则，就不能取胜。
孙子对战争十分慎重，反对轻起战端。倡导战前要预测战争胜负，视情而定。预测方法，首先着眼于影响战争进程的五大方面：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史上多有体现孙子这种思想的典型战例。
道者，政治也。所谓政治，就是当政者，要讲求道义，得民之心，使君主与民众上下同心。遇到战事，民众就会愿意与当政者同生死，共患难。
《左传·庄公十年》载：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
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
曹刿认为庄公衣食未专，敬神心诚，并非取胜于敌的条件，而肯定大小狱诉，能以实情审察，则是兴兵征战的根本。
继载曰：
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这里介绍了曹刿指挥长勺作战的经过及战术运用。
此文短小精悍，寥寥数语，准确地说明曹刿考虑是否兴兵征战，是从战略上加以决策；指挥进击，是从战术上精妙使法，克敌制胜。
所谓天时，是指白天和黑夜、晴天和阴天、寒冷和炎热、四时的更替等气象因素。恰当地利用天气条件，对战事很有助力作用。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奉命率部统一台湾。在进军时间的选择上，他否定了姚启圣等利用秋季风急浪高时节发动进攻的主张，决定利用风平浪静的时节，在六月发动进攻。在路线的选择上，他决定由铜山出航，经澎湖列岛的八罩岛北上进攻澎湖列岛，以占据上风、上流，充分利用顺风、顺水的优势，置敌军以逆风、逆水的不利地位。实践证明，这样做对赢得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
所谓地利，是指路途的远近、地势的险峻或平坦、战场的广阔或狭窄。地形的利弊，对攻守很有影响。
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清同治二年，1863）五月石达开率主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宁远（今西昌），取小道进至大渡河畔的紫打地（今石棉安顺场西），准备渡河北上。然而清军已经在北岸布防，并买通了大渡河南岸的土司，截断了东西通道。当时，雨季到来，大渡水陡涨，水势湍急。北岸又有清军阻击，石达开部几次渡河未成。后以重金向当地土司买路，也被拒绝。石达开进退无路，粮弹告罄，完全陷入绝境，兵败身死。
所谓将者，是指具备足智多谋、赏罚有信、爱抚部卒、勇敢果断、严明公正等优秀品格的将帅。俗语：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将帅战略、战术思想素养的好与劣，直接影响着所领部队战力的发挥。
三国诸葛亮，一生以擅长谋略著称，他在《隆中对》中提出的蜀汉政治、军事总方略，影响及于整个三国时期。他善观大势，坚持联孙吴抗曹魏，致蜀汉得与魏、吴鼎立；善于治军，强调为将明纪、治军严法，赏罚严明；用兵谨慎，避实击虚，奇正相依；重视后勤，常年派官兵千余整修都江堰，确保军粮生产；注重革新军械、装具，创制一发十矢连弩和适应山区运输的“木牛”、“流马”，并改进钢刀，增强了蜀军战斗力；好兵法，推演阵法作“八阵图”，为后世传扬。后人特别推崇他的运筹帷幄，神机妙算，将其视为智慧化身。
法者，法制也。所谓法制，是指军队的组织编制、将士的职责和管理、军用物资的供应和管理等制度。严谨科学的军队管理制度，是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军队战力的综合保障。
清同治三年（1864）底，处于困境中的捻军在赖文光的领导下，参照太平军对组织制度进行整编。整编后的捻军，继承了此前的黄、白、黑、红、蓝五旗军制，但比以前更加严密，改变了过去那种分合不定、组织松散的状态；用太平军的方法训练捻军，使其做到进退有序；为适应北方平原作战的特点，改组步兵为骑兵；改变筑垒守城为主的战术，代之以骑兵奔袭。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捻军的战斗力。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① ，曰：主孰有道 ② ？将孰有能 ③ ？天地孰得 ④ ？法令孰行 ⑤ ？兵众孰强 ⑥ ？士卒孰练 ⑦ ？赏罚孰明 ⑧ ？吾以此知胜负矣 ⑨ 。
①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此句诸本无异，惟《通典》卷一五〇句前又有“孙子曰用兵之道”七字，《御览》卷二七〇引同。孙校本指其臆增。《御览》“计”作“五计”，亦臆增，皆不可取。此句曹注：“索其情者，胜负之情。”言对以下七事进行比较分析，计算探索战争之胜负。
②主孰有道：“主”，春秋中期以前多为对卿大夫之称；春秋末期以后，礼崩乐坏，诸侯僭越，称呼始乱。此句之“主”显指国君。称国君为“主”则流行于战国，是十三篇亦杂有战国名物之证也。“孰”，谁，疑问代词。“道”，曹注：“道德智能。”“有道”，与“无道”相对，指政道清明，能得到民众拥护。此言哪一方的国君治国有方，政治贤明，能得民心。
③将孰有能：“能”，才能。杜牧注：“将孰有能者，上所谓智、信、仁、勇、严也。”此言哪一方的将帅更有作战才能。
④天地孰得：曹操、李筌并曰：天时、地利。杜佑曰：“视两军所据，知谁得天时地利。”此句言敌我双方谁能得天时地利。
⑤法令孰行：曹操注：“设而不犯，犯而必诛。”杜牧曰：“县法设禁，贵贱如一。魏绛戮仆、曹公断发是也。”此句言敌我双方谁能严格执行法令。
⑥兵众孰强：“兵众”，即各种兵器。种类多且先进为强，亦泛指甲兵战力。杜牧注：“上下和同，勇于战为强，卒众车多为强。”故此言哪一方的甲兵更为坚利，或谓哪一方的军队战力更为强大。
⑦士卒孰练：樱田本脱此四字。杜佑注引王子曰：“士不素习，当阵惶惑；将不素习，临阵闇变。”训练出战力，此言比较敌我双方士卒谁训练更有素。
⑧赏罚孰明：《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曹操曰：“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杜佑注：“赏善罚恶，知谁分明者，故王子曰：‘赏无度，则费而无恩；罚无度，则戮而无威。’”此言比较敌我哪一方赏罚更公正严明。
⑨吾以此知胜负矣：张预注：“七事俱优，则未战而先胜；七事俱劣，则未战而先败。故胜负可预知也。”此句意为我根据这些情况，就能预见胜负了。
因此，要通过对双方七种情况的比较分析，从而弄清：哪一方的国君治国有方，政道贤明，更能得民心？哪一方的将帅更有才能？哪一方更得天时地利？哪一方的法令更能切实贯彻执行？哪一方的军队实力更强大？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更有素？哪一方赏罚更严明？我根据这些情况，就可以判断谁胜谁负了。
孙子预测战争胜负，从军、将、地、法、兵众、士卒、赏罚七个方面“索其情”。如此科学、周到、全面地考察军队综合实力，其预测结论，绝无偏颇。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管辖宁波、绍兴、台州（治所在今浙江临海县）三府军务的参将戚继光，痛感明军多市井之徒，狡惰难改，不堪重用。在浙江总督胡宗宪的支持下，从义乌、永康等地招募了四千多名具有爱国思想的矿工和农民组成新军，进行了严格的教育和训练。为便于士兵熟记军纪，他还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把各种号令印发全军，亲自教授，并要求军官事事身先士卒，发挥带头作用，与士兵共同生活，打成一片，以求军队与老百姓相互体贴，万众一心。经过戚继光的严格训练，这支军队很快成为一支进退有序，攻防兼备的劲旅，并在后来的抗倭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天聪五年（1631），太宗皇太极即位不久，为统一全国，制定颁布了一些法律。他说：国家立法，皇戚贵族均在约束之列，犯罪应该酌情处罚以示惩儆。凡是诸贝勒审理案件错判人死罪的，罚银六百两；错判人杖罪、赎罪及不奉谕旨私自派人与外国交易的，玩忽职守的，擅取民间财物、马匹的，将本旗女子不经批准低价收纳在家的，一律罚银二百两。他还规定了对临阵败走的严厉处罚措施。崇德二年六月，皇太极借总结朝鲜战争经验教训之机，命司法部门对亲王以下，诸将以上的违法行为进行审查处理。这些人中，皇太极的儿子、哥哥、弟弟、侄儿、驸马等皇亲国戚约占四分之一，将官一级占三分之一。因代善爵位最高，刑部给予革去亲王爵位，罚银一千两的严厉处分。其他如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多罗贝勒豪格、固山贝子篇古、和托等一班宗室勋戚也分别给予革除爵位、罚银等处分。为笼络人心，皇太极又对多数人从宽处理，原判死刑的二十四人赦免了十九人，处以罚银的逐一减少了数目，代善等诸王贝勒免去革爵处分。皇太极这一恩威并施的举措，使诸王贝勒以及群臣莫不心悦诚服。自此以后，无论平时还是战中，皇亲国戚、权臣勋贵均能守法守纪，不敢再犯法妄为。
1938年5月，为反驳“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念，坚定抗日军民必胜的信心，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文章认为，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其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的力量较强，但它国土狭小，物力、人力资源相对不足，加上其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和野蛮性，必然失道寡助；中国虽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但处于进步时代，有共产党及其军队作为团结抗战的核心，加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以及战争的正义性，必然能唤起全国人民的空前团结，赢得国际社会的援助。因此，战争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分析十分正确。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① 。
①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此节诸本皆无异文，但对这两句话的主语，历来分歧甚大。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吾”、“用之”、“去”、“留”皆以孙子为言，是说，大王您若听从我的谋略主张，用我去指挥作战，就一定能取得胜利，那么，我就可以留下；反之，大王您若不听从我的谋略主张，不用我去指挥作战，就一定会失败，这样，我就要告辞。第二种观点认为：此节是从上将的角度，谈偏将的选任，“将”是“裨将”，“吾”为主将，意思是能听从主将决策者则留用，不能听从者则去之。第三种观点认为：两“将”为虚字，吾为“定计者”，“留之”、“用之”、“去之”，指执行计谋的人。意思是说，如果能听从我的计谋，打仗则得胜，就留用；如果不能听从我的计谋，打仗则败北，就辞退他。三种观点，尽管对主语的认定不同，但译文之意还是相当贴近，就是要选用坚决执行庙算决策的人做将帅。如相较三者之说，我认为第二种观点较为令人信服。《孙子兵法》是一部纯理论性的兵书，不涉及任何具体军事组织活动的决策之事，因此谈不上“听吾计”或“不听吾计”的问题。再者，据文献记载，孙子见吴王是献兵法去的，《孙子兵法》当是一部成型的理论著作，并不是之后整理而成的“谈话记录”，其中不应有涉及个人留用与否的具体问题。在这里不能将“将”作为副词解，成为游离于全文之外的求用之辞；而应将“将”作名词解，将“将”视为裨将。如果我们认定这种意见，此节意为：“裨将听从我的计划而胜，则留之；违背我的计划而败，则除去之。”这样释义，符合君臣论将，符合孙子本义。自古以来，主帅“号令三军”，“军令如山倒”，裨将如不听主帅的，何以言胜。这是孙子提出的裨将应遵守的原则，也是其任将统兵的重要思想。可见，一个“将”字的注释，关系到对孙子整个任将统兵思想的理解，有必要正之。
如果裨将能听从我的计谋指挥作战，一定能打胜仗，则留下；如果裨将不能听从我的计谋指挥作战，一定要打败仗，则辞去。
各级将吏，要听主帅号令，听从指挥，听从调遣，部队进退步调才能一致，军力才能有效地发挥，才能保存自己而胜敌。否则，胜败难冀。实战验证的确如此。
战国时，秦昭王发兵攻打赵都邯郸，打算任用白起为将。白起说：“邯郸实在是不容易攻破，而且诸侯要援救，一天内就可以抵达。那些诸侯很久以来就怨恨秦国，如今秦国虽然攻破长平的赵军，而秦军也死伤过半，国内兵力空虚，跋山涉水去进攻赵都，难免赵军不从内进击，诸侯不从外攻击，内外夹击，秦军必败，所以不能够这样做。”秦昭王让应侯范睢去劝白起，白起托言生病而拒绝。秦昭王只好改派王龁为将，结果没有攻下邯郸，反而使秦军损失惨重。白起闻讯说道：“不听臣下的计谋，如今怎么样？”秦昭王听后，极为生气，强令白起出兵，白起假托病重，拒不出兵。秦昭王大怒，贬白起为士伍，先把他流放，后逼白起自杀。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倭寇进犯上海附近的松江地区，并在柘林（今上海奉贤区南）建立了基地。
明廷调俞大猷负责进剿。他刚到任，兵不满三百，总督张经就命令他出战。俞大猷看到敌我兵力悬殊，违命而不出战，并要求张经尽快调集大军。张经为此大怒。俞大猷不为所动，并明白地告诉张经：“你可以以违命之名把我杀掉，但怎么能明知不胜而让我贸然出击呢！”张经终于接受了俞大猷的意见，迅速调集各路兵马，形成对倭作战的兵力优势。
俞大猷与其他将领通力合作，连续在嘉兴、苏州附近的陆泾坝、陶宅镇等地打败倭寇，松沪地区秩序日渐安定。
1948年初，中央军委决定，粟裕率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组成一个兵团。经两个月休整后，南渡长江，挺进闽浙赣地扩大机动作战，以调动中原敌人回防江南。
4月中旬，粟裕经过慎重分析，认为中原地区已基本具备打较大规模歼灭战的条件，遂向军委建议三个纵队暂缓渡江以配合刘邓、陈谢兵团，在中原地区进一步歼灭敌人重兵集团。
军委经过认真研究，采纳了粟裕的建议。6—7月间，粟裕指挥华东、中原野战军十个纵队进行豫东战争，歼敌九万余人，改变了中原、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防御体系，为尔后进行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计利以听 ① ，乃为之势 ② ，以佐其外 ③ 。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④ 。
①计利以听：“以”，通已。“听”，听从，采纳。此言有利的方略已被采纳。
②乃为之势：“势”，兵势、态势。李筌注：“计利既定，乃乘形势之势也。”此句言造成有利的作战态势。
③以佐其外：“佐”，辅助。梅尧臣注：“定计于内，为势于外，以助成胜。”此句言作为外在的辅助条件。
④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势者”，王皙注：“势者，乘其变者也。”“因”，根据，凭依。“制”，采取的意思。“权”，机变、应变之意。“制权”即根据情况，采取相应的行动。
有利的方略已被采纳，还要设法造“势”，作为外在的辅助条件，以辅助作战的进行。所谓“势”，就是根据有利的情况而采取相应的行动，掌握作战的主动权。
势者，乃兵势也。兵势，是军力强弱的象征，是有利或不利的作战态势。兵势论，是孙子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在战场上，都是因利而制权。得势方，可胜敌；失势者，胜于敌，无胜算矣。
战国廉颇为赵将，秦使间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赵王因以括为将，代廉颇。赵括既代廉颇，悉更约束，易置军史。秦将白起闻之，纵奇兵，详败走。而绝其粮道，分断其军为二，士卒离心。四十余日，军饿，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秦悉坑之。
隋突厥犯塞，炀帝令唐高祖与马邑太守王仁恭率众备边。会虏寇马邑，仁恭以众寡不敌，有惧色。高祖曰：“今主上遐远，孤城绝援，若不死战，难以图全。”于是亲选精骑四千，出为游军，居处饮食，随逐水草，一同于突厥。见虏候骑，但驰骋猎耳，若轻之。及与虏相遇，则掎角置陈，选善射者为别队，持满以待之。虏莫能测，不敢决战。因纵奇兵击走之，获其特勒所乘骏马，斩首千余级。李世民选精锐千余骑为奇兵，皆黑衣玄甲，分为左右队，建大旗，令骑将秦叔宝、程咬金等分统之。每临寇，李世民躬被玄甲先锋，率之候机而进，所向摧殄，常以少击众，贼徒气慑。
兵者，诡道也 ① 。故能而示之不能 ② ，用而示之不用 ③ ，近而示之远 ④ ，远而示之近 ⑤ 。利而诱之 ⑥ ，乱而取之 ⑦ ，实而备之 ⑧ ，强而避之 ⑨ ，怒而挠之 ⑩ ，卑而骄之 ⑪ ，佚而劳之 ⑫ ，亲而离之 ⑬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⑭ 。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⑮ 。
①兵者，诡道也：“诡”，诡诈、欺诈。“道”，指宗旨、原则。“诡道”即欺诈、多变之术。《十一家注》本都认为诡道用兵是取胜之道。曹操注：“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李筌曰：“军不厌诈。”梅尧臣曰：“非谲不可以行权，非权不可以制敌。”王皙强调：“诡者，所以求胜敌。”但指出“御众必以信也”。张预肯定：“用兵虽本于仁义，然其取胜必在诡诈。”并举例说：“故曳柴扬尘，栾枝之谲也；万弩齐发，孙膑之奇也；千牛俱奔，田单之权也；囊沙壅水，淮阴之诈也。”此皆用诡道而制胜也。
②能而示之不能：“能”，指能力、实力。张预注：“实强而示之弱，实勇而示之怯。”近于孙子原义。李牧大败匈奴，孙膑斩杀庞涓，乃是强示之以弱的典型战例。
③用而示之不用：“用”，使用之意。此句诸本无异文，惟于鬯《香草续校书》谓“用”为“勇”。古“勇”可为“用”，然此处则非假字。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以下简称《校解》）曰：“欲用骑，示之以步；欲用奇，示之以正；用水攻，而示之以车马；用陆取，而示以舟梁。”可谓精解。
④近而示之远：“近”，指敌近。“示之远”，指我之对策。杜牧注：“欲近袭敌，必示以远去之形。”近而示之远者，晋侯伐虢，假道于虞是也。
⑤远而示之近：“远”，指敌远。“示之近”，指我之对策。杜牧注：“欲远袭敌，必示以近进之形。”韩信盛兵临晋，而渡于夏阳，此乃示以近形而远袭敌也。
⑥利而诱之：“利”，指敌贪利。“而诱之”，指我之对策。梅尧臣注：“彼贪利，则以货诱之。”赤眉委辎重而饵邓禹是也。
⑦乱而取之：“乱”，指敌乱。“而取之”，指我之对策。杜牧注：“敌有昏乱，可以乘而取之。”吴越相攻，吴以罪人三千，示不整以诱越，罪人或奔或止，越人争之，为吴所败是也。
⑧实而备之：“实”，指敌实力雄厚。“而备之”，指我之对策。曹操注：“敌治实，须备之也。”蜀将关羽，出兵围魏樊城，怕吴将吕蒙偷袭其后，乃多面备兵守荆州，做到实而备之，吕蒙不敢妄动；然吕蒙阴知其意，遂诈以称疾，关羽以为险夷已去，乃撤去备兵，违背了“实而备之”之策。荆州被吕蒙所取，其义是也。
⑨强而避之：“强”，指敌强。“而避之”，指我之对策。梅尧臣注：“彼强，则我当避其锐。”遇强敌而不避其锐，被动硬撑，是用兵大忌，应当退避以伺其虚解，观变而应之，才谓佳策。
⑩怒而挠之：“怒”，指敌怒。“而挠之”，指我之对策。梅尧臣注：“彼褊急易怒，则挠之，使愤激轻战。”汉兵击曹咎于汜水，晋人执宛春以怒曹，皆是“怒而挠之”之计也。
⑪卑而骄之：此句汉简本无，今依底本。“卑”，指敌卑。“而骄之”，指我之对策。王皙注：“示卑弱以骄之；彼不虞我，而击其间。”后赵石勒是使用此计的高手。当时，石勒称臣于王浚。石勒来拜，王浚左右欲杀之。王浚曰：“石公来，欲奉我耳。敢言击者斩！”于是，设飨礼以待之。石勒阴知其忧，乃驱牛羊数万头，声言上礼，实以填诸街巷，使浚兵不得发，指挥所属部队进入蓟城，擒浚于厅，斩之而并燕。
⑫佚而劳之：“佚”，同逸，指敌安也。“而劳之”，指我之对策。何氏注：“敌佚，我宜多方以劳弊之，然后可以制胜。”此计的精义在于如何让敌劳。或以利劳之，或以挠劳之。吴伐楚，伍子胥献计公子光，“可为三军以肄焉”。亟肄以疲之，于是乎始病吴，终入郢。
⑬亲而离之：“亲”，指敌之内部和睦。“而离之”，指我之对策。李筌注：“破其行约，间其君臣，而后攻也。”史上，烛之武说秦伯，离间秦晋相合以伐郑，是破其行约，毁其交援的典型事例。应侯间赵而退廉颇，陈平间楚而逐范增，是离间君臣也。
⑭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句是孙子的千古名言。《十一家注》本中的诸家释义皆同。一致认为，进攻无备之敌，要选择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作为突破口和主攻方向。曹操征乌桓，密出卢龙塞，直指单于庭；唐李靖陈十策以图萧铣；魏伐蜀，邓艾绕过剑阁，行七百里无人之地，西入成都，其战法是也。“攻”，指进攻。“出”，指出兵。“其”，指敌方。“意”，为意想。曹操注：“击其懈怠，出其空虚。”李筌注：“击懈怠，袭空虚。”杜牧注：“击其空虚，袭其懈怠。”
⑮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胜”，乃胜策。“传”，乃泄也。张预注：“言上所陈之事，乃兵家之胜策，须临敌制宜，不可以预先传言也。”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临敌变化，不可先传也。
用兵打仗应以诡诈为原则。所以，能打，装作不能打；要打，装作不要打；要在近处行动，装作要在远处行动；要在远处行动，装作要在近处行动。敌人贪财，要用小利引诱他；敌人混乱，要乘机攻取他；敌人实力雄厚，要加倍防备他；敌人强大，要暂时避开他；敌人易怒的，要想办法激恼他，屈挠他；敌人辞卑行敛，要设法使之骄傲，使之轻举妄动；敌人休整得充分，要设法使他疲劳；敌人内部和睦，要设法离间他。要在敌人无准备的状态下实施突袭，要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发动进攻。这些都是军事家取胜的奥妙，是随敌变化，临敌制宜，不可事先泄露出去的。
兵者，诡道；诡道，兵者。这是孙子作战谋略、战术思想，乃至军事思想的核心，是《孙子》十三篇的闪光点之一。孙子列出的诡道十二法，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有明显、典型的战例，给予佐证。
东周显王二十八年（前341），魏国和赵国联合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告急求救，齐国派大将田忌领兵直奔大梁。魏国大将庞涓赶紧抛下韩国，领兵回魏。这时，田忌的部队已经向西进发了。田忌的军师孙膑建议：“赵、魏这些国家的军队一向强悍、勇敢，看不起齐国，认为齐国的军队胆怯，齐军应因势利导而取胜。当齐军进入魏国之后，第一天宿营时可设十万个灶，第二天减为五万，第三天减为三万。”田忌采纳了这个建议。庞涓回兵走了三天，看到齐军减灶，大为高兴，说：“我早就知道齐军胆怯，果然，才进入我国三天，就逃亡大半了。”于是丢下步兵，率领少数精兵轻装加速追赶。孙膑算定庞涓在当晚会到达马陵。马陵道路狭窄，两旁山高林密，可设伏兵。于是在一棵大树上，刮去树皮，用白粉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几个字，派很多弓箭手埋伏在道路两旁，约好夜里看见火光就一齐发射。庞涓果然当晚到了马陵，看见树上有白字，点着火来看，没等看完，两边万箭齐发，魏军大败。此战，孙膑针对以往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的情况，减灶示弱，诱使庞涓轻兵追赶。最后，庞涓因智穷兵败而自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西汉高祖十年（前197），汉将陈豨谋反，并勾结匈奴与汉朝分庭抗礼。汉高祖派遣十位使者探听虚实，都说可以攻打。高祖又派娄敬再度探察，娄敬报告说：“匈奴不可击。”高祖问是什么原因。娄敬回答：“凡两国相争，都显示自己之长。今臣往，只见到些老弱残兵，这必是能而示之不能，臣以为不可击也。”高祖大怒，说娄敬贬低自己的军队，就把娄敬拘捕关押于广武。然后率三十万军队到达白登，结果遭到匈奴围困，使汉军内缺粮七天，受到重大损失。此战，刘邦不采纳娄敬的正确判断，一意孤行挥军进击，险些全军覆没，这是刘邦不识陈豨“用而示之不用”之计所致（《汉书·高帝纪》、《十一家注》本）。
东汉献帝建安五年（200），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今河南省中牟东北）。袁绍派颜良等领兵进攻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东），自己领兵到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东南）准备过河。曹操欲救白马，采纳荀攸建议，领兵到延津（今河南省封丘东北），做出要过河攻击袁绍侧后的样子。袁绍匆忙领兵迎敌，曹操却迅速率轻兵急趋白马，颜良不及防备，战败被杀。于是，曹操解了白马之围。此战，曹操巧妙掩饰作战企图，本欲对进犯白马之敌进攻，却故意佯装要进攻远离白马的敌人，使欲击之敌毫无戒备，终致失败（《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张预曰：“欲近袭之，反示以远。吴与越夹水相距，越为左右句卒，相去各五里，夜争鸣鼓而进，吴人分以御之；越乃潜涉，当吴中军而袭之，吴大败是也。欲远攻之，反示以近。韩信陈兵临晋而渡于夏阳是也。”
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27），东汉将领邓禹、邓弘攻打赤眉起义军于华阴（今陕西省华阴东）。赤眉军佯装战败，丢下大批车辆、辎重。车内装满沙土，上面覆盖豆子。邓弘军内正缺粮食，士兵一见粮车，无心攻战，拼命抢夺粮车。赤眉军突然反击，邓弘军溃乱。接着，赤眉军又打败来救的邓禹军。此役，赤眉军准确掌握邓弘军缺少粮秣、饥不择食的实情，以丢弃粮食之计利诱敌人，一举挫败敌人，获得了胜利（《后汉书·冯异传》）。
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东晋与前秦在淝水展开大战。晋军前锋都督谢玄针对秦军大多是沿途收拢、新招募的杂牌军，内部不稳，纪律松懈，主将骄而无谋等弱点，用激将法让秦军后撤，待晋军渡过淝水，方一决胜负。秦军主帅苻坚企图趁晋军半渡淝水之际发起进攻，同意后撤。没想到前面的军队一撤，便阵势大乱，加上降将朱序反戈大呼：“秦军败了！”后边的士卒便闻声而逃。晋军乘敌之乱勇猛追杀，大败秦军。“投鞭断流”的苻坚，由此留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笑谈（《晋书·苻坚载记》）。
秦二世皇帝三年（前207），匈奴单于之子冒顿杀父自立。兵力强盛的东胡部落首领派使者到匈奴来无理索取千里马，冒顿以睦邻邦交为由说服群臣，恭恭敬敬地把一匹珍贵的千里马送给了东胡。东胡首领以为冒顿不敢惹他，便得寸进尺，又向冒顿索取美女。冒顿仍不顾群臣的反对，把心爱的美女送给了东胡。东胡首领越发骄横，接着又提出领土要求。已经强大起来的冒顿觉得该是制止东胡欲望的时候了。于是跃马挥刀，领兵袭击东胡。东胡平时轻视冒顿，毫无戒备，冒顿突袭成功，东胡遂亡。此战，冒顿之所以能战胜东胡，是因为他实而备之，逐渐由劣势变为优势，东胡虽强却忘备，由优势变为劣势（《史记·匈奴列传》）。
西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为平定七王之乱，汉景帝派周亚夫率军东攻吴、楚。周亚夫见吴楚联军兵势强盛，难与争锋，采取了“以梁委之，绝其粮道”的谋略，进据昌邑（今山东省金乡西北），避而不战，听任吴楚联军进攻梁军，以便利用梁地（今河南省东部）拖住敌方。后周亚夫进至下邑（今安徽省砀山东），仍深沟高垒，坚壁固守，等到吴楚联军饥疲不堪而不得不撤退时，周亚夫才率军乘势追击，大破吴楚联军（《汉书·周亚夫传》）。
西汉高祖四年（前203），汉军乘项羽东攻彭越之机，围攻成皋（河南荥阳汜水镇）。楚将曹咎开始时按照项羽“谨守成皋，若汉欲挑战，慎勿与战”的告诫，坚守不出。后来，由于汉军连续挑战和辱骂，曹咎一怒之下，率部出击。汉军乘楚军半渡汜水时发起进攻，取得重大胜利（《史记·项羽本纪》）。
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吴将吕蒙想乘蜀将关羽攻樊城之机，夺取荆州。因荆州兵马整肃，沿江修有烽火台，吕蒙寻思无计。陆逊献策说：“关羽依仗自己英雄，认为天下无敌，所担扰的只是将军。将军可乘这个机会，假装生病，把指挥权托于别人，再派人到关羽处说些赞美他的好话，用以骄傲其心，他一定会把驻守荆州的军队撤向樊城，这样荆州就会没有防备，我们只要用一支部队另出奇计去袭击它，那么荆州必会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吕蒙遂用其计，托病不起，上书辞职。孙权从其计，召吕蒙回建业养病，并任命年轻而没有多大名望的陆逊为偏将军、右都督，代替吕蒙守陆口。陆逊到任后，即修书一封，备礼遣使赴樊城拜见关羽。关羽不但未识破其计，反而指着来使说：“孙权见识短浅，用此孺子为将！”来使伏地说：“陆将军呈书备礼，一来与君作贺，二来求两家和好。幸乞笑留。”关羽拆开信，见书词极其卑谨，览毕，仰面大笑，令左右收了礼物，打发使者回去。关羽遂对陆逊失去警觉，并把驻荆州的大半兵马调樊城听命。陆逊乘机派军队假扮客商，驾船在烽火台下避风，半夜偷袭烽火台成功。又以降军开荆州城门，轻而易举地拿下了荆州。刚愎自用的关羽，在吴、魏军队夹击之下，仓皇率残军败走麦城，落了个遭擒被斩的下场（《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名将曹玮领兵和党项军队作战。党项军初次交锋受了些挫折，即主动撤退。曹玮想同敌人决战，以求全胜，但他没有引军出击，而是见敌人走远后，让自己的部队赶着缴获的牛羊和军需品缓缓返回，部队显得松松散散，很不整齐。这时，已经撤退了几十里远的党项军，听说曹玮军因贪牛羊之利，队伍散乱，则乘机回兵还击。曹玮得知后，命令部队更加放慢速度，待来到一个地形有利之处，才停下来整军迎战。当敌军接近后，曹玮又使人告诉他们的首领说，你们远道赶来，一定很疲劳，我们不愿意乘你们疲困之际打仗，请你们休息一会儿再决战吧。党项兵听了都很高兴，就原地休息，但他们休息片刻之后，心劲一松，锐气大减。曹玮乘机率兵冲杀，大败党项军，宋军凯旋而归。宋将不理解这次制胜的奥妙，曹玮说：“敌军撤去，我以贪图牛羊辎重的假象，引敌再返回寻我作战，他们这一去一返，连续走了近百里路，已经相当疲劳了。但如果马上交战，敌人的锐气尚未完全消失，我们取胜还需付出大的代价。走远路的人如果稍微休息一下，顿时就会感到双足麻木，腰酸腿疼，打仗的勇气也就随之消失了，这时我们再与他战，那自然如虎赶羊群一样。”此战曹玮巧用心机，引逃敌回追，临阵又使敌人斗志松懈，使敌由逸变劳，一举战而胜之（《宋史·曹玮传》）。
东周赧王五十六年（前259），秦与赵兵相拒长平（今山西省高平西北）。此时，赵国名将赵奢已死，蔺相如病笃，赵王派廉颇为将攻击秦军。秦数败赵军，赵军坚壁不战。秦派奸细散布谣言说：“秦国最害怕、最担心的是让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赵王听信秦国奸细的话，用赵括为将，取代廉颇。蔺相如对赵王说，赵括只懂得读他父亲的兵书，并不知如何变化应用。但赵王不听。赵括代替廉颇之后，把廉颇的规定约束全部废除，又任命新的官吏。秦将白起听说之后，“纵奇兵，详败走，而绝其粮道，分断其军为二”，使赵军“士卒离心”。经过四十余天，赵军饥饿异常，赵括只好率精锐与秦军战，秦军射杀赵括，赵军大败，数十万人投降秦国，全被秦国坑埋了。此战，秦派人离间赵王与廉颇的关系，促使赵王以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代替能攻善守的名将廉颇。赵括没有实战经验，指挥失当，致使全军几十万人被秦军坑杀（《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孙子十二法惑敌之策的落脚点是达“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何氏引述李靖征伐萧铣的典型战例，进行了很好的阐述。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李靖向高祖提出征讨萧铣的十个决策，高祖全部采纳，并委任李靖总管三军。八月，李靖集兵夔州。萧铣以时令已属秋季，江水泛涨，三峡路险，认为李靖不能进攻，而不设备。九月，李靖率兵进军下峡，诸将都请李靖停兵以等待江水退落。李靖说：“兵贵神速，机不可失。今兵始集，铣尚未知，乘水涨之势，倏忽至城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纵使知我，仓卒征兵，无以应敌，此必成擒也！”李靖进兵至夷陵，萧铣害怕，急忙召江南兵马，果然未能迅速赶到。李靖勒兵围城，萧铣遂降。此战，李靖进兵，采取攻其无备之策，攻克敌城（《旧唐书·李靖传》）。
夫未战而庙筭 ① 胜者，得筭多也；未战而庙筭不胜者，得筭少也。多筭胜，少筭不胜，而况于无筭乎 ② ！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③ 。
①庙筭：“庙”，祖庙，设置祖先牌位以供祭祀的建筑，亦称“庙堂”。“筭”、“算”，二字音义并同，今统作“算”。按《说文》，算是算计，筭指筹码。古代兴师作战，君臣必先在庙堂分析敌我态势、优劣条件，预计战争胜负，谋划作战大计，称为“庙算”。
②多筭、少筭、无筭：“多”、“少”、“无”，乃指庙算中敌我所得筹码之数也。得算多或少，是指胜利的主客观条件多或少。多算者，胜；少算者，不胜；无算者，根本无取胜之望。引申为：有利条件多的能取胜，有利条件少的不能取胜，无有利条件的根本不会取胜。
③胜负见矣：《通典》卷一四八引作“胜负易见也”，《御览》卷三二二又引作“胜势见也”，今不取。“见”，乃“现”也，显露、呈现之意。此句言胜负可以预见。张预注：“古者兴师，命将必致斋于庙，授以成算，然后遣之，故谓之庙算。筹策深远，则其计所得者多，故未战而先胜。谋虑浅近，则其计所得者少，故未战而先负。多计胜少计，其无计者，安得无败？故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有计无计，胜负易见。”此注甚明也。
开战之前，算计能够胜过敌人的是因为有利条件多；开战之前，算计不能胜过敌人的是因为有利条件少。有利条件多的就能胜敌，有利条件少的就不能取胜，毫无有利条件是不会胜敌的！我根据这种情况，考察判断，谁胜谁负就显而易见了。
尾语数句与首语数句，前后衔接，主谈经之五事，校以七事，庙算预测战争胜败。用现代话，也就是召开战前军事会议，制定作战方案。切实可行的作战预案，是展开兵力的先导。多算胜，少算不胜，无算更无胜，历来如此。
战国时代，齐将田忌数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孙膑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三辈。谓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胜。”田忌信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及临质，孙膑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五千金。
汉王既拜韩信为将，礼毕，上坐。汉王曰：“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信谢，因问王曰：“今东向争权天下，岂非项王邪？”汉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贺曰：“惟信亦以为大王不如也。然臣尝事之，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暗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饮食；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今江苏铜山）。又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今河南省渑池县东一十三里），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唯独邯（章邯）、欣（司马欣）、翳（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卒灭项王。
曹操入荆州（今湖北江陵），刘琮举众降。操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将士闻之，皆恐。孙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议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
瑜曰：“不然。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请为将军筹之：今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埸；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舟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以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而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驻夏口，保为将军破之！”
权曰：“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
是夜，瑜复见权，曰：“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各恐慑，不复料其虚实，便开此议，甚无谓也。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其数虽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愿将军勿虑！”权从之。大破曹兵。
本篇总共三百三十八字，重文一字，七个自然段，可分四层意思读：从开头，到“不可不察也”，为第一层，总论战争的必要性、重要性；从“故经之以五事”到“用之必败，去之”，为第二层，论用“五事”、“七计”比较双方的优劣情况，探索预知战争的胜负；从“计利以听”到“不可先传也”，为第三层，论战势的意义和用兵的各种诡道；从“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到结尾，为第四层，论根据“庙算”的胜负，决定是否进行战争。
本篇对孙子的军事思想进行了总的概述。它所阐述的战争观，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灵活应变的战术原则，是孙子军事思想的总纲。
《计篇》一开头，孙子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是孙子对战争所持的根本看法。它鲜明地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注重战争、渴望以武力推翻奴隶主阶级腐朽统治的思想观念。
关于战争胜负问题。孙子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什么天命、鬼神，而在于政治、天时、地利、将帅、法制等主客观条件。在于“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等实际情况。
在这些条件中，他把“道”列为“五事”之首，意识到人心向背与战争胜负的重要关系。这是难能可贵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历史事实，是人们的共识。商君说得好：“凡战法，必本于政。”（《商子·战法第十》）荀子也说：“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孙中山先生在《北上宣言》中也指出：“武力与民众结合者，无不胜，反之无不败。”
历朝历代的史证一再证明，是否修明政治、取得民心，是胜败的基础，为君为将，切不可不察。
出于夺取战争胜利的需要，孙子还提出了选将主张。他在任用将帅方面，反对奴隶主阶级的“世卿世禄”制度，把能否执行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张和战略决策，作为选任将帅的标准。“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并要求将帅具备“智、信、仁、勇、严”五种才德，不可专尚勇力。此言极是。吴子说：“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武经七书·吴子直解·论将第四》）德将克劳塞维茨在他的《大战学理》一书里指出，军事上之天才，非单一之力，谓诸力谐协而合同者。名将论将，无不吻合。他们一致认为，诸德协合方为良将。
孙子从战争的客观规律出发，提出了一套较为灵活而又符合实际的战略战术原则。他主张“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要“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善于制造种种假象去迷惑敌人；要能“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巧妙利用敌人的种种弱点，向其发动进攻，以达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从而赢得战争的胜利。
在此篇的最后，孙子着重指出，在战前一定要进行“庙算”，预知战争胜负。一定要深思熟虑作战意图、作战计划，使之正确无误，没有纰漏。声言：“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