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像念珠似的滑过，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一到礼拜六，同伴们就来巴维尔家聚会。每次聚会就好像迈上一个台阶，人们沿着一个坡度不大的长梯一步步地向高处爬去。

出现了一些新的伙伴。弗拉索夫家的那间小屋显得拥挤、窒闷。娜塔莎每次来聚会的时候，一路上都冻得浑身哆嗦，疲惫不堪，但她却达观快活，总是乐呵呵的，朝气蓬勃。母亲果然给她织了双袜子，还亲手给她穿在脚上。娜塔莎开始只顾吃吃地笑，后来忽然沉默下来，沉思了一会儿，低声说：

“我以前曾有过一个保姆，她很善良！您说怪不怪，佩拉格娅·尼洛夫娜，工人们生活这么苦，受尽了欺凌，可他们比富人心眼好，比富人善良！”

说到这里她挥了一下手，把手指向远方。

“您原来是个苦命人啊！”母亲说，“背离了父母，同时也失掉了一切。”她有点词不达意，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于是她叹了口气，不作声了，只是望着娜塔莎的脸，感觉自己应该感谢她。姑娘低着头在微笑，若有所思，母亲坐在她面前的地板上。

“背离了父母？”姑娘重复一句，“这算不得什么！我父亲为人粗暴，哥哥和他一样，而且是酒鬼。姐姐很不幸……嫁了一个比她大很多的男人……那人很有钱，却一点儿也不可爱，吝啬鬼。我妈妈好可怜！她和你一样，是个厚道人。她身材矮小，像小老鼠似的，整天匆匆地跑来跑去，不管见了什么人她都害怕。有时我真想她，想见到她……”

“你的命好苦啊！”母亲难过地摇了摇头说。

姑娘猛然昂起头，像是要拒绝什么似的挥了挥手。

“噢，不！我有时感到很高兴，很幸福！”

说到这里，她的脸色变得苍白，蔚蓝的眼睛忽然一亮。她搂住母亲的双肩，深沉地低声说：

“您要是知道……您要是明白我们所从事的伟大事业该多好哇！……”

母亲听了深受感动，一种近乎羡慕的情感溢于言表。她站起身来，伤心地说：

“可惜我太老了，又不识字……”

巴维尔的话越来越多了，并且喜欢同人争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渐渐地，他人也瘦了。母亲发觉，他跟娜塔莎说话或者注视她的时候。他那严厉的目光变得温柔而明亮，嗓音也和蔼了，仿佛整个人都变单纯了。

“求主保佑！”母亲暗暗祈祷着，脸上露出笑容。

聚会的时候，每当发生激烈的争论，眼看要争吵起来，霍霍尔就站起来，像钟摆一样摇晃着身子，诚恳地劝说几句，声音洪亮而又深沉。大家听了他的话，也就安静下来，不再着急上火了。维索甫希科夫总是沉着脸，催大家快点发表意见，每次争论都是他和那个棕红头发的萨莫伊洛夫挑起的。圆脑袋的伊凡·布金随声附和。伊凡·布金的头发和眉毛都是淡白色的，像用碱水漂洗过似的。衣着整洁的雅科夫·索莫夫很少发言，并且说话声音很轻，一本正经的，争论时他和大额头的费佳·马森总是站在巴维尔和霍霍尔一边。

有时娜塔莎来不了，就有一个戴眼镜的尼古拉·伊凡诺维奇代替她从城里来开会。尼古拉·伊凡诺维奇留着浅黄色的山羊胡子，不知是哪个边远省份的人，说话口音很重。总之，他的举止言谈都有些与众不同。他谈的都是些日常琐事，比如家庭生活、孩子、买卖、警察以及面包和肉类的价格，等等，也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情。不过，他能从这些小事中看出人们的虚伪和昏庸，揭示那些的确对人们不利的愚蠢可笑的东西。母亲觉得，他仿佛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度，那里的人们全都以诚相待，过着轻松愉快的生活，而这里的一切他都感到陌生。他不习惯这里的生活，他认为没有必要这样生活。这种生活使他无法接受，使他心中渐渐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要以自己的方式彻底改变这里的一切。他脸色蜡黄，眼角布满了细小的皱纹。他说话悄声细语，两手总是热乎乎的。在和弗拉索娃 见面问好时，他把她的手紧紧握在掌心里。握过手之后，母亲就觉得心里轻松些，宁静些。

城里还有一些人前来聚会。来得最多的是一个身材苗条的小姐，她面庞白皙，消瘦，有一双动人的大眼睛。她名叫萨申卡。她的举止步态有一种男子汉的气派，平时总是生气地皱着两道乌黑的浓眉，说话的时候，她那笔直的鼻梁和细细的鼻孔微微颤动着。

萨申卡第一个激动地高声宣布：

“我们是社会主义者……”

母亲听到这句话，不禁吓了一跳，默默地盯着小姐的脸凝望着。她曾听说过社会主义者刺王杀驾的事 。当时她还很年轻。据说因为沙皇解放了农奴，地主们就蓄意报复他，并且把头发留起来，发誓不杀死沙皇就不理发。为此他们被称为社会主义者。然而现在她儿子及其同伴们也成了社会主义者，这实在是让她无法理解！

散会以后她问儿子：

“巴甫鲁沙，你真的是社会主义者？”

“真的！”他站在母亲面前，像往常那样，直率而又坚定地答道，“怎么啦？”

母亲长叹一声，没有抬眼望他，问道：

“你这话当真，巴甫鲁沙？你要知道，他们是反对沙皇的，并且已经刺杀了一位沙皇！”

巴维尔在屋里踱一会儿，用手摩挲着脸，笑道：

“我们不需要干这种事！”

他一本正经地低声向母亲解释了很久。母亲望着他的脸，心想：

“他绝不会去干坏事！不会的！”

后来这个令人害怕的词语经常出现在人们的谈话中，渐渐地也就不那么刺耳了，和其他几十个难以理解的新词一样，听多了就习惯了。但她不喜欢萨申卡。这姑娘一来，她就惶惶不安，很不自在……

有一次，母亲向霍霍尔流露了这种不满：

“那个萨申卡好厉害呀！把人支使得团团转：你们应该这样，你们应该那样……”

霍霍尔朗声大笑：

“说得对极了！阿姨，您是一针见血！你说对吗，巴维尔？”

紧接着他又向母亲递了个眼色，讥讽地说：

“人家是贵族小姐嘛！”

巴维尔郑重其事地说：

“她是个好人！”

“这话没错儿！”霍霍尔附和说，“只是她不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想要做什么，能够做什么！”

他们又开始争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母亲还发现，这位小姐对巴维尔的态度特别凶，有时甚至冲他叫喊。巴维尔却对此满不在乎，只是笑一笑，默默地望着姑娘的脸，他的目光显得很温柔，就像先前他注视娜塔莎时那样。这也引起了母亲的反感。

有时大家忽然冲动起来，高兴得手舞足蹈，简直把母亲吓一跳。这样的情形多半出现在他们读报的时候，读到了外国工人们的好消息。这时他们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光芒，样子变得十分古怪，像孩子似的欢天喜地，彼此拍打着肩膀，愉快地朗声大笑。

“德国工人同志们真棒！”有人欣喜若狂地大声喊道。

“意大利工人万岁！”还有一次他们高呼。

他们好像坚信那些素昧平生的外国人听得见他们的欢呼似的，极力要把这些呼喊声传到远方去，传到那些不熟悉他们并且语言不通的朋友们那里。

霍霍尔心中充满了对所有人的爱，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他说：

“我们应该给他们写封信，是吗？也好让他们知道，他们在俄国也有朋友，我们同他们有共同的信仰，为同一个目标而生活着，我们为他们的胜利感到高兴！”

大家果真幻想起来，脸上带着笑，久久地谈论着法国人、英国人和瑞典人。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外国人都是他们的朋友，是他们的贴心人。他们尊敬这些外国人，并且与之同甘共苦。

在这间小屋里，人们渐渐感觉到，普天下的工人们是心连心的。这种情感使大家同心协力，融为一体，也使母亲受到感染。虽然她对这些事情还不太明白，但她却已经直起腰来，恢复了青春的活力，感觉到了欢乐、陶醉，心中充满了希望。

“你们可真行啊！”有一次她对霍霍尔说，“普天下的人都是你们的同志，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奥地利人，你们替所有人担忧，为所有人高兴！”

“说得对，我的阿姨，为所有人！”霍霍尔高声说，“在我们看来，既没有国家，也没有民族，要么是同志，要么是敌人。普天下的工人都是我们的同志，所有的富人，所有的政府，都是我们的敌人。你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吧，你会发现我们工人数量很多，我们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看到这些，你会感到由衷的高兴，你会像过节似的欣喜若狂！那些法国人和德国人，只要他们留心一下现实生活，就会产生同样的感觉，意大利人也同样会感到高兴。我们都是一母同胞的孩子。普天下工人皆为兄弟，这一不可战胜的思想就是我们的母亲。她给我们以温暖，她是太阳，公正是天空，而这个天空就在我们工人的心里。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把自己称作什么，只要是社会主义者，就永远是我们精神上的兄弟，现在将来永远是兄弟！”

这种孩子式的坚定信念很快在他们中间确立起来，并且逐渐占了上风，转化成一种强大的力量。母亲最终发现了这种信念，她下意识地感觉到，人世间果真出现了伟大的光明，就像她看到的天上的太阳。

伙伴们都喜欢唱歌。大家愉快地高声唱着那些人人熟悉的流行歌曲，但有时也唱一些新歌。这些新歌虽然也很和谐悦耳，但曲调却很忧郁，不同于一般的歌曲。他们低声唱着，神情严肃，像在教堂里唱圣歌似的，时而脸色苍白，时而满脸通红，响亮的歌声使人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力量。

有一支新歌很奇特，它使母亲不安、激动。这支歌不是遭受了凌辱的孤独的灵魂在痛苦和困惑的阴暗小道上的徘徊与忧思，也不是穷困潦倒、饱受惊吓、随波逐流的灰色灵魂的哀怨。在这支新歌里，没有那种盲目地渴求自由的人的悲叹，没有那种要把善与恶统统摧毁的亡命徒的狂呼乱叫。在这支新歌里，没有那种要毁坏一切而又无力重建的盲目的复仇情绪，丝毫没有古老的奴隶社会的痕迹。

母亲听不惯它那生硬的歌词和忧郁的曲调，但这些歌词和曲调里却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淹没了歌词和曲调，使她的心灵预感到一种难以理解的东西。这种东西她从年轻人的表情和目光中捕捉到了，从他们广阔的胸怀里感觉到了。这支歌的力量是它的歌词和曲调所容纳不下的，她被这种力量震慑住了，每次听到这支歌她都特别专注，比听别的歌更激动不安，也更认真。

伙伴们唱这支歌时尽量压低嗓门，但是听起来却比任何歌曲都有力，就如那即将来临的早春三月的空气，拥抱着人们的心灵。

“是时候了，我们应该到外面去唱这支歌了！”维索甫希科夫面色阴沉地说。

他父亲又因偷东西被捉去坐牢了，这时他满不在乎地对伙伴们说：

“现在可以在我家聚会了……”

下班以后，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朋友来找巴维尔。他们总是在思考着问题，还没顾上洗脸就坐下看书，或者从书中摘录些什么。吃饭和喝茶的时候也手不释卷。母亲感到他们讲的东西更难懂了。

“我们需要一份报纸！”巴维尔时常念叨着。

生活的节奏变快了。大家都繁忙起来，一本接一本地读书，如饥似渴，匆匆忙忙，恰如蜜蜂从这朵花飞到那一朵花上。

“有人在背后议论我们了！”有一天维索甫希科夫说，“说不定我们不久会出事的……”

“鹌鹑本来就是要被网捕捉的！”霍霍尔满不在乎地说。

母亲更加喜欢霍霍尔了。每当他喊她“阿姨”时，就好像有一个孩童伸出小手在轻触她的脸。在礼拜天，有时巴维尔忙不过来，他就帮助劈柴。有一天，他扛来一块木板，拿起斧头，很快就把门前台阶上的烂木头换下来，活干得很细。还有一回，他又悄悄地帮母亲修好了歪倒的栅栏。他干活的时候喜欢吹口哨。他吹的曲子很优美，只是有些哀愁。

一天，母亲对巴维尔说：

“让霍霍尔搬过来住不好吗？让他在我们家吃饭，这样你们俩都方便些，用不着来回跑了。”

“何必自找麻烦呢？”巴维尔耸了耸肩说。

“这有什么麻烦的！我这辈子就这么过的，也不知为的什么。为好人受点累，我心甘情愿！”

“那就随你的便吧！”儿子答道，“他搬来住我会高兴的……”

于是，霍霍尔便搬来与他们同住。 QUFoHAm37Mee9/SnlQkWlPtU+s2b2pLjbofrwZrE7F10OTCTmI+ouEIIPh+fTzm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