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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因受仁政感化而忏悔自杀，天下竟有如此怪异之事？面对此事，王益是怎样处理的呢？对于少年王安石来说，这是极其生动的一课。
二年后，也就是天圣八年（1030），王安石已经十岁，他果然没有忘记在灵堂里立下的志向，刻苦读书。《诗经》、《论语》、《孟子》等书他已能够背诵。这一年，父亲王益的职务又有变化，王安石当然也就要随着父亲远游。
王安石的父亲王益，字损之，也是个非常杰出的人物。自从他的叔叔王贯之中了进士之后，他奋发苦读，知识大进，果敢有为。十七岁时拿着自己写的文章去干谒当时的大名士——寇准的密友张咏。张咏阅读了他的文章后，大为赞赏，到处揄扬，在士林中开始有了名声。
祥符八年（1015），王益进士及第，当时年仅二十二岁，可谓是少年得志。中进士后，吏部分配王益出任建安县主簿。主簿是县一级政府的主要官员，是县令的助手。掌管监印，检核文书籍簿之事，故古时又称之为“印曹”。
年仅二十二岁的王益担任这样一个重要而又棘手的职务，虽然有一定的权力，但因为初出茅庐，太年轻，当时的人都很轻视他。可过了一个多月，人们才发现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处理事情简明果断，决不拖泥带水。那个年月，由于每年要向辽国和西夏进贡大量的金银布帛，农民的赋税负担格外重。拖欠赋税的情况也就相当普遍，这几乎是当时所有地方官吏最头疼的事。
这一年，建安县的情况又和往年一样，赋税迟迟不能收入府库，知州催促甚急，县令一筹莫展，请王益想办法尽快解决这一难题。王益果断地说：“上行下效。凡是政令不能畅行者，多是由于在上者的缘故。如果大人责成下官办理此事，请把全权交给下官，允许下官在大人的职权范围之内行使权力，下官保证如期完成。”
“只要能如期完成，本官就全权委托与你。”
“好！谢谢大人的信任。下官就按照您的吩咐办理了。”于是，王益立刻传唤衙役前来，他要亲自带衙役们前去带人。县令问道：“王主簿，你这是去带何人？”“大人，下官说过，上令不能下行，病根都在上边。我县赋税收缴得慢，病根也在县里。县府中的牛孔目如此富足尚且不按时交纳赋税，何况那些贫苦的百姓呢？”
孔目之职是管理文书簿籍财务细目的专业官员，唐朝时各州府以及各方镇都设有孔目院，类似后来的“统计局”“计划委员会”之类。孔目是这些机构里的官员。到宋代，对经济问题更加重视，于是，在州县都专门设有孔目的官职，正式列在朝廷命官的系列之中。这样，孔目的地位就比唐朝时要高多了。因为唐朝的孔目在流品之外，并不入流。而宋代的孔目不但入流，而且比一般的官员还重要。这就是我们在唐代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很难看到“孔目”这一名词，而在宋代作品中却可经常看到“孔目”这一官职称谓的原因。
王益提到的这个牛孔目是本地区的一个头面人物。他本人是吃皇粮的，家族又很大，互为倚重，一般的外籍官员也就不敢轻易动他。每年赋税，这位牛孔目的家族都是最后一个完成。因为中国的百姓都把朝廷以及官府的脾气摸透了，这就是只要是好事就不顾一切往前抢，谁抢到谁便宜，下手晚了可能就什么也没有了。如果是不好的事，比如交纳赋税、出徭役之类，就尽量往后推，能挨一天就挨一天，因为朝廷的政策往往是多变的，也许你刚刚交纳完赋税，皇帝就死了。皇帝死似乎是坏事，但任何坏事的后面就是好事，老皇帝一死，势必就要有新君登基，这样就要有什么照例的赦免之类的举措。一切赋税或许就要免除了。所以古代的许多百姓有时是盼望老皇帝死，新皇帝坐龙庭的。即使是到了现代，七斤嫂一听说皇帝坐了龙庭不也还是大喜过望嘛。而交纳完赋税的那些人家则吃了个哑巴亏。白居易在《杜陵叟》诗中说“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没交赋税的那一家不就捡便宜了吗？这些天经地义的大道理，普通百姓都十分晓得，何况久在衙门里工作的牛孔目呢。于此一想，牛孔目尽量拖欠赋税也就可以理解了，而建安县经常不能准时完成上级交给的赋税任务也就不足为怪了。
“哦，你是？”县令似乎想说什么，说了半句又咽回去了。
王益带人，把几次催促都软磨硬泡，拖欠赋税迟迟不交的牛孔目带到大堂，打了二十大板，责令他家三天内交齐所欠的全部赋税。否则，还要重惩不贷。这一遭还真灵，第二天，牛孔目家拖欠的赋税就如数交清。百姓们本来是在观望，见这个年轻的主簿竟如此铁面无私，胆大敢干，连牛孔目这样吃皇粮的官都不能拖欠，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都积极主动地前来交纳。结果，提前一天完成了赋税的收缴任务，县令大喜。
其实，王益的这一遭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做法，只不过是没有点魄力不敢用罢了。其难得之处在于这不是通常俗语常说的“杀鸡给猴看”，找一两个倒霉的普通百姓痛打一番，显示一下官府的威力给那些拖欠赋税的百姓看，而是“杀猴给鸡看”，敢于杀猴子的人就比只敢杀鸡的人胆量大多了。
中国封建社会中，历朝历代都是坚决反对贪污惩治腐败的。但每到末世的时候，腐败就成为癌症般的不治之症，一切措施都无济于事，关键就在于上层。那些主管此项工作的官员只是弄些无足轻重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敷衍搪塞，一个劲儿地打偷吃鱼肉的猫，而不敢打横行于街道上吃人的豺狼。有人总结说：那些所谓的惩治腐败的官员只敢打苍蝇不敢打老虎，真是再形象不过了。
正是由于这一点，那些敢于直面人生，敢于碰硬的官员才成为人民永远歌颂的对象。拉折殿槛也要斩奸佞之头的朱云；埋轮驿亭，大声疾呼“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点名道姓地弹劾正在当权的大将军梁冀的张钢；直接上书皇帝，要求斩当朝宰相大卖国贼秦桧之头的胡邦衡；坚决和当朝权奸老严嵩斗争到底，宁可丢掉脑袋也决不退避的杨继盛等勇士们之所以彪炳青史，与江河同在，与日月争辉，能够永远受到人民的敬仰与爱戴，原因也正在这里。
王益打了牛孔目，出色地完成赋税任务后，全县人更加敬佩这个年轻的官员。不久，因为政绩突出，提升为临江军判官。其后又先后任新金县、新繁县的县令，并加殿中丞的虚衔。一般县令是七品，在封建官吏中品级不算高，故有“七品芝麻官”的说法。而殿中丞则是从五品上，比单纯的县令职衔大多了。与此也可看出王益当时确实是很有政绩的。他的品行、胆识和杰出的政治才能对王安石有直接的影响。
不久，王益又被任命为韶州知州，小王安石和全家人一起，随父亲到了这个偏远的地方。韶州地处岭南，在今广东境内，故治在今广东韶关市南的曲江县境内，当时是个十分落后荒凉的地方。
这里居住的主要是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儒家的封建礼教对这里的人们似乎没有影响，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约束力。在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男女青年拉着手走路，有的甚至勾肩搭背，在公共场所便随意调笑戏谑，毫无顾忌。乱伦淫荡之事经常发生，为此也曾出现一些案件。以前的政府官员认为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风俗，这里的民风就是如此，故从来也不过问。王益到任之后，对这种风气进行了专项性的严厉整治和打击。凡是有伤风化者一律严惩不贷。几个月后，风气大变。人们交口称赞。
韶州下属的翁源县（今属广东）是个山区，老虎多而凶猛，经常伤害人和牲畜，成为当地的一大祸害。王益下令，命翁源县令组织专门的人员捕杀老虎，为民除害，以保证百姓的生命安全。
几个月后，翁源县的几名年长有德的老人前来州衙，并用车拉来用木匣装着的五颗虎头，献给知州大人。同时又呈献一封颂美王益政绩的颂词，请知州大人转呈朝廷。其大意是说：由于王益到任后政通人和，百兽都受了感动。老虎可能是受了感动，后悔当初的行为，竟有五只老虎自杀而死。县令命当地的百姓割下这五颗虎头来献。
王益听罢，挥了挥手，说道：“老虎自杀？绝不可能！你们回去告诉县令大人，说本官赞佩他为民除虎的业绩，至于颂美之词就不必上呈了。以后不要再搞这种诡异之事。”说罢，把县令写的那份颂词交给来人。
由于韶州过于偏远，为真正掌握那里的政权和维持社会治安，朝廷从蜀地调去五百名官军驻扎在那里，拨给一定数量的官田，半耕半军，带有屯田的性质。当时叫做效忠士。这种由朝廷派驻在异地的军队在某一地区的驻扎时间是有规定的，如果不是特殊时期，到期就要由新的部队替换回去。可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年在韶州的效忠士到期却没有接到调回的命令，而且连一点消息也没有。这些效忠士也不想继续效忠了，人心浮动，军营中议论纷纷。
有人告密说，几个军官想要造反。韶州是个小州，负责保护州府的地方军和州府里的衙役加在一起也远远不是这些朝廷正规军的对手，如果真的发生叛乱，后果不堪设想。州府中的佐吏都惊恐万分。王益则非常沉稳，经过一番谋划，成功地逮捕了五名首犯。
五名首犯捕获之后，佐吏们都主张将这五个人押入监狱。王益没有采纳这些人的意见。而是马上宣布这五人的罪行，立即派人监押护送出境，片刻不停。并派人去军中宣布这五人不忠于朝廷的罪行，其他人属于受蒙蔽者，概不追究，以稳定人心。又派人严密监视军中的动静。
后来听说，当天，另外几个小头目已经策划好了，如果五名军官因为此事而被判刑入狱，他们就在当天的晚上前去劫狱造反。没有想到知州大人当天就把五人押送出境。羊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人无头不成事。带头人被押走，军营很快就稳定了。众人闻此，更加佩服王益的预见高明。
在政治局面稳定之后，王益便率领全州百姓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创办学校。不到三年时间，全州大治，政通人和，人心大悦。王安石正是长知识，长见识的年龄，这三年中，耳濡目染，从父亲对政事的处理中，从茶余饭后父亲与下属及家人的交谈中学到了许多在儒家经典上学不到的东西。
明道二年（1033），王安石已经十三岁了。初秋季节，从临川老家来人报丧，老夫人即安石的祖母归西。王益立刻修表向朝廷请假回家丁忧。把政事交待之后，很快就带着全家踏上了返乡的途程。
途中，自然有许多辛苦，不必细说。在离临川只有一日途程的时候，到了安石的外祖母家。虽然奔丧时间很紧，可正路过也不能望门而过啊。于是，王益全家人就住到了安石的外祖母家。不料，就在这短暂的逗留中，小安石发现了一位小天才，对他的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