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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运使衙门下发文件，要求沿海州县“捕盐”。吏民皆须出钱以购人服役，有告发者则得重赏。奸人高兴，老实人叫苦，人心惶惶。
散衙之后，主簿和县尉立刻到后堂来见王安石，主簿递上一份紧急公文，面露难色地说：“王大人，您先看一看这件公文，看这件事怎么办？”
王安石接过公文一看，从文件头上就可以看出，文件是转运使衙门发出来的。大略浏览一下内容，知道是为了捕盐而发的。原来，鄞县正处在沿海，出产海盐。沿海的一些百姓，因为没有田地可供耕种，不得不打捞海盐出卖以为生计。一些官办的盐场为了垄断盐业生产，就千方百计制止这些个体生产食盐的百姓。可是这些百姓没有生活出路，所以屡禁不绝。
其实，当时所谓的官办盐场，也是控制在极少数的富商大贾的手里，他们的后面有地方官僚为后台，官商勾结，官靠商行贿而致富，商靠官撑腰而发财。互助互利，沆瀣一气。为保护大盐商和地方官员的利益，主管此项工作的转运使衙门便发出这个文件。
文件要求各级政府官员要抓好这件事。为筹集这个专项治理基金，还要求各县官吏和百姓出钱，以便雇人专门到沿海一带去捕生产出卖私盐者。什么样的官员出多少钱，什么样的人家出多少钱都有明文规定。虽然说是自愿捐献，可不出钱不行。而且还出钱悬赏，有告发私自捞盐卖盐的则给以相当数量的奖赏。一时间里闹得人心惶惶。
主簿和县尉汇报说，邻县对此事都抓得很紧，各县的牢房爆满，严重超员。新近抓进来许多这种罪行的囚犯。也有一些侥幸之徒因为告发他人而成为暴发户。老百姓中怨声载道。本县刚刚把布告张贴出去，百姓们也是议论纷纷。一些以此为生的人听说风声太紧，有的已经逃避到海岛上去了。海岛上一无所有，一些人被逼无奈，只好打劫过往的船只。海上行船也很不安全了。主簿和县尉觉得此事很难办，而且和本县县令王大人的初衷大相径庭，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就来请示王安石。
“你们对这件事是怎么处理的？事情进行到什么程度了？”王安石问。
“我们只是把布告贴了出去，还没有具体去办，钱还没有收，人也没有抓。”
“嗯，那就好，那就好。”王安石一边应答一边沉思着。
“可是……”县尉好像有什么话不太好说。王安石抬头看看县尉，问道：“可是什么？难道有什么为难的吗？”“州里督责甚是急迫，催促快办的文件一个接着一个，已经批评我们县办事不力了。可我们想如此抓人又与大人的意思不相合，所以我们一直等着您回来定夺，到底怎么办。”县尉把话都说明白了。
“布告既然已经贴出去了，就算你们没有误事。暂时不要征收这项捐税，更不要抓人。上边的事由我承担，你们只要把治安抓好就行了。马上通知各乡村，不要征收这个专项费用。如果已经征收的，立刻停止，并把已收的返还本人。我县暂时不执行这一文件。如果没有别的事情你们就可以回去了。”二人告退。
王安石把那份文件又仔细阅读一遍，再想一想鄞县百姓的具体情况，越想越觉得此事不妥。不但不妥，而且还有很大的危害。但这是由朝廷派到各路的一个职能部门发出来的文件，自己只是个小小的县令，按道理只有执行的份。可想到自己是一县之令，如果执行这个文件，将会给百姓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如果不执行，或者是表面执行而实际上不办，在本县以内还是可以的。但想到这是沿海各地都存在的普遍问题，自己既然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就应当勇于负责，为百姓们说几句话。韩愈当年在上《谏迎佛骨表》时，虽然也知道有性命之虞，可他还是冒着杀头的危险拼死上表。那种为天下苍生而奋不顾身的精神实在令人可敬。“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韩愈的诗句反复出现在王安石的脑海中，他不由自主地感到热血沸腾，立刻命令下人侍候笔墨，展纸挥毫，给转运使孙大人上书。由于情绪激动，文思泉涌，顷刻之间，已过千言。这篇文章题名曰《上运使孙司谏书》，保存在《王文公文集》（卷三）之中，文中写道：
伏见阁下令吏民出钱购人捕盐，窃以为过矣。海旁之盐，虽日杀人而禁之，势不止也。今重诱之使相捕告，则州县之狱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将众。无赖奸人将乘此势，于海旁渔业之地搔动艚户，使不得成其业。艚户失业，则必有合而为盗，贼杀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为虑也。
鄞于州为大邑，某为县于此两年。见所谓大户者，其田多不过百亩，少者至不满百亩。百亩之值，为钱百千，其尤良田，乃值二百千而已。大抵数口之家，养生送死，皆自田出。州县百须，又出于其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时得者，钱也。今责购而不可得，则其间必有鬻田以应责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赏无赖告之人，非所以为政也。又其间必有捍州县之令而不时出钱者，州县不得不鞭械以督之。鞭械吏民，使之出钱，以应捕盐之购，又非所以为政也。
……
今之时，士之在下者浸渍成俗，苟以顺从为得，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言有忤己者，辄怒而不听之。故下情不得自言于上，而上不得闻其过，恣所欲为。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惟阁下，其职不得不自言者某也。伏惟留思而幸听之。文书虽已施行，追而改之，若犹愈于遂行而不返也，干犯云云。
这封书信递交出去后，王安石的心情才渐渐平静下来，他觉得自己尽了自己的力，至于最终结果怎样则不必考虑，因为那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每个人只能是在自己所能的范围内去尽力完成自己的使命，任何人的权力和能力都是有限的，只不过是有大小之分罢了。他觉得还有余言未尽之感，便又作诗《收盐》一首以抒其情曰：
州家飞符来比栉，海中收盐今复密。穷囚破屋正嗟欷，吏兵操舟去复出。海中诸岛古不毛，岛夷为生今独劳。不煎海水饿死耳，谁肯坐守无亡逃。尔来贼盗往往有，劫杀贾客沉其艘。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
当然，王安石这封信的最终结果怎样现在已不可详考了，但可以体会出王安石勇于负责，实事求是，敢于为百姓直言的可贵精神。他以一个普通县令的身份，居然敢向比自己高许多品级的朝廷大员提出如此尖锐深刻的意见，并要求其追回已发的文件进行改正，等于要求其改正错误，这是何等的胆识和气魄。
王安石所以如此大胆直言，除了他心底无私，对转运使孙司谏比较熟悉之外，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他对当今天子仁宗皇帝也非常信任和忠诚。前文提到过，仁宗虽然贵为天子，少年时却历经不少磨难，熟谙世故，了解下情，故比较开明仁慈，虽不能说从善如流，却也颇能采纳群臣意见。从这年二月由仁宗皇帝亲自下诏而颁发的一个《善救方》来看，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仁慈的皇帝。
所谓的《善救方》是仁宗皇帝亲自从福建官员所上奏章中总结出来的。福建官员在奏章中说，福建地区监狱中押有许多用蛊毒害人的罪犯，那个地区多有受害者。福州有个叫林士元的医生医术很高明，专门配置出一种药方，对中蛊毒这种病有神奇的疗效，可以把这种小虫全部驱除，使患者康复。奏章的附页中把这个药方也上奏给了皇帝。
所谓的蛊毒是一种对人体有害的小虫子进入人体后所引发的病症，这种小虫是寄生虫，有些坏人便有意把这种虫子掺入他人的食物中来害人。有人因不注意饮食卫生也会患有此病。总之，这种病在当时发病率很高。或许就是后世的血吸虫病。中此毒者小虫在腹中繁衍而无法驱除，痛苦不堪，最后受尽折磨而死。给百姓带来许多痛苦。而林士元的这个药方确实有奇效。仁宗皇帝见到这个药方，想到不仅福建有此病，天下尤其是江南地区多有受此磨难的人，何不让这个药方发挥更大的作用呢？于是，他把这个药方交给太医署，命全体御医在此方基础上再进行研究，使之更加完善，这就形成了这个《善救方》，又因为这个药方是庆历八年二月颁发的，所以史称“庆历善救方”。患者按照此方抓药，就可以自己救自己，彻底疗治此病。
这个药方还真有效果，确实解除了许多患者的痛苦。鄞县地处江南，地湿水多，患此病的百姓也不少。因只有县衙门有朝廷颁发的这个药方，一些百姓便到县衙门来抄写。为了方便群众，王安石命将此方分别张贴到各乡去。百姓们非常高兴，王安石心中也荡起了阵阵涟漪。
作为一名天子，日理万机，却能如此关心百姓的疾苦，就连疗治常见病、多发病的一个普通的药方都能过问并亲自下诏向全国颁发，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仅此一点，就可看出这是一位仁德的君主。君主有仁德之心，待臣子就会宽容，就是可辅之君。为了让这个药方发挥更大的作用，也使仁宗皇帝的美德流传后世，王安石决定，在县衙门口立一块碑，把《庆历善救方》书写刻石，以方便群众随时抄写。
碑文完成之后，王安石满含深情地为此事写了一篇文章，即《善救方后序》：
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臣某伏读《善救方》而窃叹曰：“此可谓不忍人之政矣。”夫君者，制命者也。推命而致之民者，臣也。君臣皆不失职，而天下受其治。方今之时，可谓有君矣。生养之德，通乎四海，至于蛮夷荒忽。不救之病，皆思有以救而存之。而臣等虽贱，实受命治民。不推陛下之恩泽而致之民，则恐得罪于天下而无所辞诛。谨以刻石树之县门外左。令观赴者自得而不求有司云。皇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序。
文章简明扼要，在赞美圣上的同时，也表现了臣子的赤诚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