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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仿佛到处都堆满了干柴，只要有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朝廷大臣们尚坐在这干柴堆成的大垛上，摆着盛宴，兴高采烈地享乐着。
宋朝的签书判官是行政大州府设置的幕府中的高级官员，在佐吏中地位较高，综理该州府行政长官的一切事务，大体上相当于现代秘书长的职务，是一个比较重要而又繁忙琐碎的工作。由于判官的工作具体而又琐碎，白天基本上没有时间看书，王安石就在夜晚抓紧时间苦读。也正由于直接接触了社会生活，对于官场中的一些弊端和百姓的困苦有了更直接的感性认识，王安石所思考的问题更加深刻复杂，而他也感到自己的知识越发不够用了。于是，他更自觉地去学习一些有关治理社会方面的知识。
秋风瑟瑟，落叶飘飘。夜深人静，秋虫唧唧。王安石独自盘膝坐在几案前，一边苦读一边思索着。几年来在京师里的所见所闻，到淮南以来的所见所闻，使他感到深深的忧虑。
京师里，王公大臣们绝大多数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终日花天酒地，送往迎来，醉生梦死，歌舞升平。到处是靡靡之音，灯红酒绿。官员们相互吹捧，一上朝更是一片歌颂之声。仿佛现在比尧舜时代还要兴盛繁荣。文恬武嬉，边备松弛。对外作战的能力极差，故总是处于劣势。
到淮南幕府的一段时间里，他发现这里的官员严重超员。整个幕府中起码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是多余的。这些多余的人员不但大大浪费了朝廷的开支，更可怕的是又大大地影响了工作效率。职责不分，人浮于事。办事效率极低。百姓尤其是农民的负担过重，农民们有些不堪重负，很多家卖儿卖女尚交不起官府的租税。有的地方已经出现了农民起义。社会矛盾重重，全国仿佛已经堆满了干柴，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些矛盾，很容易形成燎原之势。想到此处，他不禁想起唐代诗人许浑“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句诗来。他冷不丁打了一个寒战，感到有些可怕。
他在为朝廷，为社会深深地忧虑着。那么，王安石是否是“杞人无事忧天倾”呢？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当时的社会现状吧。
宋朝建国之后，吸取中唐后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弊端，采取了实内虚外的政策。即把军队的主要部分部署在京师附近地区，边境上的兵力却明显不足。这样，既可有效地遏制边将造反，也可控制武将的专横跋扈。可以坚决有效地镇压造反的百姓。有利于强化朝廷的权利，可以把一切大权都集中到皇帝手中。
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人对兵权的把持，从而彻底解决了武人干涉政治的局面。朝廷的权利加强了，皇帝的权威加强了，封建专制制度更加完善。但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并因此而造成积弱积贫的社会弊端，而且一直延续下去，直到宋朝的彻底灭亡。
由于边境兵力不足，对外作战的能力就极弱。所以，从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国家以来，在对辽国作战中，一直处于劣势。正因如此，才不得不采取妥协投降政策，向辽国进贡大量的金银物产。这些金银钱财的大量流失就造成国家财政的极度困难。这势必就要加重对百姓的剥削，百姓不堪重负就要铤而走险，于是不断有造反的事件发生。积弱积贫的局面就更加严重。形成了可怕的恶性循环。
到仁宗朝，这种局面已经相当严重了。我们还是用一些具体数字来看一下问题的严重性吧。这种局面的具体表现就是历史学家们常说的“三冗”。
一、冗兵。为必要的边防和镇压百姓的造反，宋初就开始大量招兵，军队数量骤增。宋太祖开宝年间（968－975），全国军队有三十八万七千人，其中禁军就占十九万三千人，几乎是一半。到仁宗皇祐元年（1049），军队数量竟达到一百四十万人。不到八十年，军队的数量居然增加了三倍多。庞大的军队需要庞大的财政开支，给朝廷带来极为沉重的负担。据有人说：“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计五千万，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军队太多，占去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农事荒废，又影响了国家的税收。军队虽多，但管理混乱，朝廷又不敢把军事指挥权全部交给带兵的大将，而要派监军，多方掣肘，故军队的战斗力较差。
二、冗官。为了防止地方官吏闹独立，宋朝采取“分化事权”的政策，使军、政、财三权分开，从朝廷到地方采取条条领导和块块领导相结合的办法。这样，任何一个地方大吏要想造反都不可能，必须三方面的人联合才可办到。而这种情况是很难出现的。这个政策确实起到了防止藩镇割据的作用，宋代在积弱积贫的情况下，能做到百年无事，没有发生大的地方性叛乱，与这一政策有关。但这样势必要增加许多新机构，需要补充大量的新官员。于是，宋代扩大科举取士的数量，每年录取的人数都有几百，是唐朝的几十倍。北宋官员还有恩荫的特权，每有重大节日或国家大典，皇室、外戚、大臣都可以奏请自己的子孙为官。官员数量猛增，官员素质下降，鱼龙混杂。仁宗时的户部侍郎包拯说：当时的朝廷官员比四十年前就增加了一倍，与宋朝建国初期比，“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地盘还是那么大，官员却是原来的五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形成一个既庞大又腐败的官僚群体。
三、冗费。冗兵、冗官的必然结果就是冗费。庞大的军队和庞大的官僚机构需要庞大的财政开支。仁宗朝，军费开支每年高达一百二十五万两白银。北宋官员俸禄高，除正俸之外，还有职田、杂役费等名目。每年此项支出铜钱一千六百九十六万贯、金一万四千八百七十两、银六十二万两。除这两项巨额开支外，每年还要向辽国进贡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对西夏岁赐大量物品，折合白银为二十五万五千两。其他还有许多开支，这就造成了入不敷出的严重局面。太宗赵光义当政时，岁入一亿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贯，有较大盈余。真宗时，岁入一亿五千八十五万一百贯，支出一亿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贯，收支基本平衡，所剩无几。到英宗时，每年的收入只有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十贯，而支出是一亿三千一百八十六万四千四百五十二贯，亏空高达一千五百七十二万六千零二贯，出现了极其严重的财政危机。仁宗朝更甚，捉襟见肘，朝廷经济十分困难。为解决这样危机，不得不加重百姓尤其是广大农民的经济负担，农民交不起众多的赋税，不得不变卖土地田产，不得不忍痛借高利贷。土地兼并和高利贷的重利盘剥使广大农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开始动荡不安。
对于朝廷加强中央集权的做法，王安石是赞成的。但对于朝廷过分不相信地方官员的做法又有些不满意。但他也不便于明说。他写过一篇《周秦本末论》的文章，仔细阅读，可以读出他的见解来。他认为，周朝是强末弱本而亡，秦朝是强本弱末而亡。本即指中央政权，末则指地方政权。本末哪一个太强太弱都有弊端，只有相称才好。
文章的末尾说：“后之世变秦之制，郡天下而不国，得之矣，圣人复起不能易也。销其兵，削其城，若犹一也，万一逢秦之变，可胜讳哉？”很明显，王安石的意思是说，朝廷采取秦的制度，建立郡县制而不分封，这是绝对正确的，即使是圣人复出，也不可能再恢复周朝的分封制了。但本朝也对内严加防范，销毁兵器，削弱各州郡的城墙和军队，和秦朝的做法有些相像，如果一旦像秦朝那样有紧急情况发生，那结果可就不堪想象了。毫无疑问，王安石的这一见解是非常精辟而又深刻的。但他人微言轻，毫无地位权势，只能是想一想而已。除了增加自己的烦恼之外又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