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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证的各种定义中，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即“证”是对人体疾病过程中的某阶段机体所处状态的一种定义。因此，对“证”的研究，应是对患病机体整个状态的研究，而不应局限于对西医学某一个或几个系统的研究。整体观与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对证的研究也应从整体上去观察各种证的特征，观察整个人体的状态。我们认为随着对“证”的现代研究的不断深入，对“证”的研究有可能导致人体状态学的产生。
以往对肾虚证、脾虚证、血瘀证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现代研究。研究中使用了不少现代检测项目，所得的结果，揭示的某证的生理或病理征象都具有一定的可靠性，有的指标可能已逼近某证的本质，如血瘀证的血液流变学指标发生明显变化。
过去对证进行研究，多是从某一证（如肝气郁）着手，其目的是研究某证的发生机理或本质，对某一证的研究又多是从中医学对该证的论述中，与现代西医的某一个或几个系统相联系。但在对某证进行深入研究之前，首先应该从临床同时对各种证的特征进行提取，在获得了临床各种证的特征后，再对某证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用这些特征指导、规范、验证动物模型的研制工作，然后将动物实验与临床试验相结合，去探讨具体某证的生理征象、特性及病理变化。因此，在没有提取各种证的基本特征之前，去深入研究某一证很难全面客观地说明所获得的研究结果是否是该证所独有的，因为没有其他各证作为参照物。在其他证的特征不明的情况下，研究某一证的特性（或证的本质）及某证与正常人的差异，其研究结果只能说明某证与正常人之间的差异。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对临床的经验性事实不断总结、归纳、演绎，逐渐升华形成了中医学的各种学说和理论。中医是实践医学，中医对“证”的认识起源于临床实践，因此对中医“证”的特征的认识，应该也只能从临床开始。
几十年来，对中医“证”的现代研究，从文献、临床及动物实验等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仍存在较多问题。对证的讨论、争论并没有停止，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这与中医学发展的历史及学科本身的特征有关。这种讨论与争论可能要延续到现代科技对“证”有了充分的认识之后。
世界医学模式由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社会-心理整体医学模式转换。这与中医学强调的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以及重视社会环境、心理因素的传统是一致的。西医学是按器官、系统从纵的方面认识人体的，中医学则是对人体整体所处的状态加以认识。中医学把健康和疾病都看成正邪相争的过程，都是正邪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状态。
中医学对人体整体状态的认识和把握是西医学所不及的，如果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研究，找出这种认识的规律和特征，对中医学和西医学均可产生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