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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医发展史看，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医居世界医学前列。中医学术本身就是一部多学科相互渗透的历史产物。中医学就是在不断吸收同时代自然科学知识丰富和发展起来的。近百年来，中医发展之所以缓慢，就科学技术发展规律本身来看，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只注意在本学科内进行研究，不善于吸收、借助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技术不断提高自己，造成了与近代自然科学技术脱节的局面。
对于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进行研究，应从何处入手？把着眼点放在哪里是一个关键，也是中医现代化的关键。
中医藏象学在中医基础理论中，不仅涵盖了解剖、生理、病理等多个基础医学方面的内容，还外延于中医发病、辨证、诊断、治疗等方面。换言之，它不仅是阐明人体生理活动与病理机制的中心环节，也是临床治疗学的理论依据。中医学的基础理论说到底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藏象的实质也就是人体生命的实质，舍此，其他则无所依附，也就无从谈起。那么藏象学的基础及特征又是什么呢？从藏象学的形成及发展来看，它在认识论、方法论上体现了以下特征：①从整体出发，强调人体内的联系与统一，并强调五脏是产生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强调人与自然的联系与统一，突出脏腑的时间要素，即五脏四时阴阳。②虽以一定的解剖学知识为依据，但主要以五脏为主体，突出“四时五脏功能系统”，并将生理与病理相结合。③以阴阳、五行作为说理工具，建立藏象学说的理论框架。
《黄帝内经》以后，历代医家对藏象的论述，逐步转向功能研究。诚如方药中先生在《辨证论治研究七讲》所说，藏象学说总的精神就是根据人体所表现于外的各种生理现象、体征，再结合自然节气与这些现象的相应关系加以分别归类，并冠以当时所知的一些脏腑器官名称，实际上是以此为代号来归纳当时人们在与疾病斗争中所积累的若干经验认识，这就是中医学所说的藏象含义及藏象学说提出的物质基础。显然，四时五脏的生理、病理及其表现于外的各种现象、体征成为藏象学说形成的主要客观基础和特色。四时五脏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征象始终贯穿于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及临床各科。因此，四时五脏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征象是中医学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内容。
如何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去认识中医学四时五脏的生理特征呢？以正常人及实验动物为对象进行研究显然是现代生理学的研究内容。中医学有一个观点，即“恶者可得见，善者不可得见”。这个观点说明，对于中医四时五脏的生理功能，应通过它的病理征象来认识。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显著特点之一。辨证论治的核心是“证”。中医认为所谓证或证候，既包括四诊检查所得，又包括内外致病因素。“证”全面而又具体地反映了疾病的特征、性质和这个阶段的主要症结。证候既包括四诊所得的症状，又包括反映疾病性质的诊断学概念。所以，用现代科学技术通过中医的“证”来认识中医四时五脏的生理特征是可能的，利用现代科技进行中医学的现代研究，用现代科学技术认识中医“证”的特征，并通过“证”的特征获得中医四时五脏的生理特性就成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首先要开展的工作。当然，工作中还要注重时间因素。
几十年来，对中医“证”的现代研究，从文献、临床及动物实验等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仍存在较多问题。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于辨证论治的规律、体系和中医病名、证候规范化问题，就列入部级课题开展研究。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下同）主编的《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主编的《中医病名诊断规范初稿》，都是在这些课题研究的基础上编写的。这些研究对病、证、症等有关概念，都做了论述和定义，但是并不统一。1990年夏，在长沙召开的全国病证规范化研讨会，召集参与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学者，对有关的基本概念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形成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并以《全国中医病名与证候规范化研讨会述要》的形式发表于《中国医药学报》1990年第5 期。但对“证”的定义还有分歧。如“所谓证或证候，既包括四诊检查所得，又包括内外致病因素，全面而又具体地反映了疾病的特征、性质和这个阶段的主要症结。”“证候是疾病整个过程的一个阶段，它反映了这个阶段疾病的病因、病机、病位及邪正盛衰的状况，标志着这一阶段人体在致病因素作用下，机体产生的病理反应，反映了这一阶段疾病的本质，成为中医确立治法、遣方用药的依据。”“‘证’是医学对象的整体边界效应。‘证’作为中医学的诊查对象，就是人这个主体性开放系统的整体边界效应，是关于健康和疾病互相转化过程的出入信息。”从对证的各种定义中可以看出，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即“证”是对人体疾病过程中的某阶段机体所处状态的一种定义。因此，对“证”的研究，应是对患病机体整个状态的研究，而不应局限于对西医学某一个或几个系统的研究。整体观与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对证的研究也应从整体上去观察各种证的特征，观察整个人体的状态。这需要相应科学技术和仪器设备的支撑。
整体观是中医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它强调对人体整体的观察与调控，强调五脏间的相互关系。按组织、器官、系统研究人体是西医学的一大特点。可重复性、随机性、可对照性（选择合适的对照组）是现代实验科学研究中应遵循的基本规则。从这三点去看以往证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证的过程中，对人体整体的观察不多，选择的对照组不够全面。如证与颜面诸窍眼、耳、鼻、口、舌的现代研究，只选择正常人和非该证的患者为对照组不能完全说明所研究的证具有的特征。这样，就不易从人的整体上对各证的特征进行平行的比较，不易找出各证的特征。
进行中医基础理论现代实验研究的思路是：在对某证进行深入研究之前，首先应该从临床同时对各种证的特征进行提取，在获得了临床各种证的特征后，再对某证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用这些特征指导、规范、验证动物模型的研制工作，然后将动物实验与临床试验相结合，去探讨具体某证的生理征象、特性及病理变化。因此，在没有提取各种证的基本特征之前，去深入研究某一证很难全面客观地说明所获得的研究结果是否是该证所独有的，因为没有其他证作为参照物。在其他证特征不明的情况下研究某一证的特性（或证的本质）及某证与正常人的差异，其研究结果所能说明的问题是有局限性的。
对于证的动物模型的研制也是如此，在没有从临床取得证的特征的情况下，就不好判别动物模型所属证型的类别及模型研制的质量，以这样的动物模型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同样，对中药及复方的研究也是如此。中药复方是对证治疗的，在现代科技还没有提取各证的特征之前，进行中药复方对某证作用的现代实验研究就很困难。日本对中药复方的研究投入不少，其研究设备也很先进，但为什么会发生多例小柴胡汤致死事件呢？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没有按照中医的“证”进行治疗，而是按照西医肝炎这个病进行治疗的结果。因此，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从临床提取“证”的特征的工作，也是对中药复方进行现代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不开展此项工作，中药复方作用的现代研究将不会有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