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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问·六节藏象论》曰“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简要概括了肝的生理功能及特性，并首次提出了“肝生血气”的理论，认为肝具有化生气血的生理功能。《素问·五脏生成》云：“故人卧血归于肝，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可见人体的基本活动都需要血的濡养，有赖于肝的调节，肝对血有贮藏、调节作用。明代马莳的《素问注证发微》曰：“阴阳应象大论云：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心生血，血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肺生皮毛。诸气皆属于肺，则吾身之血气皆由肝而生也。”叶天士认为：“肝者，敢也，以生血气之脏也。”肝不仅具有藏血功用，还具有化生气血的功能。《张氏医通·诸血门》曰“气不耗，归精于肾而为精；精不泄，归精于肝而化清血”，说明水谷精微与肾藏之精气经过肝的疏泄汇集于肝，在肝中化生为血的新成分。五脏皆藏精气，肝所藏的精即是血。肝藏血，肾藏精，精为血之源，血为精之泉，肝肾精血互化，休戚相关，精血关系是“乙癸同源”的基础。肝血也有赖于肾精的滋生，就是说下焦肾所藏之精可以在肝中转化为血。
魏良行等认为“血气”是仅指血的物质内容和功能，故“以生血气”是指肝能将先天和后天的物质资生成血液的新成分。邢金丽等认为肝能生血，即受藏于肝之血复行于周身之时，与入肝之血相比已有了新的变化，故认为肝为藏血之脏，更是血气化生之所。叶蕾等认为肝为血气化生之所的实质是指肝为合成补充和代谢交换血液营养物质的重要场所之一，与脾胃为气血化生之源相比较有一定的差别。
人身五脏六腑无时不在吐故纳新，肺是气体交换的场所，肝则为血液物质交换和代谢的场所，正所谓“升降出入，无器不有”。肝只有及时排出血中的浊气，才能保证新血的化生与交换。肝藏血不仅表现在肝的贮存、调节血量方面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作用使各种物质在肝内得到新的分解和合成，去废存用，保留和合成新的有效成分，表现在“血气”成分的更新和作用的加强。
肝主疏泄、主升、主动，故能促进气机的疏通、畅达和升发，从而调节五脏的气机。肝之疏泄功能正常，五脏六腑的气机则畅达。肝从左升，肺从右降，升降相依，气机乃舒。肝疏泄气机，气机畅达，则肺的宣肃功能正常，才能吸入自然界之清气；同时又可将脾胃运化的水谷之精气上呈于肺，使水谷之精气与自然界之清气在肺的作用下在胸中生成宗气。《血证论》曰“木之性主于疏泄，食气入胃，全赖肝木之气以疏泄之，而水谷乃化”，说明水谷的运化过程受肝疏泄功能的调节。肝主疏泄的功能促进了脾胃的消化吸收及胆汁的分泌与排泄。胆汁的正常分泌和排泄有助于脾胃的运化，以促进水谷精微的化生。水谷之精化为水谷之精气，其中最精专柔和、富有营养的部分化生为营气，其中剽悍滑利的部分化生为卫气。“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血的正常运行必须依靠气的推动作用；气行则血行，行血不止则生生不已，故通过肝主疏泄的功能可以运行气血而达到“生血气”之能。此外，化生血的水谷之精气与肾藏之精气的生成也依赖肝的疏泄功能。可见肝在人体气血的生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故可说肝主疏泄以生气血。
肝在生理上具有疏泄条达气机和主藏血以调节血量的双重作用，《灵枢·海论》曰“冲为血海”，强调了冲脉气血充足对人体的重要性。肝的疏泄与藏血功能共同维持肝的贮藏血液与调节血量的作用，有“肝主血海”之称，故肝为气血调节之枢纽。肝之疏泄和藏血的关系正常则气血调和，若情志失和或他病及肝，则导致肝气疏泄不利，气机郁结，肝不藏血，从而影响血液的正常运行而导致血证的发生。血随气行，若气血壅滞于脉，不得畅流，乃越出常道而外溢发为血证。《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指因暴怒等精神刺激，致阳气亢盛，血随气逆郁积头部，而出现猝然厥逆、头痛、眩仆的昏厥重症。本病可见于脑出血、脑血管痉挛、蛛网膜下腔出血等。《诸病源候论·虚劳呕血候》云：“此内伤损于脏也。肝藏血，肺主气。劳伤于血气，气逆则呕，肝伤则血随呕出也。损轻则唾血，伤重则吐血。”虚劳伤肝导致肝不藏血，而见咯血、吐血等证。唐容川认为血证中以肝火炽旺而迫血妄行为多见，如《血证论》云：“木气冲和条达，不致遏郁，则血脉得畅。设木郁为火，则血不和；火发为怒，则血横决，吐血，错经、血痛诸证作焉。”若肝经之火并相火，暴虐壅肆，横决不遏，则灼伤胃络而为吐血；反侮刑金则为咯血、鼻衄；迫血妄行，溢于肌肤则为肌衄；灼伤阳明肠络则便血；下移膀胱，损伤脉络，致营血妄行而为尿血；若肝经郁热或虚寒，殃及胞宫，又可致月经过多，甚则崩漏不止等。西医学认为，止血需要血浆中凝血因子的参与，人体血浆中的凝血因子有2/3在肝内合成。此外，肝还可通过影响毛细血管的通透性而控制血液。可见血证与肝关系密切，肝对血之治乱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血证病因病机的关键所在。
血证的治疗大致可归纳为治火、治气、治血三个原则。临床上血证的治法繁多，其中最为精要的有缪仲淳的治吐血三要法与唐容川的止血四要法。二者皆认为血证的治疗不能离开对肝的辨治，故中医学对血证之病变有“治血先治肝”之说。张介宾在《质疑录》中云：“肝血虚，则肝火旺；肝火旺者，肝气逆也。肝气逆则气实，为有余，有余则泻，举世尽曰伐肝，故谓肝无补法。不知肝气有余不可补，补则气滞而不舒，非云血之不可补也。”补肝，是补其阴血不足；伐肝，是泻其气火有余。若应补反泻，则克伐伤肝；当泻误补，则误补益疾。但是，在肝之气火有余时，用之泻其有余，使肝气条达，肝火清泄，肝之生理自能恢复藏血之职，即所谓祛邪以安正。《景岳全书·血证·吐血论治》云：“血有因于气实者，宜行之降之。”又云：“气逆于脏，则血随气乱，而错经妄行，然必有气逆喘满，或胸胁痛胀，或尺寸弦强等证，此当以顺气为先。”故调气以行血，行血可以疏闭畅流，壅滞一开，血归于经，环行上下，不复上壅，则不止血而血自止。而调气和血之法的关键在于调理肝的疏泄功能，木郁达之，肝之疏泄功能正常，气血运行和平，血止而不外溢。缪仲淳在《先醒斋广笔记》中提出治吐血三法，即宜行血不宜止血、宜补肝不宜伐肝、宜降气不宜降火，是为气火亢旺，肝不藏血之证而立的。肝为将军之官，主藏血，为调节血量之库，体阴而用阳。血证多缘肝阴不足，肝阳偏亢，气血逆乱，致失其藏血之职而成。故缪氏认为“养肝则肝气平而血有所归，伐之则肝虚不能藏血，血愈不止矣”。其主张以芍药、甘草及酸枣仁、枸杞子等药补肝，取其酸甘化阴，柔以克刚，以恢复肝之藏血的功能。养肝平肝之法，因肝为阴阳之脏，易动气化火，肝得养则气得平、火得降，不激怒横逆，血得安而不外溢，是符合治病求本之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