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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常借“未雨绸缪”以喻事先做好准备，然从医学体会，别有新意。所谓“未雨绸缪”，即未病先防、既病防变之意，正是中医学“治未病”的思想。《伤寒论》虽无“治未病”之明文，然《金匮要略》有之，其精神实质渗透于《伤寒论》辨证论治之中，给人以深刻启示。兹略予条理，以探其幽。
“治未病”作为一种预防思想，源于《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素问·刺热》亦云：“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可见其“未病”之旨，一为无病，一为病而未发。“治未病”就是无病防病或见微知著，病未发而防发之意，二者皆侧重于预防疾病发生方面。
张仲景不唯加以继承，而且在整体恒动观指导下，立足于临床实际，给“治未病”赋予了新的内容。《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云：“上工治未病……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程云来注：“治未病者，谓治未病之脏腑，非治未病之人也。”《伤寒论》则用欲作再经、转系、转属、转入、过经、传、受邪、并病等词，明确表述外感热病的传变状态或结果，示人见病知传，防变于未然。因此，其“未病”之旨，非平人无病，而是言既病之后，病在此，有传彼之可能，而彼尚未受邪；或此病尚轻，未至极盛之时；或此病属顺，尚未逆转之际，皆可称为某之未病。而防传、防盛、防逆，则是仲景“治未病”之心法。虽然《黄帝内经》之“治未病”，治在无病之人，而仲景之治未病，治在有病之身。无病固然可贵，既病而不知防微杜渐，必欲极深极重之时，方为振栗，则有医与无医何异？况且人处天地气交之中，难免患病，是以一部《伤寒论》，皆兢兢业业于“治未病”。
疾病传变是由证来体现的，证在整个病理过程中具有阶段性特征。然证已传而后治之，则失去了预防意义，故要求“病在未形先着力”，于“脉动症变只几希”时，明察秋毫，先期采取预防性治疗措施，方能有效地防止疾病传变。《伤寒论》辨证施治中隐示的已病防传、未盛防盛、已盛防逆、瘥后防复等大法，反映了其见病思防、务求未雨绸缪的“治未病”精神。
已病防传：此“传”泛指疾病的传和渐变而言。传，指证朝着一定方向发展并发生本质转化，即基本证候和病机都发生了变化，《伤寒论》中常用过经、转属、转入来表示。变有渐变和突变。渐变指同一证的逐步深化或并病演变的初期阶段，部分证候发生了变化而基本病机未变。突变指太阳病迅速直入三阴或病情急骤变化，不循常规发展。它与传的区别在病证发展的快慢和来势的缓急，但多传变并称。太阳为六经之表，表病不已则邪传入里，故《伤寒论》中详“太阳随经，瘀热在里”（第124条）等表邪传里之文，以明未病之机，而察太阳病有“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第4条），乃辨未病之所，立白虎、承气、柴胡、四逆诸方，是治太阳而预为六经设防之法。阳明病以“胃家实”为提纲，然篇中拟白虎加人参汤及四逆汤，即有防大汗亡阳陷入少阴之意。小柴胡汤治少阳病，方中配人参、大枣、甘草者，既寓培土御木之法，又防正不胜邪而病入三阴。观仲景将判断三阴是否受邪的条文（第270条）置少阳病篇末，其义更明。太阴病，“当温之，宜服四逆辈”（第277条），是治太阴而预为少阴设防，恐脾虚不已，继损肾阳。病入少阴，以“脉微细，但欲寐”（第281条）为提纲，而不及凶险证候者，乃示人见微知著，早行回阳，免成厥利重证而深及厥阴。凡此种种，皆寓已病防传之深义。
未盛防盛：此是在病情急剧发展，危象即将显露的特殊情况下，为防止病情转盛采取的防治措施。如阳明病极深重者，固当急下，然亦有病似不重而险象潜伏其中者，如“阳明病，发热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第253条），“发汗不解，腹满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第254条），是腑实已成而热盛津伤之端倪已现，若不乘此急下，势必燥热燔灼，燎原莫制，预后堪虞。故《伤寒论选读》云：“急下之证固多凶险，而急下之法则不必待病情凶险而后用之。”深得其旨！又如“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第323条），是病无危候而阳衰阴盛之本质已见，若不乘此急温，则吐利、厥逆、烦躁等危证接踵而来，是以顺利治得沉微之脉，则必无危重之少阴证也。履霜而坚冰至，可不慎乎？
已盛防逆：此是针对疾病危重期，为防止病情逆变，危及生命，而采取的防治措施。如病入少阴、厥阴，阳衰阴盛之象毕露，病情极易突变而陷入阴竭阳亡的危险境地，《伤寒论》中立诸四逆汤即回阳救逆之大法。若阳衰阴盛而兼“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第317条）或“汗出而厥”（第370条）等阴阳格拒征象者，与通脉四逆汤以速破在内之阴寒，而急回欲脱之阳气。若“吐已下断，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脉微欲绝者”（第390条），则不仅阳亡而且液竭，阴阳离决之势堪虞。遂用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在破阴回阳的基础上，兼以益阴和阳之品，以救阳防脱。此外，仲景在少阴病篇、厥阴病篇设诸死证，以死示病情之危急，须早图救治，免成僵尸之痛。
瘥后防复：此是在病情恢复期，为促进康复，防止复发采取的防治措施。仲景认为，大病新瘥，气血尚虚，脾胃尚弱，体力未复，若调养不慎，易致病复，而采取一定措施以资预防，是不可忽视的环节。如“大病差后劳复者，枳实栀子汤主之”（第393条），而“人强与谷”“日暮微烦”者，“损谷则愈”（第398条）等即是。并列《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放于六经及霍乱之后，则注重病后调养，预防复发之意明矣。
从上可知，防传、防盛、防逆、防复，是仲景针对外感热病发展变化的不同阶段和病势缓急采取相应措施，寓预防于各个诊治环节之中，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黄帝内经》“治未病”的思想内容。
欲防疾病传变，还须在“治未病”思想指导下，通过药力来实现。为此，《伤寒论》采取了早治已病、先安未受邪之地及先时用药等施治用药方法，曲运匠心，总在治中求防。
仲景治病务求于早，从整个外感热病而论，其特别重视太阳病的诊治，所论篇幅占全书1/3。反复强调“病在表，当先解表”，以消患于“萌芽”。就一个病理阶段或一证来讲，《伤寒论》中有“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第101条）之法，示人治少阳证，只需见到一部分主症，即可用小柴胡汤，不必待主症悉具而后用之，以争取治疗时机，防止病证深化。如第37条云：“太阳病，十日以去……设胸满胁痛者，与小柴胡汤。”《伤寒论》这种防微杜渐的辨证论治思想，在阳明腑实急下证、少阴阳虚急温证等条文中，也均有体现。若囿于“悉具”，任病发展，必然坐失良机，难免有病情恶化或药不胜病之忧。如“结胸证悉具，烦躁者亦死”（第133条），即是邪实太甚、正气大虚之疾病转归，是以教人治未病，见微知著，治病于轻浅初发之时。
仲景云：“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仲景此语提示：欲使病不相传，当先安未受邪之地。为此，首先要通晓“相传”之理，即掌握疾病传变规律或病势，准确预测病邪传变趋向，方可有的放矢，予以“先安”性治疗，否则“先安”就会陷入盲目性。如据五行相传规律，见肝（木）之病，当先实脾（土）以防之。太阳病，“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第8条）。从“欲作”之势，可知必有太阳将传入里之征兆，故先刺足阳明经穴，以壮正气，使邪不内传，仍出太阳而解。另外，还须辨清此“地”的寒热虚实等不同情况，然后方可有针对性地选用“先安”的治法和方药。如肝病而素体脾弱者，宜治肝兼补脾，以防脾虚受邪；若四季脾旺，则不需补脾，但治其肝。又如太阳伤寒不汗出而烦躁，是内热已生，暗伏欲传阳明之机，法拟大青龙汤发表兼清里。柯琴谓方中“用石膏以清胃火，是仲景于太阳经中预保阳明之先着，加姜枣以培中气，又虑夫转属太阴矣”。不然，病已转属阳明或太阴，则绝非大青龙汤所能为力。因此，这种治法，必待传变之证毕现而后再议清阳明或温太阴，就高明得多。临床实践证明，应用此种治法，对截断病传道路或保护未受邪脏腑，提高疗效，具有积极意义。
对有些表现为时作时止的疾病，仲景在其发作之前即休止时用药治疗，对防止其再度发作具有一定临床意义。如“病人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此卫气不和也，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第54条）。病发热汗出是营卫不和，然时发热汗出，则应有不发热不汗出之时，乘此营卫暂安服桂枝汤发汗，使营卫和则愈。
此外，还有设法御变和慎治防变。前者是根据疾病传变规律，预先在思想上假设几种治法，以防可能发生的变化。如第29条表证兼阴阳两虚，误与桂枝攻表，“厥，咽中干，烦躁，吐逆者，作甘草干姜汤与之……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药甘草汤与之……若胃气不和谵语者，少与调胃承气汤。若重发汗，复加烧针者，四逆汤主之”。条文中连用三个“若”，继出四方，虑病之变，设法以防，总在意料之中。后者是谨慎施治，防止因误治伤正或助邪，导致疾病传变。如第280条“太阴为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即是。当然，《伤寒论》“治未病”之旨，精深幽曲。欲洞其法，还须于辨证施治中反复寻思为是。
《伤寒论》“治未病”之具体运用，其立法用药突出体现了以下两个特点。
在“治未病”的思想指导下，仲景治少阴邪在本经，必用附子温肾，以防邪盛入脏，如麻黄附子细辛汤即体现了对少阴经证发展的预见性。栀子厚朴汤中枳实、厚朴同用，于清宣之中泄胃肠之壅滞，则防里结阳明之法隐然其中。治太阳兼阳虚漏汗，用桂枝加附子汤则有防止太阳陷入少阴之意。治伤寒厥而心下悸，用茯苓甘草汤“宜先治水”，即预防“水渍入胃”而作下利。因此，可以说，《伤寒论》“治未病”学术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这种预见性为基础，而预见性又以疾病传变的客观规律为依据，它们相互依存，彼此促进，是比较完整而先进的防治体系。
疾病传变的条件是邪盛和正虚，而正虚是关键。如太阳病误治后，“此亡津液，胃中干燥，因转属阳明”（第181条），即以津伤化燥为病传机转。“四季脾旺不受邪”“三阴之不受邪者，藉胃为之蔽其外也”（柯琴语），又以胃气盛衰为病传依据。因此，保护扶助人体正气，以防止疾病传变，是《伤寒论》治未病的固本之法。即使祛邪之法，也常以扶正药伍之，如白虎汤清热而配甘草、粳米调中，十枣汤逐饮而用大枣益胃，皆以祛邪为主，而祛邪之中不伤正气，以达到邪去正安之目的。在以扶正为主的治法中，常寓祛邪之意，如小建中汤治里虚而兼外感，“心中悸而烦者”（第102条），又治中虚木乘之“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第100条），方中并无解外之药，唯温中健脾，调补气血。诚以中气得助，不仅里气复壮，且正气能发挥祛邪作用，使欲内之邪得以自解，少阳之邪不复传变，从而达到正复邪去之目的。此外，《伤寒论》中举误治致变及救逆之例，百条有余；垂汗吐下火等禁忌，凡数十处。说明祛邪之法，用之得当，可杜渐防变，否则恰是变化之根由。故种种治法，予以固护正气，旨在防止疾病传变，此亦“治未病”之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