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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六经是脏腑经络气化的统一体，因而《伤寒论》中蕴含有丰富的脏腑学说思想，心肾理论就是其中内容较为丰富，对后世影响较大的脏腑理论之一。
宋元明之际，许多医家虽然注意到心肾间的密切联系，明确地提出了“心肾相关”的概念，但对心肾病证在治疗上的联系尚乏专论。仔细研读《伤寒论》就会发现，这些在仲景著作中已经充分地体现了出来。仲景不仅心肾合论，统称少阴，而且从病证治疗中体现出心肾二者的密切联系，形成了“心肾相关”的思想。
《伤寒论》非常重视人体正气，不仅注重后天水谷精微，亦重先天真阴真阳。其中重视后天水谷精微者，《伤寒论》中多有阐发，形成了“保胃气”的学术思想，而重视先天真阴真阳者（笔者概括为六经证治“重心肾”的思想），学者虽有所觉察，唯以《伤寒论》将此内容渗透于字里行间，蕴含于辨证论治过程中，未能得到系统的论述。
中医药治疗急症是当前中医药重点工作之一，西医学所称心衰是临床常见急症，正是中医急症所必须深入探讨的问题。笔者在系统温习中医药治疗心衰的临床报道之后，觉其与《伤寒论》心肾理论有着深刻的联系。
兹从《伤寒论》“心肾相关”思想、《伤寒论》六经证治“重心肾”思想及《伤寒论》心肾理论与心衰证治的关系三方面加以论述，以期深入研究仲景学说，对其科学性和先进性加深认识，以期提高临床诊疗水平。
“心肾相关”是指心肾在生理上互相配合，在病理上互相影响，在病证上互相关联，在治疗上相辅相成之意。《伤寒论》是一部辨证论治的专书，其于生理论述较少，“心肾相关”思想也主要体现在有关病证和治疗上。然而从其心肾合论出发，先简要说明“心肾相关”的生理病理，对于理解其病证和治疗原则是很有必要的。
从整体而言，心属上焦主火，肾属下焦主水，若分而言之，则心肾二脏各合阴阳，各有水火，水火升降其间。阴阳相互为用是其相关的生理形式，主要有：①水火相济。即心火下降而暖肾水，肾水上升而济心火。②阳气相温。心肾阳气系一身之元气，二者相温相助。③精血相滋。心主血脉，肾主藏精，心血肾精能相互滋助，相互转化。④精神互用。肾藏精，心藏神，精为神之宅，神为精之象。积精可以全神，全神可以益精。这些生理功能的完成，除了心肾阴阳本身作为动力之外，必假其经脉以为联络，而三焦为水火气机运行之道路，故论心肾功能，亦不可忽视之。无论何种原因，凡引起心肾阴阳功能失调者，皆属病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水不济火。表现为肾水不能上济，而心火亢炎于上，甚至二者阴液俱伤。②火不暖水。表现为心火不能下蛰而水寒上逆，或心肾阳气俱虚而水泛寒凝。③上下阻隔。表现为中焦阻滞，经脉营卫不利，以致心肾阴阳不得交通等。这些病理变化既可单独出现，亦能互相影响，因而较为复杂。
《伤寒论》虽无脏腑相关之专论，而“脏腑相连”（第97条），“五脏六腑相乘”（《平脉》）之机制则含于辨证论治之中，如前所述，心肾阴阳平衡失调是其主要病理。故援引《伤寒论》中病证，并参合其余，以分析病机入手，从阴阳对立统一观立论，而探讨“心肾相关”的病证。
（1）心阳不足，阴邪上逆 心主火属阳，若离照当空，则能镇摄肾中水寒之气而不使冲逆。若心阳不足，是高照失所，则水寒之气必上僭阳位，而为诸阴寒冲逆证候。《伤寒论》第65条云：“发汗后，其人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盖汗为心液，必赖阳气以化，故妄汗有虚其阳者。君火衰微，必无所镇摄，于是肾水无制而蠢动于下，时时有上逆之势，故脐下悸动，谓之欲作奔豚。成无己注云：“心气虚而肾气发动也。”治宜苓桂甘枣汤，温通心阳，化气行水，心肾同治，令君火复明而居其高位，肾水有制则而不得上僭，则水火泰然。《伤寒论》第117条云：“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与桂枝加桂汤。”此证误用烧针发汗，心阳虚而肾中寒气上逆。寒者，水之气，并因已冲逆至心胸，为奔豚之典型证候，故于桂枝汤中重用桂枝，使辛甘合化，以助心阳降冲逆，而复心肾功能。
（2）心肾阳衰，水寒不化 前言心阳虚，肾水尚能上逆，如再合肾阳衰微，则肾水更难蒸化，而无所制约，以致水气泛滥。《伤寒论》第82条云：“太阳病发汗，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瞤动，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汤主之。”《伤寒论》第316条云：“少阴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呕者，真武汤主之。”即为心肾阳气俱衰、水气泛滥之证，治宜温补心肾之阳，化气行水。方中附子既可温心阳，又可壮肾阳。喻昌云：“所谓益火之源者，主君相二火而言。”他如附子汤证，亦属此类，而寒湿阻于肌肉筋骨，是其所异。
（3）心肾阳微，阴寒内盛 心肾阳气为一身之真阳，心肾阳气衰微，则阳气不振，寒水之气无阳以温而从阴化寒，故为一派寒凝之象，而出现脉微细，但欲寐，四肢厥冷，下利清谷，甚或脉微欲绝，脉不至，躁烦，反不恶寒，面赤等真寒假热现象，法当回阳救逆，四逆汤是其主方。其甚者，可用通脉四逆汤、白通汤之类，旨在温壮心肾，速祛寒邪。
心肾阴液不足，不能承济心火，可使心火亢而为害。《伤寒论》第303条云：“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此证肾阴亏虚于下，不能上济心火，心火亢炎之候，所谓“亢则害”是也。故以黄连阿胶汤育其阴精，而承制心火，则心肾交通，水升火降，以平为期。前言肾阴虚于下，心火亢炎乃习惯之简称。若就全部病机而论，则心阴未有不虚者。盖心火之亢，固与肾阴不足关系密切。然火旺之后，则心之阴血，必为之灼。观此，则本证为心肾阴液俱伤，不解自明。况方中鸡子黄能“上通心气”“补心”“养心血”，阿胶亦为血肉有情之品，为填精血之要药。芍药酸苦微寒，功能敛阴和营。心肾不足者，俱可酌情配伍，可见本方益阴，可益心肾之阴，泻火则以黄芩、黄连直折其心火。
心肾水火本相环抱，阴虚不济则火浮，阳虚不暖则水寒，亦有心肾阴阳两虚，火浮不敛，水寒不藏者。仲景云：“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阴头寒，目眩发落……脉得诸芤动微紧，男子失精，女子梦交，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主之。”本证阳失阴精涵养，则浮而不敛，阴失阳气固摄，则走而不宁。故见以上诸证，尤在泾云：“劳伤心气，火浮不敛，则为心肾不交……火不摄水，不交自泄，故病失精。”以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协调营卫阴阳，互生互用，潜镇摄纳，使阳摄阴守，心肾各司其职。
炙甘草汤证，亦为阴阳两虚证。而《伤寒论》叙证较简，仅言“脉结代，心动悸”（第177条）。后世多释为心阴心阳两虚，盖以结代之脉，动悸之证。其病自以心为重点，是诠释有据。然则本证变化甚多，若心经失治，以致久延，多可累及于肾，而为心肾互病者，或悸动过甚，阳气无所主持，而使病情迁延，成为厥脱之证。如是心肾阳气俱虚，法当急温之，以回阳救逆。或因脉结代，血脉不通，使阴虚加重而虚火浮越，乃心肾阴液俱虚之证，可见本证当在发展演变中动态观察心肾相关问题。吴鞠通据其原理，变化经方，如加减复脉之类。治温病后期，邪少虚多，心肾同病者，为临床常用之法，颇见功效，自是源出《伤寒论》，而源流相应。
此类病证，以虚损为主，有时亦能因虚致实，而成虚实夹杂之证。如：“心痛彻背，背痛彻心，乌头赤石脂丸主之。”本证心胸阳气衰微，下焦阴寒上逆，阴寒凝结于胸中，阴乘阳位。阻碍心脉，即成心痛之病。其危重者，常如《灵枢·厥病》所言：“真心痛，手足清至节，心痛甚，旦发夕死，夕发旦死。”从虚实而论，本证心肾之阳俱虚，是其主体，然则大痛不止，并有厥脱至死之忧，从寒邪亦盛可知，寒邪既盛，岂无夹实之嫌。阳衰寒盛，心脉闭阻为痛，则气血阴阳必因之逆乱。故此证在医学昌明之今日，仍属危重证，其病死率仍高，是以研究心肾相关病证，对此阴阳气血逆乱者，尤须重视。
心肾相关，虚实夹杂，尚有如下情形，即上为心火烦扰，下为肾阳不足。此类病情，《伤寒论》中尚未直接论述，而临床时有所见，并借用《伤寒论》中成法，以为治疗者。如附子泻心汤，原为热痞兼阳虚而设，并未论及心肾问题。然则方中黄芩、黄连之类，亦能折心经之火势；附子犹可复肾中之元阳。可见泻实补虚熔为一炉，药性相反。诚然此为后人发挥，并非仲景原意。又如《韩氏医通》所载交泰丸，以黄连清上，肉桂温下，而交通心肾，而疗怔忡、失眠、心悸等证，亦属此类。虽不能证明以上二方之源流关系，然可说明此类病情之客观存在，而借用附子泻心汤，亦不为臆测。
（1）中焦阻滞，水火不通 心肾水火升降，需三焦通畅，亦需脾胃升降自如。若中焦阻滞，犹可形成心火不能下交，肾水不能上行之上热下寒证。张聿青云：“不知水火不济，非水火不欲济也，有阻我水火相交之道路者，中枢是也。”此证常见中焦阻滞，上热下寒现象。《伤寒论》第173条云：“伤寒，胸中有热，胃中有邪气，腹中痛，欲呕吐者，黄连汤主之。”其论病，以中焦为主，虽曰上热下寒，而未及心肾。后人发挥其义，云“胃中有邪气”，使“阴不得升而独治于下”“阳不得降而独治于上”。此证之发展，可见中焦阻滞，心肾阴阳不得交济之证，故取黄连汤调中焦，交通上下之阴阳。薛生白治一人，发热烦躁口渴，足下寒，胸满中痛，此邪阻中焦，心肾不交，以黄连汤加减而愈。此发前人之未发，特录出以备研究。
（2）中气不足，上下交损 中焦既需心肾的温煦滋助，心肾亦需脾胃以充养，如中气不足，气血阴阳无以化生，则心肾阴阳亦因之而交损。仲景云：“虚劳里急，悸，衄，腹中痛，梦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烦热，咽干口燥，小建中汤主之。”本证五脏阴阳不足，心肾阴阳亦损，实则因中气虚损所致。仲景以小建中汤建立中气。使中气得和，气血得生，心肾得充，则下元固而心神宁。
上节从纵向列举了“心肾相关”病证，亦涉及治法与方药，本节则从横向联系，概言其治疗原则，乃《伤寒论》“心肾相关”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
“心肾相关”病证虽然时有偏重，但毕竟为心肾同病，心肾同为人体重要器官，内含真阴真阳。且水火贯通，相互既济，故心肾同治可以相辅相成。如周慎斋云：“欲补心者先实肾，使肾得升；欲补肾者须宁心，使心得降……交心肾法也。”如苓桂甘枣汤温心阳泻肾水，真武、四逆之类，温补心肾阳气，或兼行水或为救逆之法，黄连阿胶汤清心火滋肾水等，皆治从心肾，协调阴阳。所谓标本兼顾，指阳虚之时，需顾阴寒之标；阴虚之证，需顾火热之化。盖心肾阴阳，生理则成相互既济，病理则成水火偏盛偏衰。是以“心肾相关”病证，固以虚证为多，亦有虚实夹杂者。固本虽属重要，然标实不去，则其本难图。故宜权衡本标轻重，参合用药，方能制胜。观仲景滋阴之方常配泻火之药，温阳之法常是祛寒之剂，如黄连阿胶汤之黄芩、黄连即为泻火而设。而四逆类汤之温阳与祛寒难以截然分开，心肾同治，标本兼顾常常是共同体现的，因为“心肾相关”病证，其虚在心肾，其实亦系于心肾，如少阴本热标阴，本热不足，标阴寒盛者，主以干姜、附子之类。治本即是治标，本热太过，而标阴反热，多配黄芩、黄连，是治标以协和其本。
（1）建立中气，以充心肾 小建中汤治脾胃不足，阴阳两虚，以致心肾两虚者，创建立中气以补益心肾之法。此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如叶天士云：“神伤精败，心肾不交，上下交损，当治其中。”黄元御云：“中气者，和济水火之机。”仲景此法实承《黄帝内经》而有所发展。《灵枢·终始》曰：“阴阳俱不足，补阳则阴竭，泻阴则阳脱。如是者，可将以甘药，不可饮以至剂。”盖“至剂”者，若性刚烈，易燥其阴，若性滋腻，必碍其阳。而心肾阴阳亦得其补，是补中气，以交通心肾阴阳之理。叶天士云：“立建中汤，急建其中气，俾饮食增而精血旺，以致充血生津，而复其真元之不足，但用稼穑作甘之本味。而酸辛咸苦在所不用。盖舍此别无良法可医。”可见运用此法，其要有二，一则中气虚弱，二则因中虚而致气血阴阳两虚，若补阳则碍阴，补阴则碍阳，并非后人补心肾不如补脾胃之极端。
（2）运转中枢，交通阴阳 气机升降，脾胃为枢。脾之升，胃之降，亦有助肾水之升，心火之降。即如唐容川云：“惟脾主中州，交合水火。”如果升降失司，中焦阻滞，亦可阻碍心肾水火，使不得交通而为病。《素问·生气通天论》云：“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喻昌注此：“肾气为土掩，而不上交于心，则心气亦不得下交于肾。”可见本证关键在土掩，故其治以中焦为主，使脾胃升降而助水火交通。前述黄连汤“心肾相关”病证，即取运转中枢、沟通上下、交通阴阳之功，兹从略。
营卫循经脉运行，日夜周流不息，心肾阴阳亦需借经脉为通道而交通，故营卫、经脉乃沟通心肾阴阳之重要环节。盖心主血属营，且营在脉中，故营血周流，乃心火充旺之功。卫气虽源于中焦，宣发于上焦，然其运行，昼出阳行二十五度，必由肾脉而出之太阳；夜入阴行二十五度，必由阳明而入肾脏。然后遍行五脏，阴阳交替，周而复始（《灵枢·卫气行》）。可见心肾阴阳交泰，固有其自身规律，而营卫周流，必能有所促进。赵晴初指调营卫“以调顺阴阳，则升降合节”，认为营卫为“生身之大关键”，调心肾“遵《内经》守经隧之训，加意于营卫可也”。故云：“心者，营卫之本。”《难经·论脉·十四难》曰：“损其心者，调其营卫。”可见调和营卫，可调畅经隧，交通阴阳而为之补益。前言桂枝加龙骨牡蛎汤调和营卫，潜阳摄阴，而治心肾阴阳两虚之病证，即属此治法。盖桂枝汤为和营卫之圣剂，既可助营和卫，又可助卫和营。加龙骨、牡蛎潜心之浮阳，镇肾之精关。如此营卫和调，阴阳得剂，阳潜阴摄，心肾交泰。临证于梦交精泄，“昼不精，夜不寐”等，疗效恒佳，他如桂枝加桂汤、小建中汤等，虽各有专功，然仔细分析，仍兼调和营卫之意。
心肾之间有着复杂的生理病理联系，因而相关病证也有许多形式，治疗手段也就要求多种多样，方可随机应变，按证施方。如上所述，仲景不仅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各个方面失调引起的“心肾相关”为病的多种病证，而且创立了丰富多彩的治疗原则和方药，这些共同构成了《伤寒论》“心肾相关”思想。后世医家在论述“心肾相关”时，常常在某一方面各有所长，有所发挥。如在生理上提出“心肾相交”，在病理上提出“心肾不交”的概念等，而其学术渊源，盖与《伤寒论》之联系非常密切。是以《伤寒论》“心肾相关”思想，不仅是此学说之牢固基石，而且时至今日，仍为深入研究，以提高临床疗效之重大课题。
“重心肾”就是注重心肾功能在人体的重要性和心肾为病对人体的危害性。因而在辨证论治的过程中对心肾予以高度重视。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长，在继承《黄帝内经》重视心肾思想的基础上，从临床实际的角度加以提高，形成了贯穿于辨证论治全过程的一种防治学思想——六经证治“重心肾”思想。
“重心肾”作为一种防治学思想，渊源有自。《素问·上古天真论》有肾主生、长、壮、老、死的记载，不可等闲视之。又“心者，生之本，神之处”“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等，都是强调心肾对人体的重要性和心肾病证的危害性。后人据此而发挥之，谓心肾内含真阴真阳。如刘河间云：“坎中藏真火，升真水而为雨露也，离中藏真水，降真火而为利气也。”周慎斋云：“心肾二脏，人之性命所寄。”“真阴真阳者，心肾中之真气也。”李培生教授曾概括指出：“少阴心肾两脏，为真阴真阳所在。”其于生理之重要性，可见一斑。
仲景承《黄帝内经》之旨，根据六经病证有损阴伤阳之特点，并从辨证论治的角度加以提高。《伤寒论》心肾合论，统称少阴，仲景于少阴病篇多列危重之证，反复辨明预后，并设急下、急温等治法，意在醒人耳目，示人“少阴为一身之本”“少阴为性命之根，少阴病是生死关”，因之救心肾刻不容缓。故凡辨证论治，必详察心肾状态，若伏而未发，隐然为患者，必先设防。三阳病虽以邪实为主，然论述误治，失治而损伤心肾者恒多，是三阳病易伤心肾，已有规律可循，而“三阳治从少阴为通法”更显而易见。其于病理之重要性，已昭然若揭，故“重心肾”思想实渗透于全论之中。
仲景发病学说，首重正气。如“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反此为病。前述心肾二脏，既为性命所寄，则五脏元真通畅否，常系之心肾。若心肾功能失调或损伤，则六经功能必然相应失调而发病，择要说明于下。
太阳为诸阳主气，司营卫而抗外邪，因而外邪侵袭，太阳首当其冲。若“表气壮则卫固营守，邪由何入”？故营卫功能乃为人体抗病能力之表现。然少阴心肾与营卫关系至为密切，心肾功能又往往影响营卫之盛衰。正如李克绍教授所说：“少阴水火不虚，则太阳之阳必盛；心肾两虚，则太阳之阳必衰。”衰即为病。若卫气不固者，则病发于太阳，而为其表；若心肾不足者，必陷入少阴，以为其里，是以病发太阳、病发少阴，实为《伤寒论》发病学上的两个重要环节。《伤寒论》第7条云：“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医家有执此为全论总纲者，虽少异议，然其内涵则所论纷纭。一般以为病发于阳指三阳，病发于阴指三阴。而王焘、陈修园等谓发于阳是发于太阳，发于阴是发于少阴，考太阳、少阴分属三阴三阳之中，二者并无原则分歧，唯有广狭之分。而王、陈诸氏之言，显然是强调太阳、少阴在发病环节上的重要性，不无见地。张介宾云：“伤寒之邪，实无定体，或入阳经气分，则太阳为首，或入阴经精分，则少阴为先。”故《伤寒论》中不仅常常反复辨明病发太阳、少阴之表里先后及其相互兼夹，而且详明二者可依一定条件而相互转化。前人谓归六气（淫）于水火，统万病于阴阳，实言简意赅。然则人为有机整体，亦有病发他经而关联心肾者，如阳明病，虽可由胃液不足而发，然亦有心肾液亏，胃液不得滋润而发者。观少阴之急下证，即为少阴水竭而致阳明土燥之候可知。《黄帝内经》曰：“藏于精者，春不病温。”而温病之发，未定何经，却与肾精失藏密切相关，可见心肾功能状态如何，与热病发病学的关系非常密切。
心肾在人体生命活动及发病过程中既有重要地位，则既病之后，详审心肾乃势所必然，兹简述如下。
《伤寒论》中神志症状见于110多条，可见仲景注重心神的诊察。盖五脏六腑多能影响于心。柯琴云：“伤寒最多心病。”而心“或旺或衰，惟见于神明”。故诊察心神对了解心脏功能和辨证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揭示病邪的深浅，病势进退，正气存亡，预后吉凶，治疗效果等，每可于神志变化中而得。较为常见的神志变化有烦、躁、狂、谵语、郑声等，都有重要的辨证意义，如第210条之“实则谵语，虚则郑声”。有时神志症状出现的先后亦反复辨明，如第296条躁烦之死证与第309条烦躁之可治的差异。有时神志症状出现的时间亦辨明，如第61条“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与第69条昼夜烦躁之不同等，丰富多彩，不胜枚举，体现了“辨心”在辨证中的重要作用。
心肾疾患，有时难以从症状上体现出来，则每于脉象中求之，旨在从某种表象中，找出隐藏的本质，以利于及时诊断。如《伤寒论》第92条云：“病发热头痛，脉反沉，若不差，身体疼痛，急当救其里，宜四逆汤。”此虽有发热头痛等症，但抓住“脉反沉，若不差”，断其为少阴阳虚，而宜四逆汤。柯琴注云：“必有里证伏而未见，籍其表阳之尚存，乘其阴之未发，迎而夺之，庶无吐利厥逆之患。”诊脉象于幽微，决病机之未见，而断然处治，可见其顾惜心肾之苦心。
由于疾病之间常有许多相似性，则诊察心肾功能状态并非易事。如不及时诊察，又影响对疾病的正确治疗和对预后的正确判断，故《伤寒论》常设悬拟之法，示人反复诊察。如《伤寒论》第39条云：“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证者，大青龙汤发之。”本证的不汗出、烦躁、脉浮缓、身重等症状，都与心肾阳虚相似。仲景在设无少阴证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大青龙汤，是于太阳而留意少阴之精心构思，又常于设悬拟之余，复示禁例。如大青龙汤而反用于兼少阴证者，其云：“服之则厥逆，筋惕肉瞤，此为逆也。”《伤寒论》第38条云：“汗多亡阳遂虚，恶风烦躁，不得眠也。”则禁汗之意，已跃然纸上。即使阳明热盛之经证，唯清法而已，决不可误下，《伤寒论》第219条云：“下之则额上生汗，手足逆冷。”是不唯阴竭，而复有阳脱。如此设禁，当深思之。
当心肾有所损伤之势，而征象尚未彰显之时，或在心肾伤而未盛之际，需早期预测，早期治疗，以防逆转。如《伤寒论》第277条云：“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服四逆辈。”示意脾阳不足，需量其轻重，审其病势，以为方药之选择；其重者，常能累及肾阳，故曰宜服四逆辈，当为补火生土之治。再者，少阴病严重而多变，病情复杂，然《伤寒论》却以微细之脉、欲寐之证为提纲，示人见微知著，但见此脉证，便可急温，决不坐待厥逆、吐利、脉绝等证悉具。而方振栗，惜真阳故也。即令病在太阳，凡兼少阴之脉证，亦必兼顾。如《伤寒论》第21～22条云：“太阳病，下之后……若微寒者，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主之。”此太阳中风证，而见脉微恶寒，是兼阳气不振之象，如不早为兼治，则有内陷心肾之势，故去芍药之酸苦微寒，加炮附子一枚，温振心阳，以杜后虞。又如麻黄细辛附子汤证、麻黄附子甘草汤证，为少阴而兼外感，其治虽宜解表，犹须温少阴以为之衬托，使发汗不伤阳气，温阳而利解表，是处处注意病势，处处未雨绸缪，顾及心肾之意也。叶天士据此发展了温病理论，当热邪正炽，而肾水不足时，谓：“或其人肾水素亏，虽未及下焦，先自彷徨矣……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恐其陷入易易耳。”可为伤寒之羽翼。
前述各节虽各有重点，然顾惜真阴真阳思想已有较多论述，兹从救治角度，择其未及者言之。
伤寒有急下之证，复有急温之证。急者，病情之急，病势之急也。然《伤寒论》中急下之证是阳明腑实已成而伤及少阴真液，急温之证乃寒邪内盛欲绝心肾真阳，故救之为急。如《伤寒论》第321条云：“少阴病，自利清水，色纯青，心下必痛，口干燥者，可下之，宜大承气汤。”此为少阴热化伤阴，病归阳明之腑，以致热结旁流，则阴液有消亡之势，故急下之，以通阳明而存真阴。又《伤寒论》第323条云：“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如此但见脉沉尚急温，则厥逆、吐利、无脉等更需急投大剂生姜、附子，如通脉四逆汤、白通汤之类。若阴阳格拒较甚者，更有加猪胆汁、人尿以咸苦反佐之法。若阳衰阴竭者，有四逆加人参方等，务使阳回脱固，真气不亡。
《伤寒论》用灸法治病有七条，除在太阳病篇心阳虚奔豚证，用以散寒外，其余在少阴厥阴，均为救阳而设。少阴厥阴心肾衰亡之证，救治最急，虽有急温之法，仍恐不及，故借助温灸，或灸药并用，以为两全之策。《伤寒论》第292条云：“少阴病，吐利……脉不至者，灸少阴七壮。”此证吐利暴作，心肾阳气速亡，阳气不通，则脉不至，故灸少阴以温阳通脉，或灸药并用，则阳可回，脉可至。又《伤寒论》第325条云：“少阴病，下利，脉微涩，呕而汗出，必数更衣，反少者，当温其上，灸之。”此证少阴阳虚而下陷，仅用药力恐不及，灸药并用，温复心肾，升阳举陷，所谓“大病宜灸，补接真气”是也。
仲景救心肾之法，以救阳较为完备，而救阴之法略嫌不足，后世温病学家对此多有发挥。
以上从学术渊源、发病、诊察、救治等方面略述了《伤寒论》“重心肾”的思想。这些方面是相互联系、一线贯穿的。此外，如从传变的角度看，损伤心肾真阴真阳是热病恶化的必然转归，因而防伤心肾是杜绝恶化的关键。如从判断预后看，更是真阴真阳存则生，充则愈，亡则死。故仲景于少阴病篇反复辨明预后等方面，无不体现了“重心肾”的思想，一则限于篇幅，再则原旨昭昭，不再赘言。
必须说明的是，“重心肾”不是唯心肾，只是说明其重要性，无意否定其他脏腑在辨证论治中的作用，特别是“保胃气”，亦为仲景学说之一大特色。“重心肾”者，重先天之真阴真阳，“保胃气”者，重后天水谷精微。二者本无偏执，同为仲景辨证论治体系的精华，同为“扶阳气，存津液”精神的体现。
“心力衰竭”（简称“心衰”）是各种心脏病发展过程中心功能严重损伤所发生的急重症之象。心衰的发生与中医心肾在病理上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伤寒论》的心肾理论及其方药在辨治心衰上也有许多特点，中西医虽属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但实践证明，二者在治疗心衰方面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或有某些不同者，亦各具特色。因而对此进行探讨，不仅对提高心衰临床疗效和加强中医急症研究有一定意义，同时亦可将《伤寒论》“心肾理论”思想加以发扬光大，为振兴中医学术作出应有的贡献。
心主身之血脉，中医学认为，心脏的正常活动，血脉的正常运行，需要心气的推动。心气包括心阴心阳，心阳是其动力，心阴是其物质基础。只有心阴心阳功能正常，心气才能充沛，才能维持正常的心力、心率、心律，血液才能在脉中正常运行，周流全身。同时，心阴心阳需要肾阴肾阳相互资助与调济，如果心阴心阳虚损，特别是心肾俱虚时，则心气不足，易致心力衰退。
中医学对心的这种认识与西医学心脏泵血功能很相似。西医学认为，血液在体内的运行，主要是通过心脏动力来推动的。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心脏泵血功能异常，都会导致心衰的发生，以致不能排出静脉回血和满足机体的供血需要，这种泵血功能减退与中医心气无力推动在病理上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认为，心衰是由种种原因造成心气不足，推动无力所致。
根据“心肾相关”思想，心阳肾阳相温相助，水火既济。心阳虚可致肾阳虚，或肾阳虚，心阳失其温助，亦致心肾阳虚，水火逆乱，甚至出现心肾亡阳。这种发展与心衰的发展有什么联系呢？众所周知，心衰时，交感神经系统兴奋，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功能亢进，导致水钠潴留。心衰的发展可出现后向性心力衰退，静脉系统淤血，肝脾肿大，肺淤血或出现心源性水肿。把这些变化及其所引起的症状与《伤寒论》心肾阳虚、水饮逆乱之苓桂剂、真武汤等证，以及“心水”“肾水”证所出现的喘咳、胸闷、奔豚、小便不利、水肿、腹痛吐利、四肢沉重等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其症状都在中医有关病证中表现出来。其病理，中医学则从心肾阴阳水火理论加以阐述，语言固有不同，但从医学的宏观性来看，又有着较为一致的内涵，再看心源性休克，实际上是泵衰的极型。从中医临床来看，多属心肾亡阳或阴竭阳亡现象，其临床表现和病理变化都与少阴阳衰阴盛重证基本一致。
上面从心肾亏虚与心衰的发展进行了比较，主要说明了心肾阳虚，鼓动无力，以致阳虚水泛，水气凌心、射肺，从而产生气血阴阳水火逆乱，这是中医学对心衰认识的基点。同时可以看出，心衰的范围和程度与心肾虚损的程度存在着平行性。中医学认为，阴是阳的物质基础，阳虚在某种条件下可以导致阴虚，阴虚亦可使阳气无所化生，故心肾阴虚亦可使心气不足而导致心衰。可见，虽然心气不足是导致心衰的原因，而心肾亏虚，水火逆乱，又是引起心气不足的根本，因而是心衰的主要病理，其中又以心肾阳虚、水饮溢泛为其最基本的病理。其他如阴虚、血瘀及影响肝、脾、肺等，都可由此产生。
笔者查阅了有关中医药治疗心衰的专论和报道，绝大多数将本病分为心肾阳虚型、心肾阴阳两虚（气血两虚）型、心肾阳脱型等。如《扶正固本与临床》将此分为心肾阳虚、（心肾）气阴两虚、（心肾）阳气欲脱三型；还初步收集了近年来期刊报道中医治疗心衰508例，从心肾虚损论治者占90%多（460∶508）。以上从临床角度证明了心衰的主要病机是心肾虚损。正因为《伤寒论》心肾理论包括心衰病机等内容，故有不少人指出“少阴病是心脏病总纲”“少阴病主要包括心力衰竭”等。应该指出的是，心肾虚损的病机意义是十分广泛的。本文所说的心衰病机，仅属中医心肾理论的一部分，不能说心肾虚损就是心衰，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心肾虚损、水火逆乱是心衰的主要病理，则补益心肾、调济水火便成为其主要治则。《伤寒论》根据“心肾相关”思想，依照心肾阴阳水火的状态正确选用调补心肾诸方，这些方药都广泛地运用于中医抗心衰之实践中，临床报道甚多，本文从略。欲着重讨论者，乃上述治则和方药在治疗心衰方面有何内在科学依据和特点。
西医学从运用洋地黄迄今，抗心衰的技术和药物都有了长足的长进，但心衰仍然是现今世界各国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之一，这就说明心衰的严重性和抗心衰疗法仍存在一些问题。于是深入研究《伤寒论》“心肾相关”思想及其治法和方药在抗心衰方面的特点，并由此衍生其思想，丰富其方药，对研究中医急症中的心肾病证（包括心衰）当有所裨益。
西医抗心衰近年来有许多进展，其中包括扩张血管疗法的运用，以及为了提高药物的作用而运用的综合疗法。使我们惊讶的是，上述两方面的进步都与《伤寒论》“心肾相关”理论和方药不谋而合。先看有关药理研究：桂枝具有末梢和中枢性扩张血管的作用，能扩张全身血管，增强血液循环，增加心脑血流，有利尿作用；附子所含消旋去甲乌药碱等成分有很好的强心作用，有扩张血管和利尿作用。《伤寒论》温补心肾诸方可分为苓桂类和姜附类，虽然复方的药理研究尚少，但桂枝、附子二者都有扩张血管、改善循环、改善心脑灌流的作用，即含有西医学扩张血管疗法的意义。再看临床抗心衰所用较多的真武汤，具有强壮心肾、化气行水、温阳通脉的作用，有药理研究指出：附子强心、扩血管，茯苓利尿并增强附子强心功能，芍药镇静中枢及副交感神经、扩张外周血管、改善冠脉循环，生姜能兴奋中枢和直接兴奋心脏，白术有利尿作用且能扩张血管。从上面的分析已经可以看到，其含有西医学强心、扩血管、利尿及镇静等多方面的综合作用。此外，中药还有“多向调节”、药随证变等配伍上的多种特点，因而使得其综合治疗作用较西药更温和、持久，且无副作用等优点。有趣的是，一味中药往往兼有多方面的作用，如附子有温壮心肾、行水通脉的作用，药理研究表明，附子有强心、扩血管、利尿的综合作用。若从方剂而论，则中药的综合作用更为突出而完整，对于治疗心衰而调节整体功能更具特色。
“多向调节”是指多向良性调节机体功能的作用。当前研究较多的是“双向调节”，指当机体平衡遭到破坏时，给予同一方药，则机体可由两种相对应的病态而趋于平衡，如既可使亢进状态转向正常，也可使低下的状态恢复平衡。众所周知，心衰发生引起一系列代偿机制，这些“代偿”一则保护着机体，一则加重着心衰，这种矛盾贯穿于心衰发展的全过程，给西医抗心衰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可见调节这种“代偿”对于治疗心衰十分重要。中药的多向或双向调节作用，对于解决这类问题实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如甘草是《伤寒论》温补心肾方几乎必用之药。李东垣云：“甘草，气薄味厚，可升可降，阴中阳也。”说明了其对阴阳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甘草具有皮质激素样作用。当心脏出现“前向性衰竭”时，由于肾上腺缺血，皮质激素分泌不足，水钠潴留受到限制，此时补充皮质激素，不仅对肾上腺皮质有替代作用，对加强心脏代偿也有重要作用。当心脏出现“后向性衰竭”时，水钠潴留使血容量增加，成为治疗心衰的严重障碍，而此时补充皮质激素则可以抑制醛固酮的分泌，增加排水排钠，减轻心脏负荷，改善心脏功能。因而这两类不同的病态均可酌情使用甘草，可见甘草具有从多向调节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的作用。再如西医应用血管扩张药物时，常有血压骤降的副作用，这对许多心衰的治疗显然是十分不利的。而附子不仅能强心、扩血管，而且当血压较低时，不会使血压下降，甚至会适当升高。相反，当高血压性心脏病发生心衰时，使用附子剂，在强心、扩血管、利尿的同时，不会使血压升高，甚至会有所下降，说明附子对心衰的治疗有多向调节作用。再如，有人研究桂枝对心率、血压等亦有多向调节作用。中药的这种多向调节用于病理变化复杂的心衰，无疑有很多优点，而西药多为化学药物，虽药效较强，但一般无多向调节作用，且有时副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西医欲体现其综合治疗或多向调节作用，往往用药复杂，则不无龃龉之嫌，此即当今先进的工业国家掀起草药热的来由之一。以上仅从分析《伤寒论》温补心肾方中几味常用中药入手，进行了简要说明。如果将方剂学知识结合起来，更有无穷之余蕴。若运用现代科学手段进行逐步深入的研究，则必能为医学事业增添光彩。
“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是《伤寒论》的指导思想，是辨证论治的灵魂。仲景运用调补心肾诸方，以整体衡动观和心肾理论作为指导，着眼于“心肾相关”及全身的失调，而为之辨证、立法、处方，既有规矩准绳，而又灵活多变。这种理论和方药表现在抗心衰上就有着证轻药轻，证重药重，药随证变，注意调节人体自身代偿和整体功能，打破心衰的恶性循环，从多渠道改善心脏功能的特点。如桂枝甘草汤证是心阳素虚或误用汗下所致，此时尚未出现肾阳虚，心脏处于由代偿向失代偿期过度的量变过程中，因而此方可由于早期轻型或隐性泵衰，桂枝和甘草能扩张血管，改善循环，调节代偿功能；而真武汤则为心肾阳虚，水饮泛滥，其病较前更深一层，病变更为复杂，它包含有严重充衰（充血性心力衰竭）或充衰继发泵衰（急性泵衰）的病理。故临床上广泛用于上述病证，此时心脏收缩力进一步下降，以致全心发生前、后双向性衰竭，需用强心、扩血管、利尿的综合治法。如前所述，真武汤正寓上述作用于一方，其药物之间并能彼此协同，相辅相成，而无掣肘之弊。再如《伤寒论》中附子的运用，心肾阳虚时用熟附子，心肾亡阳用生附子，表现在抗心衰上，说明阳虚与亡阳在心衰上具有不同程度，故附子生用、熟用，剂量大小亦应随之而异。研究表明生附子消旋去甲乌药碱含量较熟附子高，证明了这种用药的合理性。此外，如苓桂剂先治水和姜附剂“急温之”的不同运用，也能体现中医治疗心衰灵活多变的特点。一般来说，阳虚不急，而水气凌心者治以苓桂剂，若阳衰既重，而又水气泛滥者，治以姜附剂。西医运用“洋地黄化”方法在近200年后才发现，洋地黄的强心作用并非“全或无”，而是与用量呈线性关系，小剂量具有小作用，大剂量具有大作用，中毒量具有坏作用，快速大量地使用洋地黄，往往欲速而不达。有人甚至认为强心剂并非非用不可；洋地黄用量要随个体而异；扩血管剂应用有很大的经验性，随患者而异等。说明西医学在不断的临床摸索中，至少在心衰的治疗学思想上，又不谋而合地向中医辨证论治思想靠近了一步。而且时至今日，尽管西医学抗心衰疗法日趋完善，但由于受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仍然没有突破呆板的桎梏。因而研究《伤寒论》心肾理论及其方药在抗心衰临床上的运用，不仅可以丰富心衰的治疗学思想，提供治疗新途径（假若剂型改革能及时地跟上来，则中医治疗心衰的前景是可观的），而且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从以上几个特点的论述可以看到，《伤寒论》心肾理论及其方药运用于心衰证治时，竟然蕴含着西医学的最新进展和一些西医学仍不具备的特色。这样我们就完全有理由和有必要发挥中医的优势，结合中西医之长，创立新的抗心衰理论，以提高临床疗效，这也是研究《伤寒论》心肾理论的意义之一，同时也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本文论述了《伤寒论》心肾理论的两个思想——《伤寒论》“心肾相关”思想和《伤寒论》六经证治“重心肾”思想，显示了《伤寒论》关于少阴心肾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其联系性，二是其重要性。《伤寒论》心肾理论形成之后，不断得到医家的发挥，内容十分丰富。前面我们选择了心衰证治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结合有关研究成果，说明《伤寒论》心肾理论的指导意义、实践价值及其学术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