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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节律性是一切生物生命活动的一个基本特征。自从地球上产生了生命现象，自然就赋予生命以时间节律。时间节律是有机体受自然作用而产生适应自然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从单细胞生物到植物，从无脊椎动物至高等动物，一切生命无不具有与自然相应的奇妙的时间节律性。那人类又呈现怎样的时间节律变化呢？无疑，探索与认识人类生命的时间节律，对医学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必将对人类的健康和繁衍昌盛作出重要贡献。
近年来，为了阐明生命的本质及其与自然界的内在关系，医学研究把焦点对准生命现象的微观领域，进行了大量细致的分割研究，从组织器官以至细胞、分子水平的纵深分析。但是，人们逐渐意识到这种重视微观而忽略宏观的研究方法具有相对的局限性。要真正揭示生命的本质，除了纵深的微观研究外，还必须从生命的整体水平进行横向（即宏观）分析与研究。而中医药学则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天人相应的时间医学思想，这些精华却长期未得到充分认识与深入探讨。
笔者在梅国强教授的殷切指导下，通过对张仲景医学著作的深入学习，对论文中所蕴含的时间医学思想进行了初步分析与归纳，力图从张仲景时间医学思想源流、基本理论结构和临床运用规律等方面进行探讨；结合科学实验方法，进一步予以论证，并根据其时间节律进行相应的临床验证，冀获其科学的内核，以阐发人体生理活动、病理变化与自然界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人与自然相应的奥秘，使时间医学更加广泛地应用于临床实践。
自然界是人类起源和进化的摇篮，千万年来，自然界经历了冰川起迭、海陆变迁的变化和日月星辰运动及寒热温凉气候的交替，自然将其强大的周期性节律作用于一切生物，并且影响生命的全过程。人类生活在这一自然环境中，为了从自然界获得生存的必需条件，人们必须认识和掌握自然变化节律，依据自然节律而繁衍生息，因而在漫长的时间过程中，人类的生命节奏与自然节律逐渐同步，人与自然形成了统一的整体，人类亦在长期的生命活动中逐渐从理论上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中医学早在2000多年前，已将这一天人相应的理论引入医学范畴，因而形成了独特的时间医学。张仲景继承春秋战国乃至先秦、西汉时期的医学思想，追溯《黄帝内经》《难经》诸经的理论渊源，结合自身长期的临床实践，将自然界六气运行的节律性引入疾病的辨证论治中，形成了独特的六经辨证和脏腑经络辨证体系，其中寓含了丰富的时间医学思想。
张仲景时间医学思想源于古代人民群众认识与掌握自然变化规律，同自然灾害和疾病斗争的历史经验，他结合古代朴素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在自然丰富的临床实践基础上，加以提炼升华而成，并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兹简述如下。
早在殷商时代，人们已朦胧地意识到自然节律与生命现象的关系。《周易·系辞》云：“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通乎昼夜之道而知。”认识到人类必须掌握天文地理知识，以适应自然变化节律。《吕氏春秋·季春纪》说：“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强调人体必须顺从天地阴阳与气候变化节律，如此才能保持健康长寿。在病理上，《周礼·天官》指出：“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痛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已认识到季节变化与人体某些特发病证的关系。
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中，有大量关于日月星辰变化、洪水干旱、冰冻风霜和四时寒热交替及昼夜阴阳盛衰等自然界周期性变化与疾病发生和流行关系的记载。除各种史书和天文气象学书籍外，尚有难以精确计算的各类书籍等文献，其中具有丰富的自然变化节律与人类疾病、死亡关系的资料，这些重要的史实是时间医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依据。
随着古代天文学、历法学、物候学及气象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体与自然相应的多种周期性节律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和掌握。古代医学家在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指导下，把各种天人相应的时间节律引入医学领域之中，开始萌生了时间医学思想，并逐渐丰富其内容。
《黄帝内经》应用古代各种自然科学成就，广泛地研究了人体生理活动、病理变化与自然界日月运动，四时气候变化和昼夜阴阳交替等的内在关系，认识到“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在生理上，指出：“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在病因病理上，指出：“五运更治，上应天期，阴阳往复，寒暑迎随，真邪相薄，内外分离，六经波荡，五气倾移。”说明人体阴阳气血随自然节律而变化。若外邪侵袭人体，造成机体阴阳失调和气血紊乱，则三阴三阳及其所属脏腑，即随之发生病变，故其治疗，须“因天时而调血气”。《黄帝内经》中运用五运六气学说、阴阳五行学说和脏腑经络学说等，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密切相关性，为时间医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仲景继承《黄帝内经》及众多医著中所包含的时间医学思想，通过临床探索，更加深入地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他在《伤寒论·自序》中说：“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指出了人体阴阳气血和脏腑经络与天之阴阳五行息息相关。他还指出：“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明确指出了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必需条件，而自然界的运动和变化又能作用于人体，并使之发生相应的生理病理变化。由于人类适应自然变化的能力有一定限度，当自然节律失常或节律变化的程度超出了人类的适应能力，以及人体自身节律紊乱，不能随自然变化做出相应的调节时，就会产生疾病。
张仲景深刻认识并掌握了人体阴阳与日月相应、气血随天运盛衰、五脏与五时相合、色脉视季节变异、病因病理与天时相关等时间节律性，并把这些规律渗透和运用在六经辨证与脏腑经络辨证之中，体现在立法处方上，形成了理、法、方、药较为完备的时间医学思想雏形。
东汉以降，名家辈出，多有承仲景学说而发挥时间医学思想者，如成无己、柯韵伯、尤在泾等，从人体阴阳气血、六经经气运行时间、病邪传变节律、药物使用与药效产生的时间等方面，广泛地阐发了仲景时间医学思想。如《伤寒论会参》说：“要知天人一理，寒风热湿火燥六气为正气，人身有此六气，则寒暑分而四时序。”又指出：“天之六淫固能伤人正气，而天之三阴三阳又能助人正气。”精辟地论述了天人六气相应之理。《仲景全书·运气掌诀录》更以仲景时间医学思想为本，以五运六气为法则，详论了十二支配六气及其所属脏腑的生理病理关系，并提出“逐日司天运气汗瘥法”“男女传经用药法”等天人相应的治疗学规律。笔者认为这些理论和方法，当是在悬拟排除其他因素干扰，而单纯地从时间病理学、治疗学的基础上提出的，若具体运用于临床，仍当参合诸种因素，尽管如此，则《伤寒论》中包含了丰富的时间医学思想，当无疑义。
再如李东垣，亦明确认识到昼夜节律和四时节律是人体重要的节律形式，他指出：“天地四时之阴阳，人之十二脏应之。”温病学家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明确注明服药时间近百处，如晨服补肾阳药，午服利尿药，暮服平肝药，晚用补脾和胃药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出：“春月宜加辛温之药，薄荷、荆芥之类，以顺春升之气；夏月宜加辛热之品，香薷、生姜之类，以顺夏浮之气。”这些体现了后世医家对时间医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近年来，不少国家由于时间生物学研究取得迅速发展，以及多种边缘学科综合应用于医学领域之中，在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推动下，现代时间医学蓬勃兴起，研究方法和手段亦不断更新，并取得初步成果。
时间生理和病理学研究表明，人体的多种生理指标，如体温、血压、脉搏、血红蛋白量、白细胞数、血糖及各种激素等，都具有明显的周期节律性。人类的出生、死亡，疾病的缓解或加重等，具有日节律、月节律、四时节律，甚至超年度节律。如癌症患者在出现癌变之前，体内细胞的有丝分裂首先出现失调的亚日节律，体温模式出现异常波动节律，这些都先于癌变和其他症状而出现，故对癌症的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在时间药理学研究方面，已证实机体的昼夜节律与某些药物投放时间和产生药效时间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治疗效果和副作用的大小都具有一定的时间节律性。
以上这些科学研究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中医学时间医学理论与临床的科学性。同时，亦显现其与五运六气学说、阴阳五行学说和脏腑学说、病因病理与自然变化节律相应，以及治疗用药因时间制宜等具有很大一致性，现代科学研究的进展及其所提供的实验研究手段，为深入探索张仲景时间医学思想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有力的佐证。
时间医学就是根据人体与自然相应的各种周期性节律和异常变化节律，来诊察机体生理活动与病理变化，辨别疾病的发生、发展及预后，从而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以调节人体反常节律，使之复常，达到最佳治疗效果，并减少药物毒性和副作用的目的，并且可以在人体某些节律失常而病证尚未明显暴露时进行预防性调节，以防患于未然，或阻止其传变。仲景时间医学思想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如前所述，人们早已了解到时间节律与人体生理病理的某些联系，兹以《伤寒论》成书的时代背景，对东汉时期疾疫流行情况略加引述，以证明疾病与天时的关系。《后汉书·杨厚传》云：“永初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当有疾疫蝗虫之害’，是岁，果六州大蝗，疫气流行。”又《桓帝纪》云：“延熹九年，比岁不登，人多饥穷，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疾疫之所及，以万万计，其死者则露尸不掩，生者则奔亡流散。”东汉末年，天灾甚多，而且战乱频繁，故疫疾流行猖獗。《伤寒论·自序》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可见天时之灾变，常与疾疫流行相伴，仲景正是在这种自然灾害接连发生，疫疾横行的历史条件下，“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深入地研究了疾病产生与自然节律失常的内在关系，阐述了气候异常变化与外邪引发疾病的规律性。他指出：“以未得甲子，天因温和，此为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温和，为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为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温如盛夏五六月时，此为至而太过也。”说明气候变化必须适时有度，太过或不及皆能成为致病因素。因为这些变化足以影响人体正常生理功能，降低其抗病能力，从而发生疾病；既病之后，复因天时异常，而使疾病的发展更为严重而复杂。故须认识和掌握自然气候变化，在其节律失常时，及早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以减少疾病的发生。
张仲景还注意到，天时不正之气固然是致病因素，但能否引起疾病则取决于正气强弱，这是承《黄帝内经》之旨，对时间医学认识的深化。他说：“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否则，“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这不仅是少阳病的根本原因，且这种论述也可看作发病学中的一条根本原理，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人体气血盛衰是一个相对概念，即使气血充盛之人，仍与天时阴阳盛衰保持同步节律性，即盛则俱盛，衰则俱衰，这一般应视为正常反应，不过当其衰时，较易受病邪侵袭。如《灵枢·岁露论》言：“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积，肌肉充，皮肤致，毛发坚，腠理郄，烟垢著，当是之时，虽遇贼风，其入浅不深，至其月郭空，则海水东盛，人气血虚，其卫气去，形独居，肌肉减，皮肤纵，腠理开，毛发残，腠理薄，烟垢落，当是之时，遇贼风则其入深。”张介宾认为：“人之经脉，即天地之潮汐也。”成无己亦指出：“人之气血随时盛衰，当月郭空之时，则为血弱气尽，腠理开疏之时也，邪气乘虚，伤人则深。”说明人体气血盛衰与月郭盈亏有着内在相关性，即月节律对人体的影响。若值其虚时发病，则又根据病邪性质不同，脏腑气血失调之差异，而表现出纷繁的病证。因此，讨论时间医学，最终必须落实到机体反应上来，而决不能机械地看作某时必患某病。
自然界阴阳有四时盛衰消长的变化，人体阴阳亦与之相合。在病理状况下，如素体阴虚或外感热病损伤阴液者，或秋冬失于调摄而至春夏阴精不足者，当春夏阳气升发，阳热旺盛之时，则阴液随之耗散，故阴愈衰而阳愈亢，总为阳盛阴衰之证，而阳盛与阴衰之间又有主次不同，若以阳盛为主，则于三阳病中求之，若以阴衰为主，则于三阴热证或其他阴衰证中求之。又如《金匮要略》所论虚劳证，有精血亏虚，虚阳躁动者，论言：“劳之为病，其脉浮大，手足烦，春夏剧，秋冬瘥。”则与春夏生发、秋冬潜藏的自然节律十分吻合。
反之，素体阳虚或春夏阳气过于耗散，或失治误治损伤阳气者，每易在秋冬气候寒冷之时病情加重，如三阴虚寒证，固然四时皆有，然此类证候多在秋冬天阳气收敛、阴寒隆盛之时加重，大致呈现秋冬剧、春夏瘥的节律性。仲景虽未明言，但却是临床事实，至其治法，《伤寒论》指出：“当温之，宜服四逆辈。”可为三阴虚寒证通治之法，春夏用此，犹须结合天时，斟酌取舍；若秋冬用之，则为天人相应，正合其用。
从昼夜阴阳盛衰来看，也有某些明显影响，如阳明腑实证，多有潮热，它与一日之中阳气盛衰密切相关。因为午后气温虽然较高，但天人阳气渐收，在阳明腑实已成者，以其地道不通，燥热极盛，加之天阳收敛，阳热趋于里，则热势更难发越，以致天人相应，其势益盛，故见潮热之状。张令韶《伤寒论直解》说：“日晡而阳明旺，乃一日之秋也。”《医宗金鉴》指出：“天至秋则气降，物至秋则成实，实则宜下。”《伤寒论》以泄热破结之承气汤治阳明日晡潮热之法，可谓深得天人相应之理。
昼夜阴阳盛衰，对某些病证之神志状况亦有明显影响，如干姜附子汤证之“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即是其例。因为昼日天阳旺盛，阳虚之体，得天阳相助尚能与阴抗争，故见烦躁不得眠，夜间则天阳衰而阴气盛，阳虚之体必无力与阴相争，因而呈现精神疲惫、似睡非睡之安静状，此证见于汗下颠倒，阳气突然大受挫伤之时，况且脉见沉微，已成急温之证，故以姜附之辛热，急救回阳，或可挽回。但热入血室证则恰恰相反，而呈“昼日明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因其病机为热邪乘经水适断之机，内陷与血搏结不行。夫气属阳而主日，血属阴而主夜，昼日明了者，邪不在气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则为邪入血分之明证。因其病在血不在气，亦不在中上二焦，故不可汗、吐、下之，可刺期门，或用小柴胡汤加减，以除血分邪热，则其昼暮变化之神志症状自可消失。
张仲景善于根据四时脉象、气色、藏象变化的节律性，诊察疾病和判断预后，如“寸口脉动者，因其旺时而动，假令肝旺色青，四时各随其色，肝色青而反色白，非其时色脉，皆当病”。说明色脉与脏腑活动都可随四时变化，如果色脉和脏腑功能活动不应四时，就可借以诊察机体发生的病变。以上是根据“肝色青而反色白”诊知肝病，若循其理而推之，则五脏病变，在某些情况下，皆可根据“非其时色脉”而加以判断或预测。反之，若患者由“非其时色脉”转变为应时色脉，则表明病情好转。中医学对病态色脉的观察，已逐渐为医界所重视，并开始用现代科学仪器加以检验，如脉象仪、光谱分析仪等，正在被引入中医诊断学领域，而且有着不可估量的前景。
《伤寒论》第398条指出：“病人脉已解，而日暮微烦，以病新瘥，人强与谷，脾胃气尚弱，不能消谷，故令微烦，损谷则愈。”本条从证候、病因病机和治法等方面充分体现了仲景时间医学思想，盖人以胃气为本，脾胃皆属中土，同司水谷受纳、腐熟、运化之职，故脾胃之气与其职能，旺则可俱旺，衰则亦俱衰，今以大病新瘥，正气未复，脾胃气衰，必消磨运化失职，若强与谷食，则必然饮食停滞，加之日暮，天气肃降，阳气已衰，且人体处于由动转静之时，故壅滞益甚，升降因而反常，清气在下，浊气在上，故有“微烦”。虑其治法，若用温补，似碍其实；若用消导，必损其虚，立法诚难，若能根据机体昼夜节律，于病后节食，尤其夜食不可多进，将息得法，则可不药而愈，此即“损谷则愈”之理。
《伤寒论》中还把症状出现和持续时间的长短作为诊察疾病及判断预后的标准之一，如第332条：“伤寒，始发热六日，厥反九日而利。凡厥利者，当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为除中。食以索饼，不发热者，知胃气尚在，必愈，恐暴热来出而复去也，后三日脉之，其热续在者，期之旦日夜半愈。所以然者，本发热六日，厥反九日，复发热三日，并前六日，亦为九日，与厥相应，故期之旦日夜半愈。后三日脉之，而脉数，其热不罢者，此为热气有余，必发痈脓也。”此证开始厥冷时间长于发热时间，恐为除中，故以饮食试探之，不发热者，知胃气尚在，再过三日复诊，其热续在即可推断“旦日夜半愈”，因为发热时间与厥冷时间相等，表明阳气已复，阴阳趋于平衡，病有可愈之势。若发热时间多于厥冷时间，且见脉数等热象，则应考虑阳热偏盛，可能发生痈脓。文中所举日数虽不能看作定数，但可根据时间长短判断阴阳是否平衡，或阳复太过，或阳复不及，不失为一种诊察疾病的时间定量法。
人体阴阳气血和脏腑经络等，都可以随自然节律而产生相应的变化，机体对药物的感受亦存在多种节律性，掌握机体对药物敏感的时间节律，选择最佳的用药时间和最适宜的剂量，以获得最好的治疗效果，是时间治疗学的核心之一。
《伤寒论》第54条说：“病人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此卫气不和也，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此为营卫失和所致的汗出，故徐灵胎云：“自汗乃营卫相离。”用桂枝汤使其微汗，乃营卫相合，故汗后热退病解，自汗亦止。然则何以强调“先其时发汗”？因为本证既为“时发热自汗出”，则当有不发热不汗出之时，乘此时服桂枝汤，可微汗出而病可愈。根据乔·海德布朗特等人进行的血管扩张与发汗反应试验，人体在发热不出汗时，给予一定剂量的发汗药，一般不引起血管扩张或大汗，而在人体出汗时，体温下降，此时给予相同剂量的发汗药，即可造成血管明显扩张，以及引起大量发汗，必犯“如水流漓，病必不除”之诫，而“先其时发汗”则具有时间治疗学的深奥内涵。
张仲景不仅对用药时间掌握有度，而且十分注意药效发挥的时间及机体对药物的反应性。如大陷胸丸方后注：“温顿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为效。”又抵当丸方后“晬时当下血”，服茵陈蒿汤后“一宿腹减，黄从小便去也”、十枣汤之“平旦服”，皆说明只有掌握了机体变化节律和药物作用时间节律，才能判断药效及药后的反应，认识了药物作用和机体反应时间节律，才能辨别病势是否缓解，才能准确把握用药时间与剂量，不致药轻病重，或过服伤正，或药不合时，而反有害，特别是破血逐瘀及峻利攻伐之剂，尤当识此，做到有的放矢。
清晨，旭日东升，人们早起而作，精力充沛；傍晚，夕阳西下，人们由劳作而归息，人类随着日出日落，晨昏昼夜的交替而起居劳逸，已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与自然同步的昼夜节律，机体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以及疾病的发生、发展、传变、缓解或自愈等亦表现出相应的昼夜节律。《伤寒论》所言六经病“欲解时”，即是从机体随时间进程而不断变动的昼夜节律，来论述疾病缓解、欲愈的内在规律，兹分析于下。
古人通过对昼夜现象的长期观察，充分认识到自然界阴阳交替对人体阴阳的盛衰变化产生着重要的作用，并且特别重视阳气的主导作用。《素问·生气通天论》说：“天运当以日光明。”合于人体则：“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同时指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可知人体阴阳盛衰变化与自然界阴阳消长存在着同步关系，机体阳气旺盛，阴气协调，则抗病能力强，不易感受外邪，或受邪亦轻，或有病愈之机，六经病欲解时，则正是根据机体阴阳消长、经气盛衰的昼夜节律而提出来的，说明六经之气各随其时而有盛衰，六经病证当其正气来复之时，或因治疗得当，病势衰减，而有欲解之机。
六经病欲解时各有不相同，如“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戌上”“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可见三阳病欲解时基本处于白昼，大体属阳，又由于有阳中之阳、阳中之阴的不同，故给三阳病欲解带来有利机缘，而“太阴病欲解时，从亥至丑上”“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上”“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可见三阴病欲解时，基本处于夜半到黎明之间，此时阴气虽盛，但阳气已萌，阳气萌动时对三阴病证自然可以产生有利作用，至于六经病欲解时的具体分析，则详述于下。
一日之中，阳气生于子时，但此时仅为阳气萌生，其象未显，需经丑寅二时，阳气渐旺，《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曰：“以一日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少阳合春生之气，主疏泄，性喜条达，故少阳当其时而经气旺盛，少阳为病则木气郁结，胆火上炎，和解枢机、疏泄胆火固为主治之法，若逢阳气升发之时，则内郁之胆火易于疏解，失运之枢机易于和畅，故寅至辰时为少阳病愈之有利时机。
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此当合一日之夏，此时阳光极盛，人体阳气随天阳而盛于外，卫气相应浮行于表，正如《素问·八正神明论》所言：“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故太阳在表之邪可因体表阳气充盛，卫气浮行而与邪抗争，则病有自愈的可能。
申酉戌为日入之时，合一日之秋，天之阳气收敛，人体阳气渐收，阳明病无形之燥热虽盛，若得此阳气渐收，阴气渐长之时，必有利于热邪之解除。观前述日晡潮热，与此似乎相反，其实不然，因为潮热多为阳明腑实之证，以其燥结成实，况阳明为“万物所归，无所复传”之地，燥实内结不去，遇天阳收敛之时，则热邪更难发越，因而此证多无自愈之理，唯承气类，苦寒攻下燥结，病方可愈，故阳明病指热邪之解除，而非言实邪之自去，此为时机与病证互不相应，故不唯无欲解之机，且反增病势。
亥子丑时为自然界阴气至盛转为阳气萌动之时，人体阴阳消长，亦以其同步节律与之相应。张景岳说：“阳生于子而极于午。”太阴为至阴之脏，合于夜半至阴之气，然亦得子时初升之阳相助，以温煦推动太阴至阴之气，方能生化不息。在病理状态下，太阴阳虚阴盛，气血运行无力，其病证轻者，可借天时由阴转阳之机，得其阳气相助，体内阳气始得振奋，以驱逐阴寒邪气，病证可自解，然其病情较重者，体内阳气已衰，无力抗拒阴寒邪气，虽得天时相助，亦难自愈，必借助药力温运阳气，驱散阴寒，张仲景以理中丸“温服之，日三服，夜二服”，于夜半之前进理中丸，是顺应天时，助其阴消阳长之势，以温阳散寒，故根据其欲愈节律，择时服药，则病愈的概率更高，此为合于自然之性。
子丑寅为少阴病欲解时，少阴病本属心肾虚衰、气血不足的病变，而《伤寒论》中所言少阴病以虚寒为多，少阴心肾为性命之根基，其阳虚寒盛的程度甚于太阴病，故其欲解时较太阴为后，因为子时为人体阳气初萌之时，仅能缓解太阴之寒，不足以解除少阴心肾之寒，必经丑至寅上，天之阳气渐旺，人身阳气随之，内外相合，方能抗其阴寒，而有欲解之望，若合之药力，则四逆汤辛热之力自甚于理中丸，或问四逆汤何以未注明夜服？因少阴病多为既重且急之证，常须急温，若言服药必待夜间，则无异于刻舟求剑，此又为随证变通之法。
丑寅卯为厥阴病欲解时，尤在寅卯之时，旭日东升，微霞初现，万类俱苏，阴气四散，人体亦处于阴寒消退、阳气舒展之时，而厥阴病证常为寒邪内盛，阳气不得温运；或热邪郁伏，不能贯通周流；或寒热错杂，阴阳不能互济所致。当此阳气舒发、木气条达之机，则人体阳气得以伸展，经气得以疏通，则阴阳气易于贯通，故为欲愈之时。
为了更进一步探讨六经病欲解时的机制，以下从实验的角度，以厥阴病和太阴病某些病例为样本，进行了几种相应的生理与病理检测，并在此基础上做初步临床验证。
六经病各有不同的欲解时，因实验条件和时间等因素所限，所以仅取厥阴病和太阴病部分病例进行实验检测。
厥阴包括手厥阴心包与足厥阴肝，肝居于胁，其经脉络胆，肝主藏血，又主疏泄，因血液的运行，有赖于气的推动，若疏泄功能正常则气机条达舒畅；血液因之流通，反之，肝血充盈而无滞碍，则五脏濡润，木气调畅，所以肝的疏泄与藏血功能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笔者对31名足厥阴肝病患者进行了昼夜肝阻抗血流图和足厥阴肝经导电量检测，以探讨其病理变化的昼夜节律。
（1）临床病例 辨证属足厥阴肝病的31名患者均为住院病例，其中男性18例，女性13例，年龄在19～71岁，病程从3个月至10余年。西医曾诊断为慢性乙型肝炎、迁延期肝炎、慢性胆汁淤积性肝炎等。主要症状为食欲减退或饥不欲食，呕恶，腹胀腹痛，右胁下隐痛，面色无华，口干口苦，眩晕乏力，或内热烦躁，或两胁疼痛，小便淡黄，大便不调，舌质红或淡红，苔白或薄黄，脉弦。
肝阻抗血流图昼夜节律：31名足厥阴肝病患者昼夜肝阻抗血流图检测结果，从总的变动状态看，在丑寅卯三个时辰，肝血流图a、S、D各波振幅最大，周期相应延展，波形较流畅，平均H S 值达到-0.2302Ω，从辰至午时，以上各波则均相应发生振幅下降，波动周期相应短缩，平均H S 值递减，为-0.1962Ω。至未申酉时，上述各波呈低平状态，H S 值降至最低水平，平均H S 值仅为-0.1306Ω。到戌亥子时，a、S、D各波又相继回升，波动周期相应延长，平均H S 值升至-0.1985Ω。上述各时辰间的平均H S 值变化经统计分析，有高度显著性差异（P＜0.01）。即说明足厥阴肝病患者肝血流图变化与厥阴病欲解时有着显著的一致性。
肝经导电量昼夜节律：31名足厥阴肝病患者昼夜肝经导电量通过检测肝经电阻值确定，测得丑寅卯时肝经平均电阻值为298kΩ，辰巳午时平均肝经电阻值有所上升，为373kΩ，至未申酉时，平均电阻值达到433kΩ，随着夜幕降临，肝经电阻值又有下降，戌亥子时平均值为342kΩ。经统计分析，上述各时辰肝经平均电阻值变化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即丑寅卯时肝经平均电阻值最低，故此时肝经导电量最大，说明此时肝生物电流最为活跃，仍与厥阴病欲解时有着显著的一致性。
（2）讨论 因肝主藏血，人动则血运于诸经，人卧则血归于肝，肝血充足，则可为其功能活动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若肝脏受邪，其病证固然多种多样，然影响肝血运行亦在意料之中，故实验检测足厥阴肝病患者昼夜血流图变化，可从一个方面测知肝血盛衰变化节律。从测验得知，丑至寅时肝血流图反应最佳，无疑是肝脏应其时而自身调节功能最佳的表现，又因肝脏活动可通过经脉反映出来，故检测了肝经电阻值，以表明其生物电流情况。从检测结果来看，丑至寅时肝经电阻值最低，说明其生物电流最为活跃，这无疑是肝经应其时而功能活动较旺的表现，这是对厥阴欲解时的一次科学验证，竟与仲景所言如出一辙，想必能为治疗肝病选择最佳时机提供一定的实验依据。
太阴包括手太阴肺、足太阴脾，肺主气，司呼吸，主肃降，通调水道。脾主运化，主升。《素问·经脉别论》说：“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说明肺脾间有着密切的生理联系，病则可由脾病及肺，亦可由肺病及脾，证候繁多。笔者选择痰饮咳喘、脾肺同病者进行以上两项检测，以验证太阴病欲解时是否与仲景所言相符。必须说明的是，就《伤寒论·辨太阴病脉证并治》内容来看，当然是以脾病为主，但由于时间之故，单纯而典型的脾病患者难以在短时间内搜集较多的病例（此类病证住院患者不多），而冬春之交，患痰饮咳喘、脾肺同病而住院者很多，故作为选择对象。再从检测的脏腑和经络来看，笔者有意在肺及其经脉上进行检测，是为了寻求在《伤寒论·辨太阴病脉证并治》并非重点讨论的手太阴，是否亦呈现亥子丑为欲解时的节律性。不料检测结果竟与《伤寒论》相符，即令必以检测脾及其经脉为标准，则笔者之实验亦无妨碍，因为这是一个实验问题，即笔者从实验中所测数据，说明亥子丑亦为手太阴肺病之欲解时，想来与《伤寒论》精神并不矛盾。
（1）临床病例 全部57例均为住院患者，其中男性44例，女性13例，年龄在17～76岁，病程从6个月至30余年。病属太阴脾肺虚寒，痰饮阻肺。主症有喘息气急，喉中哮鸣，甚则倚息不能平卧，胸膈满闷如窒，痰多色白或黏滞难出，腹胀纳差，口不渴，面色晦暗，大便稀，小便清，舌胖边有齿印，苔白腻，脉浮紧或脉滑等。其中33例根据检测所得的节律性进行了相应治疗。
（2）检测与治疗结果 肺阻抗血流图昼夜节律测定：从57名患者昼夜肺阻抗血流图变化总趋势来看，巳午未时，a波、Z波和C波位于最高状态，Q-J间期相对缩短，J-Z间期延长，平均H Z 值为-0.4646Ω。随着自然界阳气消退，人体阳气收敛，申酉戌时以上各波逐渐降低，尤以a波降低明显，平均H Z 值下降至-0.3918Ω。至夜半阴气大盛的亥子时，血流图图形最为低平，a波往往显著降低，甚或消失，Z波明显降低，C波可有增高，Q-J间期相应延长，J-Z间期缩短，整体血流图可因压力高，阻力大而表现出气滞血涩的双峰波，平均H Z 值为-0.2297Ω。子时至丑时，阳气初升，a波、Z波出现逐渐上升趋势，C波相应下降，整个血流图因压力渐缓，阻力下降而双峰波有所改善，平均H Z 值升高到-0.2378Ω。至清晨寅卯辰时，a波、Z波和C波相应升高，双峰波逐渐消失，平均H Z 值达-0.2875Ω。
上述肺在各时辰的平均H Z 值，以亥子丑时最低，经统计分析，与其余各时辰的平均值比较有高度显著性差异（P＜0.01），即太阴脾肺虚寒、痰饮阻肺的患者，昼夜肺阻抗血流图变化存在显著的昼夜变化节律。
肺经导电量昼夜节律测定：肺经导电量通过检测肺经电阻值确定，巳午未时，57名患者肺经平均电阻值最低，为285kΩ，故此时导电量最大。从申至戌时，肺经平均电阻值逐渐上升至343kΩ。到夜半亥子丑时，肺经平均电阻值最高，为396kΩ，导电量最小。至寅卯辰时，肺经电阻值有所上升，导电量增大，平均电阻值为354kΩ。
以上资料经统计分析，肺经亥子丑时平均电阻值最高，导电量最小，与各时辰肺经平均电阻值比较，存在显著的差异（P＜0.01），即肺经导电量存在显著的昼夜变化节律，呈现出与上一项检测结果同步变化的节律。
体温昼夜节律测定：测量57名患者昼夜口腔温度变化，巳午未时平均值为36.82℃。至申酉戌时达37.18℃，但从戌时开始，体温已出现急剧下降。到亥时平均值为35.58℃，子时平均值为35.56℃，可见亥子时为昼夜体温最低时。然子时过后，随着阳气初升，丑时平均值为35.62℃。至平旦，体温急速上升，寅至辰时三时辰平均值已上升到36.28℃。
以上各时辰间体温变化，以亥子丑时体温平均值最低，经统计分析，与其余各时辰体温变化平均值比较，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即57名患者体温变化具有昼夜升降变化节律，亦与昼夜肺阻抗血流图平均H Z 值变化节律和昼夜肺经的导电量变化节律具有一致性。
上述57名太阴脾肺虚寒、痰饮阻肺患者，昼夜各时辰肺阻抗血流图平均H Z 值，肺经平均电阻值和体温平均值，与125名健康人（工人、干部、学生及健康疗养员）同时辰肺阻抗血流图平均H Z 值、肺经平均电阻值、体温平均值比较，存在显著差异（P＜0.05），即57名患者各时辰的肺阻抗血流图平均H Z 值和肺经导电量及体温，均低于对照组正常人各项值。
择时治疗观察：根据以上检测所获得的结果，采用相应的择时用药方法，对33名患者以小青龙汤加熟附片等治疗，一剂浓煎，于亥时前顿服。此外，每日上午配合温运阳气、祛湿化痰方药，服用一次。经上法治疗，33例中有31例在短期内有效地控制了哮喘发作，其余诸症均有显著缓解。33例中有22例于4周后复检了昼夜肺阻抗血流图，肺经电阻值和体温，与治疗前结果比较，有显著的意义（P＜0.05），即治疗后各项值有明显升高。
（3）讨论 气血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动力和源泉。气属阳，血属阴。阳气有温煦、化生、推动及统摄等作用，而阴血有濡养全身载气以行的功能。当天阳与人体阳气隆盛时，则阴血运行流畅，濡养脏腑，脏腑功能活动增强，相应的经脉导电量增高，体温亦相应上升。若天阳收敛，阴气较盛，则人体阳气减弱，血液因之而缓行，脏腑功能亦相对减弱，经脉导电量降低，体温下降。以上实验不仅从某些方面为传统理论提供了一定的客观依据，而且从太阴脾肺病变来说，可初步证实太阴为至阴之脏，亥子丑时为太阴病欲解时。因为正常人此时各项检测值虽低，但这是人体昼夜阴阳消长的自然节律性所致，因而应视为正常。而脾肺虚寒者各项检测值显著低于正常人，则是阳气不足，阴气太过而为病的结果。或问，既然如此，则亥至丑时何以为太阴病欲解时？笔者认为“欲解时”绝非“必解时”。欲者，欲望之意。亥子丑时为天时和人体阴气至盛之时，太阴病虽得此至阴之气相助，但太阴脾肺虚寒者必望阳气来复，驱散阴寒邪气，方有可愈之机。亥子丑时为阴尽阳生之时，子时一阳之生，人体于此时阳气初升。从上述检测结果看，57名患者肺阻抗血流图平均H Z 值、肺经导电量和体温从子至丑时表现逐渐上升，设想脾肺虚寒者各项检测值由低于正常，而逐渐上升，乃至接近同时辰之正常水平，岂非阳复而病解之征？这一问题为笔者于相应用药后的检测值上升，病情同步好转所证实，故“太阴病欲解时，从亥至丑上”，是具有丰富科学内涵的。最后不妨援引美国学者克莱杰等人的实验结果：他们利用静脉内留置的导管每30分钟采血一次，研究皮质激素的昼夜节律，发现正常人血中皮质激素含量在24小时之内有5～19个高峰，这些高峰的75%左右集中在子至卯时内，而阳气虚衰者，在此时间内血中皮质激素含量较低。又有相关研究进一步证实，正常人血中皮质激素在子丑时会有一次急剧上升。这与中医理论中此时为阴之极、阳之生相符，若本阳气不足的太阴病患者遇此情形，必是病愈之良机。
由于时间有限，笔者无暇将六经病欲解时全做实验检测，虽属憾事，然已可说明部分问题，今后还将继续深入研究。此外，六经病病理变化还受到自然界多种节律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患者体质有强弱，病证类型有不同，四方水土有差异。因而欲解的节律可能被扰乱，故病证当其时而不解，故当综合诸般因素，全面权衡辨析。
张仲景时间医学思想具有天人相应的整体性，这是在对自然界天象、气候和物候等周期性节律与人体生理活动、病理变化的相关性认识的基础上，通过丰富的临床实践，分析、归纳而总结出来的，并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和发展，因而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厥阴病病例昼夜肺阻抗血流图、肝经导电量检测和太阴病病例昼夜肺阻抗血流图、肺经导电量与体温检测，以及部分病例临床验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六经病病理变化的昼夜节律，结果符合“六经病欲解时”节律，初步证实“六经病欲解时”部分内涵的科学性。以上是对张仲景时间医学思想的初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