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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并掌握科学的临床思维方法，是临床医师必备条件之一。本人从事临床工作40年，总结了一些体会，分享给大家。
辨证没有统一标准。疾病的症状和病名可以互用，伤寒辨证和温病辨证也可互用；疾病的证候也不统一，所以诊断时因医者的不同而辨证不同，结果也不同；每种疾病的证候分型也不统一，各种教材的分型也不同，随意性较大。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的辨证施治也有所不同。在中医治法的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辨证论治和辨方证论治。
着重“证”。按照八纲辨证、六经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方法，确定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进而遣方用药。如少阳、阳明合病，可以选用大柴胡汤化裁加减。如病在卫表，多以疏风解表祛邪为法。但是在病情复杂特别是有兼合病变时，不同医生的思维判断不同，从而导致辨证结果的不同。
着重“方证”。辨方证贵在抓住疾病初露端倪的细微症状，“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例如，剧烈偏头痛只要见有恶心呕吐者，就可辨为吴茱萸证，不一定要辨头痛的经络部位和寒热虚实。辨方证能够根据主诉之外的“症”来抓方证，重点出击，专方专治，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
有些疾病的发病是隐匿的，如乙肝无症状的“小三阳”“大三阳”，糖尿病前期无症状的血糖偏高，轻度尿蛋白，B超提示的无自觉症状的结石、积水和各种肿瘤的早期阶段，因其无证可辨，皆属无症之证。要根据个体的病史、体质、个性，结合临床经验，借助现代各种理化检验手段，找到隐症所在，由无证可辨转为有证可辨。同时借鉴中药药理学的研究成果，灵活选用药性与病机相对接的药物。如治疗部分无特殊表现的不孕症，益气养血，调补冲任，往往能取得良效。
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主要方法。辨证之中，多见证中有证。掌握好不同证型之间的联系，才能抓好主治、兼治、合治、先治、后治之机。治脾胃病，特点集中于“升降”二字。胃脘痛不论寒热虚实，内有郁滞是共同特点，深刻认识“滞”，能更好施治。正所谓“通之之法，各有不同，调气以和血，调血以和气，通也；上逆者使之下行，中结者使之旁达，亦通也；虚者助之使通，寒者温之使通，无非通之之法也”。治疗消渴多用辛开苦降之法，重用黄连，干姜反佐，制黄连、黄芩之苦寒，又与二黄构成“辛开苦降”，可取得良好效果。
吸取中医、西医二者之长，优势互补，合诊临证。很多肿瘤患者担心癌细胞转移，过度治疗。但年老体弱患者，肿瘤生长速度相对较慢，宜用中药治疗调整，合理组方，辨证施治，效果更加明显。对晚期癌症的治疗，要扶正气、抑肿瘤，专药、兼症用药相结合。提高生存质量，“带瘤生存”就是其显著特点。
中药饮片应用的标准性、统一性是个难题。药物的剂量、方剂的组成没有绝对规定。剂量多少、药味的增减，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全凭医生的经验。
中医治疗因人而异。药物剂量的掌握是关键。如《伤寒论》药味少而精纯，组方法度严谨，临床疗效确切。发展至今，度量衡屡经变易，后世对经方剂量的折算众说纷纭。所谓“乱世用重典，重剂起沉疴”。对来势凶猛的疾病，只有量大药简，方能力专效宏，阻断病势传变，剂量过小，则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如运用芍药甘草汤治疗变异型心绞痛，只有芍药甘草达到一定的量和配伍比例时，才能取得很好的止痛效果。
治疗思维的基础是要了解病情、患者、疾病，把握好三个原则：①合理用药治疗。②治疗所带有的危险不应大于疾病本身的危险。③充分考虑疾病的自愈性。
以此形成临床治疗思维的要点：①治疗的目标。②治疗的适应证和禁忌证、治疗的时机、治疗的组方和配伍原则。③药物的治疗剂量。临证中要注重活学活用，形成自己的思路。
单方与单药有所不同，徐大椿《医学源流论·单方论》曰：“单方者，药不过一二味，治不过一二症，而其效则甚捷。”“独参汤”是中医急救的典范，用于气血大脱，可速奏效。陈修园认为：失血之后，脏阴太虚，阴虚则不能维阳，阳亦随脱，故用人参二两，任专力大，可顷刻奏功。对于病证单纯者，以单方治之；病证复杂者，复方治之；特殊情况下，对于复杂的病证亦可以酌情采用单方治之，以单方小剂，或先治其标，或先治其本，解决主要矛盾，再各个击破。
名老中医的验方和基于验方研发的院内制剂，是医生一生经验的结晶，有的甚至是几代人集体智慧的总结，如施今墨善用“黄芪、山药”和“苍术、玄参”对药治疗糖尿病，祝谌予的降糖基本方，很有特色，疗效也不错。临床常用白前、前胡、百部治疗顽固性的咳嗽，效果很好。
“经方”多因审疾认证之精确，组方之严谨一直受到后世的尊崇。但是尊崇不等于照搬。郝建军认为，学习经方，重点在其心得，不可死守照搬，全因当时所用之药、所治之病、所医之人与今已有不同，临证之时，必须活用。
总的来说，人自身是有机整体，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与天地相应。整体观、系统论、辨证论治应以人为本，贯穿于对生命、健康、疾病的认知，防病治病，养生康复等临床实践中。继承中医须掌握中医辨证及治疗的思维方法、理念和观点并在运用中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