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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大学毕业后钱英被分配到北京中医医院工作，先后师从姚正平和张子珍两位老中医学习肾病治疗经验，师从中医肝病大家关幼波老中医学习肝病治疗经验，师从郗沛龄老中医和王宝恩教授学习肝胆系统疾病治疗经验，这段经历成为他从医生涯中的重要节点，从此他便专攻肝病的中医诊治。
姚正平老中医以擅长治疗肾病而闻名京城，钱英刚毕业就被安排到北京中医医院内科肾病组跟师姚老，8年间，钱英从姚老身上学到了很多独特的肾病治疗经验。
姚老擅长运用三焦气化学说治疗肾炎水肿，重视从肺、脾、肾三脏气化入手。治疗肾炎，姚老常用大量麻黄、附子、生黄芪，有时麻黄用量可达30g以上。姚老认为，治疗水肿，关键是要使三焦气化通畅。《内经》云“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所以三焦就是水道，绝不能因为西医称为肾炎而见肾治肾。中医治疗肾炎的着眼点要在三焦，“三焦者元气之别使”“主通行水道”。肾炎水肿的根本病机在于三焦气化不行，水道不通。
中医学认为，“上焦如雾”。肺主宣发肃降，肺的宣发在水液的代谢过程中极其重要。急性肾炎多属中医学“风水”范畴，因风邪犯肺而影响了肺的宣发肃降。姚老认为开肺逐邪、宣通利水莫过于麻黄。麻黄并非虎狼之药，麻黄不得桂枝则不热，而量大方能取效。根据姚老经验，麻黄用至一两，则利水效果较明显，有提壶揭盖的作用。
“中焦如沤”。土能治水，中焦脾胃在水液代谢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中关键的是脾的升发作用。脾主升，脾气升腾才能散精上肺。姚老治疗肾病水肿常用大量生黄芪，一是健脾益气，使脾气散精于肺再宣发肃降；二是走表实表，使在表之邪得以宣散，使表固不受邪侵；三是补气行水，使三焦通畅而饮邪无遁藏之所。
中医学讲“下焦如渎”。肾主开阖，司二便，在水液的代谢中起着关键作用。《内经》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姚老认为，尿液得以正常排泄的关键在于“气化”，而“气化”的关键在于肾阳的鼓舞。鼓舞肾气，助肾气化莫过于附子。
姚老认为，三焦气化不畅有虚实两方面的原因，如果是无形之邪导致三焦不畅可按以上方法治疗；如果属中焦气滞水停，则要用行气利水的方法。姚老常用木香、厚朴等行气利水。
钱英一边跟姚老学习，一边做住院医师。当时经他诊治的一个病例，至今仍记忆犹新。一位15岁的男性患者，水肿非常明显，钱英采用姚老的行气利水方法治疗，疗效非常明显。于是他又采用自身对照的方法观察了木香、厚朴等理气药加减与尿量的关系，并绘制成曲线图，亲自进行尿蛋白等检测。结果发现，加木香、厚朴后尿量明显增加，减木香、厚朴后则尿量明显减少，从而验证了“三焦气化”学说在指导肾炎水肿治疗中的作用。这是钱英第一次进行临床科研，为他以后从事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之后钱英又进行了晚期尿毒症中医治疗的临床观察，发现中药对尿毒症的治疗也有非常明显的疗效。他将临床观察结果写成论文，发表于《中医杂志》。
姚老重视三焦气化的理论不但对钱英日后治疗肾病有重要影响，而且对于钱英肝病学术思想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比如治疗肝硬化腹水和乙肝相关性肾病，虽然两者病因病机不同，但均强调三焦气化的重要。另外，钱英治疗肝病重视固肾，其“见肝之病，其源在肾，急当固肾”的学术思想与跟随姚老学习不无关系。
姚老重视食疗治病和“突破禁区”辨证论治的思想对钱英也有很大启发。姚老治疗肾病经常打破西医所谓的“禁忌”。有位雷姓患者，肾功能衰竭比较严重，血清白蛋白也很低。西医会诊均告诫不能进食大量蛋白，而姚老嘱患者喝鲫鱼汤、鸡汤，外加中药进行治疗，患者的肾功能不断好转，最终临床痊愈。这给钱英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收到很大启发，对西医的一些观点要敢于怀疑，衷中参西不离中，一定要按照中医的理法方药组方用药。另外，中药之外加以食疗常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在他日后治疗肝病过程中也常常应用。
1965年5月至1966年9月，钱英被调到北京友谊医院内科任住院医师，期间跟随郗沛龄老中医和王宝恩教授学习肝胆系统疾病治疗。王宝恩教授对钱英的影响很大。王宝恩1926年生人，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长期在北京友谊医院从事临床工作，一生中完成了两项创新性成就：一是证实中药能逆转肝纤维化及早期肝硬化；二是建立了感染性多脏器功能衰竭的中西医诊断标准，提高了抢救成功率。在朝夕相处的1年多时间里，钱英不仅学到了王宝恩教授有关肝胆疾病的西医理论和诊治方法，也学到了临床科研的思路与方法，为他日后开展中西医结合诊治肝病的临床研究奠定了基础。
当时，北京友谊医院的肝胆病区已有37张病床，计划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肝胆系统疾病研究，但由于“文革”的原因，研究工作被迫中断，钱英也因此被调回北京中医医院内科肾病组继续任住院医师。
1970年关幼波老中医恢复医疗工作后，单位选派钱英跟随关老侍诊抄方，整理关老经验。后钱英拜关老为师，成为关老的大弟子，开始了长达10年的跟师学习。关幼波学自家传，其父关月波为京城名医。关幼波擅长治疗肝病，其理论源于“治肝实脾”，注重调理中州，以后天养先天不足。关幼波还“注重调和气血”，并提出八纲辨证加上气血辨证为“十纲辨证”的学术观点。钱英边学习边总结关幼波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广为流传的“治黄三要素”便是典型一例。
钱英在侍诊中发现，关幼波治疗黄疸效果很好，除常用茵陈外，还加活血、解毒、化痰药，于是便总结提炼出“关幼波治黄三要素”，并由高益民师兄编成歌诀：“治黄必治血，血行黄易却”；“治黄需解毒，毒解黄易除”；“治黄要治痰，痰化黄易散”。这一歌诀至今仍在中医界流传。
一次，遇到两个肝硬化患者求诊，两人病证相似，但关幼波对一人采用温阳的方法治疗，处方中使用附子；另一人则从清热凉血论治，处方中使用羚羊角。结果都取得了很好的疗效。这两个患者一个用羚羊角清热，一个用附子温阳，这种同病异治的诊疗思路对他启发很大。后来他在总结关幼波治疗这两例经验时查阅了大量文献，发现古人提出治疗黄疸可温阳与凉血并用，温阳用附子，凉血用羚羊角，这对他又有了新启迪，他将体会写在了《从医案二则谈早期肝硬化的同病异治》一文中。寒热并用治疗黄疸的方法，在钱英后来治疗重型肝炎的过程中屡次应用，确实收到了很好的疗效。关幼波用药常出其不意，并经常用一些特殊服法治疗怪病。关老曾应用鸦胆子治愈肝吸虫，给钱英留下了深刻印象。
跟随关老学习期间，钱英与学科组一起进行科学研究，这对他专业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大帮助。课题组完成的一项重要科研工作就是建立了“关幼波电子计算机肝病诊疗系统”。1980年，在北京市科委的支持下，钱英与数学、计算机专业人员一起，采用传统中医学与现代智能技术相结合，研制开发了“关幼波电子计算机肝病诊疗系统”，验证计算机模拟临床与关老诊疗符合率达到97%。这项研究在全国尚属首创，其成果获得北京市科委一等奖，成为在全国最早开展计算机模拟诊治的成功典范。在谈及其经验时，钱英认为，最为关键的是先期系统总结了关老的临床经验，10年心血终铸一剑。“关幼波电子计算机肝病诊疗系统”建立后，全国各地陆续开展了很多专家计算机诊疗系统，但有的效果并不理想，主要原因是对老中医的经验总结不够到位。
钱英认为，学习名老中医经验，除了侍诊抄方外，还应进行系统的经验总结，而采用现代科研方法进行系统的临床观察、验证是中医学向前发展的必由之路。钱英历来反对盲从老师的观点，认为应该不断总结验证，加以提高。通过科学验证后的经验不但提高了可重复性，而且便于为西医同道所接受。
跟随关幼波学习10年，钱英全面继承了关幼波治疗肝病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并将其贯穿于临证、科研和教学当中，使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