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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院初期的北京中医学院，校舍简陋，但学生们学习热情高涨，钱英更是勤学好问，刻苦钻研，深受师生的好评。当时，学校从全国各地遴选了一批优秀的教师，著名的秦伯未、刘渡舟、任应秋、赵绍琴等都亲自授课。他们为人师表，学识渊博，独到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深刻地影响着钱英。秦伯未的《谦斋医学讲稿》就是所讲课程的汇集。钱英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聆听着大家的讲授，感受着大医严谨求实的学风，这为他日后的临床实践打下了坚实基础。
自1956年步入中医殿堂，6年的大学本科生活，钱英系统学习了中医基础理论、中药学、方剂学等基础课和《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及各临床课程。经典著作是中医学的基础，钱英在大学阶段刻苦学习各经典医籍，后来很多疑难问题的解决往往都是通过灵活运用中医经典中的理论、方法而得以解决的。当时任应秋教授讲授《内经》，任老不但临床经验丰富，而且有深厚的经学基础，熟读十三经，故其讲授旁征博引，深入浅出，颇得同学欢迎。钱英反复研读《内经》，从中得到了很多启发，如在治疗肝病中强调补肾，提出的“见肝之病，其源在肾，急当固肾”即是受到《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髓生肝”的启示。另一位让钱英终身不忘的名师是秦伯未先生。秦伯未乃江南名医，师出名门，勤于临证，且著述颇丰，钱英善用的“补肝气、温肝阳”治法即受益于秦伯未先生。
1961～1962年，钱英在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毕业实习1年，在课堂打下坚实的中医基础以后，实习使他开始走向临床。历代中医的共识是“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勤于临证是学好中医的关键。在临床实习阶段，对钱英影响最大的是施奠邦和徐季含两位老师。当时，徐季含老中医是内科主任，施奠邦是主治医师。两位老师重视脾胃的思想对钱英后来学术思想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徐季含老中医根据叶天士养胃阴思想研制的经验方“养胃膏”治疗了很多疑难杂症。钱英在总结两位老师经验的过程中，重点研读了李东垣的《脾胃论》和叶天士的《临证指南病案》，对治疗脾胃病有了深入认识。他认为，很多脾胃病往往是脾阳、胃阴同时受病，故应脾阳、胃阴同调，并兼采东垣、天士之法。他在此基础上撰写的毕业论文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这也为日后学术特点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学习之余，钱英坚持锻炼身体，热衷于乒乓球等运动，良好的身体素质为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回首大学生活，钱英认为，医学上任何成就的取得都是经过一番辛勤努力得来的，要想在中医学上取得成就，就必须在本科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个人的勤学与名师的指点缺一不可。在谈到中医人才的培养模式时，钱英认为，现代大学系统的课堂教学及良好的师资优于传统的师带徒模式。因为传统的师带徒往往局限于学习一家之见，不能同时汲取更多的营养。中医药院校难以短时间内培养出高质量的中医临床人才，原因不在于大学课堂教育这种模式，而在于缺少有很好临床经验的人作为授课教师。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将导致中医学后继乏人、乏术，不能因师资问题而质疑本科教育，虽然师带徒有很多好处，但在打基础阶段，系统的大学本科教育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