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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家小传

钱英(1937—),首都医科大学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第一批全国名中医,全国第三、四、五、六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肝胆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钱英1937年6月生于天津市河北区,少年时期受邻里医者治病救人启迪,即有志于学医,以解除平民百姓之疾苦。1956年,他中学毕业,恰逢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创建,他便以优异的成绩如愿考入,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院校首批本科生。

在近50年的医学生涯中,钱英先后师从多位名师,集众家所长,坚持奋战临床一线,活人无数,深受病家欢迎。他主持研发的“关幼波电子计算机肝病诊疗系统”,开创了运用现代科技挖掘名老中医经验的之先河。同时他长期执鞭讲坛,授课带徒,桃李满天下。 co1ZZPcrXCR836X6up5k2Y53AzPf3jNj3sgR4e3Doz5RIRLzmSN8Wtexai0qfVo1



大学阶段

建院初期的北京中医学院,校舍简陋,但学生们学习热情高涨,钱英更是勤学好问,刻苦钻研,深受师生的好评。当时,学校从全国各地遴选了一批优秀的教师,著名的秦伯未、刘渡舟、任应秋、赵绍琴等都亲自授课。他们为人师表,学识渊博,独到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深刻地影响着钱英。秦伯未的《谦斋医学讲稿》就是所讲课程的汇集。钱英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聆听着大家的讲授,感受着大医严谨求实的学风,这为他日后的临床实践打下了坚实基础。

自1956年步入中医殿堂,6年的大学本科生活,钱英系统学习了中医基础理论、中药学、方剂学等基础课和《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及各临床课程。经典著作是中医学的基础,钱英在大学阶段刻苦学习各经典医籍,后来很多疑难问题的解决往往都是通过灵活运用中医经典中的理论、方法而得以解决的。当时任应秋教授讲授《内经》,任老不但临床经验丰富,而且有深厚的经学基础,熟读十三经,故其讲授旁征博引,深入浅出,颇得同学欢迎。钱英反复研读《内经》,从中得到了很多启发,如在治疗肝病中强调补肾,提出的“见肝之病,其源在肾,急当固肾”即是受到《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髓生肝”的启示。另一位让钱英终身不忘的名师是秦伯未先生。秦伯未乃江南名医,师出名门,勤于临证,且著述颇丰,钱英善用的“补肝气、温肝阳”治法即受益于秦伯未先生。

1961~1962年,钱英在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毕业实习1年,在课堂打下坚实的中医基础以后,实习使他开始走向临床。历代中医的共识是“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勤于临证是学好中医的关键。在临床实习阶段,对钱英影响最大的是施奠邦和徐季含两位老师。当时,徐季含老中医是内科主任,施奠邦是主治医师。两位老师重视脾胃的思想对钱英后来学术思想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徐季含老中医根据叶天士养胃阴思想研制的经验方“养胃膏”治疗了很多疑难杂症。钱英在总结两位老师经验的过程中,重点研读了李东垣的《脾胃论》和叶天士的《临证指南病案》,对治疗脾胃病有了深入认识。他认为,很多脾胃病往往是脾阳、胃阴同时受病,故应脾阳、胃阴同调,并兼采东垣、天士之法。他在此基础上撰写的毕业论文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这也为日后学术特点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学习之余,钱英坚持锻炼身体,热衷于乒乓球等运动,良好的身体素质为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回首大学生活,钱英认为,医学上任何成就的取得都是经过一番辛勤努力得来的,要想在中医学上取得成就,就必须在本科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个人的勤学与名师的指点缺一不可。在谈到中医人才的培养模式时,钱英认为,现代大学系统的课堂教学及良好的师资优于传统的师带徒模式。因为传统的师带徒往往局限于学习一家之见,不能同时汲取更多的营养。中医药院校难以短时间内培养出高质量的中医临床人才,原因不在于大学课堂教育这种模式,而在于缺少有很好临床经验的人作为授课教师。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将导致中医学后继乏人、乏术,不能因师资问题而质疑本科教育,虽然师带徒有很多好处,但在打基础阶段,系统的大学本科教育更好一些。 SVGQbxgwOrPDk4gR4Y+QWuuE8VWCPmMPDwb8K3TQlwVdpuPKafg6ZrOx9svbNk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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