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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祁宝玉老师留校工作，学院当时为了筹备中医眼科教研室及开设眼科门诊，特派祁老师到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眼科进修，此间祁老师得以继续随诊名老中医唐亮臣，并有机会随名老中医韦文贵学习，并得到中西医结合眼科专家杨维周、唐由之的指导，学习了眼科检查诊断方面的西医技能。由于唐亮臣、韦文贵老中医闻名遐迩，医技医德双馨，故眼病应诊者盈门，其中疑难棘手眼病甚多，很多眼病特别是眼底病变，西医效果不显时，多求治于中医。由于众多患者对二老信任度高，又兼二老态度和蔼可亲，循循善诱，每多能遵照医嘱，慎调起居，坚持服药，而取得良好的疗效。这使初入中医眼科殿堂的祁宝玉老师，奠定了从事中医眼科临床的信心和扎实的医疗技能。
20世纪60年代初在纠正了轻视、否定中医的思潮后，中医政策得以贯彻。中医研究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很多位顶级中医专家得以调到此处进行医疗科研工作。唐亮臣、韦文贵即是由上海、杭州调来的眼科名老中医。为了继承眼科学术，组织专门派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西医固定定向侍诊，如杨维国、唐由之、刘孝书即是。门诊患者均由侍诊者进行西医的相应仪器检查，并做出诊断，而后再请老大夫进行中医治疗（包括内服、外治、针刺等），每名患者均有正规病历，并留档以备系统整理总结。依据这种模式，两年后对以上资料进行总结统计，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果，例如金针拔障术，中医治疗视神经萎缩、眼底血证、视网膜色素变性等，并发表了相应的论文，向国内外展示了中医治疗疑难眼病的美好前景，证明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是如此的正确。由此进一步推进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也为目前继承、发扬、创新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与借鉴。
祁老师到广安门医院眼科进修学习，跟随的唐亮臣先生和韦文贵先生即是医疗风格不同的两位中医眼科大师，唐亮臣先生是将眼睛作为人身脏腑经络不可分割的整体，主张“脏腑有病，必现于轮”，诊治必四诊合参，明辨八纲，用药则侧重全身之辨证，用方每多内外各科的通用方剂，当然也在辨证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眼病特点调整方剂，其中不少方剂至今仍在沿用，如广安门医院眼科的院内制剂培元明目丸（眼1号丸）、养阴和荣止血丸（眼科5号丸）等。唐老在给患者服用中药的同时还配合针刺，其取穴精准，手法纯熟。再以诚恳动人、掰开揉碎的动情言语开导劝慰患者，理顺七情，其疗效显著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医术和风格对祁老师影响很大，至今仍在遵循效仿。而韦文贵先生是杭州眼科四代世家传人，是聘调来京的眼科专家，金针拔障术就是他老人家公开献出的。其医疗风格与唐老不同，治疗目疾多侧重具体眼病，即以辨病为主，故所用方剂基本是经过多年实践提炼的家传秘方，临床使用多按原方，或略有加减。这些家传秘方，在新中国成立前是秘不外传的，新中国成立后韦老将其整理分类，印成手册而公开。其中也有若干传统名方，如补中益气汤提升眼压，逍遥散治疗视神经病变，桑麻丸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韦老用药也多有发明，如赤石脂治疗角膜溃疡，番泻叶治疗目赤多眵，子类药物能够明目等。有人认为，既有家传秘方，且已公开，这样只要诊明具体眼病，而后从秘方中对号入座开具处方即可，这样岂不易哉！对此祁老师也有自己的看法。旧社会医疗条件差，信息闭塞，为了养家糊口，即口传心授，传男不传女，按方施治，或可治疗某些病证。现在时代不同了，是信息时代，科学发展一日千里，而应顺应潮流，跟上发展，不能抱残守缺。韦氏三代（韦文贵、韦玉英、韦企平）就是在家传辨病为主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如“治疗眼病要注重胃气”“眼病养生不可轻视”“婴幼儿眼病注意望诊”“视物变形应注重辨病辨证合参”“外障风火为先”“内障重补兼通”等。
以上举例说明，唐、韦二老虽学术风格不同，学派有别，但同样病人盈门，疗效显著，而且二老相互尊重，共同为眼疾患者服务，为中医眼科培养后继人才。这充分说明，中医各科学术派别自古至今是客观存在，而且可以共存，相互切磋的，在争鸣中互有发明，才能促进中医学术的不断发展。祁老师在广安门医院眼科进修学习，有幸同时向二位风格不同的眼科老前辈学习，从而奠定了今后的扎实基础，这使祁老师终身受益。
1963年祁老师进修后回到北京中医学院附属东直门医院，与李颖秀医师共同开始了眼科门诊及教研室的筹备工作。这些工作对祁老师来说，是崭新的，而且是渴望的。眼科门诊及带教学生临床实习，更促进了祁老师在中医眼科临床教学方面的刻苦学习，促进了祁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来指导临床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