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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背景看，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处于暖温带大陆性气候带，经济基础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组织是血缘宗法制。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根基，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类型，使中国文化独具特色。
我国处在亚洲大陆的东部、太平洋西岸，是一块半封闭的大陆。除东南及东部面向海洋外，东北、北部、西北、西部、西南皆与欧亚大陆连接，但却被河流、沙漠或高原峻岭所阻隔，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我国地势西高东低，高山、高原及大型内陆盆地多分布在西部，大平原及丘陵多分布在东部。我国大部分地区处在北温带，气候温和，一年四季分明。中华民族生息、繁衍，主要在这些地区。
我国地域辽阔，地理位置比较优越，特别是东部地区，气候温暖多雨，季风发达，夏季与雨季同步，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条件。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没有海浸和河流改道的威胁，成为先民生活的最适宜地区。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证明，夏商周活动的中心地区正是自然地理环境最优越的现在的河南省中、北部，山西省南部，陕西省的关中地区，河北省的西南部和山东省的西部，这些地区正当黄河的中下游一带。先民的生活方式多以农业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不论是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都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之上的，它形成于农业区，也随着农业区的不断扩展而扩展。
中国自然地理环境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元一体格局。中国古代就形成了东南、中原以农耕为主，而西北以畜牧为主的人文生产景观。这与欧洲农牧相间结合、亦农亦牧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同时，由于从南到北温度和干湿度的变化，决定了淮河、秦岭以南的中国南方产业结构以稻作农业为主，淮河、秦岭以北至长城的中国北方以粟作农业为主，而长城以北则以游牧业为主。由于中原地区自然环境相对优越，文明起步较早，历史上还形成了各民族内聚，多元文化类型融合的趋势，从而出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多元一体格局。二是文化的封闭性大于开放性。由于中国四周的天然阻隔和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特点，中国古代一直缺乏对外开放、向外进取的条件和动力。相对优越的地理环境，加上中华先民的勤劳智慧，使古代中国在西方近代文明兴起之前，长期成为世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最富足最强大的国度。长期以来，由于绝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地理环境相对优越的中原、东南农耕区域，人们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细作，集约经营，对土地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时日积久，便养成了中国人安土重迁、安分守己、乐天知命的民族性格，并由此培养了中华民族对乡土的眷恋和对故国的深切情怀，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文化总是与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原因在于中国几千年来始终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
中国的封建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的生产单位是家庭，人们“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蚕”。人们衣食所必需产品的全部生产过程都是在家庭内部完成的。例如，粮食从种到收到加工成食品，棉花从种到收、从纺线织布到制作成衣，完全靠家庭成员自身来完成，男耕女织是主要的劳动形式。《汉书·食货志》里曾这样说过：“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妇不织，或受之寒。”其生产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解决吃饭、穿衣问题。
首先，农业经济培养了中国人乐天知命的性格和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美德。农业经济最显著的特点是对自然条件有很强的依赖性。中国社会很早就形成的“天人合一”“天人协调”的哲学观念，是中国人依赖自然、适应自然的一种表现。其次，农业经济培养了中国人的务实精神。农民在农业劳动过程中领悟到一条朴实的道理：说空话无济于事，踏实做事必有所获。最后，农业经济造就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农民固守在土地上，这既是农民自身的要求，也是主要的生存方式。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论是朝代演变、政权更迭，或者是内乱纷争、外族入侵，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始终是历史的主流。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和整体性，是中国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大背景，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现着统一性和多元性的特征。
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最基本、最原始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即以婚育为前提形成的血缘或血亲关系。所谓血缘宗法制度，就是以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作为区分高低贵贱的准则法度。宗族就是指拥有共同的祖先，有着共同血缘关系的人的集合体。宗与族互为依存，同宗者必同一血缘，共祭同一祖庙；同族者必有共同的所尊之祖、所敬之宗。在“宗族”这一概念中，祖先崇拜和血缘关系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血缘关系是祖先崇拜的基础，祖先崇拜又是强化血缘关系的纽带。
宗法制度是与封建统治、自然经济相匹配的组织形式。血缘与国家政权结合起来形成了国家政权中的宗法世袭制度。王位和官职的世袭，便形成了中国社会的家天下。儒家学说的政治理想就是把血缘宗法思想贯彻于整个社会生活之中，汉代的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强调君权、父权、夫权，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核心和纽带而提出的封建统治原则。
宗法制度是中国社会最基本、最普遍、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制度。它是一系列古代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重要基础。宗法关系和宗法观念存在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诸多领域，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宗法制度已经逐渐消失。
中国文化是与外国文化对举的概念，是指中华民族及其祖先在自己脚下这块土地上创造出来并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文化总和。中国文化是一个历史的、动态发展的概念。最初，“中国”并不具有国家实体的含义，而是地域概念。中国的“国”字是个象形字，本义是城邑，“中”是中心。父系氏族公社以后，由氏族部落联盟首领演变而来的国君，普遍采用筑城而居的方式，统治本城邑及其周围地区（“野”）。由于居住在黄河中游一带的夏人处在地望的中心，故最早的“中国”指夏人所居之城，指的是以洛邑为中心的地区。夏人也就是中国人，《说文解字》载：“夏，中国之人也。”随着华夏族及后来汉族活动范围的扩大，“中国”一词包含的范围也在扩大。
所谓传统，就是世代相传且具有根本性的事物、行为、制度、信念的总和。“传”本义是“驿”。古代国家政令等重要信息的传递主要依靠在驿站不停地更换车马才能达到。后引申为传授、延续、继承、相传等。韩愈《师说》载：“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统”本义是蚕茧的头绪，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载：“众丝皆得其首，是为统。”后引申为纲要、根本、世代相承和彼此联系的事物。传统作为单一概念是汉代以后出现的，它正是取了“传”的相传、继续和“统”的根本之意。所谓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保留在每个民族中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它是一个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有着特定的内涵和占主导地位的基本精神。它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一个民族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衍生出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文化为主干。
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内在的动力，也就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关注的对象是人”，可以说主要是一种“哲学人类学”。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中国文化侧重于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修养问题。中国哲学，无论儒、道、佛，本质上都是一种人生哲学。从总体上看，以儒道两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尤其以儒家为代表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后来的封建社会中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创造性的发展。必须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与西欧14～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人文主义在文化精神上存在着本质区别。中国人本主义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西方人文主义则以个人为本位，以法治为中心。中国文化重人，在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基础上，将个体融入群体，强调伦常观念，强调人对于集体和国家的义务，是以道德修养为旨趣的道德人本主义。
“天人合一”是中国人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就是肯定人与自然相互统一。然而“天人合一”思想又不仅仅是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也是一种关于人生理想、人的最高觉悟与境界的体现。
“天人合一”思想在春秋时就已有之。《周易·大传》说太极生两仪是万物的根源。“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序卦传》）就肯定了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汉代思想家董仲舒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人与天地万物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张载说：“若阴阳之气，则循环迭至，聚散相荡，升降相求，氤氲相揉，盖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无方，运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谓之何哉？”（《正蒙·参两》），又说：“一物而两体，其太极之谓与！阴阳天道，象之成也；刚柔地道，法之效也；仁义人道，性之立也。三才两之，莫不有乾坤之道。”（《正蒙·大易》）《春秋繁露·阴阳义》也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所以阴阳相互作用、相互推移的规律是贯穿自然界与人类的普遍规律。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强调了人也要服从自然规律。
孟子认为，人性是天赋的，所以知性便能知天。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张载也说：“性与天道云者，易而已矣。”（《正蒙·太和》）性与天道具有同一内容、同一法则。
张载接受了《周易·大传》中的“天人协调”思想，指出：“天能谓性，人谋谓能。大人尽性，不以天能为能，而以人谋为能。故曰‘天地设位，圣人成能’。”（《正蒙·诚明》）说明人不仅应该尽天性，还须尽人谋，以补自然的不足。张载还提出“天人合一”是“诚明”境界，“诚”是最高的道德修养，“明”是最高的智慧。以“天人合一”为诚明，也就是以“天人合一”为最高觉悟。
到了宋代，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他在《正蒙·诚明》中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还包括了贵“和”、持“中”的思想。注重和谐、坚持中庸，和为贵，追求天人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这种和合、持中的思想流淌在中华民族文化肌体的每一个细胞中。
中国文化是“和”的文化。意思是和谐与协调，不走极端。“中”“和”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
“和”的思想在孔子之前就已经产生，孔子对“和”也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把对待“和”的态度，作为区分“小人”与“君子”的标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把和作为处事、行礼的最高境界。老子也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认为道蕴涵阴阳两个方面，万物都包含着阴阳，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也是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先秦的思想家把“和”与“合”结合起来，“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是结合、合作、融合。
与“贵和”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是“尚中”，“和”是一种状态、一种理想境界。而达到“和”的手段与途径则是“持中”。这个“中”一是指事物的“度”，是恰如其分、不偏不倚，即“中庸之道，不偏不倚”，中庸的“中”又有中正、中和、不偏不倚等含义，“庸”是用的意思，“中庸”就是用中之意。中庸也就是把两个极端统一起来，采取适度的中间立场。二是对事对人，都不能走极端，避免两极而取其中。所以中庸之道的真谛在于坚守中正，寻求适度，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儒家的思想家们把“和”与“中”看得非常重要，《中庸》指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与“和”相辅相成，运用得当，就能实现万事万物的理想。所以，守中，不走极端，成为古代中国人固守的人生信条。
中庸之道成为一种根本的处世之道，一种境界。要达到这一境界，必须经过五个步骤：“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
中国文化是农耕文化，具有伦理型的特征。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地域广阔的国家，尊亲崇德是维系国家和谐关系的主要精神纽带。
尊亲的具体要求就是讲孝悌，“百善孝为先”。孝是指“善事父母”；悌指“敬爱兄长”，孝悌之心可以推而广之，由尽孝而尽忠，由事兄而敬长。家庭血缘的亲情进一步放大，可以作为社会一般成员之间的和睦相处的伦理准则。在维护宗法制度方面，“家”与“国”、“孝”与“忠”看似不同层次、不同概念的两对范畴，却绝对地统一起来，绝对的一致：因为“家”是“国”的基础，有小家才有国家；“国”是“家”的延伸，国家固小家稳，所以对祖宗、父亲孝敬的家庭成员，转而作为社会成员，不可能对君上不忠。
“德”的内涵十分丰富，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礼义廉耻、忠孝节义等。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达到“德”必须经过人格修养，道德升华和人格的完善必须通过“正心”和“修身”的途径来实现。孔子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做到这些才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因此“立德”成为中国人超越生命价值的永恒追求，也是成就中国人伟大人格的根本所在。在“三不朽”中以“立德”最为难能可贵，要建功立业，就要加强道德修养，具备世人推崇的高风亮节。
《周易·乾卦》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健，是刚健、刚强不屈；自强不息，是积极向上、永不停止。日月星辰，运行不已，从不间断，应为刚健，人应效法天的运行而自强不息。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论语·子罕》）王守仁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王阳明全集·教条示龙场诸生》）因此“志”是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没有远大的理想和奋斗的目标，不可能成为有作为的人。
立志之后，贵在刻苦努力。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孟子·告子下》），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水滴石穿、铁杵磨针，鞭策人们吃苦耐劳、自强不息，付出常人难以想象和承受的辛劳，才能成就大事，达到人生的目标，实现人生的最高理想与境界。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司马迁宫刑著《史记》等，同样体现出逆境中坚韧不拔的自强不息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不断地汲取和融合了祖国母体文化中的各种思想营养，同时也吸收了外国异质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它始终紧扣历史脉搏，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并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地赋予新的内容。
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极其重要的阶段，它处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开创时期，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是几千年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源头。先秦时期思想和学术十分活跃，百家并起，学派林立，出现了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农家、杂家等著名学派，孔子、墨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一大批思想家，形成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
儒家是先秦诸子中颇有影响的学派，由思想家孔子创立。孔子建构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学说。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是一个哲学范畴，最本质的含义是“爱人”。“仁”是人的本质，凡是人都有“爱人”的义务，“爱人”具有绝对和普遍的意义。
“礼”是外在行为的规矩准则，包括秩序体系、行为规范、法律纲纪、修身依据、治国之器等。在政治层面，“礼”是立国、治国的纲纪，国家的组织系统、典章制度、法度等，都依靠“礼”来维系；在教育层面，“礼”是一种教育方法，旨在培养人的理想人格；在社会层面，“礼”是群体性生活的秩序，是人伦活动的规范。
道家以“道”为最高范畴，认为“道”是世界本源。“道”为天地之母，化生了天地万物。“道”不可言说，表现为“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是“无”，“天地万物”是“有”，“道”生“天地万物”，就是“无中生有”，即世界的一切都是“道”所派生的。
墨家曾与儒学一起并称为先秦时的显学。墨家主张“兼相爱”，认为爱是不分亲疏、不分厚薄、没有等级的、普遍的爱。墨家主张节用，反对厚葬一类的奢侈；主张“尚力”，强调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地位，即所谓“赖其力者生”。在先秦时，其影响很大，“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仲春纪·当染》），但到秦汉以后，墨学逐渐消失。
法家代表人物是齐国的管仲、郑国的子产及韩国的韩非。由法、术、势构成其思想体系，即以政令、策略和权势三者为法家的理论基础。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崇尚暴力，主张实行文化专制主义。
另外，还有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以孙武、孙膑为代表的兵家以及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等，百家并起，盛极一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汉唐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是封建制度确立和走向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有极大的发展，先后出现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几种思想理论形态。
汉代经学是汉代思想文化表现的特殊理论形态。西汉初，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推行，儒学被定于一尊，儒家思想成为官学，变成了国家的权威理论，作为儒家思想文化的载体的儒家著作为统治者所推崇，被奉为经典。西汉统治者尊《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至东汉又增加了《孝经》《论语》，合称“七经”。为了加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从汉文帝开始朝廷便设立博士，至武帝时“立五经博士”。不仅如此，经学与仕进相结合，朝廷推行“以经取士”制度，经学家名为“经学之士”，可以做官，公卿、大夫、士吏大多由经学出身，形成了“累世经学”。至两汉之际，分化形成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派别，至东汉虽已走上僵化，但它适应了汉代政治统治的需要，曾起到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
魏晋玄学是汉代经学衰微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思想文化理论形态。其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等。魏晋玄学是以《老子》《庄子》《周易》，即所谓“三玄”为主题，表现出以援道入儒，用道释儒的特点。玄学作为儒与道相结合的理论形态与两汉经学有显著区别，它以“贵无”为宗旨，在“贵无”思想的影响下，玄学家们鄙视世俗，故作旷达，言谈风度代替了缙绅礼仪，抽象思辨的玄谈代替了章句训诂。
宋明理学称之为道学，又称之为新儒学，历时七百余年，比历史上的经学、玄学、佛学统治时期都长。宋明理学是儒、道、佛三教合流的产物，抑或说是在儒学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道教、佛教的思想而建构的一种新儒学思想体系，理学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新理论建构，在学术主旨和学风问题上较之前代有显著的变化，过去为孔门弟子“不可得而闻”的“性与天道”成为理学的中心问题。不仅如此，理学家抛弃了汉儒注经的传统，不重训诂而重义理，义理之学取代了章句之学。
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士大夫阶层面对清政府的统治，内心变得愤激和沉郁。再加上自明代就开始的资产阶级萌芽以及后来的西学东渐，在新思想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儒学失去了过去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以其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包容了明代以来的叛逆精神，吸纳新的思想，变通儒学的原则，以适应新的时代。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表现出三大特点：一是启蒙思想的兴起，二是在文学艺术上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叛精神，三是对传统文化的总结。
以上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大概历程，从先秦的初创到清代的总结，中间经过曲曲折折、起起落落。然而在历史长河的蜿蜒流淌中，儒家思想一直处于主导、主干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