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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的定义，至今众说不一，未有统一的界定。1952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合著了《文化——有关概念和定义的回顾》一书，其中列举了西方学术界1871～1951年八十年间出现的各种文化定义达164种。1952年以后，世界各地关于“文化”的新定义更是层出不穷，许嘉璐在《文化与语言》中认为，目前“文化”的定义已有500种之多。
“文”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写作
，是象形字，表示的是一个身有花纹袒胸而立之人，本义是纹理。《说文解字》解释为“错画也”，即各色交错的纹理。后世引申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文德教化等。
“化”是会意字，出现稍晚，甲骨文写作
，一个头朝上站立的“人”加一个头朝下入土的“人”，表示重生的改变，本义是教化。《说文解字》解释为“教行也”，即通过教育改变人们的言行。“化”字从“人”从“匕”，《说文解字》曰：“匕，变也，从倒人。”可以看出，“化”由一正一倒的两个人组成，要使两人和谐融洽，相顺而不悖，就需要迁善、感化和教化。后世引申为改易、变化、生成等。
“文”与“化”并列使用，最早见之于《周易·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天文”可以知道四季变更的自然规律，“观乎人文”可以使人们用文明指导行为。在这里，“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联系，“文明教化”或“人文教化”的思想十分明确。
“文”与“化”合为一词是在西汉以后，刘向的《说苑·指武篇》云：“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皙《文选·补之诗》云：“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的《三月二日曲水诗序》云：“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这里的“文化”取其文明、文雅、文治、教化的意义，也是指以文来教化。
我国对文化学的研究始于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前后，以张之洞、梁启超为代表的一些有识之士曾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定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文化热”现象经久不衰。1979年修订的《辞海》对“文化”概念的解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文化就其定义，可以大致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生产文化、制度行为文化和精神心理文化三个层次的内容，是涵盖所有人类文化成果的大文化观。狭义的文化，专指思想文化。
中国古代典籍中，“文明”的含义是文德、光明、文采。《尚书·尧典》赞美虞舜“睿哲文明”，唐代折学家孔颖达解释曰：“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所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明则是这两种成果达到一定发展水平的产物，具体指在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以个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为标志。
文化研究者往往根据各自不同的视角，对文化作不同的分类。
从时间角度，可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等。
从空间角度，可分为东方文化、西方文化、非洲文化、南亚文化等。
从地理环境，可分为大陆文化、海洋文化、草原文化、河谷文化等。
从生产方式，可分为农业文化、工商文化、游牧文化、旅游文化等。
从社会阶层，可分为贵族文化、平民文化、官方文化、民间文化等。
从社会功用，可分为礼仪文化、服饰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等。
从文化地位，可分为主流文化、亚文化（次文化、副文化）、反文化、俗文化等。
从文化构成上，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
从文化客体具体形态上，可分为茶文化、药文化等。由此，也有了“中医（药）文化”。
文化的构成分三个层面：物质生产文化、制度行为文化和精神心理文化。物质生产文化处于文化结构的表层，制度行为文化处于文化结构的中层，精神心理文化处于文化结构的深层。
物质生产文化又称物态文化，是人类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结果的总和，是构成整个文化的基础，是文化中最活跃的因素。物质生产文化以满足人类自身生存发展所必需的衣食住行等各种条件为目标，直接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利用和改造的程度和结果。
物质生产文化当中也凝聚了人类认识、改造自然的精神因素，如在传统农业宗法社会里，人们根据不同的年龄、职业、辈分等，对每一具体个人的衣食住行做了明确规定。单就服饰而言，封建时代不同品级的官员在服饰的颜色、形制、质地、图案等方面都有显著的差别。
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规章制度、组织形式，包括婚姻、家庭、政治、经济、宗教等制度，以及在人际交往的历史中形成的风俗习惯，构成人类的制度行为文化。制度行为文化包含两个层面：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所谓“在上为礼，在下为俗”。
制度文化是根据一定的观念和需要建立起来的国家制度，诸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婚姻制度等，还包括社会组织机构和工作部门的设置及与之相应的制度、规章、条例等。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周礼”是指“周之政法”。制度文化建立在物质文化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同时又带有精神文化的深刻烙印。
行为文化是在制度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民族的、地域的风俗习惯，行为礼仪，交往方式和节日庆典等。这种行为文化从属于一定的文化体系，往往超越制度文化的变更而存留下来，更具有历史传承性。
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孕育而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意识、审美趣味、民族性格等都属于精神心理文化。精神心理文化反映的是人们的内心世界，潜伏在整个文化系统的深层。具体说来，精神心理文化又可以分为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其中，意识形态与制度文化相对应，社会心理与风俗习惯、行为文化相对应。
在文化结构的三个层次中，精神心理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人生态度，以及由此决定的行为准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差异的关键是深层文化的不同。
民族群体性是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文化的基本属性。比如，中国人过中秋节、除夕、元宵节、春节、端午节等，西方人过圣诞节、愚人节、情人节等。这些不同民族的节日习俗蕴含着浓厚的民族情结，它能使不同的人在同一时间，怀着相同的观念和情感，去做同样一件事情，实现同一个目标。文化成为民族划分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本身就说明了文化的民族性特点。世界上的大多数文化是民族文化，是既往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的理性积淀。特定的民族文化反映着特定民族的政治传统、思维定式、伦理观念、价值取向和国民品性等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底蕴及其价值体系。
文化带有地域限定性特点。地域性是文化发生、生长的土壤。人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还说“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这说明，长期生活在某一个地方的人们，由于地理环境、自然气候等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道德观念。比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的差异，就明显地表现了地域限定性特点。这种差异可能是从语言到饮食、从做事到思想、从礼俗到观念等全方位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传说和理论学说与中国这片黄土地相联系，如中医学中五行与东西南北中五方的相配关系、与四季的关系，都与中国所处的纬度有着紧密的联系。
历史传承性特点也称为文化的传统性特点，是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尤其体现了这一特点。
文化在历史中发展，文化是历史的沉淀。由历史形成的文化模式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方式，尤其是以哲学、宗教、道德、伦理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文化，它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不同，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过时，失去它的直接作用，但思想文化中所蕴含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却根深蒂固地潜藏着，这种潜藏的基因在某一天就会显露，这是“文化遗传”的现象和规律。今天的中国文化，是昨天中国文化的延续，又是明天中国文化的母体。但是不管文化潜藏还是显现，既已形成的文化传统总是一以贯之的。文化以语言为其贮存传统的宝库，语言不灭，文化永存。
文化在一方面固然有其明显的历史传承性，另一方面又具有一定的现实变异性。尽管文化具有明显的传统特点，但并不是说文化是一成不变的，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但它总在不时地抖落其身上的尘埃，表现出新的面貌，而有着活的生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物质文化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社会的文明程度，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认识与改造世界的能力不断提高，文化的内容也不断地增加、更新和发展。在历史进程中，有的文明逐渐消失，有的文明被另一种其他文明取代。在文化力的交相作用下，各种文化会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文化的功能是指文化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文化的功能是巨大的、多重的，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文化的承传功能是指文化可以被认知、继承和传播的功能，或称之为文化的认知和传播功能。当人类过去的活动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只有在文化中还能存留着这些前尘影事的印痕，起着“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作用。
文字是人类伟大的创造，它既是人类文化的现象，又是人类文化的载体，它对文化的记录和传播功能是相当巨大的，它可以超时空地把人们的思想传之远方，遗之后世。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领略先民所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化并加以继承，靠的就是文化的承传功能。
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同样具有承传功能。一种劳动工具、一种生活用品、一种特色建筑、一种艺术装饰都可以使人感受到昔日故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沧桑和思想观念的底蕴。如我国古钱币外圆内方的造型既表现了古人天圆地方的认识，又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故宫建筑艺术就展现了古代帝王的皇权威仪等。
同时，由于文化已经渗透在社会各个层面，所以社会的各个领域也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和表现出文化的信息，在学科的各个门类中也都承传着文化母体的因子。比如，中医学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表现形式，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在中医学领域中承传着许许多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
文化的教化功能是指文化对人的教育感化作用。
人从出生开始，就无可选择地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家庭、学校和社会都是一定的文化环境，家庭熏陶、学校教育、社会上的各种规章制度、风俗习惯都在不同程度地制约着、影响着人们。
文化的教化功能不仅表现在文化的外在层面，如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这些深层结构。随着文化环境的改变而变化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趣味，正是文化的教化功能的具体体现。
同一个社会群体的人们，在同一文化类型或模式中得到教化，从而产生相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审美情趣、喜怒爱憎，而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形成一种集体意识和力量，这就是文化的凝聚功能。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之所以能“类聚”“群分”，其内在根源就在于相同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底蕴。张岱年先生在《儒家与现代化》一书中说：“一个凝聚力，一个同化力，都不是简单的，都有其思想基础。”就中国文化的凝聚力来看，这个思想基础主要是儒家文化。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既不是经济利益聚合力，也不是单纯的种族血缘认同力，而是长期历史积淀下来的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即文化凝聚力。具体表现为：万物一体、天人合一、天下大同的价值取向，使海内外炎黄子孙产生了很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内向互济、贵中尚和的处世精神，给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提供了基本动力和条件。
文化的调控功能主要靠制度行为文化和精神思想文化来实现。原始社会没有阶级，没有国家，也没有法律，于是靠原始的宗教信仰、宗法观念、传统道德来调控。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礼乐制度是主要的调控手段。在历史上，汉代的制礼作乐，宋明时期的推崇理学，都是文化调控作用的具体体现。而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社会的重大变革都以文化为先行，如五四运动、“两个凡是”论争，新时期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也是以文化为先行的。即便是在法制社会里，法律只能是对道德底线的最后保证，更高层次的社会调控仍然需要依靠道德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