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2008年9月，因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导致了全球金融体系失灵，世界经济经历了严重的衰退，全球陷入了金融危机。为摆脱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各国中央银行都实行了大胆宽松的政策，但此后经济复苏步伐却十分缓慢。以美国财政部前部长劳伦斯·萨默斯的长期萧条理论为开端，各国学者围绕着经济长期萧条的发生原因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至今未形成定论。

日本的经验为探讨经济长期低迷的发生机制提供了重要启示作用，是因为欧美国家的长期低迷期只有十余年时间，而日本经济的低迷期从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开始计算，已经持续了近30年。在此期间积累了足够多的数据，因此能够对低迷的发生机制以及对策等进行客观地分析。另外，日本经济也同欧美国家一样，遭受了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

本书旨在通过实证分析，阐明日本经济21世纪以来停滞不前的原因。

我们来概括一下本书的主要研究结果。在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发生机制方面，企业的长期预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使进入21世纪，企业对日本经济的长期发展前景仍持悲观态度，并因此导致企业的行为趋于保守。从员工非正式录用逐步取代正式录用可以看出，通过节约成本创造利润这样的重组型活动已成为常态，设备投资活动持续低迷。设备投资低迷这类需求不足，导致生产设备老化，从长期来看，也与生产效率增速放缓密切相关，从供给层面加剧了低迷。

我们也对企业悲观预测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企业产生悲观预测的原因不是生产力增长等供给因素，而是需求因素，特别是消费增长率低。此外，通过研究发现，导致消费不振的背景包括家庭对社会养老制度脆弱性的认识不断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的增加。也就是说，家庭为了降低对社会养老制度的不安全感，开始增加预防性储蓄。同时，消费不振也导致了企业的悲观长期预测，使企业在进行设备投资时更加慎重，最终导致了日本经济停滞不前的结果。

基于以上原因，政策方面的意义十分明确。最重要的是要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使其都能够作为正式员工被录用。作为正式员工被录用的家庭，能够从长远角度制订和执行他们的消费储蓄计划，而且为应对未来不确定性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动力也会降低。对于政府来说，重建国民可信赖的社会养老体系成为一项长期挑战。通过实行这些政策，彻底消除弥漫整个社会的“闭塞”感，才能使日本经济从长期停滞不前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与资产负债表型衰退假说

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陷入了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的经济困境。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产生的资产泡沫在20世纪90年代宣告破灭，自此日本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衰退迹象。滨田宏一、崛内昭义将经济低迷的原因分为四类，包括日本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结构性问题理论）、财政政策错失时机导致的失败（财政政策因素理论）、金融政策诱发通货紧缩的失败（金融货币政策因素理论）、不良债权早期处理的失败导致银行机能低下（银行机能低下因素理论）。其中，银行机能低下因素理论的延伸论点认为，贷款人和借款人资产负债受损导致了经济的长期低迷，也就是资产负债表型衰退假说。日本城市地价价格指数自1990年9月达到峰值后，在2005年3月探底，在那期间近15年时间都在持续下跌。由于地价的暴跌，金融机构持有的许多贷款资产全部转化成为不良债权，同时作为债务人一方的企业或家庭，由于债务总额超过资产总额，陷入了债务过多的窘境。

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受损时，会通过各种方式对其经济活动产生负面影响。我们知道，在资本市场不完备的情况下，债务人的资产负债状况会影响其筹集外部资金的成本。如果债务人和债权人（银行）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外部融资成本和内部融资成本之间就会出现“外部融资溢价”的背离。外部融资溢价反映了在收集债务人信息并监视其行动时产生的成本，以及因道德危机产生的成本。此外，外部融资溢价为可抵押净资产与借款人未偿还债务之比的递减函数。所以，当出现地价下跌等负面冲击，导致借款人的资产负债受损时，由于外部融资溢价的上升，外部融资成本也会上升，债务人的经济活动就会受限。

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也会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如果产生不良债权，导致银行的资产负债受损，会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第一种方式，银行资产负债受损会对其放贷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对借款人的行为产生影响。在银行已经产生不良债权的情况下，为了防止不良贷款数量增加，银行会对与贷款相关的活动进行严格审查，而且还会强化贷款发放后的经济监控行为，这就会提高与贷款相关的边际成本，对贷款产生负面影响。第二种方式，为了处理不良债权，银行内部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因此对新增贷款的审查、监测活动会出现延迟，导致放贷的减少。此外，为了修复已受损的资产负债情况，银行会投入大量资源，这就导致为客户提供的各种金融服务（管理咨询、人员派遣、委托业务、公司债券承销、结算服务等）的质量下降，也会对顾客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

我们基于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家庭的微观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通过分析得知，资产负债表型衰退假说能够对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做出强有力解释。有关对银行放贷行为的影响，我们发现，不良债权的增加主要以大型银行为主，向中小企业以及非制造企业发放贷款的现象减少了。

关于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我们发现，20世纪90年代，金融机构或者非金融企业出现资产负债受损时，对影响企业长期发展能力的设备投资、用工情况、研发投资活动（R&D投资 ）等产生了抑制作用，而且这种趋势在中小企业中表现尤其明显。

关于消费行为，我们基于日本总务省《全国消费调查》的数据，对泡沫经济破灭后，家庭债务余额对消费产生的影响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泡沫经济破灭后的1994年和1999年，住房土地相关的债务余额除以基于市场价格的住宅土地资产，得到的负债率（ DEBT ）对消费行为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资产负债表型衰退假说能否解释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

资产负债表型衰退假说如果能够作为解释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衰退的强有力假说，那么是不是也可以用来解释21世纪以后日本经济的表现呢？我们可以确认的事实是，21世纪以后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状况有所改善。

图0-1显示的是1998年3月至2019年3月，日本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率，即贷款风险管理余额除以贷款余额的比例。各大银行（包括城市银行、原长期信用银行、信托银行）的不良债权率在2002年3月达到顶峰（9.42%）后出现了急速下降，2019年前后维持在1%左右的低水平；地方银行业也出现了相同的趋势。在2002年3月到达峰值（8%）之后，不良债权率稳步下降，2019年3月已降至1.76%。虽然合作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率水平明显高于各大银行和地方银行，但自2003年3月开始也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企业各部门的资产负债状况。图0-2显示的是日本制造业不同规模企业的银行借款比例，即1980年以后，企业的银行借款余额除以其总资产的比例 的变化情况。20世纪80年代，随着金融自由化、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大型企业由传统的向银行贷款筹资，转而通过发行债权和股票的方式进行筹资活动，因此银行借款比例出现了大幅下降，而且这一趋势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仍在持续。中型企业方面，21世纪以后，银行借款比例也在不断下降。中小企业方面，整个20世纪80年代，银行借款比例出现了上升趋势，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银行借款比例也在一直下降。

图0-3显示的是非制造业不同规模企业的银行借款比例变化。从图中可见，中型企业、中小企业的银行借款比例在整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都是上升趋势，但是中型企业自1997年以后，中小企业自1998年以后出现下降趋势。另外，大型企业的借款比例下降趋势自1998年以来一直在加速，而且自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不论企业规模大小，银行借款比例都降低了。

用家庭借款余额除以土地和固定资产总和得到的家庭借款比例，也出现了类似的走向。1994年激增至19.3%，2004年后上扬势头戛然而止，之后一直稳定在27%的水平。

综上所述，各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状况在21世纪后有了很大改善。因此，如果资产负债表型衰退假说仍具有说服力的话，进入21世纪后，日本经济就应该出现复苏的迹象。但是，多项统计指标显示，日本经济依然停滞不前。图0-4显示的是1985年以来，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的变化。虽然1991年到1999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平均值为1.02%（以2000年为基准），2000年以后的平均值为0.92%（以2011年为基准），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值。为了排除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除去2019年和2010年，再次计算出的平均值，也仅比20世纪90年代高出了1.09%，差距并不明显。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看，没有证据表明日本经济在21世纪出现了明显的复苏迹象。

从家庭的意向调查来看，也没有证据表明日本经济2000年以后出现了复苏迹象。日本厚生劳动省 的《国民生活意向调查》，是一项针对国民生活意识展开的调查，主要内容是“对家庭的综合生活状况有何感想”。图0-5显示的是1986年以后，在调查中回答“生活艰难”和“生活舒适”的家庭占比变化。2000年以后，回答“生活艰难”的家庭占比持续上升，2000年至2014年增加了11.7%。与此同时，回答“生活舒适”的家庭占比在2000年以后保持了平稳状态。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企业的意向调查结果。日本内阁府 《企业行为相关的问卷调查》中，提出了“企业对未来5年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如何预测？”的问题。图0-6显示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预期，在整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企业的长期预测出现大幅下降。2000年以后，虽然大幅下降的趋势画上了休止符，但长期预测的状况并未改善。2007年以后，经济增速的预测值维持在1%左右的低水平运行。

如此一来，虽然各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状况在2000年以后有了明显改善，但是日本经济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如果资产负债表型衰退假说无法有效解释2000年以后日本经济的低迷状况，那么其替代假说又该是什么呢？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提出一个新的假说，并对其有效性进行验证。但是在提出新假说之前，我们需要对截至目前，围绕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原因展开的各种讨论进行梳理、总结。

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发生机制：对前期研究的梳理

有众多的学者致力于研究并阐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发生机制，导致长期低迷的原因大致分为三大类，一是市场“新陈代谢”机能失灵；二是经济政策的失败；三是不确定性的增加。我们认为，这些原因都是日本经济内部固有的结构性因素，从需求层面和供给层面对日本经济产生影响，导致了长期低迷的出现。

我们先从第一类因素——市场“新陈代谢”机能失灵入手。如果市场“新陈代谢”机能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那么拥有高生产效率、高技术水平的企业就会进入市场，反之那些低效能企业则会相应地退出市场。经济学家理查德·卡巴莱罗等人认为，正是因为市场的这种自然选择机制在日本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才导致了长期低迷的结果。

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历经多年培植起来的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有关。一直以来，日本的银行通过长期稳定的投融资关系，掌握和积累了关联企业的信息。由于银行在前期的审查和监察活动中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所以当这些关联企业面临经营困境时，银行认为如果追加投资能够产生少量利润，即使到目前为止的总收益为负，继续放贷（追加贷款）也是上策。尤其是在1988年7月通过的关于银行资本充足率国际统一标准——《巴塞尔协议》的影响下，经营国际（国内）业务的银行资本充足率维持在8%（4%）左右的水平。这就导致，为了使自身的资本充足率维持在最低水平之上，银行会通过追加放贷的方式，防止那些濒临破产企业的不良贷款浮出水面。如此一来，那些原本应该退出市场的低效能企业（僵尸企业）却留了下来，阻碍了高效能企业进入市场的步伐。在市场“新陈代谢”机能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的背景下，就无法期待生产力的提高，从供给层面导致了经济低迷。

针对这些论点，深尾京司运用全面实证分析方法，对这一假说进行了验证。他使用生产率动态分析方法，将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分解为四个方面：①通过改进生产技术和降低成本，达到提升企业和商业机构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内在效应）；②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和商业机构通过扩大业务范围，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和商业机构通过缩减业务范围，达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再分配效应）；③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和商业机构，通过新开业务达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进入效应）；④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和商业机构通过停业、闭店达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退出效应）。

深尾京司将生产率动态分析方法应用于各种数据集，对市场“新陈代谢”机能进行了实证研究。运用日本经济产业省《工业统计表》微观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明显放缓，主要是内部效应作用的结果。此外，他还使用上市公司的长期面板数据，对市场“新陈代谢”机能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无论制造业还是非制造业，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是内部效应作用的结果，再分配效应、进入效应以及退出效应的贡献很小。而且，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上市公司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仅在1990-1995年的较短时期出现了停滞，1995年后一直加速上升。

进入21世纪，学术界还出现了关于僵尸企业迅速复苏的实证研究。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研究员权赫旭等人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负债累累的企业，在21世纪初期的繁荣时期，也通过减少生产要素投入、大刀阔斧的企业重组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福田慎一、粕谷宗久对2001年被确定为僵尸企业的后续发展动向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许多企业的股价在21世纪初期有所上升，市场表现有所改善。在他的报告中提到，为了提升业绩，企业自身开展了降低人工成本、压缩资产等重组活动，同时还辅以与其他企业结盟、业务整合等管理结构改革，以及债务减免、减持、增持等金融支援手段。中村纯一、福田慎一对摆脱僵尸企业定位的企业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许多的实证分析都否定了由于市场“新陈代谢”机能失灵导致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的观点。

引发经济长期低迷的第二类因素是经济政策的失败。星·卡莎布、福田慎一指出，各种政策失败效应的叠加导致了经济长期低迷的出现。金融监管部门在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处理不良贷款的同时，却不断地向僵尸企业放贷，使僵尸企业得以残喘，妨碍了市场“新陈代谢”机能的发挥。此外，由于金融政策的失败，在面对泡沫经济破灭的局面时，政府没有及时实行大胆宽松的货币政策，防止通货紧缩的出现。如果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不够，就会导致以设备投资为首的弹性利率需求减少，从需求层面导致经济低迷。

另外，星·卡莎布认为，政府监管行为的存在也使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从供给层面导致经济长期低迷。

关于政府的财政政策，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日本政府采取了巨额的财政刺激政策，也因此导致了巨额的财政赤字，这被认为是财政政策的失败。与巨额财政赤字发生相关的金融崩溃风险评估，目前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模拟分析报告。众多的研究都发出了这样的警示：如果继续维持现有的税收、社会保障制度，日本的公共财政将无法继续。

引发长期低迷的第三类因素是不确定的增加。有观点认为，2000年以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导致企业在采取经济行为时变得更加谨慎。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定期发布的日本政策的不确定性指数，是为量化政策不确定性，以及与政策高度相关的经济前景不确定性而创建的指数。比较20世纪90年代（1991-1999年）和2000年以后（截至2019年12月）的不确定性发现，前者的平均值为103.3，后者的平均值为106.0，差距并不是很大。但是，对每项政策两个时期的不确定性平均值可以看出，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在2000年以后大幅上升。

另外，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其中备受关注的是近年来欧美国家出现设备投资停滞的原因。2014年，刘易斯等人根据发达国家的数据提出，大部分的设备投资停滞都是由于需求不足、债务增多以及经济环境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导致的。班纳吉和布西埃等人发表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投资低迷主要是由预期需求、预期利润的下降以及不确定增加导致的。设备投资低迷现象不仅出现在发达国家，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有出现。科斯等人也认为，政治、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是导致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日本，田中贤治发现，1990年以后设备投资对于托宾 q 的反应能力下降，并指出其原因就是不确定性的增加。如上所述，不确定性的增加导致高度不可逆的设备投资的大幅减少，从需求层面导致了长期低迷的出现。

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围绕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发生机制展开的相关讨论。可以从供给、需求两个层面把握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发生机制。供给层面的代表性假说，是市场“新陈代谢”机能失灵引发低迷。僵尸企业留在了市场上，阻碍了新企业的进入，导致生产效率增长缓慢。但是，到目前为止的实证研究结果否定了这一假说。虽然20世纪90年代生产率增速放缓，但并不是因为市场“新陈代谢”机能失灵，而是因为市场存续企业生产率增速放缓导致的。此外，在21世纪，许多僵尸企业的复活提高了生产效率。

但是，僵尸企业的复活与21世纪的低迷不无关系。僵尸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不是因为他们引入了高效率的生产设备以满足未来的需求增长，而是因为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这种不切实际的经济复苏，反映出企业采取的这些消极改革，这一点在本书第3章的分析中也得到了验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组企业呈现趋势性的增加，即便企业的收益率得到提升，但对设备投资仍旧持谨慎态度。

政府的监管为供给层面的原因提供了支持。政府监管会阻碍生产效率的提升，同时导致潜在增长的停滞。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成长战略就是为了纠正这一现象。如废除基础规定、限制，就是通过放松监管来提高生产率的措施。

在需求层面，需要引起重视的是由于政策失败和不确定性的增加，导致设备投资减少，经济增长率下降。无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政策失败的典型代表。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由于在责任承担和支付结构上不平衡，导致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增加了金融崩溃的风险。家庭对于这样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社会养老金制度感到担忧，就会自动增加储蓄，而且在消费方面也会更慎重。

此外，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也使企业行为变得更加谨慎，设备投资的减少进一步导致经济增长率的降低。本书中，我们通过对企业的设备投资活动、家庭的消费储蓄行为进行定量分析，得到了支持需求层面原因的分析结果。

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发生机制：本书的立场和摘要

我认为，人们的长期预期对长期低迷的发生机制起着重要作用。自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动物精神”的概念以来，众多的研究者认识到动物精神对设备投资的重要性。但是，目前还没有学者将长期预期作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主要原因展开研究。

本书有三大主要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将企业对日本经济的长期预期与设备投资率的长期变动趋势联系在一起。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日本内阁府在发起的《企业行为相关的问卷调查》中，询问了企业对未来5年日本经济实际增速的预测，这代表了企业对日本经济长期前景的预测。长期预测会对企业的长期设备投资活动产生影响。如果将设备投资未来收益的现值与设备投资费用相等的状态称为“长期均衡”，就可以使用企业的面板数据求出长期均衡水平下的设备投资率变动趋势。我发现，通过这种方法求出的设备投资率长期均衡值与企业对日本经济前景的长期预测密切相关。

即使在21世纪，企业对日本经济的长期预测并无改观，这也与设备投资的低迷有关。如果企业对未来抱持悲观预测，其行为就会趋于保守。也就是说，企业创造出的利润不会转向设备投资，而是转为企业的内部储蓄。另外，在员工聘用方面也会持消极态度，会用工资水平较低的非正式员工代替工资水平高的正式员工，并尽可能多地通过压缩生产成本创造利润。

设备投资活动的低迷导致生产设备的老化，导致生产力增速放缓。设备投资低迷这类需求不足现象，从长期来看，会导致生产率增速放缓，进而从供给层面导致经济低迷的持续。

那么企业为何会对未来形成悲观预期，其发生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本书的第二个特征就是要阐明其中的原因。本书中，我们会通过定量分析，对决定长期经济增速预期的因素进行验证。在验证过程中，我们将从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这一角度展开分析。

需求因素包括消费增长率、民间设备投资增长率、民间住宅投资增长率、出口增长率；供给因素包括资本存量增长率、劳动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得知，企业在对日本经济的长期前景进行预测时，比起供给因素更重视需求因素，特别是现在到过去的消费增长率。

因此，低消费增长率是引发企业长期悲观预测的主要原因。那么为什么消费不增长呢？本书的第三个特征就是要对这一发生原因进行实证探索。

在厘清消费低速增长原因的基础上，我重点关注的是，在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持续流动着的“人口少子化、人口老龄化”现象。20世纪90年代，日本青年人口比重为18.24%，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12.08%。之后，青年人口数量持续下降，65岁以上人口数量持续增加。201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青年人口比重为12.19%，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28.14%。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让人们过上安定生活，非常需要建立适应老年人口持续增加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如果社会保障体系的调整跟不上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就可以说是政策的失败了。此外，如果人们认为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他们对老年生活的不安和焦虑就会增加，同时围绕生活相关的不确定性也会增加。

本书使用三大数据多维度分析消费和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关系。

数据一是日本金融广报中央委员会《家庭金融行为民意调查》中的个票数据。本书中，我们通过定量分析1984-2008年长达25年的数据，在对“因退休金和保险不够用担心晚年生活”这样的家庭群体进行识别的基础上，确定具有哪种属性的家庭划入这一群体的概率较高。分析结果显示，净金融资产额较低、没有自有住房、有欠款、低收入家庭划入这一群体的概率较高，而且这一概率在逐年上升。

此外，我们还分析了家庭对抽样区间内实施的5次社会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看法。结果显示，平均而言，养老金制度的改革起到了减轻人们对晚年生活焦虑的作用，但是因代表家庭属性的户主年龄和收入情况不同，反应也存在差异。特别是对1989年、1994年、2004年修正案，20岁、30岁的第二被保险人对其效果持怀疑态度。

数据二是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家计调查》中的年收入阶层数据。本书关注的变量是“养老保险费占工资收入的比例”。这个变量可以作为家庭对社会养老制度负担感的指标。无论家庭处于哪个收入阶层，这一比例都在逐年升高，由此我们可知，社会养老保险费用正在挤压家庭收入。此外，通过详细分析家庭的储蓄行为可知，随着家庭对社会养老制度负担感的上升，储蓄和存款这种安全的金融资产会不断增加。此外，以高收入阶层为中心，对个人养老金和企业养老金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这一结果意味着社会养老保险费占家庭收入比重上升，增强了家庭对社会养老制度脆弱性的认识，促进了家庭的金融储蓄。

数据三是庆应义塾大学收集的《日本家庭面板数据调查》中的个票数据，数据最大的特征是记录了家庭过去累计缴纳的社保费用总额。在我的研究中，将家庭累计缴纳的社保费用总额看作个人的养老资产，比较养老资产与其他资产（实物资产、流动资产）对储蓄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实物资产和流动资产对储蓄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养老资产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此外，对储蓄提取持谨慎态度的家庭中，我们还观察到这样一种明显的倾向，即社保养老费用的缴纳额增加了储蓄；我们还发现，风险回避型的家庭，为了减轻对社会养老制度的不安和焦虑，会增加家庭的预防性储蓄。

我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家庭对社会养老制度脆弱性的认识不断提高，进而导致出现了抑制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的结果。对消费的抑制进一步导致企业对日本经济的长期前景持悲观态度，以设备投资谨慎为首企业的行为也趋于保守。

本书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两个政策性含义。第一，对提取储蓄持谨慎态度的家庭，为了减轻对社会养老制度的焦虑和不安，会更倾向于增加预防性储蓄。通过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夫妻两人都是正式员工的家庭对于提取存款持谨慎态度的概率会较低。而对于非正式员工来说，由于他们的就业期、工资水平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夫妻双方都能够作为正式员工被录用，就可以大大降低此类就业风险。

2020年4月，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传播带来了新的就业风险，这是有史以来停业人数最多的一次。在2020年之前过去近一年时间，日本停业人数一直在200万人左右，但同年4月，这一数字几乎到了3倍，达到了597万人。停业人员指的是，在调查期间有工作却没有在工作的人，与从业人员一起构成了就业人员。但是，停业人员不返回工作岗位，从劳动力市场退出转而成为非劳动人口的概率远远高于非正式员工转为非劳动人口的概率。

降低就业风险，可以使家庭更好地规划未来生活，确定并执行稳定的消费计划，也与整个社会的消费增长密切相关。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营造一个无论男女，只要他们有意愿，都可以作为正式员工被聘用的就业环境，以促进消费的增长。

第二，政府面临的长期挑战是要向公众展示社会养老制度的长期愿景，同时为了实现以上目标，还要向公众展示平衡可行的养老金支付负担结构。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家庭可信赖的社会养老制度。只有家庭恢复了对社会养老制度的信心，他们才能够放心地消费，提高消费增长率。

消费增长率的稳定上升，有助于改善企业对经济前景的长期预期，也能够带动设备投资的恢复。目前，围绕人工智能（AI）的研发、物联网（IoT）、第5代移动通信技术（5G）基础设施，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技术竞争。扩大设备投资，对于日本引领技术创新竞争、改善国内信息基础设施都是必不可少的。

只有家庭和企业对未来的预期好转，才能冲破围绕日本经济的“闭塞感”，才能打开对新社会的展望。

本书的结构

本书由两部分及结语组成，第一部分是对企业行为的定量分析；第二部分是对家庭行为的定量分析；最后是结语。

第一部分由5章组成。第1章主要根据日本财务省《企业法人统计年报》数据，按规模和行业（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对1980年至今的日本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概述。第2章重点对21世纪初期，日本走出“失去的十年”这一时期进行介绍。这一时期，出口增长成为原动力，日本经济被定位为逐步走出“失去的十年”时期，在这里，我们会查明这些转变究竟是需求因素引起的还是供给因素引起的。第3章和第4章使用几十年来的制造业面板数据，从长期视角分析日本企业的设备投资行为。探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设备投资收益率有所恢复，但设备投资增速却持续低迷的发生原因。第3章是通过实证分析，验证对设备投资收益率反应下降的原因。第4章将设备投资收益与成本持平的状态称为“长期均衡”，求出长期均衡水平下（设备投资除以资本存量）设备投资率的变化情况，然后定量分析这种变化与企业对日本经济长期发展前景预测之间的关系。此外本章还对正式聘用、非正式聘用、流动性需求、债务结构的长期均衡值与企业对经济前景的长期预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第5章对影响企业长期经济增速预测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本章对企业在预测长期经济增长率时，是更重视需求因素还是供给因素进行了实证探讨。

第二部分由4章组成。第6章介绍了家庭意向调查结果，即家庭对周围经济环境的看法。第7章使用日本总务省《家计调查》中收录的各项内容，按收入阶层多角度概述了家庭行为的特点。第8章基于日本金融广报中央委员会《家庭金融行为民意调查》中的个票数据，定量分析了“因为退休金和保险不够用担心晚年生活”家庭群体的特征以及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影响。第9章使用《家计调查》收录的年收入阶层数据和庆应义塾大学《日本家庭面板数据调查》中的个票数据，对家庭的储蓄行为进行分析，特别分析了家庭缴纳的社保费用对家庭抗风险态度、储蓄行为和资产选择行为产生的影响。

结语部分考虑到2020年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的不断蔓延对日本经济，特别是家庭周边环境产生的影响，结合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实证分析的结果，推导出了政策性的含义。 LBPnR1kwTVb+0cAGRhQfPg2r3bFOry+kJDpaYa+DtG5Hb8I4ZTAyRh/J+By0Fv4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