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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喜怒哀乐的情绪没有表露出来，这叫作“中”；表露出来但合乎法度，这叫作“和”。“中”是天下最为根本的，“和”是天下共同遵循的法度。达到了“中和”，天地便各归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了。人是拥有丰富情感的动物，情感的含而不露与表露适度，是人追求的“中和”境界，而这种境界能使人延年益寿。万物有灵，大自然也需要中和以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我们今天常谈的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由英文翻译而来，这里面的“中和”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名词，和《中庸》里丰富多彩的“中和”意思大不相同，但这又何尝不是先哲们设想和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意境的今日表述？
未来已来，将至已至。这是一个风云激荡的伟大时代；这是一场与时俱进系统性的变革。在这充满挑战、机遇和变化的背景下，这部由中国最大的环境集团、全球最大的固废能源化投资运营商、中国最大的“负碳”环境企业完成的倾心之作，旨在对环境、气候、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以及绿色金融等方面做出系统阐释，助力实现“双碳”战略，服务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
当前全球正面临着两大艰难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多轮反复，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使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艰苦努力产生巨大压力。因此，在当前形势下，世界各国近期都面临如何将防控疫情、恢复经济、稳定就业与中长期应对气候变化相结合的艰巨任务。
对此，我们首先要对因果关系有清晰的认知。近几年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甚至某些难以遏制的疾病大流行，很大程度上是地球变暖带来的后果，而人类的不当活动又是地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所以，应对气候变化实质上就是人类要努力消除自身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人类自我拯救并惠及地球广大生命的空前运动，这场运动需要人类付出半个世纪甚至有始无终的艰苦努力。在这个漫长而又急迫的过程中，充满了太多的挑战和不确定性，特别是短期困难（包括突发事件）。如果因此而动摇对长远目标的努力，那长远目标就可能永远遥不可及。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天人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要和谐共处。
“天人合一”的说法源自道家，在中国文化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国学大师钱穆将“天人合一”视作“中国传统文化之归宿处”，并且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在于此”。
《周易》将天、地、人并称“三道”，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则，人之道是实现原则，二者缺一不可。《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老子勾画的宇宙运行模式。道家把天、地、人和万物看作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人是一个小宇宙，天、地、万物是一个大宇宙。
庄子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人本是合一的，但人由于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变得与自然不协调。人修行的目的，便是“绝圣弃智”，打碎这些加于人身上的藩篱，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
此后的儒、道、释等诸家对“天人合一”各有阐述。
孔子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描绘了一幅贤人志士与山水融为一体的美卷，表示人与自然的美好是相通的。孟子讲“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矣”。《荀子》中说：“天有其时，地有其材，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作为儒家思想集大成者的董仲舒，同样主张天人一体：“天地人，万物之本也。”“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汉唐时期，佛教成为“显学”，其提出“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人作为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应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至宋朝，程朱理学继承并发展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从周敦颐的以“太极”立“人极”，到张载的“民胞物与”，再到程颢的“万物一体”，都是从人与自然本原相通、生命相关、价值相联的角度，论证人类道德原则与天道的一致性。元、明、清时期，出现了诸多学派“争鸣”的景象：元朝的著名理学家许衡强调“万物皆本于阴阳”；明朝心学大家王阳明主张“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风雨露霜，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木石，与人原是一体”；清代的理学大家孙奇逢提出“天人一体”，强调人和万物的一体性、同根性。
人应如何达到与自然的和谐？
首先，人要认识自然。要对自然心存仁爱和敬畏，老子言“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要将人与天的关系内化为精神气质、人格品行，张载言“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由明察人伦而通达天理之诚，由通达天理之诚而洞明世事。
再者，人要顺应自然。孟子曰“不违农时”“斧斤以时入山林”，顺应时序，就能够“谷不可胜食也”“材木不可胜用也”，就能实现自然对人的最好的回馈。管仲为齐国制定了“以时禁发”制度，“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也是强调顺应万物生长的时节，春发冬藏，取用有度，才能用之不竭。这些都在讲顺应自然“不妄为”。
我们知道，人是地球上唯一能够制造和使用复杂工具的动物，人类的“创造力”与“破坏力”可能都源于此。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类不再被动地适应自然，而是越来越多地想利用自然，甚至控制自然，以至于要“人定胜天”。今天人类正在探索浩瀚的宇宙，马斯克正在不遗余力地要把人类送上火星，他在“人定胜天”吗？我更愿意把这些举动视为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级上认识自然、顺应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
纵观中国文化发展历程，虽历经朝代更迭、思想争鸣，但“天人合一”始终是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同时，这一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文化之根。当然，古人未拥有今天的科学知识，无法从科学原理上认识气候变化，做出我们今天的有力应对，所以实现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追求新的天人合一，只能是我们当代人的历史使命。
从热力学第二定律可以得到，孤立的系统总是趋向于熵增，最终达到熵的最大状态，也就是系统最混乱无序的状态。熵（entropy）是物理学概念，用以度量系统的混乱程度。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的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说过：“人活着就是在对抗熵增定律，生命以负熵为生。”这句话可理解为，生命的意义在于其有主动抵抗自身熵增（即熵减）的意识和能力。“熵减”的过程是一个系统在开放或得到外部能量输入的基础上，由低能态向高能态，由无序到有序的变化过程。以水为例子，水必定是从高处流到低处，这其实就是熵增的过程，最终成为一潭死水，这就是熵寂。但是地球上的水并未成为一潭死水，水其实每天都在流动，因为地球并非一个封闭的系统，来自太阳的外部能量使水得以蒸发（熵减），从而实现地球上整个水系统的循环流动。
地球曾有过“美好”的平衡态，地球的平衡可能正因人类的出现（尤其是工业文明的发展）而被打破。有考古证据显示，人类从学会用火的那一刻开始，就在改变身处的生态系统，也正是从那一刻起，人类逐步登上万灵之首的宝座，开启了改造和利用地球资源的雄伟而野蛮的征程。在人类和地球共处的漫长的征程中，人类的活动对地球的影响可看作一场熵增和熵减的博弈，一方面，人类通过科技进步和文化积累，推进了人类社会甚至部分自然环境越来越有序的发展，例如由刀耕火种的农耕社会发展到井然有序、大厦林立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人类无节制地挤占、掠夺、甚至毁灭其他生物的家园，使自然环境受到污染和破坏，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日趋强大的人类对地球资源的索取和对环境的破坏不断加速，走上了“熵增”大于“熵减”的不归路。
这些壮举既伟大又渺小！
伟大在于，人类超越了万物，成为这个星球的掌控者、主宰者；渺小在于，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视角来看，人类不过是在慢慢消耗并毁灭让自己在浩瀚星空中得以驻足的一方乐土。
地球的生态环境是这场“熵减”与“熵增”博弈中的最大受害者，生态环境破坏是人类文明起源以来，造就的最大“灰犀牛”。到今天为止，我们灿烂辉煌的一切都源于向身边环境的索取，生态环境是一个慷慨的给予者，人类却因为这份慷慨而日渐“疯狂”，当发现这份资源有限时，又开启了相互的竞争和抢夺。正如俗语常说的“1”和“0”的关系，生态环境是“1”，其他一切不过是在“1”后面添的“0”。没有了“1”，后面再多的“0”也不过是梦幻泡影。从平衡到失衡，从可控到失控，极端人士有极端言论：今天我们眼见的所有繁华，终有一天是后人眼中的“自掘坟墓”。
1952年，一场伦敦“毒雾”让还沉醉在工业化美梦的人们突然意识到生命在环境污染面前的脆弱，环境科学虽然随之受到关注，但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被当作与经济发展相悖的学科。“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没有多少人愿意主动放弃既得的财富，也没有多少人会轻易相信灾难将落在自己头上。在这样的心态下，人类渐渐失去了抵抗这种失衡状态的能力。看着环境脏乱破败，看着资源消耗殆尽，终有一天，人们开始为自己，更为子孙后代担忧，希望用当代人的努力换取文明发展的永续。虽然觉醒晚了很多，有点覆水难收、破镜难圆的遗憾，但毕竟我们已经开始行动，生态、环境、气候、碳中和等话题不再被搁置一旁，“绿色低碳发展”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其优先级逐步提高。为了挽救人类的未来，人类应该主动采取措施，加快地球的“熵减”，抑制或消灭地球的“熵增”。
发达国家开始关注环境污染问题的时间比发展中国家更早一些，这与其工业化起步早有关系，因此发达国家在绿色产业上具有先发优势。中国近年来依靠政策驱动和庞大市场推动，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快速缩小。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也更早将关注重点从环境治理进一步提升到了气候变化。其间的其他意图不在此讨论，但就气候变化而言，由于它比生态环境、空气质量更具有全球统一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解决自己国家的气候变化问题，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可能单打独斗地应对全球变暖问题。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全人类需共同做出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需要同舟共济。但共同却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又体现着人类的公平和智慧。以全球的碳中和行动为例，其本质就是人类主动地抑制地球上的“熵增”，目标是使现有的及未来的人类活动全部“熵减”。更广义地来讲，无论是环境治理也好，应对气候变化也好，都可以看作一次全人类的“熵减”行动，崇尚“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理应在这场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行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国有个成语叫“天灾人祸”。我们过往总是把天灾与人祸割裂开来，天灾就是天灾，与人祸无关；人祸就是人祸，不会导致天灾。比如，我们视环境污染为“人祸”，治理污染，说得消极一点，就是人类在解决自己“惹的祸”，说得积极一点，就是人类在不想降低（甚至不断提高）生存质量和享受生活的同时，追求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视地震、海啸、飓风、火山爆发等为“天灾”，是自然不可抗力，应对起来力不从心。但，我们审视气候变化、全球变暖这个“天灾”，却不得不与“人祸”联系在一起，是“人祸”导致了“天灾”，这个“人祸”就是碳排放问题。
温度变化引起了气候变化。工业革命之前人类活动的能量有限，没有明显地影响环境和气候，四季相连，寒暑更替，虽有极端气候和天气出现，但似乎在按照一个可逆甚至可预测的场景循环发展。但工业革命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促使地下化石能源的过度开采和利用，导致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气温快速升高，打破了由地球、大气层和太阳构成的过往气候平衡，而人类和地球其他生命都是这种过往气候平衡的结果，以人类为代表的地球生命群体需要保持这种气候平衡，否则，人类和众多地球生命将面临灭顶之灾。维持住这种平衡，就是所谓的可持续发展——惠及人类、北极熊、大熊猫和其他地球生命。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要应对的不是“气候”，而是“变化”，我们惧怕的从来不是“气候”本身，而是“变化”的后果，尤其当这个变化正在因人为原因而趋向极变、灾变。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新报告，即使是最严格的减排，也不太可能控制全球平均气温到2100年较工业化前只升高1.5℃，很可能会升高2℃（甚至更高），并由此带来气候极端化、灾难全球化。2019年，全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已经达到410.5ppm，如果实现21世纪末全球升温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就不能超过470ppm，浓度差空间只有60ppm，而近年来，二氧化碳浓度的增长幅度一直维持在3ppm/年，按此发展，20年就会升满60ppm的空间，可见实现控温目标有多艰难！
掘地千尺，沉醉于地下化石能源，无节制地开采使用，结果由“人祸”导致了“天灾”，是今天人类需要反思的现实。可能有不少人还在幻想地球可能会慷慨地自己解决问题，继续为人类做出贡献，可能还有不少人质疑付出巨大代价应对气候变化是否存在意义。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地球不再慷慨，因为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如果我们不拯救地球和气候，那等于我们在接受人类的慢性自杀，接受一场人类的自我清除行动，一场21世纪最大的无硝烟战争。
今天的很多发达国家曾是工业革命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当年大气中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者，应该对今天的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是当下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者，也应该承担义不容辞的当代责任。也许极端而正确的做法是，发达国家先把由于其工业革命导致的大气中过高的温室气体含量通过直接碳捕捉技术降下来，也算是为先辈买单，承担历史责任。而现实的问题是技术创新不够、经济代价太大。目前，从空气中直接捕集1吨二氧化碳，成本约为600到800美元。尽管成本如此之高，但迄今全球已有15家工厂从事该业务，分布在欧洲、美国和加拿大，它们每年从空气中直接捕集二氧化碳超过9000吨，其中最大的一家碳捕集工厂设在冰岛，其每年设计能力为4000吨。既然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存量不好解决，那就只好聚焦温室气体的增量问题，这就是今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必须推进的碳减排。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和资金等方面都有所欠缺，发达国家就有责任和义务从技术和资金上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这就是每次联合国气候会议谈判的重点、难点和期许的成果。
地球已经存在了45亿年，而人类只有600万年的历史，人类文明史只有6000～7000年。人类出现之前，地球早就在那里，如果没有了人类，地球依然还会在那里。人类不能没有地球，但地球完全可以没有人类，即使气候升温2℃、3℃，海平面升高2米、3米，人类可持续发展将遭遇严重威胁，但地球的可持续丝毫不受影响，它依然会围着太阳转，月亮围着地球转，可能只是地球表面海洋面积占比不是70%，而是80%抑或90%，蓝色星球会变得更蓝，水中生命可能依然“活蹦乱跳”。所以，人类追求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只是人类本身的可持续发展，顶多惠及众多陆地生命。
人类已经在熵减和熵增博弈的路上失去了自我平衡，在失衡状态下向着未知的前方不断前行，我们应该尽力延长走到终点的时间，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一线机会，而不要成为这浩瀚宇宙中独有的一方净土上的“末代人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半个世纪前，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在《寂静的春天》里为鸟叫、蝉鸣、蛙声的沉寂而呐喊，震撼了整个世界。
今天，比尔·盖茨的“从510亿吨到零排放”，则向人类发出了新的呼吁。要想阻止全球变暖，人类需要停止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人类的生存发展离不开能源资源，但在提供这些能源资源的同时，我们不能以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为代价。我们从熵增和熵减博弈的角度来看人类如何进行自我救赎，不难发现，在不可逆的发展过程中，决定是熵增还是熵减的关键是维持系统发展的能量来自系统内还是系统外，人类过去的发展过度依赖化石能源这一地球系统内能量，而忽视了直接捕获和使用源于太阳的系统外能量。为了加快熵减，人类应该更多地使用来自地球外的能量，给地球“充电”而不是加快“放电”。
“碳达峰、碳中和”就是人类加快推进的一次自我救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平衡到失衡，从修补平衡到追求再平衡，需要我们从人与地球关系定位的定式思维中摆脱出来，将目光从地下收回，让地下化石资源重归寂静和黑暗，默默见证人类与地球的和谐相处。我们进而打开思路，寻求人类、地球与外太空的更大平衡。仰望宇宙星辰，研究开发外太空的浩瀚能源；俯首汪洋大海，发展蓝碳技术与蓝色经济。
有科学家测算，如果把太阳光照地球一小时产生的能量全部集中起来，可以满足全球一年的生产、生活需要。风是由太阳热辐射引起空气流动的一种自然现象，风能本质上也是太阳能，风电也是最接近“零用地”的发电技术。使用这样的清洁电力，不仅可以减少传统化石能源的温室气体排放，还可以产生附加的环境效益，即替代化石燃料，从而降低交通运输工具、取暖、制冷以及制造工厂等多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风光”无限好！
太阳能、风能是应对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的首选。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25%，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预计届时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约60亿千瓦以上的规模，占电源总装机量的80%左右，成为绝对的主体能源。就风电而言，相比十年前，目前陆上及海上风电度电成本分别下降了1/2和2/3。预计到2050年，陆上风电机组的度电成本会低于燃煤发电的1/3，这是技术进步和规模发展的结果，而大型化、定制化、智能化与海上漂浮式等风电机组，将是今后技术创新的主要方向。同时，“风光”能源的储存和运输问题，也一定会得到彻底解决。风能和太阳能将更好地发挥协同互补作用，部分解决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和波动性问题。
在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的同时，人类也在积极发展氢能。因为氢能是一种无污染、来源广、效率高、应用场景丰富的二次能源，同时具有原材料、能源、储能三重属性。2021年7月，中国明确将氢能纳入“新型储能”。开展新能源（风能、太阳能）制氢利用，可将富余的电力转化为氢能并存储；氢储能可以突破传统电力供需的时空限制，实现精准控制和快速响应，已在多领域开展应用。例如：可再生能源制氢等工业领域以及氢燃料电池汽车等交通领域；还可以用电制氢后，再结合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合成甲醇，它又叫作“液态阳光”，从而提高新能源利用效率。
海洋是地球上最大的活跃碳库，其容量约是大气碳库的50倍、陆地碳库的20倍。海洋储存了全球约93%的二氧化碳，吸收了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产生的约30%的二氧化碳。蓝色碳汇（蓝碳）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经济方式，贡献了超过一半的全球生物途径碳捕获，它能有效地将化石能源发电产生的二氧化碳捕集，再“带回”海底，助力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再平衡。但是，我国海洋碳汇相关工作进展缓慢，未来在缓解气候变化过程中仍需要去进一步弥补。可喜的是，我国部分拥有蓝碳资源的区域，比如山东、广东已经在发展蓝碳经济，在推进海洋经济转型升级方面率先取得突破。
人类的生产、生活既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大量的有害物质，这些有害物质有的直接影响环境，被称为环境污染物，如固废、污水、PM 2.5 、酸雨等；有的直接影响气候，导致大气升温，被称为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有些有害物质（如氧化亚氮）既是大气污染物，也是温室气体，既污染大气，又导致大气升温。人类的很多生产、生活过程会同时产生这两类有害物质，比如，效率低下的能源生产和利用过程会产生大量颗粒物、硫氧化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碳等污染物或温室气体。再比如，垃圾填埋不仅占用大量土地，还极有可能污染土壤和地下水，产生的硫化氢等气体污染空气，同时又产生大量温室气体，如甲烷等。从全球来看，垃圾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占比接近2%，主要来源于垃圾填埋释放的甲烷。所以，环境污染与气候变化具有同根、同源、同时性，由此就带来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既减污又降碳，一举两得，既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又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
我们今天讲碳达峰、碳中和以及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强调几点：一是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继续产生碳排放，需要各国明确何时不再排放或净零排放，这就是碳中和。以国家为单位，很多发达国家承诺2050年，中国承诺2060年前，印度承诺207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二是为了加强过程管控，还需要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承诺何时碳排放开始下降，这就是碳达峰，中国承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很多发达国家已经碳达峰了。显然，为了顺利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的时间越早越好，峰值越低越好。三是世界每个国家的碳排放都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影响，每个国家基于其现阶段基础上进行的碳减排，都是对整个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真实贡献，国家之间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碳减排的现状和起点肯定有差异，这就是基准线，我们之所以承认这种基准线的差异，是因为这种差异并不会产生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贡献差异，发展中国家在其现状基础上减少一吨碳排放与发达国家在其现状基础上减少一吨碳排放，对气候贡献的效果是一样的。
谈及减污降碳的协同，可以拿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来进行解读。现阶段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电力以煤电为主，垃圾以填埋为主，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碳排放核算的基准线。在此基准线上，垃圾发电项目的碳排放同时关联着三个方面，一是焚烧过程会产生碳排放，主要是垃圾中有化石碳组分塑料，占焚烧过程碳排放的大部分；二是垃圾焚烧发的电可以替代煤电，间接减少了碳排放；三是垃圾焚烧避免了填埋，由此间接减少了垃圾填埋产生的甲烷等温室气体。
于是，一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碳排放的结果，就应该是垃圾焚烧过程的碳排放减去等量垃圾填埋产生的甲烷等温室气体，再减去煤电生产等量电力的碳排放量，即垃圾焚烧碳排放量（A）-煤电碳排放抵消量（B）-垃圾填埋碳排放抵消量（C）。这个结果有可能是正的，也有可能是负的。光大环境通过国际权威咨询机构，按照这个基本方法学并基于中国具体垃圾和煤电国情，测算出光大环境2020年以垃圾发电为主，同时计算生物质发电、污水处理等的碳排放为负400万吨。所以，光大环境不仅是碳中和企业，而且是中国最大的负碳环境企业。
当然，上述A、B、C三个量值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垃圾组分存在时空差异，比如南北方有差异，年度之间有差异，垃圾是否分类也有差异，如果把塑料从垃圾中分离出来，焚烧过程的碳排放会大幅减少，但没有塑料的垃圾热值会不会下降？焚烧发电量会不会下降？如果发电量下降，煤电碳排放抵消量也会下降。国内外实践证明，垃圾分类后总体热值是提高的。其实，塑料垃圾如果填埋而不焚烧，碳排放是下降的，但其环境污染后果严重，并不可取。另外，垃圾填埋后产生的甲烷等温室气体也不是跨年度均衡的，而是随年度产生变化，直至减少为零。特别是，碳排放基准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煤电被新能源逐步替代，煤电碳排放抵消量也会逐步递减，当煤电基本被新能源替代后，这个抵消量也就不存在了。同样，当垃圾不再填埋时，填埋抵消量也会不存在了，这两个方面是通过抵消因子加以核算的。
当两个抵消量都不存在了，而焚烧过程还会产生真实碳排放，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就有可能由负碳排放转为正碳排放。这种情况下，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如何维持负碳工厂甚至零碳工厂的状态，就成为一种挑战。当然，两个抵消量趋零是一个持续数十年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应对挑战的举措包括通过垃圾分类，从垃圾中分离出尽可能多的化石碳组分，同时尽可能多地增加生物碳组分（餐厨、污泥、工业垃圾等），不断提高发电效率，不断降低厂用电率，减少化石燃料原料的使用，在厂区增设光伏发电设施，直至直接应用碳捕捉技术等。
垃圾焚烧发电的环保属性远远大于能源属性，即使由于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完全替代了化石能源，垃圾焚烧发的电可有可无，垃圾处理依然是必须的，而能源化焚烧处理可能还会是主流方式。作为垃圾处理必不可少的设施，垃圾能源化处理需要做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中国废弃物处理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所占比重约为2%，虽然远低于能源工业、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但2%所对应的碳排放绝对值是不可忽略的，它比荷兰、菲律宾等国家一年的碳排放量还要多近30%。所以，在不断减污的同时，不断追求降碳乃至零碳效果，就成为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崇高的追求，也是责任与实力的体现。
企业要有核心价值观，没有核心价值观的企业如同没有灵魂的躯体。企业核心价值观因企而异，把诸如“情系”“生态”“筑梦”“美丽”等美好词汇，集中融入核心价值观的企业没有太多，光大环境就是其中独具特色的一员。光大环境的核心价值观是“情系生态环境，筑梦美丽中国”，如果是海外投资运营，则会扩大为“筑梦美丽世界”。难能可贵的是，光大环境自转型环保领域以来，深耕细作、笃定前行，用18年的心无旁骛，忠实践行着自己的初心使命和核心价值，以创造更高投资价值，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光大环境的前身为光大国际，成立于1993年，是香港主板上市公司，2020年更名为光大环境，也是情系生态环境使然。光大环境2003年转型为环保产业，从污水处理和垃圾发电两大领域切入，从山东和江苏两大区域起步，像一颗在泥土中蓄势的种子，吸收养分，生根发芽，渐渐破土而出，成长为参天大树。光大环境用18年的坚守和执着，在绿色事业中铸就了金色品牌。在《每日经济新闻》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联合出品的《2021中国上市公司品牌价值蓝皮书》中，光大环境以146亿元的品牌价值，高居环保行业榜首，而且是中国品牌价值唯一过百亿元的环保企业。
如今的光大环境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环境企业、全球最大的固废能源化投资运营商，其规模效益和综合实力已经位居世界环保业前列。2003年年底，光大环境总资产、收入和盈利分别只有20.7亿港元、0.84亿港元和0.57亿港元；2020年年底，光大环境总资产、收入和盈利分别为1582亿港元、429亿港元和60亿港元；18年时间，光大环境总资产增长76倍，收入增长510倍，盈利增长105倍！如今，光大环境的业务遍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200多个城市，以及越南、波兰、德国等国家，落实环保项目超过500个。公司位列《财富》中国500强第283位，是位次最靠前的环境企业，连续三年稳居中国环境企业50强榜首，连续十年荣登中国固废处理行业十大影响力企业榜首，2020年荣获中国政府生态环保领域最高奖“中国生态文明奖”。
作为中国最大的环境企业，光大环境的绿色产业不断完善，形成环保能源、绿色环保、环保水务、生态资源、装备制造、光大照明、绿色科创和环境规划八大业务板块。光大环境的主营业务几乎囊括了环保行业全产业链，包括垃圾焚烧发电及协同处理、生物质综合利用、危废及固废处置、环境修复、污水处理、水环境综合治理、装备制造、垃圾分类、环卫一体化、资源循环利用、“无废城市”建设、节能照明、绿色技术研发、生态环境规划设计等。在巩固提升环境治理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光大环境正在打造“环境、资源、能源、气候”四位一体的发展新格局。
作为全球最大的固废能源化投资运营商，光大环境现在每天焚烧处理垃圾12万吨，相当于全国1.5亿城镇居民一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全国行业占比高达1/4。2022年，光大环境生活垃圾及农林废弃物产生的绿色电力将超过200亿千瓦·时，可供1000万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光大环境在国内外建设运营着上百座垃圾发电厂，三次荣获中国建筑界最高奖——鲁班奖，公司投资建设的雄安垃圾发电项目是中国第一座、全球第二座地下垃圾发电厂。
光大环境作为央企中的外企，呈现出更高的效率和活力；外企中的央企，拥有更强的责任与实力。
光大环境是有格局和有情怀的企业。
光大环境的情怀，不仅体现在用不长的18年，成就了两个“最大”，即中国最大的环境企业，世界最大的垃圾发电投资运营商，也体现在邻避效应的成功化解和绿色开放的引领推动上。光大环境总结提炼出垃圾发电项目等环保设施建设运营管理的基准，即“四个经得起”：经得起看（花园式环境）、经得起闻（没有异味）、经得起听（没有噪声）、经得起测（严格检测，达标排放）。光大环境自2018年下半年起，推动以“企业整体”名义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垃圾焚烧、污水处理等上百座环保设施，成为中国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时间最早、开放规模最大、开放效果最好的企业，入选“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十佳公众参与案例。光大环境常州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是中国第一个建在社区里、无围墙、全开放且建有图书馆、健身广场、儿童乐园、咖啡屋等便民惠民设施的“邻利型”垃圾发电厂，真正完成了由“闲人免进”到“城市客厅”的转变，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简称“中央文明委”）确定为首批15家“中央文明委重点工作项目基层联系点”之一，也是其中唯一来自生态环境系统的单位。
光大环境的情怀，体现在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追求上。公司已拥有专利超过1500项，是全球在垃圾焚烧发电领域获得知识产权数量最多的企业。其自主研发的系列垃圾焚烧炉，获得生态环境部科技进步奖，其中自主制造的全球最大的1000吨/日的大型焚烧炉，填补了国内空白；光大水务参与完成的课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公司在香港设立中国光大绿色技术创新研究院，并形成香港、深圳、南京、青岛的“一院四城”科技创新研发体系。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权威机构共同发布的“2021中国新科技100强”中，光大环境作为环境治理领域唯一代表登榜。
光大环境的情怀，体现在“三碳”（Negative Carbon、Zero Carbon、Low Carbon）行动计划（发展“负碳企业”、打造“零碳工厂”、追求“低碳生活”）的推进上。2018年光大环境就实现了碳中和，2020年碳排放为-4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因而光大环境成为中国最大的负碳环保企业。围绕“双碳”目标，光大环境提出了自己的“三碳”行动计划。2021年年初，光大环境成立了“碳中和技术研发中心”，自主优化垃圾发电碳排放核算模型，承担生态环境部温室气体排放实地监测试点课题，创建了典型排放源温室气体监测技术体系。2020年光大环境获得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CDP）“应对气候变化企业优秀奖”，气候变化评估体系为最优级别。
光大环境的情怀，体现在绿色“一带一路”的投资上。光大环境是“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全球战略合作伙伴与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社会责任专题全球牵头单位。光大环境投资建设运营的越南芹苴垃圾发电项目，是越南第一座现代化垃圾焚烧发电厂，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既解决了垃圾问题，又提供了绿色电力，推进了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为湄公河三角洲的“绿色标杆项目”，获得越南政府“都市环境质量杰出成就奖”，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曾进行专题报道，光大环境在越南的另外两个垃圾发电项目也在建设中。
光大环境的情怀，体现在可持续发展与ESG的实践上。光大环境系统性ESG工作起步于十年前，光大环境可持续发展得到了投资者的高度认可，光大环境的大股东中有多个位居全球前列并专注ESG投资的资产管理公司，这也保证了2018年光大环境百亿供股计划的顺利完成，通过增资扩股一次性募集资本金100亿港元，成为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有史以来在环保领域最大的股权融资。光大环境连续六年入选“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而每年入选该指数的中资企业不超过三家。连续五年入选标普全球发布的《可持续发展年鉴》，是中国内地和香港唯一入选企业。光大环境2020年被香港董事学会评定为“香港十大企业管治最佳上市公司”，连续多年获评“亚洲最受尊崇企业”。
光大环境的情怀，体现在“大我”与“无我”的追求上。一方面，作为中国最大的垃圾发电企业，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仍在采用落后的填埋方式时，面对中国每天产生的上百万吨生活垃圾，光大环境有责任把能源化焚烧业务继续做大做强做优，减污、产能、降碳，造福人类，成就“大我”。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正视“无废城市”建设追求的三个零：零丢弃、零填埋、零焚烧。末端处置、循环利用（Recycle）、重复使用（Reuse）、源头减量（Reduce），形成文明递进过程，“一烧了之”肯定不是人类处理垃圾的技术终点，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是大势所趋。光大环境将以“无我”的情怀，大力布局垃圾分类、资源再生利用和“无废城市”投资业务，努力实践。光大环境经过反复研究推出的“分、转、拣、用、烧五点一线”垃圾分类商业模式和技术方案，努力在未来垃圾焚烧的“无我”中成就“3R”（Recycle、Reuse、Reduce）和“3C”（“三碳”），即新的“大我”。
碳中和关乎人类的现在和未来。未来已来，但有不少人还在半信半疑、观望等待，我们需要进行启蒙教育、知识普及和能力建设。碳中和的本质是能源转型，其关键是技术创新，实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美己之美，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光大环境受惠于时代之大美，必当为和美中国乃至和美世界殚精竭虑。对我个人来说，能够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在弥足珍贵的光大环境平台上工作12年，与18000多名志同道合的光大环境人，助力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并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再平衡贡献微薄之力，这不仅是在践行央企的使命担当，更是人生之一大幸事！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碳”及未来、逐“碳”而行。这部由光大环境团队独立完成的《环境保护与碳中和：详解环境气候演变与减污降碳协同》，正是我们努力的阶段性成果，请教于专家，交流于同行。
王天义
中国光大环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清华大学PPP中心共同主任、教授
2022年3月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