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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克·天行者：“不，那不是真的。那不可能！”
达斯·维德：“要相信自己的感觉，你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
——《星球大战2：帝国反击战》（1980） [1]
亚伯拉罕·布雷迪乌斯可不是好糊弄的，他是一位精明的艺术评论家和收藏家，是世界上研究荷兰画家的权威专家，尤其钟爱17世纪的大师约翰内斯·维米尔的画作。19世纪80年代，布雷迪乌斯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有一次，人们认为一幅画是维米尔的作品，但他鉴定并非如此，从此一战成名。1937年，82岁的布雷迪乌斯准备给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他刚刚出版了一本备受推崇的书，书中介绍了他鉴别出的200件伦勃朗画作的赝品或仿制品。 [2]
然而，就在这时，有一位风度翩翩、名叫杰拉德·布恩的律师拜访了布雷迪乌斯在摩纳哥的别墅，这成为他职业生涯的滑铁卢。布恩想请布雷迪乌斯对一幅新发现的画——《基督在以马忤斯的晚餐》——鉴定一下真伪，因为有人猜测这是维米尔的真迹。这位以严谨著称的老人一下子就被画作吸引了，一番鉴赏之后，他断言这幅画不仅是维米尔的真迹，而且是这位荷兰大师最优秀的作品。布恩带着布雷迪乌斯的话和维米尔的画走了。
之后，布雷迪乌斯在一篇杂志文章中写道：“看着画，我觉得我看到的就是荷兰大师约翰内斯·维米尔的杰作。虽然这幅作品与他的其他画作看起来不同，但千真万确是维米尔的手笔。”
“当这幅杰作展示给我时，我简直难掩激动之情。”他补充道，并虔诚地指出，这幅原画如处女般纯净无瑕。这个措辞真是讽刺，因为《基督在以马忤斯的晚餐》这幅作品真是假得不能再假了。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因为就在几个月前，这幅赝品是在一张旧画布上被拙劣地模仿出来，并用胶木硬化，后来再拿给布雷迪乌斯看的。
然而，就是这么低级的骗术不仅让布雷迪乌斯，而且让整个荷兰艺术界都上了当。不久，鹿特丹的博伊曼博物馆以52万荷兰盾的价格买下了这幅画。与当时人们微薄的工资相比，这个价格相当于今天的1000万英镑。为了帮博物馆买下这幅画，布雷迪乌斯本人也捐了款。
《基督在以马忤斯的晚餐》成了博伊曼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一时间观者如织，好评如潮。很快，其他几幅风格相似的画也陆续出现了。因为一旦第一件赝品被认为是维米尔的真迹，那么其他类似的赝品就可以畅通无阻了。当然骗子们不会每个人都骗，但就像《基督在以马忤斯的晚餐》这幅画一样，他们只要骗过关键人物就行。鉴赏家为它们背了书，博物馆就会展出它们，收藏家就会花巨资购买。以今天的货币计算，骗子在这场骗局里捞取了1亿多英镑，单从金钱角度来看，这就堪称史诗级诈骗。
事情还没结束。荷兰艺术界推崇维米尔，称其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画家之一。维米尔的作品主要创作于16世纪60年代，但直到19世纪末才被人们重新发现。
维米尔存世的作品不到40件，但在短短几年内就发现了6幅，这当时在文化界轰动一时。
这本应该是一件疑窦丛生的事，但却无人怀疑。为什么？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假画作。你如果把维米尔的一幅真迹和《基督在以马忤斯的晚餐》比较一下，会发现二者大相径庭。那怎么还会有人上当，尤其是像亚伯拉罕·布雷迪乌斯这样眼光独到的人？
维米尔是个真正的大师。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这是一幅色彩明亮的少女肖像：少女眼神中交织着诱惑、天真、仰慕和焦虑等复杂的感情。后来这幅画成了一部小说的灵感，并被拍成了一部同名电影，由斯嘉丽·约翰逊主演。在《倒牛奶的女仆》中，一个简单的家庭生活场景被一些细节提升，比如铜壶的渲染，而画中新鲜出炉的烘焙面包更是像真的一样，令人食欲大开。还有《窗前读信的少女》，画中的少女伫立在窗前（窗户在画面之外），借着柔和的光线，微微低头读着远方的来信。她是否已有身孕？我们看到的是她的侧脸，她把信举到胸前，眼眸低垂。画面就像一出戏剧的某个静止瞬间——我们几乎都能感觉到她在信中找寻甜蜜字眼时屏住了呼吸，我们也不禁屏住呼吸，生怕惊扰了她。这就是大师作品的魅力。
而那幅《基督在以马忤斯的晚餐》是什么样子呢？相比之下，这幅画里的人物形象难看，毫无灵气。这不是对维米尔画风的劣质仿制，这压根不是维米尔的风格。这幅画不算粗制滥造，但也不是什么绝世名画，与维米尔的作品放在一起，它显得阴沉而古板。然而，这幅画和另外几幅赝品却的确骗了全世界，如果不是因为伪造者的粗心大意和时运不济被人抓住，它们很有可能今天还在欺世盗名。
1945年5月，随着二战欧洲战事临近尾声，来自盟军艺术委员会的两名军官敲开了凯泽斯格拉特321号的大门，这可是阿姆斯特丹一个名头响当当的地方。他们受到了一个小个子男子的欢迎，这就是魅力十足的汉·范·米格伦。范·米格伦年轻时是个小有名气的画家，但很快就不继续画画了，而是改行做了一名艺术品中间商。现在他人到中年，皮肤松弛，头发花白。
也许是识人不善，他惹上了麻烦。这两名军官是带着对他的严重指控来的：范·米格伦把新发现的约翰内斯·维米尔的佳作《基督与被抓住通奸的女人》卖给了德国纳粹，卖的对象还不是一般的纳粹，而是希特勒的得力助手赫尔曼·戈林。
军官很快以叛国罪逮捕了范·米格伦。他暴跳如雷，矢口否认，试图挣脱军官。以往他那振振有词、连珠炮似的说话方式都能让他化险为夷，但这次不灵了。入狱没几天，他就崩溃了。他认罪了，但不是叛国罪，而是一个令荷兰乃至整个艺术界震惊的罪行。
“你们真傻！”他冷笑道，“你们真以为我会把无价的维米尔的画卖给戈林？我怎么可能有维米尔的画！那是我自己画的。” [3]
范·米格伦供认，不仅戈林手上的那幅，还有《基督在以马忤斯的晚餐》和另外几幅所谓维米尔的画都是他画的。这起诈骗案最后被揭穿，不是因为有人发现了这些赝品的破绽，而是因为造假者自己招供了。范·米格伦为什么要招供呢？问题是他为什么不呢？把一件举世无双的维米尔佳作卖给纳粹是掉脑袋的罪行，而把赝品卖给赫尔曼·戈林的行为不仅可以原谅，而且多少令人钦佩。
大家还有一个疑问：像亚伯拉罕·布雷迪乌斯这样造诣深厚的权威，怎么会被如此低级的赝品蒙蔽了呢？而且我们讲统计数据的书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与数字无关的故事呢？
问得好，因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一样的：当要甄别身边的各种事物时，要知道，我们往往会感性大于理性。当布雷迪乌斯写下“我简直难掩激动之情”时，唉，他当然没错，没有人比布雷迪乌斯在名画鉴赏方面更有资格，但范·米格伦恰恰知道如何用让布雷迪乌斯骄傲的资格给他挖坑。
我讲这个故事可不仅仅是告诉你一件艺术史上的奇闻逸事，我的目的是讲明范·米格伦是怎么让布雷迪乌斯上当的。明白这个道理，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会买不需要的东西，为什么会遇人不淑，为什么会给背信弃义的政客投票，特别是，它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我们总是对统计数据笃信不疑，其实只要用脑子想一下就知道那些数字肯定是假的。
范·米格伦不是一个绘画天才，但他参透了人性中的一些东西。有时候，我们被骗真是自找的。
我们很快就会回到亚伯拉罕·布雷迪乌斯被骗的原因上来。现在看来，布雷迪乌斯对维米尔画作鉴赏的深厚造诣不但没有帮上忙，反而成了绊脚石。当布雷迪乌斯见到那幅画时，他一激动，就昏头了，只能上当受骗，而我们身边同样的陷阱比比皆是。
本书的目的是让你在数字面前睁大双眼。也就是说，我首先要让你理智起来。就算你掌握了统计学方面的所有知识，说不定还是该信的不信，不该信的乱信。所以要读懂数字说的是什么，统计专业知识一定要配上情绪控制方可奏效。
对有些数据，人们不会有情绪波动。譬如我告诉你火星距离地球5000多万公里，或者说3000多万英里。很少有人会对这些数据感到惊讶，而是会追问一些理性客观的相关问题。
比如，你会问：3000多万英里是不是很远？（算是吧，它是地球和月球之间距离的100多倍，而其他行星更远）火星不是有自己的运行轨道吗，这不就是说地球和火星之间的相对距离一直在变化吗？（的确如此。两颗行星之间的最小距离是3000多万英里，有时候火星会离地球两亿英里。）因为这些数据说明的事实不会影响你的情绪，所以你就会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探究这些问题。
一旦数据反映的事实涉及人的利益，正如我们在吸烟者和癌症统计数据例子中看到的那样，人们就难免失之偏颇。心理学家齐瓦·昆达所做的一项实验也反映了同样的问题。实验中，她让参加实验的人员看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用种种证据证明咖啡或含咖啡因饮料可能会增加女性患上乳腺囊肿的风险。看过文章的大多数人觉得这篇文章说的是对的，但那些咖啡上瘾的女性却觉得说得不对。 [4]
我们对不利于自己的证据都不太信。反之亦然，当某些证据契合我们的某个观点时，我们就偏听偏信，不太可能仔细辨别证据上的漏洞。
情绪越激动，就越难头脑冷静地想清楚问题。比如，医生说你得了一种罕见的癌症，并建议你不要到处去查这方面的资料，你会听他的话吗？你如果不听他的话，到处查阅资料，发现这种癌症的平均存活时间只有8个月，你能冷静下来吗？
这就是斯蒂芬·杰·古尔德在40岁时经历的事。古尔德是研究古生物的，也是个优秀的科普作家。“我惊呆了，大脑一片空白，呆呆地坐了近15分钟。”他后来就这个经历写了一篇很出名的文章。你可以想象他的情绪，他大脑里全是这个声音：只剩8个月了，只剩8个月了，只剩8个月了。“谢天谢地，后来我又回过神来。” [5]
回过神来之后，古尔德意识到他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这8个月不是最多活8个月，而是平均值，也就是说半数患者的生命是超过8个月的，有些人甚至可能活得更久。而古尔德的病情很乐观：一是他还很年轻，二是他的癌症发现得早，三是他的医疗条件好。
古尔德的医生人很好，叫古尔德不要去查这种病的那些资料，什么都不知道最好。我们中的许多人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像一只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眼不见，心不烦。在某个实验中，实验人员采集了学生们的血样，然后给他们宣传疱疹的危险，再告诉学生他们的血样也要进行疱疹病毒筛查。因为疱疹能治好，但不能根治，它可以通过性行为传播，但预防措施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性伴侣，所以每个人都很有必要知道自己是否患有疱疹。尽管如此，不少学生，大约占20%，不仅不想知道自己是否患有疱疹，甚至愿意掏钱让人把他们的血样丢掉。他们告诉研究人员，这样的筛查太烦人了，何必多此一举。 [6]
行为经济学家把这种行为称为“鸵鸟效应”。这种现象比比皆是。例如，当股市下跌时，人们就不大去登录查看自己的股票账户。 [7] 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人们不就是通过观察股票的涨跌来形成自己的投资策略的吗？所以无论熊市还是牛市，你都应该积极参与，否则就不要玩股票了。但是，为什么在牛市时，人们总是频繁检查自己的账户，看看是否赚钱了呢？
在分析和自己有关的信息时，人很难做到置身事外，不带感情色彩，所以由于情绪的介入，事情往往会有不同的走向。在古尔德的例子中，他突然明白，刚听到那个不好的消息时，他被吓蒙了。但是，他后来查统计资料时发现，其实情况不一定那么悲观。难道他这样做不也是拼命挣扎的一种表现吗？所以，即使他否认，事后看看，其实就是那么回事。这种积极的暗示让他多活了20年，他后来是因为另一种疾病死的。
我们没必要要求自己在处理信息时像机器人一样不具感情，只要意识到自己有主观情绪介入和能够反省就能大大提高判断力。我们无法像超人那样控制自己的情绪，但能够反省。我们可以问自己：我看到这些信息时是不是受刺激了？是不是觉得信息正好证明了自己料事如神，所以沾沾自喜？还是看了让我焦虑、愤懑和担心？我是不是因为不想相信，所以才急于寻找证据证明数据是错的？
我也一直在努力不要让感情影响自己对数据的解读。几年前，我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幅支持同性恋婚姻的人数迅速增加的统计图。因为我是十分支持同性婚姻的，所以很想和大家分享这个好消息。我在看到这幅图好像是来自一家知名纸媒时，就没多想，马上转发了。
结果，马上有人回复我：“蒂姆，你仔细看一下图上的坐标轴，好像有问题。”我心知不妙。只扫了一眼，我就知道，我犯了个大错，这个错本来是多看两眼就能避免的。图中的时间轴被压缩了，所以看起来人数就激增了。虽然图表达的信息正确，即人们对同性婚姻平等的认可度越来越高，但我绝对应该把它归类成“垃圾数据图”，而不是急于与世人分享。我犯了错，因为我的感性占了上风。
我现在偶尔还会犯这样的错，但希望自己能吸取教训。
所以我现在转发东西特别谨慎，尤其是看到很多人只管转发，不管真伪。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初期，这种转发非常多，很多看似有用的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比病毒还快。一个在脸书上和朋友圈里广为流传的帖子煞有介事地教大家如何区分新冠和普通感冒，告慰人们说天气转暖就能杀死病毒，因此离谱地建议大家少碰冷水，用热水杀死病毒。这个帖子一会儿说来自“我朋友的叔叔”，一会儿说来自“斯坦福医院董事会”，一会儿又说是某个不相关的儿科医生说的。帖子内容也不全是无稽之谈，但大多数是具有误导性的推测。然而，平时都很理性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转发了这个帖子。为什么？因为他们纯属好心。这种危机情况下，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看到感觉有用的建议，就觉得有必要分享，让大家都知道。这种愿望是好的，是善意的，但太冲动，不够理智。 [8]
所以现在，每当要转发某个数据结论时，我会先留意自己看到这个数据结论的第一感觉。虽然这个办法不能百分之百地防止我上当，但有益无害，有时候也十分管用。人是感情动物，我们没必要把自己搞得跟僧人似的，八方不动。但是，我们能做到，也应该做到的是在情感蒙蔽双眼时有所察觉。
2011年，牛津大学行为经济学家盖伊·梅拉兹进行了一项测试人们一厢情愿心理的实验。 [9]
梅拉兹给实验参与人员看了一组价格变化图，其实这些是截取了股市某段时间的曲线图，但梅拉兹告诉人们，这些图显示的是近期小麦价格的波动情况。他让每个人预测接下来的小麦价格走势，如果他们预测对了，就会获得奖励。
梅拉兹将他的实验对象分为两组。告诉其中一组他们被设定为“农民”，如果他们预测的小麦价格高并正确，奖励会加倍。另一组实验对象被告知设定的身份是“面包师”，如果他们预测小麦价格便宜并正确，他们也会额外获得一笔奖金。也就是说，实验对象可能会获得两份不同的奖励：一份是因为做出准确的预测，另一份是如果小麦价格碰巧和符合他们身份利益的预测一致而获得的一笔意外之财。结果梅拉兹发现，有了意外之财的预期的确影响了实验对象的预测。农民希望小麦价格上涨，这样他们就能多拿一份奖金，所以预测小麦价格会上涨。面包师正好相反，希望小麦价格下跌，这样他们也会多获得一笔奖金，所以给出了下跌的预测。这个实验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我们的推理常常为我们的愿望和企图所左右。
还有一个例子是经济学家琳达·巴布科克和乔治·洛文斯坦进行的实验，他们让实验对象参与一件真实的摩托车车祸案子。实验对象了解了各方证据，然后被随机分配担当原告律师的角色（主张受伤的摩托车手应获得10万美元的赔偿金）或辩护律师的角色（辩称应驳回案件或降低赔偿金额）。
实验规定，获胜的一方会得到金钱上的奖励；同时，他们如果猜对了真实庭审中法官的裁定，还可以额外领取一份奖励。他们的猜测本应与角色无关，但事实上，两方都是既想赢，还想猜对，所以就都猜己方胜，这就是扮演的身份又一次严重影响了他们猜测的客观性。 [10] [11]
心理学家称之为“动机性推理”。动机性推理是指当判断某个事情时，人们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会得出某种特定的结论。比如在足球比赛中，我们总是能看到对方球员犯规，却看不到自己的球员犯规。我们越想看到什么，就越容易盯着找。 [12]
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感染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人了。他们中有些人否认是HIV导致了艾滋病，甚至还有些人根本就不承认艾滋病病毒的存在。无论是哪种人，他们的否认意味着他们不接受现在非常规范且非常有效的治疗。还有些名人也笃信这种观点，结果赔上了自己和孩子的生命，真是可悲可叹。这些人如此偏听偏信，是因为以前对这个病的治疗效果远不如现在这么好，而且副作用大。现在疗效早已大大改观，我们可能会认为，不会再有人相信那个错误的观点了，其实不然。一项针对美国男同性恋和双性恋男性的调查发现，他们中几乎一半的人认为艾滋病病毒不会导致艾滋病，一半以上的人认为规范治疗只会越治越糟。对艾滋病患者的其他调查发现，各种消极和否认的想法达15%~20%。这些调查并不是严格的随机抽样，所以我不会特别较真数字的精确度，但是这个数字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还有一大批人否认科学共识，他们的这种态度可能会让他们有生命之虞。 [13]
2020年3月，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对新冠疫情做了一个建模。从这个名为“冰山一角”的建模，我再一次看到了人们一厢情愿的想法。这个模型表明新冠病毒的传播范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广得多，但危险性却比我们想象的要小。这似乎是个让人欢欣鼓舞的暗示，暗示至暗时刻快要过去了。这也只是少数流行病学家的观点，因为当时的数据调查没有发现大面积人群感染症状。实际上，牛津大学做这项数据调查的本意是希望人们认识到只有得到有效数据，才能了解真实情况，可惜人们没理解这个用心。相反，人们开始四下传播“好消息”，因为这不正是人们盼望的消息吗？ [14]
虽然一厢情愿不是动机性推理的唯一形式，但却很常见。我们会偏听偏信。一个艾滋病毒阳性病人肯定希望病毒不会导致艾滋病，不会母婴传染。前文实验里的“农民”既希望小麦的价格高企而赚钱，还暗自希望因为估准了价格赚双份钱，因此他们的预测受到贪婪的影响。一个助选某政客的选民希望他所支持的政客聪明机智、廉洁奉公，如果关于这个政客的报道与他的期望相反，他会自动屏蔽它们。
所以当一幅宣称是维米尔的作品的画摆在一辈子都在研究并热爱维米尔的艺术评论家面前时，他本能的愿望就是看到真迹，而不是赝品。
正是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害了亚伯拉罕·布雷迪乌斯。这位艺术史学家有一个软肋：他对维米尔的宗教画尤其着迷。但人们只发现了两幅维米尔的宗教画，其中一幅——《信仰的寓言》还是他发现的，而他就是那幅画的主人。另一幅《基督在马大和马利亚的家里》，是人们所知的维米尔唯一一幅描绘《圣经》中的场景的画。布雷迪乌斯在1901年对那幅画进行了鉴定，并十分肯定那不是维米尔的作品。其他评论家却持相反意见，一番争辩之后，大家认定布雷迪乌斯看走眼了，后来布雷迪乌斯自己也承认了。
受了那次经历的刺激，布雷迪乌斯决心不再重蹈覆辙。他可是鉴赏维米尔画作方面的泰斗，所以总是在寻找机会，希望通过再次发现某幅维米尔的真迹来挽回一下声誉。
维米尔早期的画作是宗教色彩浓厚的《基督在马大和马利亚的家里》，这与他后面更具特色的绘画风格差距不小，所以布雷迪乌斯对这种风格转换很感兴趣。会不会在风格转换期间还有什么作品没有被发现？如果再挖掘出某个尘封已久的宗教画作岂不是太好了？
关于维米尔，布雷迪乌斯还有一个执念，那就是他认为这位荷兰大师年轻时曾前往意大利，在那里受到了伟大的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的宗教作品的启发。这只是一种猜测，因为人们对维米尔的生活知之甚少，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拜见过卡拉瓦乔。
范·米格伦洞悉布雷迪乌斯的猜测，他就设了一个陷阱，画了《基督在以马忤斯的晚餐》。画布又大又漂亮，主题是关于《圣经》的，一如布雷迪乌斯一直宣扬的那样，这幅作品是维米尔对卡拉瓦乔的致敬。范·米格伦在这幅画中用了17世纪的道具，植入了一些类似维米尔的手法，比如突出基督正在掰面包，就像那幅著名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中少女戴的耳环那样，上面有厚厚的白漆点，颜料硬结并因年代久远而开裂。
布雷迪乌斯一下子就上套了。范·米格伦的助手杰拉德·布恩拿给布雷迪乌斯看的哪里是一幅画，明明是一个布雷迪乌斯要验证自己想法正确的证据。布雷迪乌斯觉得他设想的荷兰画家绘画生涯中丢失的一环终于让他在自己人生快到终点站时找到了。布雷迪乌斯太想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是专家，所以能轻而易举地找出种种证据来佐证他的结论。
其实这幅画作的破绽很多。比如，那些以假乱真的面包上的小白点，在外行看来笔触生硬，但在布雷迪乌斯眼里，这和维米尔在《倒牛奶的女仆》里那条诱人面包上的亮点如出一辙。还有，随便一个人都会觉得这幅画的构图和卡拉瓦乔的不一样，但布雷迪乌斯硬是看不出来。相反，他却能找出其他线索来证明这幅画是真迹。他会注意到画中范·米格伦为了骗他而用的17世纪的真花瓶，还有颜料也是17世纪的，或者是17世纪左右的，其实那不过是范·米格伦把维米尔的画盘完美复制了一下而已。还有画布：像布雷迪乌斯这样的专家，只要看一眼画布背面，发现画布太新的话，就可以断定是19世纪或20世纪的赝品。范·米格伦也熟知这一点，所以他在一张17世纪的画布上画了画，然后再小心翼翼地刮掉表面的颜料，留下底漆，造成独特的颜料开裂的样子。
最后还有一个最简单的鉴别真伪的测试——颜料是否软。这是造假画的一大难题，因为油画颜料要花50年才能彻底干透。你可以试一下，在棉签上滴几滴纯酒精，轻轻擦拭油画的表面，棉签有可能会被画上的颜料染色。如果棉花上有颜料，那这幅画就是现代人画的赝品。只有几十年以上的老画，画漆才会硬到无法让酒精棉签染色。
布雷迪乌斯以前用这种方法鉴别过很多赝品，他在《基督在以马忤斯的晚餐》这幅画上没有发现棉签染色。
这足以让布雷迪乌斯相信这幅画年代够久远，必然是真的。其实这不过是范·米格伦研究、试验几个月的结果，他聪明绝顶地用了个不太复杂的化学方法就让布雷迪乌斯上了当。范·米格伦将17世纪的油画颜料和一种叫酚醛树脂的全新化学材料混合，这种树脂在105℃的温度下加热两小时，就可以变成最早的塑料之一——胶木。难怪颜料坚硬还不掉色，它是混合了工业塑料啊。
布雷迪乌斯有太多理由相信《基督在以马忤斯的晚餐》是维米尔的作品。这些理由都足以驳斥那个在他看来简直十分荒谬的反对意见，所以有人说这幅画看起来和维米尔以前的画一点都不像，他嗤之以鼻。
现在再来回味一下亚伯拉罕·布雷迪乌斯的那个名场面的话：“看着画，我觉得我看到的就是荷兰大师约翰内斯·维米尔的杰作。虽然这幅作品与他的其他画作看起来不同，但千真万确是维米尔的手笔。”
那句“与他的其他画作看起来不同”还不够警醒吗？但这位老人拼命想相信这幅画就是他毕生寻找的维米尔的作品，这样就能把维米尔和卡拉瓦乔联系起来。范·米格伦精心地设下了一个圈套，这是只有真正的专家才会上的圈套，剩下的只等一厢情愿的鱼儿上钩。
亚伯拉罕·布雷迪乌斯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说明专家也难免会有动机性推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专业知识反而会成为劣势。法国讽刺作家莫里哀曾写道：“博学的傻瓜比无知的傻瓜更愚蠢。”本杰明·富兰克林也说道：“做一个所谓讲道理的人很容易，我们想做什么事，找个由头就好。”
现代社会理论认同莫里哀和富兰克林的观点：拥有较深专业知识的人比较容易识别骗局，但他们一旦陷入动机性推理的陷阱，也更容易偏执，执迷不悟。
最近一项调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人们对某个事物已经形成自己的观念时，在评估事实时就会带入这种先入为主的成见，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普通人身上，聪明人中也同样常见。 [15] 所以，不是一个人聪明或受过教育就不会上当，在有些情况下，他们可能更容易上当。
2006年，两位政治学家查尔斯·泰伯和米尔顿·洛奇公布的一项研究成果也是这样的例证。泰伯和洛奇师从卡里·爱德华兹和爱德华·史密斯，后两位研究的领域是政治权谋和我们在前言中谈到的数据质疑的问题。和导师们一样，泰伯和洛奇想研究美国人对有争议的政治问题的推理方式，他们选择了枪支管制和平权行动两个话题。
泰伯和洛奇要求他们的实验对象把争论双方的论点都研究一下，就事论事地指出每个论点的证据是否确凿。这样做的本意是借着评判各个论点，希望大家兼听则明。结果是，了解了对方的论点反而让人们的对立更严重了，因为人们了解对方的论点后，就想方设法利用对方论点来力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有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感觉。当要求实验对象调查更全面的信息时，人们只会搜寻证明己方观点的数据，当被问及是否承认对方观点也不无道理时，他们会琢磨很长时间，想办法给出否定答案。
泰伯和洛奇的实验不是第一个得出这一结果的实验，但这个实验有一个特别的研究结果，那就是有专业知识的人更固执，表现得更糟糕。 [16] 在收集更全面证据的环节，实验对象中越是老练、有经验的人，越能很快找出证明自己观点的证据。令人奇怪的是，与他们论调相反的证据，似乎成了他们的盲点，他们总是找不到，好像是他们的专业知识让他们屏蔽了于他们不利的信息。在为己方观点辩护并抨击对方论据的漏洞时，他们口若悬河，胸有成竹，为了达到目的，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发挥到了极致。 [17]
人们会对各种事情做出动机驱使的反应，在政治话题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不同政见的纷争。政治立场越坚定的人越会不遗余力地维护自己的党派。某个论调一出来，虽然打着“我们的人民认为”的旗号，但人们对这个论调买不买账，还取决于这符不符合自己党派的利益。
再比如这样一种论述：“人类的活动导致地球变暖，这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严重威胁。”我们中的许多人一听这话，就容易激动，这和火星距离地球的论述不一样，气候变暖是涉及我们自身利益的话题。你选择认同或否定这个论调，也就表明你的一个立场，表明你是谁，你是站在哪一边的，你的理想世界是什么样的。我如果发一个气候变化的新闻头条，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一张气候变化图，一定会引起众多人的关注和讨论。这不是因为我说的话题有真伪，而是因为人们要表达他们对这件事的意见和感受。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不妨回想一下2015年盖洛普民意调查的结果。那个调查发现，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对气候变化的担忧程度大相径庭。如果不是动机驱动，怎么解释这么大的差异呢？
科学证据就是科学证据。我们对气候变化的理解不应该受到政治观点的影响，但事实是我们无法摆脱这种影响。 [18]
受教育程度越高，这种差距就越大。在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中，45%的民主党人和22%的共和党人对气候变化“非常担忧”；而在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中，有50%的共和党人和8%的民主党人表示担忧。如果按科学素养来对比，也差不多是同样的结果，也就是说，有科学素养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比那些对科学所知甚少的人差距更大。 [19]
如果不是情感因素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或文化水平越高的人肯定能帮助人们统一认识，了解真相，或至少是我们现阶段对气候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但是，现在了解了更多的信息后，人们反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光是这个事实就说明情绪于我们有多重要。人们总是拼命地想得到符合自己信仰和价值观的结论，而且像亚伯拉罕·布雷迪乌斯一样，知道得越多，就越有可能得出希望得出的结论。
心理学家将这种两极分化现象称为“偏见趋同化”。譬如，你偶然读到一本杂志上讨论死刑震慑效果的文章，因为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你会继续读下去。这篇学术文章这样写道：
在美国，有些州有死刑法律，有些州没有，帕尔默和克兰德尔两位研究人员比较了杀人案件的数量在这些州的差异，他们共调查了10对相邻州，其中有8对表现出有死刑州的杀人案更多。这项研究表明死刑没有起到震慑作用。
你觉得这个结论对吗？有道理吗？
你如果反对死刑，肯定认为这样的结论是对的。但是如果你赞成死刑，就开始起疑心了，和我们前文说的不相信吸烟致癌说法的人一样，这种疑心会作祟。你会开始嘀咕：这项研究是专业人员进行的吗？他们有考虑过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吗？他们的数据可靠吗？简单地说，帕尔默和克兰德尔懂不懂自己在做什么，还是他俩就是来诋毁死刑法律的？
帕尔默和克兰德尔才不会因为你生气了而生气，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这两个人，他们是由三位心理学家——查尔斯·洛德、李·罗斯和马克·莱珀虚构出来的。1979年，洛德、罗斯和莱珀进行了一项实验，旨在探索人们在进行激烈争论时是如何思辨的。研究人员将赞成和反对死刑的实验对象集合在一起，然后让他们看了两篇所谓的（其实是虚构的）研究报告。其中一篇证明死刑可以阻止严重犯罪；另一篇就是虚构的研究人员帕尔默和克兰德尔的研究结果，他们的结论和前者正好相反。 [20]
正如人们所料，大多数实验对象否定与自己观点不同的研究结论。但是洛德和他的同事发现了一些让他们更惊讶的事情：实验对象看到自己的反方学者所提供的图表、研究方法和评述越多，就越觉得这些证据是骗人的。这真是疑心可杀人，细节递来刀。
当遇到意见相左的证据时，我们会思量：“我有必要相信这个吗？”对方论据越多反而给了我们越多的机会去发现其漏洞。但当面对我们认同的观点时，马上就是另一种态度了：“这个是真的，对吧？”证据多意味着证据确凿，铁证如山。 [21]
既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就把双方证据都客观地摆出来，本以为这样做可以让人们从多个角度看问题，学会纠偏，而不是一味思想狭隘，不容异己。但屡次的实验结果都让人大跌眼镜，结果都是一旦人们主意正了，就会逮着机会捍卫自己的理论，抨击对方的论点论据是错的。所以，所谓“偏见趋同化”就是说在容易起争议的问题上，双方知道对方的底细越多，对立得反而越厉害。
这听起来不可思议，是吗？我们争论的目的不就是辨别真相吗？尤其是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事，我们更是应该睁大眼睛找出真相，哪怕真相令人难以接受。但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得艾滋病的病人就不，他们拒不相信事实，屏蔽令他们难过和不安的真相，即使这些真相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人们一旦固执起来，就很难回头。
但有时正确看待问题也不一定能得到我们预想的好结果。在一些问题上，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不但不会对我们有害，反而有利于我们。
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一个例子，比如有些国家对吃牛肉、吃猪肉或吃狗肉，或禁止，或允许，因为各国对吃这些动物肉都有自己的道德标准，你认为这些做法是对是错主要取决于你的文化背景，大家都是入乡随俗，就事论事。所以在很多事情上，大多数人同意没有绝对的“对”。
还有一个我们平时没注意到的说明错误结论有时反而对自己有利的例子，就是人们对本来有正解的问题的态度。比如气候变化问题，即使我们不能百分之百地洞悉气候变化的复杂原因和结果，但气候确确实实变得越来越糟糕，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但是，除了少数几个头脑清醒的人，比如各国领导人等，其他人都认为自己只是地球上近80亿人中的一个，环境恶化也不是自己一个人的责任，不管自己说什么或做什么，气候变化都会发生。这种对环境变化漠视的自私态度和做事方法是不会让个人付出什么代价的。
然而，当每个人都这么想、这么做的时候，很快就带来了切实的社会恶果。
假如你是蒙大拿州的一个大麦种植户，夏天越来越多的炎热干燥天气会毁了你的收成，这个气候变化不就和你有关了吗？然而蒙大拿州的农村很保守，“气候变化”一词是有政治立场的，个人还能怎么办？所以埃里克·萨默菲尔德只能随机应变：
在田间地头，看着自己枯萎的庄稼，萨默菲尔德直截了当地说“气候变化”就是农作物受损的原因。但回到酒吧，和朋友们一起喝酒的时候，他的话风就变了。他可不敢用那些敏感的字眼，只说“天气变化无常”“夏天更干燥、更热了”，这是如今农村地区很常见的话术。 [22]
如果萨默菲尔德住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或英国的布莱顿，他就没必要在酒馆里如此谨小慎微了，他的朋友肯定和他一起大骂人类工业毁了气候，如果有人敢散布谬论说气候变化是谣言，他和朋友们一定会群起而攻之。
其实，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在气候问题上的认知如此分裂并不出人意料。第一，几十万年的人类进化已经教会我们要合群，这就好理解泰伯和洛奇的实验结果了，即水平越高的人实际上越容易在不同政见上片面推理，因为他们相信越能把己方的观点说得振振有词，就越能得到相同观点的人的支持。第二，在艾滋病的例子中，艾滋病病患的一概否认态度表明，即使在生死问题上，我们也有可能大错特错。第三，当个人的错误认识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但对自己的影响却很小甚至没有时，人也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所以有这么多的党派纷争就不足为奇了。
人们很容易认为动机性推理只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于己无关。比如我们总是认为：我有政治原则，你带有政治偏见，他就是个阴谋论者。得了吧，我们要认清事实，在思考问题时，大家没有谁比谁更高明，都是情感大于理智的。
伦敦国王学院的神经科学家克里斯·德迈耶是这样给他的学生描述气候变化否认者的做法的。
总结一下气候变化否认者的做法，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
1.他们的宣传积极主动，而我们却显得被动无为；
2.他们的活动相当有序，就好像有个统一的行动纲领。
我认为否认气候变化的人都是些机会主义分子，善于钻空子。他们抨击起科学来无所不用其极。不过，这也有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宣传缺位，所以大众和媒体并不了解我方的观点。 [23]
学生们当然都是认同气候变化观点的，所以听到这种反科学的论调都感到愤慨，纷纷点头，赞同老师的总结。然后德迈耶告诉学生这些话出自哪里。这些话可不是什么最近的报道，而是逐字逐句地摘抄自一位香烟营销主管于1968年写的一份臭名昭著的内部备忘录。除了这份备忘录说的不是“气候变化否认者”，而是针对“反香烟活动”，其他东西可以原样套用。所以，同样的语言、同样的论点，甚至可能同样出于自己正在捍卫正义的信念，不管你是在（正确地）争论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还是（错误地）认为香烟与癌症无关，备忘录里的说辞就是双方都可利用的模板。
其实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但是出于个人原因，我在此不便透露太多。我的一些“左派”环保主义朋友对那些对于气候学家的人身攻击义愤填膺。例如，说科学家捏造数据是因为自己的政治偏见，或者是为了骗取政府的拨款。简而言之，就是抹黑当事人，而不是就事实本身说话。但同样是这群朋友，他们在攻击我的经济学家同行时，用的是同样的战术，甚至更夸张，说我的经济学家朋友因为政治偏见而捏造数据，或者为了捞钱而给大企业站台。我给他们指出，他们的这种做法和令他们不齿的人的做法如出一辙，但这却不起作用，他们完全不明白我在说什么。这就是所谓的“双重标准”吧，这不公平啊。有人说他人是故意“双标”的，其实不然。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我们对别人是眼里揉不得沙子，却无视自己的缺点。 [24]
我们对科学统计和严肃事物感情用事可不是个小问题，它往往比逻辑思维更能影响我们对一个事情的看法。人之所以会相信一些奇怪的东西、质疑科学的东西，之所以有党派之争，之所以不想戒掉咖啡，之所以不愿意面对艾滋病诊断现实，无不是因为掺杂了个人情感。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没招了吗？不必悲观。我们可以从学会控制情绪开始。这是学习的第一步，它很简单，就是学会观察和反省自己的情绪。当你看到数据结果时，注意自己的反应。如果看到那些统计结果，无论是感到愤怒还是欣喜，或不敢相信，你都要停顿一下，反思一下。你不用成为一个没有感情的人，但既然可以用心感受，也一定可以用脑子思考。
大多数人并不希望自己被蒙蔽，即使人说无知便是福，或者虽然我们都有期盼看到某个结果的冲动，但也会清醒地知道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家都想成为电影明星、亿万富翁，或者能千杯不醉，但也都明白这都是白日梦。在一些事情上，我们只能一厢情愿，而不可能心想事成。所以，我们要养成凡事先冷静一下的习惯。等这种冷静习惯成了下意识反应，我们就会接近事实真相了。
由一组学者进行的一个调查发现，大多数人完全能够区分哪些是严肃的新闻报道，哪些是假消息，人们传播真相而非谎言非常重要。然而，人们还是会乐此不疲地转发类似“载有500多名身穿自杀背心的移民的车辆被拦截”的假消息，因为在点击“分享到朋友圈”的那一刻，他们并没有停下来用大脑思考。他们没有想：“这是真的吗？”他们也不想：“真相对我很重要吗？”相反，人们都带着自己一贯的成见和立场，漫不经心地浏览网上的消息。这种习惯很不好，幸好这种习惯改起来也不难，我们只需要停下来思考片刻，就能过滤掉很多错误信息。所以这不难，我们都能做到。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养成停一下、用自己的大脑思考一下的习惯。 [25]
还有一项研究发现，在分辨真假新闻上做得最好的人，也是在“认知反思测试”中得分最高的人。 [26] 这是由行为经济学家谢恩·弗雷德里克设计的一种测试，后来因被丹尼尔·卡尼曼用在了他的《思考，快与慢》一书中而广为人知。这种测试包括这样的问题：
一个问题：一个球棒和一个球的价格是1.10美元，而球棒的价格比球高出1美元。这个球要多少钱？
另一个问题：湖里有一片睡莲，花繁殖得很快，每天覆盖湖面的面积都是前一天的两倍。如果覆盖整个湖泊需要48天，那么覆盖半个湖泊需要多长时间？ [27]
许多人在第一次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都错了，但其实要答对，需要的不是智力或数学训练，而是停下来，思考一下。谢恩·弗雷德里克指出，只要发现自己有错，接下来就能做对。 [28]
这些认知反思问题都是些让我们很容易不假思索、直接得出错误答案的问题，那些煽动性很强的图片或是煽情的演讲无不如此。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因为我们很容易被煽动起来，煽起精神、肉体的欲望，煽起同情心或怒火。特朗普或绿色和平组织在推特上发布的东西能让你冷静思考吗？今天的各种“带节奏者”也不希望你停下来思考，他们希望你快点跟上他们的节奏。
德国战败后，汉·范·米格伦马上就被逮捕了。他本应因与纳粹勾结而受到追究和惩罚。
这个狡猾的假画创作者在纳粹占领期间大发横财，买了好几栋豪宅。当整个荷兰在战争期间忍饥挨饿时，他却能定期举办狂欢聚会，妓女们趁机捞走大把大把的珠宝。虽然他不算纳粹分子，他表现的派头却是十足的纳粹样子，还与纳粹为伍，极力宣扬纳粹思想。
范·米格伦出版了一本名为《蒂肯宁根1号》的极其反动的书，书中充满了怪诞的反犹太主义诗歌和插图，用的是纳粹的符号和颜色。他不惜重金印刷这本书，因为他知道要拍谁的马屁。果然，这本书最后被送到阿道夫·希特勒的手上，上面还有范·米格伦用炭笔手写的献词：“向我敬爱的元首致以最高的敬意——汉·范·米格伦。”
这本书在希特勒的藏书馆里被发现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匪夷所思了。德国占领了荷兰五年，整个荷兰一蹶不振。《安妮日记》中的安妮·弗兰克不过是众多被驱逐出荷兰并被杀害的著名犹太人中的一员而已，人们只知道有些犹太人逃到了法国或比利时，更多无名的荷兰犹太人被驱逐出境后不知流落何方。 [29] 这些悲剧的形成，也是因为有范·米格伦这样的人助纣为虐。但是战争结束后，月复一月地在法庭上公审这些罪人让荷兰人逐渐厌倦了，他们迫切需要一个能提振士气的故事，正如亚伯拉罕·布雷迪乌斯迫切地要找到一个有卡拉瓦乔影子的维米尔一样。这一次，范·米格伦又满足了人们的愿望，不过这一次是一个荷兰人用勇敢和机智抗击纳粹的故事，他就是那个主角，故事令人欢欣鼓舞。
负责起诉范·米格伦的人很快就成了范·米格伦不知情的同谋。他们安排了一个荒谬的宣传噱头，让他用与《基督在以马忤斯的晚餐》同样的风格画了一幅画，以此“证明”他是伪造者而不是卖国贼。有一个报纸的标题更是让人惊掉了下巴：《他为自己的生命作画》。荷兰和世界各地的报纸开始争相报道这位天才作秀者。
后来的开庭审判成了一场闹剧，范·米格伦在媒体照相机的频频闪烁的闪光灯下成了舞台中央的明星。他编造了一个故事：他伪造画作，并骗了世人，这不仅证明了自己作为一个画家的高超技艺，同时也揭穿了艺术鉴赏家的虚假面具。当法官提醒他，他是以高价出售假货时，他回答说：“如果我以低价出售假货，那别人一下子就知道那是假货了。”人们哄堂大笑，觉得范·米格伦太有趣了。一个本应被视为卖国贼的人把自己重塑成一个爱国者，甚至是英雄。他利用了荷兰人的情绪，一如他在战前利用了亚伯拉罕·布雷迪乌斯的情绪一样。
不仅荷兰人相信了范·米格伦骗戈林的故事，而且后来很多人将这个故事添油加醋，越传越神。最早的传记作家把范·米格伦描绘成一个被人误解的高手，因为自己的艺术遭到不公正的对待而伤透了心，但还是聪明地戏耍了敌人。还有一个故事被人屡次提起，那就是戈林在纽伦堡等待审判时有人告诉他范·米格伦骗了他，“戈林看起来好像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这等邪恶之人”。当听到这个故事时，你是不是也忍不住想要把它说给别人听？但就像画中那些面包上的白点一样，真作假时假亦真。如果人们在范·米格伦受审前发现那本他亲自题写献给希特勒的《蒂肯宁根1号》，这个欺世盗名的伪造者还能这么胆大妄为地编造这个故事吗？范·米格伦的真实嘴脸早就应该大白于天下了，对吗？还是不对？
但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在庭审范·米格伦时，几乎同时发现了希特勒藏书馆里的那本《蒂肯宁根1号》。1945年7月11日，荷兰抵抗日报《真相》宣布了这一发现。可是，这已经无关紧要了，没人想了解这件事，而且范·米格伦也轻而易举地就把事实否认了。他说他在几百本书上都签过名，那句献媚的话肯定是别人后加上去的。如果是在现代的社会场景中，他很有可能会说那则报道是“假新闻”，这就可以让他轻易逃过这一劫。
这种说辞很离谱，但范·米格伦就这样成功骗过了他的检察官，就像他骗过了布雷迪乌斯一样，他用有趣的细节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或顾左右而言他，并编造了一个他们愿意相信的故事。
在法庭的结案陈词中，他再次声称这样做不是为了钱，因为钱只会给他惹麻烦。范·米格伦居然敢这样为自己洗白，真可谓滑天下之大稽：大家还记得吗，二战期间，整个阿姆斯特丹都在饥饿中苦挨着，范·米格伦的豪宅里却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但是，又能怎样呢，报纸和公众还不是一样地欣然接受了他讲的故事。
范·米格伦后来只被判犯了伪造罪，他离开法庭时，群众为他欢呼。他又成功地完成了一个欺世惑众的惊天大骗局：这样一个法西斯分子和诈骗犯厚颜无耻地将自己塑造成了荷兰人民的英雄。亚伯拉罕·布雷迪乌斯急切地想要验证维米尔的一幅真迹，荷兰公众迫切需要抵抗纳粹的偶像，范·米格伦知道如何满足人们的需求。
可是冥冥中自有天意。在他服刑前一天，也就是1947年12月30日，范·米格伦却突发心脏病死了。此前几周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他是荷兰排在首相之后第二受欢迎的人。
如果一厢情愿的情绪能把一幅蹩脚的假画变成维米尔的真迹，或者把一个卑鄙的纳粹分子变成民族英雄，那么也能让数据真作假时假亦真。难道事情真的就这么悲观吗？当然不是，我们也许能逆转这种局面。我们即将踏上探索之旅，去发现如何用统计数据像拼图一样最后拼起真实的世界。为此，我们做的第一步是当收到一条新的信息时，要少安毋躁，先停下来思考一下，反省一下自己的潜意识情绪，反省自己是否急切地想得到某个结论。
当我们遇到某个世界问题的统计数据，想着要不要在社交媒体上点赞转发，或者激烈驳斥时，停一下，先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的情绪为何如此激动？” [30]
我们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还有一种社会责任在里面。我们已经看到社会压力在我们的观念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方面的影响有多大。我们要慢点下定论，学会先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抛开党派立场，只关注事实本身，这样我们不仅可以更清醒地思考问题，也为他人提供了正确的思考问题模式，即我们不是以某个政治派别的成员的立场，而是以持不偏不倚态度的个体身份思考和推理问题的。我想形成这样的习惯。我希望这也是你的愿望。
情绪能左右人的思考，范·米格伦洞悉这样的人性。所以当解读统计数据时，专业知识和技术固然重要（这些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也会介绍），但如果不给情绪这匹野马套上缰绳，任由它带着我们时信时疑，我们终将会马失前蹄。
[1] Also known as Star Wars: Episode V ; screenplay by Leigh Brackett and Lawrence Kasdan.
[2] The van Meegeren case is described in John Godley, The Master Forger , London:Home and Van Thal, 1951; and Van Meegeren: A Case History , London: Nelson, 1967;Noah Charney, The Art of Forgery: The Minds, Motives and Methods of Master Forgers , London: Phaidon, 2015; Frank Wynne, I Was Vermeer , London: Bloomsbury, 2007; the BBC TV programme Fake or Fortune (Series 1, Programme 3, 2011); a series of blog posts by Errol Morris titled ‘Bamboozling Ourselves’ starting on the New York Times website, 20 May 2009; the Boijmans Museum f ilm Van Meegeren ’ s Fake Vermeers (2010, available on YouTube at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NnnkuOz08GQ); and particularly Jonathan Lopez, The Man Who Made Vermeers,London: Houghton Mif lin, 2009.
[3] 米格伦是如何供罪的有不同的说法。其中之一是他直接自诩荷兰的维米尔，他说：“戈林手上的那幅画不是出自维米尔之手，而是我画的。”原文摘自弗兰克·韦恩的书《我画了维米尔的画》。
[4] Ziva Kunda, ‘Motivated Inference: Self- Serving Generation and Evaluation of Causal Theor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53(4), 1987, 636–47.
[5] Stephen Jay Gould, ‘The median isn’t the message’, Discover 6 June 1985, 40–2.
[6] This experiment was described on NPR’s ‘The Hidden Brain’ podcast: You 2.0: The Ostrich Effect , 6 August 2018, https://www.npr.org/templates/transcript/transcript.php?storyId=636133086.
[7] Nachum Sicherman, George Loewenstein, Duane J. Seppi, Stephen P. Utkus, ‘Financial Attention’,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 29(4), 1 April 2016, 863–97, https://doi.org/10.1093/rfs/hhv073.
[8] ‘Viral post about someone’s uncle’s coronavirus advice is not all it’s cracked up to be’, Full Fact, 5 March 2020, https://fullfact.org/online/coronavirus-claims-symptoms-viral/
[9] Guy Mayraz, ‘Wishful Thinking’, 25 October 2011, http://dx.doi.org/ 10.2139/ssrn.1955644.
[10] 有了这两种奖金奖励的可能性，一般认为，人们扮演的角色对他们做决定的影响应该大于猜中法官裁定得奖金的影响。不管怎样，只要人有设定的身份，做决定就不免受身份影响。
[11] Linda Babcock and George Loewenstein, ‘Explaining Bargaining Impasse: The Role of Self- Serving Bias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 11(1), 1997, 109–26,https://pubs.aeaweb.org/doi/pdfplus/10.1257/jep.11.1.109.
[12] A good summary is Dan Kahan’s blog post, What is Motivated Reasoning? How Does It Work? , http://blogs.discovermagazine.com/intersection/2011/05/05/what-is motivated-reasoning-how-does-it-work-dan- kahan- answers/#.WN5zJ_nyuUm. An excellent survey is Ziva Kunda, ‘The case for motivated reason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 108(3), 1990, 480–98, http://dx.doi.org/10.1037/0033-2909.108.3.480.
[13] S. C. Kalichman, L. Eaton, C. Cherry, ‘“There is no proof that HIV causes AIDS”:AIDS denialism beliefs among 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 33(6), 2010, 432–40, https://doi.org/10.1007/s10865- 010- 9275- 7; and A.B. Hutchinson, E. B. Begley, P. Sullivan, H. A. Clark, B. C. Boyett, S. E. Kellerman,‘Conspiracy beliefs and trust in information about HIV/AIDS among minority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Journal of Acquired Immune Def iciency Syndrome , 45(5), 15 August 2007, 603–5.
[14] Tim Harford, ‘Why it’s too tempting to believe the Oxford study’, Financial Times, 27 March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14df8908-6f47-11ea-9bca-bf503995cd6f
[15] Keith E. Stanovich, Richard F. West and Maggie E. Toplak, ‘Myside Bias, Rational Thinking, and Intelligence’,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4),August 2013, 259–64, https://doi.org/10.1177/0963721413480174
[16] 在这个实验中，要衡量一个人是不是专门搞政治的，就是询问这个人美国政府运作的具体问题，例如，推翻总统需要国会中多少票数。
[17] Charles S. Taber and Milton Lodge, ‘Motivated Skepticism in the Evaluation of Political Belief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 50(3), July 2006, 755–69,http://www.jstor.org/stable/3694247
[18] Kevin Quealy, ‘The More Education Republicans Have, the Less They Tend to Believe in Climate Change’, New York Times , 14 November 2017,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7/11/14/upshot/climate-change-by-education.html
[19] Caitlin Drummond and Baruch Fischhof, ‘Individuals with greater science literacy and education have more polarized beliefs on controversial science topics’, PNAS , 21 August 2017, http://www.pnas.org/content/early/2017/08/15/1704882114
[20] Charles Lord, L. Ross and M. R. Lepper, ‘Biased assimilation and attitude polarization: The effects of prior theories on subsequently considered evid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37(11), 1979, 2098–2109.
[21] Nicholas Epley and Thomas Gilovich, ‘The Mechanics of Motivated Reason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 30(3), 2016, 133–40, https:// pubs.aeaweb.org/doi/pdfplus/10.1257/jep.30.3.133
[22] Ari LeVaux, ‘Climate change threatens Montana’s barley farmers – and possibly your beer’, Food and Environment Research Network, 13 December 2017, https://thefern.org/2017/12/ climate-change-threatens-montanas-barley-farmers-possibly-beer/
[23] Author correspondence with Kris De Meyer, 27 October 2018.
[24] 我很肯定自己也会犯这种错误，只是不自知而已。
[25] Gordon Pennycook, Ziv Epstein, Mohsen Mosleh, Antonio A. Arechar, Dean Eckles and David G. Rand. ‘Understanding and Reducing the Spread of Misinformation Online.’ PsyArXiv. 13 November 2019. https://doi.org/10.31234/osf.io/3n9u8; see also Oliver Burkeman, ‘How to stop the spread of fake news? Pause for a moment’, Guardian, 7 February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lifeandstyle/2020/feb/07/how-to-stop-spread-of-fake-news-oliver-burkeman
[26] G. Pennycook and D. G. Rand, ‘Lazy, not biased: Susceptibility to partisan fake news is better explained by lack of reasoning than by motivated reasoning’, Cognition ,2018, https://doi.org/10.1016/j.cognition.2018.06.011
[27] 答案是：5美分，47天。也许第二个问题不像以前那样容易让人上当了，因为睡莲的增长呈指数级，而我们都从新冠疫情的发展那里得到了指数级增长的惨痛教训。
[28] Shane Frederick, ‘Cognitive Ref lec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 19(4),2005, 25–42, https://doi.org/10.1257/ 089533005775196732
[29] Diane Wolf, Beyond Anne Frank: Hidden Children and Postwar Families in Holl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Table 1, citing Raul Hilber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1985).
[30]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可能也值得一问：“它们用的什么激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