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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的变革无一例外都是集体活动，这也是卡尔·诺登如此与众不同的原因：很少有人会独自在母亲家的餐桌旁开启一场重大变革。印象派运动的开始，不是因为哪位天才画家开创了印象派风格，然后像花衣魔笛手一样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反而是，毕沙罗和德加同时进入巴黎美术学院学习；后来，毕沙罗遇见了莫奈，然后在Académie Suisse
遇到了塞尚；莫奈又在卢浮宫遇到了德加，在查尔斯·格莱尔的画室结交了雷诺阿；雷诺阿反过来又结识了毕沙罗和塞尚。很快，大家相聚在盖尔波瓦咖啡馆，互相鼓励，构筑梦想，分享彼此间因心灵碰撞而产生的艺术思想火花，直到一个彻底革新的艺术派别诞生。
彻底变革总是这样发生的。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是20世纪70年代早期女权运动中最著名的人物。
然而，促使美国女性当选人数翻倍的因素是什么呢？是格洛丽亚·斯泰纳姆、雪莉·奇泽姆、贝拉·阿布朱格和塔尼娅·梅利奇一起创建了美国全国妇女政治核心小组（NWPC）。革命诞生于对话、争论、验证，以及倾听者那深以为然的眼神中。
对那些梦想着改变现代战争的人来说，能和朋友们一起从白天争论到晚上并能看到这种眼神的地方，是一处被称作麦克斯韦机场的飞行基地，它位于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原本是一个古老的棉花种植园，后由莱特兄弟改造成了机场。20世纪30年代，这里成了陆军航空兵团战术学校的所在地。陆军航空兵团战术学校与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的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和罗得岛州纽波特的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如出一辙，堪称后两所院校的航空版。如今，麦克斯韦机场的大部分地方仍保持着20世纪30年代刚建成时的样子，到处都是红瓦屋顶和淡黄色的混凝土或粉饰灰泥。这里有数百座造型优雅的军官住宅，都是法式建筑，坐落在曲径通幽的街道旁，道路两旁栽种着巨大的橡树。因其深处亚拉巴马州腹地，这里的夏天炎热，沉闷而潮湿。几英里外就是亚拉巴马州立法机构那宏伟的19世纪建筑。机场让人感觉并不像是一场变革的发源地。
但它确实是。
那些年里，空军并非独立的军种，它只是陆军的一个战斗部，为地面部队的利益而存在，航空队的任务是支援、协同地面部队作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指挥美国军队的传奇陆军将军约翰·约瑟夫·潘兴曾这样描述空中军事力量：它“无法凭自己的力量赢得一场战争，据我们所知，也无法在未来的任何时候赢得战争”
。这就是军方对飞机的看法。理查德·科恩是近10年来研究美国空军史的首席历史学家，他解释说，在早期，人们并不了解空军：
我记得有人曾引用一位国会议员的话说：“为什么我们对飞机有这么多争议？为什么我们不直接买一架飞机，然后让军队共享呢？”
陆军航空兵团战术学校最初的校址并不在亚拉巴马州，而是在弗吉尼亚州兰利。建校初期，学校的机库外还有马厩，仿佛仍处于19世纪，飞行员们竟被要求学习骑马。你能想象那个时代的陆军飞行员（只有几百名）的感受吗？他们开始认为，只要他们还是陆军的一员，他们就得听命于那些既不会开飞机，也不懂飞机，还想让他们每天早上把马匹擦洗干净的人。飞行员们想要独立，而走向独立的第一步就是让他们的训练学校尽可能地远离陆军对其组织和文化的影响。麦克斯韦机场曾是四周寂静、偏居南方一隅的古老的棉花种植园，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个特色，而不是一个瑕疵。
空中力量初具雏形，陆军航空兵团战术学校的教员也都很年轻——只有二三十岁，却满怀雄心壮志。他们在周末喝得酩酊大醉，以驾驶战斗机为乐，飙车竞速。他们的座右铭是：“我们不拘礼教，更能成就非凡。”学校的领导们被称为“轰炸机黑手党”。这并不是一种恭维——那时可是阿尔·卡彭
和查理·卢西安诺
的时代，是街头枪战的时代。但陆军航空兵团战术学校的教员们认为，这个称呼充满了不被认可的感觉，很适合他们，因此一直沿用至今。
“轰炸机黑手党”的精神领袖之一是哈罗德·乔治（Harold George），他曾这样描述他们这帮人：“我们满腔热情，就像在发动一场十字军东征……我知道我们仅有十几个人，而唯一反对我们的是万名军官及其余的陆军、海军成员。”
乔治来自波士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军，并对飞机着了迷。20世纪30年代初，他开始在陆军航空兵团战术学校任教，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晋升为将军。战后，他为霍华德·休斯工作，创办了休斯的电子公司。之后，乔治离开了这家公司，协助创建了后来成为国防承包商巨头的另一家电子公司。关于他，我最喜欢的是：他两次当选为贝弗利山的市长。
这就是哈罗德·乔治，一个男子汉的生平。但如果你问哈罗德·乔治，他职业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是什么时候，他可能会说是20世纪30年代在麦克斯韦机场教书时，那段日子此生难忘。
正如1970年他在一段口述历史中所说：“似乎没有人明白我们在做什么，因此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指示说要停止我们正在进行的教学。”
陆军航空兵团战术学校是一所大学，也是一所专业院校，但有教学经验的教师并不多，他们教授的内容过于新颖且激进，没有可用的教材或可读的文章。因此，可以说，很多内容都是即兴创作的。没多久，单人演讲的讲座变成了多人发言的研讨会，又变成了所有人都参与的公开讨论，最后变成了晚餐会议。这倒是顺理成章之事：交谈能埋下变革的种子。这群人开始独辟蹊径，朝令人无法想象的方向游走。
唐纳德·威尔逊是“轰炸机黑手党”的另一核心人物。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自己梦想一场不同的战争。在回忆那段时光时，他说：
我敢肯定，如果当时陆军总参谋部的管制部门知道我们在麦克斯韦机场干了什么，我们早就被关进监狱了。因为我们的行为完全违背了他们的既定原则，我无法想象他们知道并允许我们这么做。
在20世纪上半叶，提到军用飞机，人们想到的往往是战斗机——那些高度机动、可以在空中与敌人交战的小型飞机。但麦克斯韦机场的叛逆者们想到的不是这些，他们痴迷于20世纪30年代航空技术取得的进步：铝和钢取代了胶合板，发动机变得更强劲有力，飞机变得更大、更易于驾驶，并有加压的机身和可收放的起落架。这些进步使“轰炸机黑手党”得以想象出一种全新的飞机——和当时在美国境内刚被用于载客的商用客机一样大的飞机。如此庞大且强大的飞机将不再仅限于在空中与其他飞机作战，它还可以携带炸弹——威力强大的、可以对敌人阵地造成重大破坏的重型爆炸物。
为什么这种飞机有这么强的破坏性呢？因为如果你在一架巨大的新飞机里安装这种强大的新型引擎，飞机就能飞得很远、很快，并且飞得时间更长，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它。对它来说，高射炮就像玩具枪那样不足为惧，敌人的战斗机就像一只只仅会嗡嗡飞行、惹人生厌的小昆虫般无害。这种飞机可以有装甲层，前后可以有用来防卫的机枪。这就是“轰炸机黑手党”的第一个信条：轰炸机总能畅行无阻。
第二个信条：在那之前，人们一直认为，轰炸敌人唯一安全的方法是在黑暗的掩护下偷袭。但如果轰炸机是势不可当的，又何必偷偷摸摸地进攻呢？“轰炸机黑手党”想在白天正大光明地发动袭击。
第三个信条：如果能在白天轰炸，那么你就能看见你想要袭击的目标，就不再是盲目地攻击。如果你能看见，就意味着你可以使用投弹瞄准器对准目标，输入必要的变量，让瞄准器工作，然后听到隆隆的爆炸声。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信条：传统观点认为，当轰炸机接近目标时，它必须尽可能地接近地面，以便正确瞄准。但如果你有投弹瞄准器，你就可以从高空——在高射炮射程之外投下炸弹。我们可以在30 000英尺的高空把炸弹扔进地面的泡菜桶。
白天、万米高空、精确轰炸，这就是“轰炸机黑手党”在亚拉巴马州中部的藏身之处策划出来的信条。
历史学家理查德·科恩这样描述“轰炸机黑手党”：
他们同甘共苦，几乎到了可以被称为“兄弟会”的程度，但是如果哪个人不信奉集体的信条——他们中确实有人不信，那他可能会被……不完全是被除名，而是被怀疑和反对。
陆军航空兵团战术学校当时有个叫克莱尔·李·陈纳德的飞行员，他曾大胆挑战“轰炸机黑手党”的正统观念，结果被驱逐出城。
科恩继续说道：“他们逆流而动，从事了不少公关活动，其中有些人为了宣传空中力量而用假名写作。”
直到身处麦克斯韦空军基地，我才真正领会到“轰炸机黑手党”的胆大妄为。现在的麦克斯韦空军基地不再叫麦克斯韦机场。现在的美国空军大学的前身就是陆军航空兵团战术学校，所以麦克斯韦空军基地也是空军大学的所在地。在这里学习的人来自世界各地，许多享誉美国的军事历史学家、战术家和战略家在此任教。有一天下午，我和一些基地教员就座的那间会议室就在一个世纪前“轰炸机黑手党”活动场所的附近。陆军航空兵团战术学校原有的记录都被放进了麦克斯韦空军基地的档案馆，我采访过的历史学家们都仔仔细细地查阅过“轰炸机黑手党”当时的现场笔记和讲座，他们谈起唐纳德·威尔逊和哈罗德·乔治时，展现出的对他们的了解，仿佛自己和这两位是同一时代的人。然而，这些历史学家与唐纳德·威尔逊和哈罗德·乔治之间也有令我感到惊讶的不同之处：我见过的许多历史学家自己也曾是空军飞行员，曾驾驶先进的战斗机、隐形轰炸机和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运输机，所以当他们谈起空中力量时，他们是在谈论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一些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东西。
但在20世纪30年代，“轰炸机黑手党”谈论的是一些理论上的东西，一些他们希望存在的东西。
那是一个梦想。
美国空军大学研究空军史的教授理查德·穆勒说：
坡道上没有他们中意的飞机，他们中意的飞机在吸食强效可卡因后产生的幻觉里。你可以试着问问自己，如果你去博物馆参观，去航空博物馆——彭萨科拉的国家海军航空博物馆，或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或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看看30年代初机场上的那些飞机，你首先会想，天哪，那些家伙得吸多少可卡因才能想出这样的飞机？
听他这样开玩笑，我突然发现，与军事历史学家交谈产生的意想不到的乐趣之一是，他们对自己身处的体系有些不敬。穆勒继续说：
他们只是有一种信念，就是他们会成功。他们不太知道怎么做，也不太清楚自己的目标，但他们相信自己的目标终会实现，这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这并非特别不合理，他们有这样的信念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在这个群体中，他们核心的想法之一就是相信技术和材料科学的进步，相信他们能制造出合适的飞机。后来，从B-9、B-10、B-12到B-15原型机，再到B-17，再到B-29，他们造出这些机型只用了大约10年时间，想想看，这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我担心没有将“轰炸机黑手党”的想法到底有多激进（多具变革性）解释清楚，因此请允许我稍稍离题。我一直很喜欢一本书，就是政治学家卡尔·布尔德（Carl Builder）所著的《战争的面具》（ The Masks of War ）。布尔德在兰德公司工作。兰德公司成立于二战后，是一个总部在圣莫尼卡的智库——为五角大楼服务的外部研究机构。
布尔德认为，如果你不了解美国军队三个主要军种的文化差异有多大，你就无法理解他们的决策和行为。布尔德说，只要看看各个军种学院校园里的教堂，你就心中有数了。
西点军校是美军历史上重要的陆军军官训练场所，军校教堂高高耸立在哈得孙河旁的悬崖上，俯瞰着校园的天际线。教堂于1910年完工，采用了宏伟的哥特式复兴风格，完全由灰色花岗岩建成，窗户又高又窄，透着中世纪堡垒般的深沉——坚固、质朴、不可撼动。布尔德写道：“这是一个安静的处所，适合人们举行简单的仪式，人们团结友爱，对养育他们的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
这就是陆军：深深爱国，尽忠报国。
再看地处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教堂，它和西点军校的教堂几乎是同时建成的，但它显然大得多，也更宏伟。它采用了美国布扎体系的风格，模仿了巴黎荣军院的设计，建有一个巨大的圆顶，光线透过超大的彩绘玻璃窗，彰显内部的华丽与精致。
它很有海军的风格：不可一世，特立独行，在全球范围内志在必得。
与这两所学校的教堂相比，位于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的美国空军学院教堂仿佛来自另一个宇宙。尽管它于1962年就已建成，但如果我告诉你它上个月刚完工，你也会说：“哇，这建筑设计真现代化啊。”这座教堂看上去好似一排鼻子指向天空、像多米诺骨牌那样摆放着的战斗机整装待发，随时可以嗖的一声升空，阵势震耳欲聋。教堂内部有超过24 000片24种不同颜色的彩色玻璃。教堂前面有一个46英尺高、12英尺宽的十字架，横梁看起来像飞机的螺旋桨。教堂外，4架战斗机漫不经心地停在那里，仿佛是几位飞行员一时兴起，顺道来参加周日上午的圣餐。
教堂的建筑师是沃尔特·内奇（Walter Netsch），他是芝加哥一位杰出的现代主义者。对能研制出隐形战斗机的人，美国空军通常会给予无限的预算和创作自由，内奇也得到了空军同样的优待。
在1995年的一次采访中，内奇回忆道：
我回到家时，怀揣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在现代科技时代，我怎样才能创造出像沙特尔
一样既鼓舞人心又体现空军雄心壮志的东西呢？其间，我在芝加哥和我的工程师一起工作时，有了这个把四面体堆砌在一起的想法。
如果空军用铝和钢在科罗拉多的平顶山中间建造一座直立的战斗机形状的教堂，你认为这会体现空军的什么特点呢？这是卡尔·布尔德在他的书中提出的问题。他的结论是：这是一群拼命想让自己尽可能地与陆军和海军等老军种区别开来的人。此外，空军对遗产和传统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相反，它想要现代化。
根据内奇的设计，空军学院教堂整座建筑的组成单元是一些7英尺高的金字塔形模块，一些四面体！这个军种中都是些想要推陈出新、以新的方式发动战争、为当今的战斗做好准备的人，他们不会把时间花在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或特拉法尔加海战上。空军痴迷于未来，痴迷于技术如何为他们的未来保驾护航。那么内奇设计的教堂建成后发生了什么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结构性问题。当然会有问题！就像一些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的计算机代码一样，它必须被调试。
内奇解释说：
涉及技术，人们有时会陷入麻烦……突然之间，建筑开始出现裂纹，于是我们飞到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在一家便宜的小汽车旅馆登记入住后等待雨的到来。天一下雨，我们就冲到教堂，那是一栋很大的建筑，试着查明到底是哪里漏雨……我得写一份报告，因为这些裂纹让我很受伤，我给报告拟名为“空军学院教堂的水分迁移报告”，这样用词比较委婉，不用说，遭到了人们幽默的嘲讽，但我们最终查明……每个四面体组合都会在风中摆动，那里的风很大，建筑物要承受来自多个平面的风力，而且建筑很长，所以风力对建筑物两端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此外，各部分相连接的地方使用了玻璃材料。
因此，我们最终决定，应该做一个大的塑料罩子套在玻璃窗户上，这样会大大缓解漏雨的问题。因为窗框上镶嵌着许多小块玻璃，玻璃之间开始渗水，所以他们去做了些长塑料板，这些塑料板在解决渗水问题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这太有空军风格了。在20世纪中叶建造了一座21世纪的教堂，远远领先于时代，以至于不得不在重新分析气象模式的基础上改造其结构。我想说的是，这种激进的思维倾向源自何处？它源自身处1931-1941年的知识热潮中的陆军航空兵团战术学校，在研讨室和那些深夜辩论中诞生了现代空军文化。这里的人将把战争改在空中进行，他们的思想之激进，在美军各大军种中遥遥领先。当你站在美国空军学院教堂的内部，凝视着天花板上高耸的铝制肋骨拱时，就会明白这一点。
同一时期，美国海军学院发生了什么呢？他们正在人工擦亮教堂的黄铜栏杆。
和所有主张变革的组织一样，“轰炸机黑手党”也有一个很能说明其自身主张的传说——一个说明自身起源的故事。和所有传说一样，它可能不那么切合实际。
传说的内容是这样的：1936年圣帕特里克节
那天，匹兹堡发生了严重的洪灾。匹兹堡的地理位置特殊，它位于主要河流俄亥俄河的源头，两条支流莫农加希拉河和阿勒格尼河在匹兹堡附近交汇，那天，汇合处水位高涨，暴发了洪水。
飞行员通常不关心陆地上的灾难，也许飓风或雷暴才能引起他们的关注，他们认为洪水是陆军最应该担心的事情。然而，匹兹堡洪水却引发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后果，最终对在麦克斯韦机场酝酿的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在河两岸被上涨的河水冲毁的数百栋建筑物中，有一家美国汉密尔顿标准公司下属的工厂。汉密尔顿标准公司是生产可变距螺旋桨所用弹簧的主要制造商，可变距螺旋桨是当时大多数飞机上的基础配件。但是因为遭受洪灾，汉密尔顿标准公司无法制造这种弹簧，所以可变距螺旋桨的制造也就陷入困境，甚至影响飞机的制造。1936年匹兹堡洪灾使整个航空业的发展陷入了停滞：只因弹簧缺货，飞机制造业一筹莫展。
在亚拉巴马州，“轰炸机黑手党”看到汉密尔顿标准公司的遭遇，眼睛亮了起来。“轰炸机黑手党”中花最多时间思考弹簧制造问题的是唐纳德·威尔逊，匹兹堡洪灾使他思考：战争，据其经典定义，是对敌人动用全部军事力量，直到敌人的政治领导层投降，但这真的有必要吗？如果我们捣毁匹兹堡的螺旋桨弹簧工厂，就会大大削弱空军力量，如果我们能再找到十几个这样的关键目标（他用“命脉”这个词来表示这些目标）进行轰炸，就能使整个国家陷入瘫痪。随后，威尔逊设计了“轰炸机黑手党”著名的思想实验
之一。请记住，这些人只能做思想实验，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轰炸机或真正的敌人，甚至真正的资源，他们只能嘴上说说而已。
在其思想实验中，威尔逊把美国东北制造业中心假想为受攻击的目标：
现在，当我们从理论上去说明它时……我们没有任何关于假想敌的空军的情报，因此，我们得有一个可能被敌人攻击的目标。为了说明这个概念，我们假设敌军驻扎在加拿大，东北工业区在敌机的打击范围内。
这个思想实验中的敌人在加拿大，比如多伦多。多伦多与纽约市之间的直线距离为340英里，完全处在“轰炸机黑手党”所设想的飞机的航程内。一队从多伦多起飞的轰炸机，对美方进行一次轰炸，能造成多大的破坏呢？
1939年4月，在陆军航空兵团战术学校举办的为期两天的展示中，他们试图找出答案。
历史学家罗伯特·佩普在其著作《以轰炸取胜》（ Bombing to Win ）里讲述了陆军航空兵团战术学校教授的许多思想的起源。我和佩普谈论了上述思想实验，他这样描述那次展示：
他们的轰炸重点：一是桥梁；二是水渠，轰炸水渠很重要，因为他们想要在纽约造成大规模的水供应短缺，他们基本上是想制造一个几乎没有饮用水的环境；三是电力设施。
他们没有调查轰炸的心理学意义，也没有调查轰炸的社会学意义，甚至没有真正调查轰炸的政治学意义，也就是轰炸对人口、社会和政府的影响。他们真正在做的是专注于研究当时的轰炸技术能让轰炸机命中什么目标。
负责展示的人是“轰炸机黑手党”的副职人员缪尔·费尔柴尔德（Muir Fairchild）。费尔柴尔德认为，水渠是最明显的目标，因为纽约市供水系统的水渠长达92英里；第二目标则是电网。费尔柴尔德指导他的学生看了一张图表：“空投炸弹与纽约市区的牵引动力供电。”
正如费尔柴尔德所总结的：“我们看到，如果投在正确的地方，17枚炸弹不仅能切断整个城市的电力供应，还能阻止外部电力的输送！”
17枚炸弹！传统观点认为，你必须用一波又一波代价高昂、充满危险的空袭去轰炸整座城市——把它炸成废墟。费尔柴尔德的观点则是，如果可以利用情报和诺登投弹瞄准器的魔力，毕其功于一役，为什么非要把整座城市夷为平地呢？正如佩普所讲：
他们肯定认为，单靠轰炸机或空中力量就能赢得战争。他们的想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陆军年复一年地打仗，数百万人死于被称作“绞肉机”的战壕战，而现在，空中力量将既能避免类似的大规模死伤，又能在战争中取胜。
现在，你能明白为什么唐纳德·威尔逊会半开玩笑地说，如果陆军知道麦克斯韦机场发生的事情，他们会把“轰炸机黑手党”的所有成员都关进监狱；麦克斯韦机场的这些人是陆军的一部分，他们却说陆军的其他成员都是无关紧要的、脱离时代的。你可以先在加拿大边境大规模集结部队——成千上万人，用大炮、坦克和其他任何能想到的武器来结束战争，但使用轰炸机的话，它们只需要掠过头顶，越过所有常规的防御系统，在距离前线数百英里的地方通过实施精确轰炸，就能使敌人陷于瘫痪。
美军战争学院的国家安全教授塔米·比德尔这样解读“轰炸机黑手党”的心理：
我认为，他们对美国的技术非常着迷，他们的思想充斥着强烈的道德感。他们渴望找到一种方法来打一场干净利落的战争，这种方法不会损害美国的声誉，能让人认为美国是一个有道德的国家、一个有其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国家、一个尊重人并致力于维护个人权利的国家。
“轰炸机黑手党”（尽管名字有些不祥）的成员一向不多，最多时也就十几个人，都住在麦克斯韦机场附近那些安静、绿树环绕的街区，彼此之间离得不远——差不多都是步行可达的距离。陆军航空兵团战术学校本身规模不大，不像西点军校，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陆军军官。在其20年的创办历程中，陆军航空兵团战术学校只培养了1 000多名毕业生。要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小撮人的理论和梦想可能早就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
但后来，希特勒下令袭击波兰，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到1941年夏，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美国很快也会参战。如果美国参战，很明显，它需要一支强大的航空队，那么什么样的航空队称得上强大呢？它需要多少架飞机？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陆军位于华盛顿的最高指挥部只好绝望地向唯一可能知道答案的专家组（在亚拉巴马州麦克斯韦机场的陆军航空兵团战术学校执教的教官们）求助。
因此，“轰炸机黑手党”抵达华盛顿，拟定了一份史诗级的文件，它成为美国后来所有空战行动的模板。该文件名为“空战计划1号指导文件”（AWPD-1），它非常详细地列出了美国需要的飞机种类和数量，包括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还说明了要有多少名飞行员、多少吨炸药，以及炸弹应轰炸德国的哪些目标。轰炸目标都是根据“命脉”理论来选择的，包括50座发电厂、47个运输网、27座综合炼油厂、18家飞机组装厂、6座铝厂，以及6处“镁来源”。“轰炸机黑手党”做出这一系列史诗级的推测仅用了9天时间，这种超人的壮举，唯有在亚拉巴马州腹地与世隔绝、藏器待时10年之后，才得以实现。
“轰炸机黑手党”已准备好迎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