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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前，当人们正担心这场全球规模的战争将在所难免时，一个不寻常的人物引起了美国军方的注意。
他就是卡尔·L.诺登（Carl L. Norden）。此人一生深居简出，常独自一人埋头苦干，有时会在非常时期返回欧洲，在母亲家中的餐桌旁时而畅想、构思自己的发明创造，时而手持工具修修补补。他创立了一家拥有数百名员工的公司，却又在战争结束后毅然弃它而去。世上并无诺登的足本传记，也无其档案材料的只言片语
，更没有任何纪念他的雕像：他的祖国荷兰没有，他安度晚年的国家瑞士没有，他功成名就之地曼哈顿市区也没有。诺登改变了战争的进程，并点燃了一个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梦想。看起来无人能够像诺登一样，给自己置身的世界留下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后又从公众视野中彻底消失不见。诺登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一本长达352页的讲述诺登发明的技术图书中，仅有一句这样的话献给他：“诺登先生在车间工作时，总是怡然自得，有时一干就是18个小时。”
仅此而已。
因此，在谈论诺登的梦想及其影响（对整整一代人的影响）之前，我们先来说说诺登本人。真正研究诺登生平的历史学家寥寥无几，史蒂芬·L.麦克法兰教授或许是唯一一位。我向他请教为何关于这位发明家的记录如此之少，教授回答说，这“主要是因为诺登要求绝对保密”。他继续描述道：“是的，这个人极端易怒，自尊心比我‘未遇见过的任何人’都强。我说‘未遇见过的任何人’，当然是因为我与诺登也从来没见过面。”
诺登是荷兰人，出生于当时还是荷属殖民地的印度尼西亚。他曾在瑞士一家工厂的机械车间当了3年学徒，此后前往著名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求学并获得工程学学位，其间一度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成为同窗。
诺登衣着整齐、风度翩翩，他身着三件套西装，白色短发中的一绺在额前翘起。他留着浓密的小胡子，浮肿的眼皮下是深深的黑眼圈，仿佛已多年未曾好好休息。诺登有个外号叫“吃了枪药的老头儿”。他以咖啡度日，甚至只吃牛排。
麦克法兰解释说：
诺登认为阳光会使人愚钝。因此，他在外总是头戴一顶大帽子，他的家人外出时也总是被迫戴上帽子。诺登年幼时住在赤道附近的荷属东印度群岛，然而，他和他的家人却因“阳光致人愚钝”而总是宽帽遮面。
麦克法兰写道，诺登“极度崇尚梭罗所叙的简朴生活，以及狄更斯对弱势群体的悲悯情怀”
，他讨厌纳税，把富兰克林·罗斯福视作魔鬼。
麦克法兰这样描述诺登的极度古怪易怒：
有这样一个尽人皆知的故事。有一次，诺登正在现场视察一位技术员的工作，技术员有点儿紧张，于是试图同诺登搭话，望着他说：“您或许能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把零件设计成这样吧。”只见诺登突然拽出口中的雪茄，气急败坏地朝他大吼道：“我有成千上万个理由这样做，哪一个都他妈的与你无关。”这便是他对待自己员工的方式。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吃了枪药的老头儿”。
麦克法兰接着解说诺登的完美主义：
费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止于至善”。对于工程师们如何知道他们应知道的、做他们该做的，我有过了解，他们所有人都在强调要学习前人所取得的成就。然而，诺登的态度是：“我不想听这些。”他想要的只是几张白纸、一支铅笔和几本满是数学公式的工程手册。他信奉的是白纸，其自负展现得淋漓尽致。他说：“我不想知道别人犯过的错误，也不想知道他们取得过什么成就，我要自己去设计对的东西。”
卡尔·诺登在白纸上设计了些什么呢？瞄准器。如今，没有人会去使用投弹瞄准器——在雷达和GPS（全球定位系统）时代，它早已被抛弃不用，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投弹瞄准器是非常重要的东西。这一点再强调也不为过，因为说到投弹瞄准器，很容易轻视它的重要性。假设你生活在20世纪初，你要列一份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十大尚未解决的技术问题清单，清单上会有什么呢？有些问题显而易见，比如，当时亟需可以用来预防儿童疾病（麻疹、腮腺炎）的疫苗；为了防止饥荒，农业生产需要更好的化肥；为人们提供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从而能使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区的生产力得以提高的、操作方便的、人们能负担起的空调；价格便宜的、工薪阶层家庭都买得起的汽车。我还可以列出很多，但是这份清单上应该有一个与军事有关的问题，它就是有没有一种方法能让轰炸机更精确地投掷炸弹。
当时，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它能和疫苗、化肥、空调相提并论呢？因为在20世纪早期，世界经历了造成3 700万人伤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足足3 700万人啊！索姆河战役仅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场对战争进程无足轻重的战役，它造成的伤亡人数竟也超过100万。对那些经历过一战的人来说，它确实是极其令人痛苦的经历。
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呢？一小部分人开始相信，唯一现实的解决办法就是军队改变他们的作战方式。要通过学会打仗改善战争——如果这听起来不像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主张改善战争的人便是飞行员，即军队中的那些飞行员，他们痴迷于飞机——那个时代新奇且令人兴奋的技术成就之一。
飞机的首次亮相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相信大家见过那些原始飞机的照片，提起这种飞机，人们马上联想到的是胶合板、织物、金属和橡胶。有由立柱连接的上下两层机翼，单座，以及面向前方的同步机枪，子弹可以从旋转的螺旋桨叶之间的空隙射出。它们就像装在邮包里送来的要在维修车间里组装的东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的战斗机要数索普维斯“骆驼”战斗机（就是史努比在老版的连环漫画《花生》中驾驶的那款），这种战斗机在现在看来一塌糊涂。“在新手飞行员的手中，”航空作家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说，“它是潜在杀手的邪恶化身。”
他想表达的意思是，这种战斗机往往还没等攻击敌人，自己就先失事并导致飞行员丧生。但新一代飞行员看到这些装置后会说，它可以淘汰所有死伤惨重的、毫无意义的、纯粹浪费时间的陆地作战。如果我们只在空中展开战斗，情况又会怎样呢？
飞行员唐纳德·威尔逊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他对当时笼罩在战友们心头的恐惧记忆犹新。
他在1975年口述的一段历史中这样说：
有个伙计自杀了，自杀地点选在了我们的食堂。他把步枪的枪口放进嘴里，扣动了扳机。我们在战壕里的时候，还有个人开枪打伤了自己的腿。这些人一定是放大了他们面对巨大危险时的恐慌，但我认为我们大多数人其实对未来的险恶一无所知。
威尔逊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飞行，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一名将军。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他在20世纪70年代自费出版的一本回忆录——《追求贝波尼》（
Wooing Peponi
），它看起来像一本高中的学校年刊，风靡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在书的正中间，威尔逊写了一段非常引人入胜的文字，讲述了他在最初飞行几年后的所思所想：“然后，我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个想法。当时的场景就像多年之后，在完全不同的场合，马丁·路德·金在那动人心扉的演讲中说：‘我有一个梦想。’”
在威尔逊看来，空中力量将大有可为，他将自己的这种观点比作民权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时刻，他还借鉴了马丁·路德·金的修辞手法。
我有一个梦想……正如传统军事所坚持的那样，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为了达成协定，而不是为了证明武装霸权。我有一个梦想，作为潜在对手的重要国家都实现了工业化，它们的工业体系都对相互支撑的基础工业非常依赖，对基础工业按部就班的顺利生产非常依赖。我有一个梦想，即将到来的新的空中力量可以只摧毁这个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诸多产业中有限的几个。我有一个梦想，一次或更多次这样的破坏，或许能使受打击者低首求和。
从各个方面来看，这段话表明的设想都是非常大胆的。那时候，美国军事飞行人员的数量如此之少，以至于他们彼此相识，就像一个俱乐部里的一群狂热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威尔逊却说，这个小小的俱乐部和他们那些摇摇欲坠的飞行器可以彻底改变作战方式。
“我有一个梦想，一次或更多次这样的破坏，或许能使受打击者低首求和”，这句话意味着威尔逊相信，仅凭战斗机的威力就可赢得战争。可以通过俯冲和轰炸既定目标，让敌人屈膝投降，得以避免陆地战场上针对数百万人的屠杀。
但梦想成真之前，飞行员们知道他们必须解决一个问题——一个非常具体的技术问题。这个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它与疫苗和化肥一样，位列当时人类亟待解决的十大问题之一。如果你像那些梦想家一样，认为战斗机可以彻底改变战争，可以俯冲下来，击中特定目标，让敌人落败，那么你就必须得有办法从空中击中这些选定的目标，但当时没有人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
我问史蒂芬·麦克法兰为什么难以准确定位轰炸目标，他回答说：
我感觉太神奇了。我是说，我以为你已经看过那些视频和电影。视频中，他们说：“只要把十字瞄准线放在目标上，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投弹仪。”但是，要将炸弹精确地投向目标，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试想你坐在自己的车里，车以每小时六七十英里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可以想象，如果把一个物体从车窗扔出，使其击中路边即使是像一个标志、一棵树这样的静物，难度会有多大。
如果你想把一个瓶子从一辆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行驶的车中扔进垃圾桶，那么你必须运用物理学知识，对瓶子的飞行进行一些计算：垃圾桶是静止的，但你乘坐汽车在快速移动，所以你必须在经过垃圾桶前就将瓶子扔出，对吧？但如果是在两三万英尺的高空飞行，问题就变得复杂得多了。
麦克法兰继续说：
二战时期，轰炸机的飞行速度为每小时二三百英里，有时甚至达到每小时500英里，投弹时，它们的飞行高度达30 000英尺，炸弹落到地面需要二三十秒的时间，（也许）35秒后才能落地。而在这段时间里，敌人一直在朝你射击，你必须透过云层努力看清，或者……（避开）防空火炮，你还得分清哪些是作为诱饵的假目标，避开来自烟幕弹及其他炸弹的烟幕干扰，现场还有人们情绪激动、不绝于耳的尖叫声，诸如此类一旦开战就会发生的怪事。
风速可能会达到每小时100英里。如果天气寒冷，空气密度大，炸弹会下落得慢一些；如果天气温暖，空气稀薄，炸弹就会下落得快一点儿。你得把这些因素全部考虑进去，还必须考虑机身是不是水平的，是否左右摇摆或上下颠簸。投弹时失之毫厘，在地面上的落点就可能谬以千里。在2万英尺的高空，飞行员甚至看不到目标。从低空望去，一家工厂可能很大、很明显；从2万英尺的高空向下望，它看起来只有邮票大小。在航空飞行的早期，轰炸机无法击中任何东西，即使离得很近都无法命中目标，这时的投弹手投弹就像闭着眼睛向镖靶投掷飞镖一样。飞机能彻底改变战争，这个梦想是建立在巨大的未经测试和证实的假设之上的：某人某时能用某种近乎精确的器具，以某种方式解决如何在高空用一枚炸弹瞄准地面目标的问题。这是那个时代技术心愿单上的一个难题，直到诺登将其攻克。
麦克法兰说诺登的设计方法很独特：
他没有帮手，全凭一己之力。所有数据都存储在他的头脑里，他不做笔记，也没有笔记本。你无法获取有关其设计的档案资料，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东西，一切都保存在他的头脑里。像诺登那样用头脑记住那么复杂的东西的人……我只能自叹不如。工程师们曾提到一种被称作“心灵之眼”的东西，指有的工程师会用心灵看东西，不是用眼睛，而是用心灵的眼睛。这就是卡尔·诺登的真实写照。
我问麦克法兰，他是否认为诺登是个天才，他的回答是：
是这样，他会告诉你，只有上帝才会发明，人类只会发现。所以对他来说，并不存在什么天才，他才不会接受这个称谓。他不喜欢，也不会接受任何人称他为“天才”。他会说，他只是发现了上帝的伟大和上帝的创造。他还会说，上帝通过那些愿意努力工作、愿意用他们的头脑去发现上帝真知的人来揭示真理。
20世纪20年代，诺登开始了对投弹瞄准器的研究。他先从海军手中拿到了一份合同，后来却改为为美国陆军航空兵团工作。美国陆军航空兵团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前身，陆军航空兵团是当时的叫法。诺登在曼哈顿市区现在被称为苏豪区的拉斐特街上开了家店，在那里着手研发他的杰作。
美国加入二战的时候，军方匆忙为其轰炸机配备了诺登投弹瞄准器。多数情况下，每架轰炸机配有10名机组人员，有飞行员、副驾驶、领航员、炮手，还有最重要的、负责瞄准和投掷炸弹的投弹手。如果投弹手没有完成他的工作，那么同机组其他9人所做的一切努力就完全白费了。
为投弹手制作的一部战时军事训练影片在展示敌方地面目标的空中照片时，说明了诺登投弹瞄准器的重要性：
其中一个可能是你们的轰炸目标，这也是你们会在这里的原因，还是这所和其他投弹手学校配备了这么多设施的原因，是这里有教官来培训你们的原因，也是飞行员带着你们执行空中任务的原因。
很可能在座的某位会看到其中一个目标，你看到的不是像现在这样投射在银幕上的，而是在瞄准镜的准线下移动的目标。你的炸弹要落在哪里呢？偏离100英尺？500英尺？这取决于你能否将自己的手指和眼睛训练得像诺登投弹瞄准器一样精确。
影片中展示的诺登投弹瞄准器是MK-15，这是它的官方名称，使用MK-15的飞行员给它起了个外号，叫“足球”。它重55磅
，底座是一个平台——一个利用陀螺仪保持水平的工作平台，这个平台使瞄准器即使在飞行十分颠簸时也能保持水平。投弹瞄准器本质上是一台模拟计算机，是一个由反光镜、望远镜、滚珠轴承、水平仪和刻度盘组成的紧凑且精密的机械装置。在移动的飞机上，投弹手通过望远镜来观察目标，并进行一系列极其复杂的调整。诺登创造了64种算法，他认为这些算法解决了与轰炸有关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包括：风速和风向会对炸弹弹道有何影响？气温有何影响？飞机飞行速度对它的影响有多大？把投弹手培训得能熟练操作诺登投弹瞄准器需要花费6个月时间。
光是看教学片就足以让你头疼。解说员说：
现在请看下面这条线，它是你最初的瞄准线，一直向目标点靠近。我知道，你在空中的时候，地面上并没有基准线供你参考，但你的投弹瞄准器能产生与基准线相同的效果。还记得瞄准器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吗？下面是稳定器，内部是一个陀螺仪，只是它有一个水平的轴。
上面是你的瞄准镜。稳定器固定在飞机的纵轴上，但你可以一直转动瞄准镜，使其始终指向目标。瞄准镜与稳定器通过连杆相连，陀螺仪通过这些连杆控制瞄准器的位置，这样，无论飞机偏航多么严重，瞄准镜都会指着相同的方向。
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能让投弹手准确地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大喊：“投弹！”
麦克法兰解释了诺登投弹瞄准器的独门绝技之一：
在诺登的64种算法中，有一种算法补偿了这一事实：当你投下一颗炸弹时，假设它需要30秒才能击中目标，而在这30秒内，地球实际上绕地轴自转了一定的角度。
所以他创造了一个公式。如果炸弹击中目标需要20秒，那么在这段时间内，地面的目标就会随着地球自转移动12英尺（这是我编造的数）。因此，你必须在计算机上做相应的设置，以适应目标已经移动12英尺的事实。如果你所在的高度是2万英尺，目标移动的距离可能是25英尺。这些变量都要输入计算机。
陆军购买了数千台诺登投弹瞄准器。每次执行任务前，投弹手都会在全副武装的警卫的护送下，从保险库中取出他的瞄准器，装进金属箱子后搬上飞机。如果轰炸机在敌占区迫降，投弹手会奉命立即将投弹瞄准器摧毁，以免其落入敌人之手。传说，军方甚至为投弹手配备了一个18英寸
长的爆炸装置来完成这一壮举。此外，作为最后的预防措施，他们必须进行特别的宣誓：“我庄严宣誓，我将严格保守自己接触的任何及所有的机密信息，我深知自己是国家最昂贵资产的守护者，我谨在此发誓保守美国投弹瞄准器的保密，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与这些秘密和戏剧性场面相关的核心人物是卡尔·诺登——古怪得令人发狂的诺登。美国参战之前，诺登还在完善自己的发明时，有时会离开曼哈顿，回到他母亲位于苏黎世的家中。麦克法兰说，这会让美国官员“大伤脑筋”：
联邦调查局派特工随行，设法保护他。据称，英国曾认为他是为德国人效力的间谍，因此，（美国陆军）担心英国人会试图趁机抓捕他，但他坚持要走。他说：“我要去瑞士，你们做什么都阻止不了我。”当然，因为美国还没有参战，战争时期的法律还没有生效，所以他们没办法依法阻止诺登离开美国。
军方为什么非得容忍他呢？因为诺登投弹瞄准器就是必杀技。
诺登有个叫泰德·巴思（Ted Barth）的生意伙伴，负责推销，他是诺登投弹瞄准器的代言人。在美国参战的前一年，巴思声称：“我们认为，要让炸弹从30 000英尺的高度落下并命中15平方英尺
的目标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句话的简写版（它成就了诺登传奇）就是，投弹瞄准器可以从6英里的高空把炸弹投入地面的泡菜桶。
对第一代军事飞行人员来说，巴思的言论令人神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昂贵的单一军工项目是被称作“超级空中堡垒”的B-29轰炸机。第二昂贵的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尝试，旨在发明和制造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第三昂贵的工程呢？不是炸弹，不是飞机，不是坦克，不是枪炮，也不是舰船，而是在卡尔·诺登的精确想象中构思出来的、55磅重的模拟计算机——诺登投弹瞄准器。为什么要在投弹瞄准器上投入这么多资金呢？因为诺登投弹瞄准器代表着一个梦想——人类战争史上最大胆的梦想之一：如果我们能在30 000英尺的高空把炸弹投入地面的泡菜桶，我们就不再需要地面部队，不再需要把整座城市夷为平地，也不再需要让年轻人去战场上送命。我们可以彻底改变战争，让打击更精确，停战更迅速，几乎没有流血和牺牲。几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