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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杜德纳拒绝加入基因泰克的企业科学圈，她依然热情不减，渴望将对CRISPR的基础发现转化为对医学有所帮助的工具。威登海夫特和赫尔维茨成功发现Cas6的结构后，杜德纳迎来了自己的机会。
当时，杜德纳正处于职业生涯新旅程的起始阶段：她正在寻找方法，将自己的CRISPR发现转化成对医学有所帮助的工具。赫尔维茨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念。如能将Cas6转化成一种医学工具，Cas6便可成为一家公司建立的基石。杜德纳说：“一旦我们理解了Cas6蛋白的工作原理，我们便开始有了一些想法，思考如何从细菌中获取Cas6蛋白，为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对其进行修改。” 1
雷切尔·赫尔维茨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新型药物都是在化学进步的基础上开发而成的。但是1976年基因泰克成立，通过基因工程，转移商业化重点，从化学转至与操纵细胞相关的生物技术，创造出了新的医学治疗方法。基因泰克成为生物技术发现的商业化的典型：科学家和风险投资家分摊股权，筹集资本，随后与大型制药公司达成协议，为科学家们所获发现颁发许可证，进而进行投资生产和营销推广。
因此，生物技术步了数字技术的后尘，模糊了学术研究和商务间的界限。在数字领域，此类融合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以斯坦福大学为中心。在斯坦福大学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院长的刺激下，斯坦福大学鼓励其教授将自身发现商业化。企业如雨后春笋般从斯坦福大学扩散开来，其中包括利顿工业公司、瓦里安联合公司、惠普公司、太阳微系统公司及谷歌。在这一进程的推动下，杏园山谷变成了硅谷。
在此期间，还有诸如哈佛和伯克利等许多大学认为，坚持基础科学研究更为合适。这些大学的传统型教授和院长对涉足商业嗤之以鼻。但是，斯坦福大学在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领域的商业化大获成功后，其他大学教授羡慕不已，便开始拥抱企业家精神。这些大学鼓励研究人员为自己的发现申请专利，与风险投资家携手合作创办企业。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加里·皮萨诺（Gary Pisano）写道：“此类公司与大学频繁联系，它们与大学教职工和博士后候选人密切合作，开展研究项目，有时也会使用大学实验室。在许多情况下，发起项目的科学家甚至会保留自己在学校的职位。” 2 杜德纳走的就是这种路径。
在此之前，杜德纳从未仔细考虑走商业化道路。在当时及以后，金钱都不是她的主要动力。杰米、安迪和杜德纳住在伯克利一处宽敞朴素的房子里，她从不希望换更大的房子。但是杜德纳的确喜欢创建运营公司这一想法，尤其是能够对人类健康产生直接影响的公司。创业公司与基因泰克不同，既没有公司政策，也能令她专心投入于学术工作。
赫尔维茨同样感受到了公司带来的吸引力。虽然赫尔维茨擅长在实验室工作，但是她发现，自己天生不是做科研的料。因此，赫尔维茨开始在伯克利哈斯商学院学习课程。她最喜欢的课程的授课教师是风险投资家拉里·拉斯基（Larry Lasky）。拉里·拉斯基将自己的学生分成6个小组，其中一半为商科学生，另一半为科研人员。每个小组要为一家虚构的生物科技公司打造一系列结构，然后用一学期时间，完善吸引投资者的方法。赫尔维茨还学习了由杰西卡·胡佛（Jessica Hoover）讲授的一门课程。杰西卡·胡佛一直担任一家生物技术公司业务发展部门的领导。该公司致力于研究医学产品商业化的方法，包括如何获取、保护专利。
赫尔维茨在杜德纳实验室的最后一年里，被杜德纳问到接下来想做什么。赫尔维茨回答道：“经营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如果是在提倡研究商业化的斯坦福大学，这一回答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在伯克利，大多数博士生都立志以学术研究为己任。这是杜德纳首次在伯克利听到赫尔维茨这样的回答。
几天后，杜德纳走进实验室，找到赫尔维茨。杜德纳说：“我一直在想，也许我们应该将Cas6和其他一些CRISPR酶用作工具，以此为核心，创建一家公司。”赫尔维茨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们当然应该这么做。” 3
因此，2011年10月，两人共同创立的公司应运而生。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杜德纳的研究型实验室成了公司总部。而赫尔维茨利用这一年时间完成了自己的学业。2012年春，赫尔维茨获得博士学位后，担任新成立公司的总裁，杜德纳任首席科学顾问。
两人的想法是，将公司搬入附近商业街地势较低的位置，通过Cas6结构的相关专利所获收益，以及最终凭借杜德纳实验室的其他发现，使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两人最初的目标是，把Cas6转化为诊断工具，供诊所使用，以检测人体内的病毒。
2011年杜德纳和赫尔维茨创建公司时，伯克利已对鼓励研究员创建企业有了更好的理解。伯克利启动了多种多样的项目，促进由学校学生和教授所创建企业的发展。其中一个项目为加利福尼亚州定量生物科学研究所（QB3）。该项目成立于2000年，由伯克利和位于湾区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其他校区合作成立。项目旨在“建立大学研究和私人产业间的催化合作关系”。一项盒子项目选中了杜德纳和赫尔维茨，使得两人成为QB3的参与人。该项目向科学家兼企业家提供培训、法律建议和银行服务，帮助他们将自己的基础发现转化为商业产品。
一天，杜德纳和赫尔维茨乘地铁来到旧金山，与一位律师见面。这名律师在一个盒子项目中建立了一家创业公司，帮助两人合法组建公司。律师询问两人公司名称时，赫尔维茨说：“我一直在和我的男友讨论公司名称，我们认为，应该把公司称为卡利布（Caribou）。”这一名称由“Cas”和核苷酸（ribonucleotides）中的部分字母拼接而成，二者均为RNA和DNA的基础成分。
赫尔维茨具有硅谷企业家鲜有的天赋。她性格稳重，是天生的管理行家。她脚踏实地，遇事不惊，求真务实，正直坦诚，不像许多创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那样自高自大或焦躁不安。她不会夸大其词，也不会过度承诺，这会带来很多好处，其中之一便是人们往往会低估她。
另外，赫尔维茨从未当过首席执行官，因此她仍需学习。为此，赫尔维茨加入总裁联盟，该组织是为年轻首席执行官设立的当地职业发展小组。小组成员每个月见一次面，用半天时间分享问题，共同寻找解决方案。虽然难以想象史蒂夫·乔布斯或马克·扎克伯格加入这一互助小组会是怎样一番景象，但是赫尔维茨和导师杜德纳一样，颇具自知之明，为人谦和，这些都是通常在顶尖男性管理者身上难以发现的特质。除此之外，赫尔维茨所在的联盟小组对她进行了悉心指导，教授她如何创建一支包含不同专业技能人才的团队。
今天，只要计划书中出现CRISPR一词，风险投资家便会兴奋不已。但是，在杜德纳和赫尔维茨设法筹集资金期间，两人却运气不佳。杜德纳说：“当时，风险投资家对分子诊断学话题唯恐避之不及。我也感到，他们中存在反对女性的潜在倾向。我担心，如果我们筹集到风险资金，雷切尔可能会遭到排挤，被迫卸任首席执行官。”与两人会面的风险投资家中，没有一位是女性。当时是2012年。因此，两人并未继续筹集风险资金，而是决定从家人和朋友处尽可能筹集资金。同时杜德纳和赫尔维茨也都将自己的钱用于资金筹集。
从表面来看，卡利布生物科学公司自力更生的成功，使自己如同纯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典范。其中自有道理。但是它仍需要更加深入地观察从英特尔到谷歌等诸多其他公司，发现创新是如何成为独特的美国混合催化剂的产物的，这一点至关重要。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伟大的工程师和公职人员范内瓦·布什认为，美国的创新引擎需要政府、企业和院校三方合作驱动。布什拥有独一无二的资格，可以构想这一三角关系，因为布什对三个阵营均有所涉足。他曾担任麻省理工学院工程系主任，是雷神公司的创始人，也曾担任政府首席科学顾问，负责监督原子弹建造及其他项目。 4
布什建议，政府不应像进行原子弹项目时一样建造自己的大型研究实验室，而应该为大学和企业实验室的研究提供支持。政府、企业和大学催生了创新，在战后时期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其产物包括晶体管、微芯片、计算机、图形用户界面、全球定位系统、激光、互联网和搜索引擎。
卡利布便是这一举措的范例。作为与私人慈善支持者合作的公立大学，伯克利为杜德纳实验室提供了场地，与受联邦政府资金支持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建立伙伴关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向伯克利提供联邦拨款130万美元，支持杜德纳对CRISPR-Cas系统的研究。 5 此外，卡利布自身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小型企业创新计划中获得159 000美元的联邦拨款，进而创造条件，分析RNA蛋白合成物。该计划的设计目的是帮助创新者将基础研究转化为商业产品。在运营早期，卡利布无法获得风险投资时，该计划确保了公司能够生存下来。 6
现在，院校、政府和企业的组合常常附带另一元素：慈善基金会。比如，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后文简称“盖茨基金会”）向卡利布提供了100 000美元的慈善基金，为将Cas6用作诊断病毒感染的工具提供资金支持。在向盖茨基金会提交的计划书中，杜德纳写道：“我们计划创建一组酶，专门识别病毒特有的RNA序列，其中包括艾滋病病毒、丙肝病毒和流感病毒。”此次资金支持拉开了2020年盖茨基金会资助杜德纳的序幕。她在那一年使用所获得的资金，研究了如何利用CRISPR系统检测新冠病毒。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