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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杜德纳在杰克·绍斯塔克的实验室工作。当时，一项大型国际科学合作正在秘密酝酿中。 1 该项目的名称为“人类基因组计划”，旨在测定人类DNA的30亿个碱基对的序列，绘制2万多个由这些碱基对编码的基因图谱。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原因众多，其中一个与詹姆斯·沃森和他的儿子鲁弗斯·沃森相关。詹姆斯·沃森是杜德纳儿时的英雄，是《双螺旋》一书颇具争议的作者，也是冷泉港实验室主任。冷泉港实验室是生物医学研究与研讨会的避风港。该实验室成立于1890年，坐落于长岛北岸，占地近45万平方米，树荫遮蔽，环境宜人，历来是展开重要研究的场所。20世纪40年代，萨尔瓦多·卢瑞亚和马克斯·德尔布吕克（Max Delbrück）正是在冷泉港实验室带领一支噬菌体研究小组开展研究的，年轻的沃森是小组中的一员。但是，更多富有争议的老问题在此阴魂不散。从1904年到1939年，在查尔斯·达文波特（Charles Davenport）的领导下，实验室起到优生中心的作用。实验室开展研究，进而证明，不同种族群体存在智力和犯罪行为等特性的不同。 2 从1968年到2007年沃森的主任任期结束之时，他自己针对种族和基因所发表的声明唤醒了这些实验室历史中的“幽灵”。
克雷格·温特（Craig Venter）和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
除了用作研究中心，冷泉港实验室全年还会以特定主题举行30场会议。1986年，沃森决定启动题为“基因组生物学”的一系列年度会议。第一年会议的议程为：设计人类基因组计划。
会议召开当日，沃森向聚集在会场的科学家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的儿子鲁弗斯·沃森从精神病医院逃走了。此前，鲁弗斯因企图打破窗户，从纽约世贸中心跳楼自杀而入院治疗。现在，他不知去向。詹姆斯·沃森便要在当时离开会场，协助相关人员找到自己的儿子。
鲁弗斯生于1970年。和父亲一样，鲁弗斯面部消瘦，头发蓬乱，笑起来嘴巴歪斜。鲁弗斯同样聪明过人。詹姆斯·沃森说：“我非常欣慰。因为过去有一段时间，他会和我一同观鸟，我们建立了些许感情。”在自己还是一个聪明机灵、皮包骨头的芝加哥孩子时，詹姆斯·沃森也会和自己的父亲一同观鸟。但是鲁弗斯在年幼时，就开始显示出无法与他人顺利互动的迹象。在埃克塞特寄宿学校上高一时，鲁弗斯出现了精神问题，随后学校建议他回家。几天后，鲁弗斯登上纽约世贸中心顶层，打算自我了断。医生诊断其患有精神分裂症。老沃森号啕大哭，他妻子伊丽莎白说：“我此前从未见过吉姆（Jim）
掉眼泪，也许那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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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错过了冷泉港基因组会议的大部分议程。与此同时，他和妻子一同搜寻儿子的下落。最终，人们发现了在森林中迷路的鲁弗斯。老沃森的科学研究与现实生活就此交会。对老沃森而言，旨在绘制人类基因图谱的大规模国际项目再也不是抽象的学术追求，而是事关个人的问题。该项目促使沃森坚定信念，陷入痴迷，探索遗传学的力量，解释人类生命的奥秘。是自然作用，而非人为培养，让鲁弗斯成为现在的样子的。自然作用也造就了不同人群的现状。
老沃森似乎受自己的DNA发现和儿子的病情影响，要透过这副眼镜看待事物。他说：“鲁弗斯极为聪明，感知力强，时而具有同情心，但时而会爆发强烈的愤怒。我和我的妻子希望，在他年幼之际，我们可以为他创造合适的环境，帮他取得成功。但是我很快意识到，他的问题出在自身基因上。这一发现推动我牵头实施人类基因组计划。于我而言，要理解并帮助自己的儿子过上正常生活，唯一的方式就是破解基因组。” 4
1990年，人类基因组计划正式启动，沃森受命成为首位计划负责人。所有重要成员均为男性。弗朗西斯·柯林斯最终从沃森手中接过负责人一职。2009年，柯林斯成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埃里克·兰德尔（Eric Lander）是诸多青年英才中的一位。他是土生土长的布鲁克林人，聪明绝顶，令人惊叹，富有魅力，勤奋好学，曾担任高中数学队队长。兰德尔曾获得罗德奖学金，于牛津大学完成关于编码理论的博士论文。随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兰德尔决定成为一名遗传学家。克雷格·温特疯狂无礼，是计划中最富争议的成员。在越南战争春节攻势期间，温特曾应召入伍，就职于美国海军战地医院。温特曾游入大海，企图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随后，他成为一名生物化学家，创建了自己的生物科技公司。
虽然人类基因组计划起初由成员合作开展，但是随着诸多发现的获得和技术革新的出现，该计划也成为一场竞赛。当温特发现了不同方法，以更低成本比其他人更快地测定基因组序列时，他便自立门户，成立了私人公司塞莱拉（Celera）。公司努力通过自身发明专利谋利。沃森招募了兰德尔，整顿团队，加快工作进度。兰德尔虽然自尊受了些伤害，但能够保证沃森的团队与温特的公司并驾齐驱。 5
2000年年初，随着竞争沦为公众笑话，比尔·克林顿总统敦促温特和柯林斯暂停斗争，因为他们俩曾在媒体上相互攻击。柯林斯把温特的序列测定比作“克里夫笔记”和“《疯狂》杂志”
；温特嘲笑道，政府项目的花费比自己项目的花费高十余倍，工作推进却极为缓慢。克林顿告诉自己的首席科学顾问：“把问题解决了——要让所有人通力合作。”因此，柯林斯和温特相约一起吃比萨，喝啤酒，探讨两人能否就分享荣誉、同意公开成果等问题达成一致，而不将研究成果用于谋取一己私利。不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果将成为世界最为重要的生物数据集。
经过几次私下会面后，克林顿在一次白宫举行的仪式上，成功邀请柯林斯和温特共同出席，宣布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初步结果，各方就分享荣誉达成了共识。克林顿说：“过去几周的事件表明，与受个人利益驱使的人相比，为公共利益努力付出的人未必落后。”
我当时任《时代周刊》的编辑。我们曾与温特共事数周，获得了关于他的独家报道，并将其设为周刊封面人物。温特是一个魅力十足的封面人物。因为他当时使用从塞莱拉赚的钱购买了一艘游艇，成为一名争强好胜的冲浪运动员。他举办盛大聚会，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在我们完成报道的那一周，我意外接到了副总统艾伯特·戈尔的电话。戈尔软硬兼施，迫使我将弗朗西斯·柯林斯的照片也放在杂志封面上。温特则拒绝了这一要求。虽然在此前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温特已被迫与柯林斯共享荣誉，但他不希望与柯林斯同时成为《时代周刊》封面人物。虽然温特最终同意了这一请求，但在拍照期间，因柯林斯无法追赶塞莱拉测定序列的速度，温特开起了柯林斯的玩笑。柯林斯则面带微笑，一言不发。 6
在一场温特、柯林斯和沃森出席的白宫仪式上，克林顿总统宣布：“今天我们正在学习上帝创造生命时所用的语言。”这一宣言令公众遐想联翩。《纽约时报》的头版标题为《科学家破解人类生命基因密码》。该篇文章的作者为杰出生物学记者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文章开头写道：“在一项代表人类自我认知巅峰的成就中，两个互为对手的科学家团队于今日表示，他们已破译遗传文本，破解了一套定义人类机体的指令。” 7
杜德纳与绍斯塔克、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和其他科学家在哈佛大学展开讨论，探讨是否值得为人类基因组计划投入30亿美元。当时，丘奇对其持怀疑态度，如今他的态度依旧没有改变。丘奇说：“30亿美元并没有买来多少成绩，我们什么也没发现。所有相关技术均未能沿用至今。”现实情况证明，获得DNA图谱并未引发人们预测的大多数巨大的医学突破。科学家们发现了4 000多个引发疾病的DNA突变，但是治愈方法并未应运而生。甚至诸如泰-萨克斯病、镰状细胞贫血或亨廷顿病等最简单的单基因疾病，也无法得到治愈。虽然测定DNA序列的科学家教会了我们如何阅读生命密码，但是学会如何编码更为重要。这需要一套与众不同的工具。而这套工具与作为“工蜂”的分子息息相关。杜德纳发现，这样的分子比DNA更加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