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的“馈赠”

与黑色的死亡相对的，是人类创造力带来的辉煌，欧洲之所以能破除宗教束缚，走向文艺复兴，便与瘟疫有关，鼠疫是其中影响最深远的一种瘟疫。

在文艺界，欧洲的死神文化独树一帜，不少死亡主题作品与鼠疫有关。比如油画《死神的胜利》、莎士比亚的剧作，再比如欧洲的白骨教堂、维也纳城中心的瘟疫纪念柱。薄伽丘的《十日谈》被现代人奉为经典，哲学家阿尔贝·加缪创作的长篇小说《鼠疫》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格林童话里也有与之相关的故事，比如《捕鼠人》，勃朗宁还把它写成了长诗《哈默林的花衣吹笛人》。

勃朗宁在长诗《哈默林的花衣吹笛人》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德国一个叫哈默林的小镇暴发鼠患，民众不满，市长却束手无策。这时来了一位穿着花衣、衣服上别着笛子的人，说自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条件是市长要支付一定的报酬。市长爽快答应了。吹笛人用笛声将老鼠引到河里，解决了鼠患问题。这时候市长却不愿意支付报酬了。吹笛人再次吹响了笛子，镇上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跟着他走向山中，最后消失在山林里。

在后来的数百年时间里，这个故事有了众多版本的解读，其中一个与鼠疫有关——吹笛人代表着鼠疫病菌，寓意着鼠疫不仅消灭了老鼠，还消灭了抵抗力低下的儿童。

文学作品对鼠疫的关注，也是有历史原因的。中世纪的欧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笼罩在鼠疫的恐怖气氛中，这种恐惧和焦虑也印刻在数代人的骨子里。

1564年，莎士比亚出生于英国斯特拉福小镇。在他出生的这一年，小镇上1/4的人因黑死病而去世，莎士比亚能活下来，不得不说是一种幸运。凭着写作的天赋，莎士比亚在伦敦大受欢迎，写出了不少广受欢迎的作品，声名大噪。在莎士比亚的一生中，几乎每隔数十年，都要暴发一次瘟疫，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创作方向。在莎士比亚笔下，死亡形式各种各样，瘟疫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剧中，如果送信人没有因瘟疫期间管制而耽搁送信，这对恋人也不会阴阳相隔。

1665年伦敦瘟疫大暴发期间，牛顿不得不离开剑桥学院，回到老家林肯郡的乌尔索普村（今属格兰瑟姆市），闭门专心研究工作。这段时间被他称为“创造生涯的鼎盛时期”，在苹果树下沉思而被掉落的苹果砸中，因此发现万有引力的传说，正是发生在这段时期。不仅如此，这两年间，牛顿在微积分、光学研究方面也有突破，1666年也被称为牛顿的“奇迹年”。

鼠疫带来的不只是创造力，还有对人性的考验。

在鼠疫肆虐的千百年间，被人们视为救命稻草的教会此时也无能为力，为求生而发起的祈祷集会成为走向死亡的聚会，神父也未能幸免。那些活着的人，有的纵情享乐，有的携病外逃，有的寄望宗教，有的谴责自己，鞭笞者运动便在当时兴起。一些深信自己有罪，希望通过体罚的方式来消罪并逃过瘟疫的男男女女，袒露上身，集体游行，时而停下来用镶有铁块的皮鞭抽打自己。

外出避难的人群中不乏感染者，他们所到之处，毫无疑问地成为地狱。那些投奔亲友的患者，往往在亲友家住过一晚后便发病，几日内死去，与他接触紧密的亲友、亲友的邻居相继染病死去，接下来是整个城里的人……一个人毁灭一座城，在瘟疫暴发时，这是现实，而非故事。

在这样大范围的死亡面前，所有的文明礼教都已坍塌。病人无人照顾，人人自顾不暇。衣不蔽体的尸体被胡乱堆放在墙角，接着被拖上板车，运往城外。无论是教堂还是坟地，都已满是尸体，剩下的只能毫无体面可言地被倾倒进巨大的坑洞里，和一群陌生人一起露天而葬。死亡的人多了，甚至无法腾出运载尸体的人手，只能任由它们堆积，导致卫生环境更恶劣，加剧疫情的传播。

在瘟疫带来的死亡威胁下，人的精神世界开始崩塌。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写道，“到后来大家你回避我，我回避你；街坊邻舍，谁都不管谁的事；亲戚朋友几乎断绝了往来，即使难得说句话，也离得远远的。这还不算，这场瘟疫使得人心惶惶，竟至于哥哥舍弃弟弟，叔伯舍弃侄儿，姊妹舍弃兄弟，甚至妻子舍弃丈夫都是常有的事。最伤心、叫人最难以置信的，是连父母都不肯看顾自己的子女，好像这子女并非他们自己生下来似的”。

教会宣称之所以出现鼠疫，是上帝降灾，异教徒、被认为低贱的底层人便遭了殃，尤其是犹太人，遭到了恐怖的血洗。基督徒指责犹太人在他们的水井里投毒，带来了瘟疫，各地纷纷发起了迫害犹太人的活动。火烧、虐杀，犹太人死伤无数，《欧洲中世纪史》显示，黑死病期间，仅美因茨和斯特拉斯堡就有近3万犹太人被杀死。还有不少女性被污蔑为带来灾难的女巫并以残酷的方式被处死。大量犹太人和女性的死亡并未止住瘟疫的蔓延。自私自利、残忍无情，这些以莫须有的罪责为矛攻击他人的人，本身成了道德败坏的代表。

但同时，也有人在面临瘟疫威胁时做了无私的选择。1665年鼠疫流行时，英国伦敦附近的小村庄亚姆村的村民在发现鼠疫病例后，用石头垒了一座围墙，将整个村子围了起来，主动与外界隔离。村子里有不少健康人，与鼠疫病人隔离在一起，无疑增加了感染风险，但为了避免影响其他地区的人，所有人都选择了留下来。他们将硬币浸泡在醋里消毒（认为这样能避免传播病菌），放在围墙的洞中，以这种方式与周围村庄的商人换取粮食。村庄里的人死了许多，有的八口之家最后只有一个人幸存。正是他们的牺牲，才给了其他地区的人生的希望。这段历史至今仍保存在亚姆村的博物馆（Eyam Museum）里。现在看来装扮滑稽的瘟疫医生，虽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却也是疫情期间敢于接触患者的勇者。

时至今日，在大部分时候，我们压根儿不会想起鼠疫这件事。以中国为例，每年的病例以个位数计，没有恶性传播事件发生，但我们仍不能掉以轻心。鼠疫病原体在大自然中仍然存在，在战争时期，甚至被某些人拿来研制生物武器，例如：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对中朝军队使用生物武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七三一部队在中国东北开展细菌武器的研究，鼠疫杆菌就是其中一种曾被日本投放在中国土地上的病菌；苏联也曾秘密研究生化武器。

从瘟疫的历史我们可以推测，一场细菌战的威胁远胜于其他战争，如果说天灾不可避免，至少人祸我们可以选择拒绝。

1972年，美国、英国、苏联等12个国家签署《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该公约于1975年生效。公约规定，缔约国禁止发展、生产以及储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截至2021年，共有183个国家加入该公约。

不要给瘟疫制造传播的机会——人类必须对自己的未来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