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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南星之所以如此嚣张，在于他资历够老，比叶向高还大九岁，也比其早中进士九年。但他身上集中体现了政治道德化的危害。
政治是一门技术活，终极目标是解决现实问题。现实千变万化，立场瞬息万变，矛盾错综复杂，妄图以非黑即白的标准判断是非，只会遭遇一道又一道“电车难题”。
晚年的邹元标对此有所反思。
当初他为反对张居正“夺情”（万历打破“丁忧”礼法，命本该离职回家、替亡亲服丧的张居正留任），屁股被打得血肉模糊，本人还遭流放边地。直到张居正离世，他才调回京师。
随着时间的推移，邹元标逐渐感到事非经过不知难，觉得张居正虽做人失败，但毕竟于国有功，死后不该被抄家清算。
于是，在他当左都御史的短暂任期内，一大功绩便是替张居正平反，并普及了一条朴素的为官之道：即使毁谤缠身，也要真抓实干。
可惜，邹元标的觉悟是特例，“因人废事”才是儒家文化圈的传统。
在这样的环境里，当一个道德极端主义者显然更安全，哪怕胸无点墨，也能用故作高深的“在德不在险”噎死军事专家。
不过，道德的吊诡之处在于，一旦它被大力提倡，跳得最欢的往往不是好人。并且，把社会问题归罪于道德不彰，也会掩盖体制和法治方面的深层问题。
平心而论，一些东林党人涤瑕荡秽，改造世界的发心不可谓不纯粹，但他们以早就僵死的程朱理学丈量善恶，划分敌我，又不可谓不愚蠢。
尤其在阳明心学已经深入人心的时代背景下。
和朱熹一样，王阳明也强调“去私欲”。但与之不同的是，他对什么是私欲做了更明确的界定。
在他看来，人的“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宛如天上的浮云，往来聚散，变动不居。换言之，当喜则喜，当怒则怒，乃正常现象。反常的是凝滞不散，遮天蔽日，喜到乐极生悲，怒到杀人盈野，这便是私欲了。
因此，王阳明认为所谓私欲，即情之“过”（过火）与“不及”（凉薄）。
表面看这是对人性的妥协，实则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道德”打下了底层逻辑。而东林党退回朱熹，看似尺度更严，其实无法落地，最后只能把朋友搞得少少的，把敌人搞得多多的。
比如赵南星复出回京时，大理寺卿周应秋有意结欢，郊迎于道，谁知赵南星不仅不领情，还喟叹说：“吾入山三十年，安知士风至此乎！”
仇隙由此而生，被推到东林党对立面的周应秋后来成为阉党的“煨蹄总宪”。
煨蹄就是炖猪蹄，靠着一手好厨艺，周应秋巴结上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官至左都御史。未几，又升吏部尚书，大肆卖官，日进万金，被北京人民亲切地称为“周日万”。
当然，还有更神奇的操作，那就是把己方阵营的同志给逼成阉党，比如阮大铖。
同魏大中一样，阮大铖也是高攀龙的学生。但论才气，别说魏大中，整个东林党都找不出几个能与阮大铖比肩的。
对于阮诗，章太炎的评价是兼具王维、孟浩然的意趣和谢灵运的精练。陈寅恪亦推许阮大铖，其父陈三立更是将其同韦应物、陶渊明作比，誉为“五百年来一作者”。
而作为戏曲家的阮大铖，更是造诣非凡，产量惊人，且同屠隆一样，阮亦能自编自演，已知的作品就有《春灯谜》《燕子笺》《双金榜》《牟尼合》等十几种，连与他敌对的文震亨（文震孟之弟，《长物志》作者）都盛赞不已，认为其成就在汤显祖之上。
这倒有些过誉，但汤显祖至少有两处不及阮大铖：一是不识音律，其词曲虽文采斐然，但唱起来比较拗口；二是思想性大于故事性，不如阮大铖的作品好看。
由此可见，比主题深刻、文以载道，阮曲固不如汤曲；但就戏剧冲突和演出效果而言，阮曲在当时无人能及，大才子张岱观摩后的评语是“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
事实上，张岱压根就不认可阮大铖这个人，只是作为慧眼识珠的评论家不因人废言罢了。
作为《明史·奸臣传》里的代表人物，南明弘光朝的大反派，阮大铖几乎无人认可。但抛开褊浅的性格缺陷不论，阮大铖可以说是东林党一手打造出来的，起因即天启四年（1624年）的“争吏垣”事件。
所谓吏垣，指六科中的吏科。时值吏科都给事中一职出缺，论资论才，丁忧期满的阮大铖都堪称绝佳人选，于是其桐城老乡左光斗急召他返京待补。
然而，六科职微权重，吏科尤重，掌科的都给事中更是重中之重。为应对方兴未艾的阉党，赵南星、高攀龙和杨涟都主张让关系更近、火力更猛的魏大中执掌吏垣。而作为安抚，几位党魁将推工科都给事中周士朴升任他职，把腾出的位子给阮大铖。
问题是，且不论工部居六部之末，即便按资轮序，阮大铖也排在魏大中之前，岂肯吃此闷亏？
果然，左光斗没做通阮大铖的工作，而周士朴又跟祖坟被太监刨过似的，日常工作就是怼天怼地怼宦官，故升迁为魏忠贤所阻。赵南星等人的计划就此落空，阮大铖成功就任吏科都给事中。
那又如何？彼时的吏部尚书正是接替张问达的赵南星，得罪了东林大佬的阮大铖在吏垣的位置上如坐针毡。
原本才堪充任，于理确实该他，现在却搞得不伦不类，不尴不尬。加之阮大铖又不是什么心胸宽广之人，一怄气便打算辞官，给赵南星等人难堪——乌纱帽爷不要了，送给你们。
屁股还没坐热就不干了，影响非常不好。为免外人看笑话，黄尊素极力挽留阮大铖。
本已略微转意，但阮大铖发现自己始终不招人待见，连左光斗都生分起来，于是上了道《惩贪疏》后去官辞京。
由此可见，意气用事的阮大铖根本不是一个成熟的政客。
而南下途中，他好死不死地在涿州见了个文友，由此彻底揭开自己的人生悲剧。
此人叫冯铨，涿州本地人，比阮大铖小九岁。
冯铨十九岁中进士，三年后迁翰林院检讨，可谓年少得志。然而二十五岁那年，冯铨的父亲冯盛明（时任河南布政使）在后金入侵辽沈时擅离职守，被河南巡抚张我续弹劾。
冯铨上疏申冤，称其父的“乞休”在未闻辽警之前。
这倒是事实，但他之所以三次乞休，也是因为预感时局有变。而当张我续三次不允后，冯盛明不候批复，擅自离任。
按《大明律》的规定，这种情况要杖一百并革职。冯盛明回籍后不久便死了，可见打得不轻。
冯铨随父回乡，日思替其平反，终于在天启四年（1624年）春迎来转机，因为魏忠贤到涿州祭祀碧霞元君了。
冯铨跪于道旁，哭诉其父之“冤”。
对这种年少有为并主动向组织靠拢的人才，魏公公一向高度重视。于是，冯铨官复原职，加入阉党。一年后，年方三十的他竟入阁拜相。
为打消天启的疑虑，魏忠贤还大谈“宰相小甘罗”的故事，以示有志不在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