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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没能借“梃击案”做成文章，导致两年后在由浙党联合齐党、楚党主持的“丁巳京察”中损失惨重，东林党员几乎被驱逐殆尽，从此颓了三年，直到万历宾天才迎来转机。
万历是在王皇后逝世后病倒的，郑贵妃眼见成败在此一举，违规搬进乾清宫，一边照顾夫君，一边讨要后位。
朱常洛在宫门外焦急徘徊了多日，始终不被允许入内探视，直到东林党的兵科给事中杨涟得知此事。
杨涟告诉朱常洛的伴读宦官王安，说不见太子，绝非天子之意。皇上久病不愈，要提防郑贵妃假传圣旨，惑乱朝政。
王安向朱常洛转达了杨涟的建议：力请入侍，尝药视膳，薄暮始还。
与此同时，杨涟又联合御史左光斗敦促方从哲率群臣赴乾清宫问安，以示朝臣之力。
方从哲不愿开罪郑贵妃，以“帝讳疾。即问，左右不敢传”推诿。杨涟援引北宋文彦博的例子，要方从哲携百僚一日三问，使宫中知廷臣在，“事自济”。
方从哲只好照办，但郑贵妃此时已经索要到了“封郑氏为后”的遗诏。
那又如何？万历还说等郑贵妃百年之后要入葬定陵，好“生则同衾，死则同穴”呢，可三百多年后定陵重见天日时，世人发现与万历合葬一墓的两个女人是王皇后和朱常洛的生母恭妃——那个万历嫌弃了一辈子的宫女、郑贵妃口中的“老妈妈”。
原来，天启即位后将自己的亲祖母追封为“孝靖皇后”，移葬定陵。
此时已成为太妃的郑氏尚在人世，礼部以“有悖典礼”（封后大典必须由皇帝亲自主持，可皇帝已不在人世）为名否决了万历的遗愿，葬送了她的皇后梦。
不受待见的郑太妃躲在深宫，了此残生，一边见证恭妃死后的荣光，一边品尝生前的凄凉。
由于长期与子暌隔，恭妃晚年抑郁到双目失明。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恭妃病危。朱常洛经苦苦哀求，终得恩准前往景阳宫探望。
景阳宫位于东六宫的东北角，在东西六宫里最为冷清。朱常洛来到宫前，发现大门紧锁，寂然无人，只好自己找来钥匙，进入冷宫。
母子相见，抱头痛哭，恭妃摸索着朱常洛的衣裳，凄然道：“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
另据文震孟之子文秉记载，当日郑贵妃曾派人尾随朱常洛至景阳宫，被听觉灵敏的恭妃察觉。她说了句“郑家有人在此”后便不再开口，以防留下把柄，连累儿子。
可惜，不论恭妃和东林党怎么围护，也架不住压抑了近四十年的朱常洛登基后疯狂地透支自己的身体。
原来，郑太妃见木已成舟，只好拼命巴结已成为泰昌帝的朱常洛，以消往日之怨。问题是这梁子结得有点深，不太好解，心神不宁的郑太妃干脆直接上撒手锏：性贿赂。
八个狐媚的艺伎被进献给朱常洛，使其即位后的第十天便一病不起。
虽说“久饿不可饱食，久渴不宜牛饮”，但人一颠鸾倒凤就病倒了，这剧情怎么看怎么像胡金铨导演的风月片。
合理的解释是朱常洛长年担惊受怕且饮食淡薄，导致身体素质不佳。而应付继位大典和操持先皇丧礼均是劳形苦心之事，贪欢无度自然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听说皇上几日之内便肾气不足，百官顾不得含蓄委婉，纷纷劝朱常洛“起居必慎”“急在保摄”，方从哲亦在入宫请安时直言道：“圣体未愈，伏望清心寡欲，以葆元气。”
但朱常洛显然高估了自己的体格，对节制房事的劝告不屑一顾，直到瘫痪在床。
主治医生是分管御药房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崔文升。
之所以找宦官看病，一来崔文升的医术确实不错，二来自觉丢脸的朱常洛不想惊动外廷。
可惜，崔文升的治疗方案过于激进，而他翊坤宫内侍的出身又实在让人无法不将其同郑太妃联系到一起。
当朱常洛的病情迅速恶化，而东林党得知替他暗中治病的人是崔文升后，立即炸锅。
不炸不行，因为崔文升居然给眠食俱废、孱弱已极的朱常洛开泻药，使其一天之内跑了几十趟厕所，严重脱水。
然而，难以启齿的事实是，为了夜夜做新郎，朱常洛服用了大量春药。因此从医理上看，先用大黄把体内的毒素排尽，再考虑补肾养气，倒也没错。只是崔文升没掌握好剂量，玩脱了。
当然，在东林党看来误诊是不存在的，真相只有一个：郑太妃指使崔文升谋杀朱常洛。
问题是崔文升若真想弑君于无形，最安全的方法其实是装作不知道朱常洛吃春药这档子事。反正患者百般遮掩，宫外的人更是蒙在鼓里，均认为虚脱的皇帝亟待热补。
崔文升只需遵照“常识”开一堆大补之药，便能名正言顺地害死朱常洛，何必多此一举，将自己置于口诛笔伐的险境？
但这仍是推测，实情跟“梃击案”一样扑朔迷离，因为郑太妃从万历死的那天起就没挪窝，在乾清宫形影不离地守着朱常洛，嫌疑根本洗不清。
郑太妃明知拉仇恨还非要赖在乾清宫，一是由于求生欲，二是为了“讨封皇太后”。
立后无望，便要当你妈，这很郑太妃。
不仅如此，她还跟朱常洛的宠妃李选侍勾结到一起，整日互捧——郑太妃替李选侍请皇后位，李选侍为郑太妃请皇太后位。
不管朱常洛烦不烦，杨涟是看不下去了，上疏斥责崔文升用药无状，并揭露郑太妃的狼子野心。同时，他拉上左光斗和东林党的吏部尚书周嘉谟，敲开了郑养性的家门。
郑养性乃郑国泰之子，其父死后成为郑贵妃在宫外的联络人，平日嚣张跋扈，仗势欺人，却早已被杨涟看透。
杨涟认为，郑养性跟他爸一样，是个虚张声势的主。果不其然，由纠劾过黔国公的三朝元老周嘉谟牵头，杨涟与左光斗你一言我一语，成功唬住郑养性，使他相信自己和姑姑已大祸临头。
当然，威吓是以实力为基础的。朱常洛上台后，东林党全面翻身，刘一燝与韩爌同时入阁，赵南星以太常寺卿起复，邹元标以刑部侍郎征召。
郑太妃一介寡妇，无人撑腰，看上去张牙舞爪，其实压力比谁都大。
因此，在郑养性的劝说下，她移居慈宁宫，暂避锋芒。
与此同时，御史郑宗周等人继续弹劾崔文升，并请内阁调护圣躬，速建储贰。
病势凶猛的朱常洛终于公开承认患病，召太医会诊，并在方从哲问安时肯定其“用药宜慎”的建议。
可惜为时已晚，朱常洛也自觉大限将至，开始召见内阁大学士们以及吏部尚书周嘉谟、礼部尚书孙如游、左都御史张问达等辅弼重臣。
职仅七品的杨涟也在召对之列，同僚皆以为这是由于他批判崔文升和郑太妃过猛，触了逆鳞。
杨涟亦作此想，甚至已做好挨打的思想准备。
没想到一见面，朱常洛即对杨涟赞不绝口，让他参与顾命（帝王交代后事）。
杨涟感激涕零，立志犬马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