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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党相持不下，“梃击案”爆发。
一个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枣木棍在黄昏时分混进东华门，闯入守备松懈的太子寝宫慈庆宫，见人就打，被制伏时已冲到前殿的门口。
朱常洛亲自向万历汇报了此事，一个叫刘廷元的巡城御史被派去突审张差。
刘廷元是浙党骁将，刚刚弹劾过东林党的李三才。
由于案情重大，刘廷元害怕担责，故审出一个模棱两可的结果：蓟州人张差前言不搭后语，反复提到“吃斋讨封”等胡话，应该是个疯子。但细察其容貌，似乎又很狡黠。
于是万历命刑部严讯，成立了以山东司郎中胡士相为首的专案组。
胡士相亦属浙党，跟刘廷元还是姻亲。
二审的结果是：张差确系疯癫，因赖以为生的柴草被人恶意焚烧，地方衙门不作为，遂进京上访。由于没有诉状，经人提醒以木棍代替，潜入大内。
依《大明律》之规定：“宫殿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律斩。”
不管老百姓信不信，反正东林党不信，比如王之寀。
王之寀时任正六品的提牢主事，分管刑部大牢，人微言轻，却坚信张差不是精神病，背后另有隐情。
他利用职务之便，不让张差吃饭，逼问出另一套供词。
原来，张差在父亲亡故后，经亲戚介绍认识了宫里的一个公公。此人将张差带到北京的一所宅子，让他替自己办件事，允诺事成之后赠送良田。
要办的事是杀人，杀慈庆宫里“穿黄袍者”。
当然，这份供述也挺魔幻，最明显的漏洞在于凶器居然是根棍子。
但它至少解开了两个疑窦：第一，没有宫里人的引导，张差如何进入守备森严的东华门？第二，偌大的紫禁城张差初来乍到没迷路，径直就跑到了冷僻的太子居所，未免太过巧合。
张差没有吐露公公的姓名，王之寀则将私审的情况越级汇报给署理部事的刑部侍郎张问达。
作为刑部的常务副部长，张问达当年曾大张旗鼓地弹劾李贽，致其下狱。还曾痛批矿税，力请停止。可见他并不好惹。
接到汇报后，张问达有些犹豫，但还是让王之寀把录下的供词写成密奏，由他代呈。
王之寀在奏章里建议由三法司（都察院、刑部、大理寺）会审张差，结果呈上去后毫无音讯。
万历的反应很正常。这么多年下来，从“妖书案”到“诅咒案”，桩桩件件矛头皆指郑贵妃，这回又跳出个王之寀。都洗洗睡吧。
王之寀头也很铁，见奏疏石沉大海，索性公之于众，舆论瞬间大哗。
要求追查元凶的奏章雪片般飞入紫禁城，户部郎中陆大受甚至用上“奸戚”二字，就差指着郑贵妃的鼻子骂。
不仅如此，针对“刺杀太子这么严肃的事，怎么看上去那么儿戏”的疑点，陆大受给出自己的解释：张差只是个探路的，如果发现闯宫不难，武艺高强的就跟着来了。
问题是：来了又如何？张差已经打草惊蛇，宫里的安保必定大大加强。
因此不合理。但不管合不合理，对王之寀的证据你得给个说法，否则就像大理寺丞王士昌所质问的那样：“有此人情乎？”
儿子的性命受到威胁，老子居然无动于衷，不知道的还以为朱常洛是捡来的。
万历头痛不已，夹在他和百官之间的首辅方从哲更是被动。
此时，声言“祸生肘腋，宜亟翦除”的御史过庭训见万历始终不表态，干脆移文蓟州知州戚延龄，委托他调查张差来京前的情况。
作为张差的父母官，戚延龄想死的心都有。这么大的案子，还牵涉党争，稍有差池就是杀身之祸，弄不好得一堆人陪葬。
因此，戚延龄的回文跟二审一致：张差是个疯子，因柴草被烧上京告状。
不过，柴草之所以被烧，经查跟郑贵妃也有关系，因为她派到黄花山（在蓟州境内）上修佛寺的宦官为烧制陶器曾向民间购薪。
张差见有利可图，把家里的田卖了从外地买薪运回，贩与宦官，引起本地人的忌恨，导致其柴火被烧。张差求宦官主持公道，谁知反被责骂。
看来，张差疯归疯，却并不影响他做生意。
戚延龄的话，东林党连语气助词都不信，甚至怀疑郑家已派人到蓟州活动。
在反对“疯魔说”的刑部员外郎陆梦龙的敦促下，张问达将专案组扩大到七人（引入王之寀和陆梦龙），会审张差。
审问一开始，陆梦龙便明白了七八分：张差一脸倨傲，毫无疯状。
问话的过程中，胡士相等人吞吞吐吐，陆梦龙大为不满，一再提出对张差用刑。胡士相装聋作哑，直到陆梦龙拍桌而起，方才允准。
这就涉及一个问题：浙党到底在掩饰什么？
事实上，浙党领袖沈一贯是拥立朱常洛的，浙党也认同“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不可能跟郑贵妃沆瀣一气。
但此时的内阁首辅是接替叶向高未久的方从哲。
叶向高是东林大佬，方从哲却是个无党派人士，曾任国子监祭酒，因得罪太监辞职回家，养望山林十五年，颇富清名。
这样的道德楷模其实并不适合当首辅，因其在“爱惜羽毛”和“承担责任”之间往往选择前者。正如《明史》评价的，“性柔懦，不能任大事”，方从哲出山后果然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凡事和稀泥。
东林党大为不爽，以至于不顾方从哲是叶向高推荐给万历的事实，认定他为浙党。
理由看上去也很充分：湖州人嘛。
因此，东林党有把方从哲拉下马的冲动，而浙党则不愿“梃击案”成为对手排除异己的工具，竭力息事宁人。
可惜挡不住风风火火的陆梦龙。
张差又不知道这帮官员谁大谁小，见陆梦龙镇住全场，便全都撂了——不仅承认有人带自己进宫，还说其人是“庞公公”和“刘公公”。
这两个姓氏一出，堂上的几位均坐直了身体，心照不宣：庞公公叫庞保，刘公公是刘成。两人均为翊坤宫的宦官，郑贵妃的内侍。
张差说这俩人豢养他三年了，送他金壶、银壶各一把。陆梦龙立即追问：“何为？”
张差答道：“打小爷。”
空气立刻凝固。
因为“小爷”就是朱常洛。
胡士相大喝道：“此不可问矣！”
其同党反应过来，纷纷起身，表示审讯到此结束。
张问达接到报告，心下已然有数，把张差的供词捅给内阁次辅吴道南。
吴道南是无党派人士，二把手的位置又让他比两面承压的方从哲超然。收到张问达的猛料后，他立即垂询小自己十三岁的翰林院编修孙承宗。
作为晓畅边事、出将入相的一代名臣，孙承宗此时已展露出成熟的政治智慧：
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连贵妃，不可深问。庞保、刘成而下，不可不问也；庞保、刘成而上，不可深问也。
陆梦龙请张问达穷追到底。并且，为免胡士相再次作梗，建议三法司会审。
张问达不想引入都察院，因为这样一来刑部便做不了主了。他的选择是启动“十三司会审”，即由刑部的十三个司（对应全国十三个省）集体上阵，集体负责，丢掉思想包袱，做出公正判决。
当天，哪见过这种阵仗的张差竹筒倒豆子般说个不停，也不知是心理防线崩溃还是表现欲被激活，连“打上宫去，撞一个打一个，打小爷，吃也有你的，穿也有你的”这种教唆犯罪的黑话都讲了出来。最后还惋惜道：“小爷洪福大了。”
此言一出，连胡士相等人都改了口风，郑贵妃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不仅洗不清，还要被猪队友补刀。
郑国泰是郑贵妃的哥哥，为陆大受的“奸戚”之说所激，按捺不住，发布公告替自己辩白：“倾储（扳倒太子）何谋？主使何事？阴养死士何为？”
一言以蔽之：不要空穴来风了，我有什么必要这么干？
傻子都知道郑家跟太子过不去的原因，郑国泰偏要此地无银三百两，结果遭到东林党的工科给事中何士晋的猛攻。
何士晋认为，陆大受提到“奸戚”时又没指名道姓，郑国泰主动认领是做贼心虚。而且，谁说你倾储了？谁说你主使了？谁又说你养杀手了？你急成这样，不是欲盖弥彰吗？
疏末，何士晋提出一个对赌协议：
设与国泰无干，臣请与国泰约，命国泰自具一疏，告之皇上。嗣后凡皇太子、皇长孙一切起居，俱系郑国泰保护，稍有疏虞，即便坐罪，则人心帖服，永无他言。
万历七窍生烟，怒道：“难道朕无护子之能，竟托外戚？”
然而群情激愤之下，贸然惩办何士晋无异于推波助澜，万历只能忍着。
方从哲扛不住舆论压力，要求万历“严究主使”。张问达也连连上疏，催问下一步如何处理。
望着梨花带雨的郑贵妃，万历给她指了条生路：去求朱常洛。虽说屈辱，却是破局的唯一办法。
朱常洛生性懦弱，平素跟宦官都不敢发火，见万历存心袒护郑贵妃，也只好答应不予深究，配合演戏。
于是，时隔二十五年，万历破例在慈宁宫召见暌违已久的群臣——带朱常洛一起。
选慈宁宫是为了庄重，宫主李太后去世不久，牌位尚在，让万历感到骂起人来有底气了许多。
他痛斥谣言，拉着太子的手说：“此儿极孝，朕极爱。使朕有别意，何不早做更置！外臣何意，辄以浮言间朕父子耶！”
语罢，命宦官将三位皇孙（朱常洛的三个儿子）带到殿外的石阶上，令群僚熟视，并道：“朕诸孙俱已长成，更何说！”
自证完清白后，万历又让朱常洛表态。
朱常洛附和道：“我父子何等亲爱，而外廷却议论纷纭。尔等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
眼见当事人都这态度，东林党再想搞事也师出无名，只好偃旗息鼓。
最后的结果是张差被活剐，庞保、刘成被秘密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