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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许多政治强人以为自己在解决现实问题方面能力超群，其实他们不过是某些已故思想家的奴隶，很多时候还只是二三流的思想家。
王阳明虽然算一流的哲人，世间的“奴隶”也很多，但限于天时地利，终究未能改变旧制度。而由于旧制度不适应新思想，新的理念便也没能发展出进步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还饱受非议与反扑。
于是，那些随任自然的“新人”看似摆脱了伦理纲常的束缚，却又坠入情波欲海，难以自拔；而那些批判纵欲的人，现实生活中又常常放浪形骸。比如袁宏道指责某些人“或为酒肉，或为声妓，率性而行，无所忌惮，自以为绝望于世，故举世非笑之，不顾也”，殊不知这话用在他头上也很贴切。
万历十二年（1584年），王阳明的神位被请进孔庙，影响力达到巅峰。无论支持还是反对，心学都成为士人绕不开的话题，且牛毛茧丝，无不辨析，日益精微，越发玄虚。
结果，本该经世致用的士大夫对“筹边治河”与“簿书钱谷”茫然无知，整日就谁是“异端”、谁是“伪学”聚讼纷纭，以至于顾炎武愤恨道：
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读书不读律，致君终无术。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为塑造海瑞有学有术、不畏强权的形象，让他张嘴便引《大明律》，而事实上晚明的学风，同时代的王世贞最有发言权：
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出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
不过放眼全国，进士每三年才从六千名举人中录取三百来个，授官也不过六七品，含金量比北大、清华的博士还高。如果没有现实需要，时间宝贵的政治精英又岂会乐此不疲地穿凿义理？
其实，意识形态无非是政客手中的积木玩具，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想怎么装就怎么装，比如经学视野下的千古难题“称王之辩”。
先秦文献里有不少关于周公称王的记载，韩非更是信誓旦旦地说他当了七年天子。
作为孔子的偶像、儒家的圣人，制礼作乐的周公居然带头破坏君臣大义，这也太政治不正确了吧？
还原历史现场，事实本不复杂。
首先，“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很多人承认，争议主要集中在他有没有坐龙椅。
其次，西周初年，礼制方兴，距以“兄终弟及为主，父死子立为辅”的方式传位的殷商未远，故见识超迈、内外宾服的周公旦即便替侄子实操了一把，看上去也没那么面目可憎。
最后，由于及时还政，不仅没有引发政治动荡，还开启了“成康之治”。
现在看来，一个三千年前的人称没称王有什么好辩的？但在传统政治语境里，这可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比如王莽把他的傀儡皇帝刘婴的年号定为“居摄”，打着“效仿周公摄政”的幌子阴行夺权，西汉官员该如何站队？
比如朱棣篡了侄儿朱允炆的皇位后辩称自己是效法周公，誓死不做贰臣的方孝孺当如何应对？
小到政治博弈，大到王朝兴替，表面看取决于力量多寡和人心向背，但其底层逻辑同观念系统的更新密切相关。
嘉靖初年的“大礼议”看似在争“由藩王入继大统的朱厚熜是可以将其生父兴献王追谥为‘兴献帝’，还是只能俯从内阁之意改称其为‘叔父’，而称先皇弘治为父”，实质却是心学与理学在朝堂上的首次正面交锋。
紧扣“孝”字的心学派以“礼本人情”全面驳倒理学派，息影林泉的王阳明虽不置一词，但心学包举宇内之势已不可挡。
士风嬗变，日趋激烈。当张居正为整肃吏治颁行严厉的“考成法”后，党争只欠东风。
此前，京官考核有六年一次的“京察”（对北京和南京文官的考核），地方官考核有三年一回的“大计”，但很多时候流于形式，直到考成法引入基于目标管理的绩效考核后才化腐朽为神奇，让二者成为政争利器。
加之张居正生前压制言路，排斥异己，没少制造冤案。及其身死，要拨乱反正的，要报复清算的，还有同内阁龃龉不合的言官——各色人等如久旱逢甘霖，潜滋暗长的不满喷薄而出，沸反盈天。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癸巳京察”由吏部尚书孙鑨、左都御史李世达和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主持，在考功司员外郎顾宪成的协助下，三人罢免了一批冗官和贪吏，其中不少还跟他们沾亲带故，比如孙鑨的外甥、赵南星的姻亲。
敢对自己人下手，至少看上去正大无私。然而此番京察，吏部未经内阁，直接将处理结果上奏万历，政治企图昭然若揭。
作为六部之首，吏部负责官员的选授、封赏和考课。为分权制衡，内阁大学士可兼户、礼、兵、刑、工五部尚书，但不领铨选。
然自张居正掌权起，吏部开始听命于内阁首辅。
张居正死后，经过两任吏部尚书的努力，吏部终于夺回权力，大有跟首辅分庭抗礼之意，即使路上相逢也无须避让。
唯一没夺回的权力就是在京察官员的去留问题上，必须先告知内阁。
经过与首辅王锡爵的一番宫斗，孙鑨败下阵来，被罚停俸。
赵南星则丢了官，为他叫屈的顾宪成（时已升任吏部文选司郎中）和高攀龙（时任礼部行人司行人，正八品特使，代表皇帝册封吊祭、赈贷慰劳和访求贤才，说白了就是跑腿的）很快也分别被削职与贬官。
顾宪成这个人，乡试考第一，会试全国第五，目空四海，睥睨万物。
万历九年（1581年），朝中官员见张居正病重，投其所好，凑钱到东岳庙为他联名祈福。不媚流俗的顾宪成没参加，好友怕他日后被打击报复，偷偷替他签了名。顾宪成获悉后，策马赶到现场，抹去自己姓名。
若非张居正一命呜呼，顾宪成就只能回家唱《凉凉》了。
然而他不以为意，几年后因替人打抱不平而触怒万历，被贬到地方当推官（相当于地方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直至1590年的“大计”被评为“公正第一”和“廉洁第一”，才重新回到吏部。
结果凳子还没坐热，便“伙同”赵南星等在三年后的京察中搞事情。
彼时，王锡爵刚任首辅，一次闲谈时对顾宪成说，现在最怪的事是，朝廷认为对的，外人一定认为不对；朝廷认为不对的，外人一定认为对。
王锡爵是在抱怨首辅难当，官员和百姓都不向着朝廷。岂料，顾宪成反唇相讥道：我看应该这么说，外人认为对的，朝廷一定认为是错的；外人认为错的，朝廷一定认为是对的。
意即乱自上作，非臣民之罪。
古来才大难为用，告别官场对睿智犀利的顾宪成而言未尝不是好事，但站在朝廷的角度把时间拉长来看，却是“蛟龙一旦脱钩去，遁入江海不复来”。
顾宪成在无锡老家盖了几十间书舍，开坛授课，搞出一派“昼则书声琅琅如也，夕则膏火辉辉如也”的向学景象。
随着共读共修的规模越来越大，顾宪成打起无锡城内一处书院遗址的主意，那是因宋儒杨时（理学家程颐与程颢的弟子，“程门立雪”的主人公）闻名于世的东林书院。
他发动吴地的官员和绅衿捐资，共花费一千二百多两银子恢复了东林书院。这座书院在讽议朝政和臧否人物的社会活动中渐渐发展成为一所湖畔大学——不对，发展成为东林党的聚集地。
顾宪成混成了意见领袖，一怒则当途惧，安居则士林熄。即便朝廷起复他为从四品的南京光禄寺少卿，顾宪成也不稀罕了，坚定不移地走“匹夫而为百代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的康庄大道。
东林党的死敌是以浙籍内阁首辅沈一贯为核心的浙党，以及依附浙党的齐党和楚党。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的“辛亥京察”，东林党与吏部尚书孙丕扬联手，重创浙党。与此同时，由于南京的京察为浙党所把持，东林党在南直隶又遭到排挤。
令人感慨的是，孙丕扬固然高洁，为抵制权贵请谒曾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抽签法”选官；可沈一贯的私德也不差，为避嫌曾严禁其才华横溢、深孚众望的儿子沈鸿泰参加科考，甚至不惜在报考手续上作梗，导致父子反目。
当然你可以说这是作秀，但从吕调阳到张四维，阁臣之子密集地考中进士，张居正的两个儿子更是先后夺得榜眼和状元。
两相对比，沈一贯的思想觉悟还是令人折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