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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时间往回拨三年，李贽在北京的诏狱自杀。
诏狱又称镇抚司狱，是锦衣卫的私牢，拥有“琵琶”“烙铁”“灌鼻”“钉指”“一封书”（湿纸覆面，使人气毙）和“昼夜用刑”（将犯人关在遍布铁钉的木笼里）等独出心裁的酷刑专利，别说以身相试，从旁观看都令人心胆俱裂。
因此，狱中囚徒别无所求，只盼能迁押刑部大牢。得偿所愿者往往喜极而泣，宛若重获新生。
然而，李贽在诏狱的住宿条件却羡煞旁人，不仅不受刑，还能读书写字。
入狱的起因，跟一个叫马经纶的罢官御史有关。
随着李贽誉满天下，谤满天下，其书屡禁不止，四处传阅，收获了无数粉丝，其中就有马经纶。在其力邀下，已在麻城待不下去的李贽北上通州。
天子脚下的卫道士们如临大敌，夜以继日地参李贽惑世诬民，诲淫诲盗，还说他著书诋毁当朝首辅沈一贯。
如果你认为这帮人都是宵小之徒，那就大错特错了。
事实上，反对李贽最猛的恰恰是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多次为民请命，力陈“矿税之害”）和湖广按察佥事冯应京（任上“绳贪墨，摧奸豪”，后因抨击某大税监而下狱）这样的政界良心。
而之所以反对，顾宪成对李贽的盖棺论定很有代表性：
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败为是非而已。学术到此，真成涂炭，惟有仰屋窃叹而已，如何，如何！
连“晚明鲁迅”顾宪成都不理解，可见李贽同时代决裂之深。
深到几乎让人觉得他已陷入虚无主义，比如其对《三国演义》的评价：
曹家戏文方完，刘家戏文又上场矣，真可发一大笑也。虽然，自开辟以来，那一处不是戏场？那一人不是戏子？那一事不是戏文？并我今日批评《三国志》，亦是戏文内一出也，呵呵。
再比如，听说焦竑被贬官后，李贽写信安慰道：
世间戏场耳，戏文演得好和歹，一时总散，何必太认真乎？
这真是“开心点朋友，人间不值得”。
但很显然，沈一贯认真了。
他发起一场“清除异端”的政治运动，从李贽下手，再逮捕高僧达观，并驱逐利玛窦等传教士。
锦衣卫上门时，李贽正卧病在床。得知对方来意后，不愿牵累好友的李贽强撑着爬起来，要求取门板把自己尽快抬走。
马经纶提出与他同往，遭到拒绝。
李贽去世两年后，为他收葬并疾呼“天乎！先生妖人哉！有官弃官，有家弃家，有发弃发，其后一著书学究，其前一廉二千石（指廉洁的知府）也”的马经纶也在落落寡合中病逝。
事实上，马经纶的表现李贽泉下有知只会大摇其头。
他最担心自己的死给周围人平添烦恼，曾在遗言中特意叮嘱，说用五张芦席安顿他的魂魄即可，千万别买棺材，也无须更换新衣。他甚至不忘提醒友人把抬尸的木板物归原主，并称“我心安焉，即为乐土”。
其实，李贽犯的是思想罪，而从方孝孺到于谦再到“大礼议”，明人经历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都可以办一季《奇葩说》了。因此，万历并不想搞肉体消灭，对李贽的处理结果只是“查抄销毁著作，押送原籍治罪”。
问题是李贽终生不服管（“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他入狱前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又岂肯功败垂成，受制于人？
从弃官、弃家、弃发，到用一把剃刀弃命，坚信“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的李贽终于摆脱“世不我知，时不我容”的苦海，按自己的意思走完了一生，连人生的谢幕也演绎成思想的注脚，告诉世人：生或者死，都不是为了迎合别人的期待。
把时间往回拨九年，命途多舛的“青藤道士”徐渭穷困以终，身边唯有一犬。
作为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和“泼墨大写意画”的开创者，徐渭彻底挣脱传统技法的约束，大胆将花鸟画的抽象境界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深刻影响了石涛、八大山人和潘天寿、李苦禅等名家。
此外，徐渭的草书独步天下，被誉为“字林侠客”，力压前辈文徵明。
同时，他还编《茶经》，写《酒史》，创作了令汤显祖推崇备至的杂剧集《四声猿》，以及首部关于南戏（昆曲即其声腔之一）的理论专著《南词叙录》，属于在多个领域独树一帜的奇才。
郑板桥曾刻一印，自称“青藤门下走狗”；齐白石亦自恨不能早生三百年，替徐渭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
至于诗文，徐渭放纵淋漓，任情涂抹，傲气之中流露出悲怆，悲怆之中夹杂着幽默，被袁宏道推为明代第一。
想当初袁宏道因偶然之机目睹徐文，与陶望龄一跃而起，在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以至于“童仆睡者皆惊起”。最后给出的评价是“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
观徐渭之画，山水苍茫奇伟，花鸟动静如生，大有“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杰”的格局；观徐渭之书，则有塞天塞地的布局，狂放离乱的走笔，以及大江东去的气势。
而他本人也是眼高于顶，放言“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必非高书。然此言亦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
疏狂的性格注定了多灾多难的人生。
屡试不第的徐渭饱受场屋之苦，功名止步秀才，以教书为生，一贫如洗。所幸胡宗宪赏识，将之招入幕中，大展其才。谁料造化弄人，胡宗宪受党争牵连，在狱中含冤自杀。
徐渭自忖难逃一死，写好墓志铭并雇人打了副棺材后便以利斧猛击头部。
一时间血流满面，头骨皆折，然竟不死。
于是把三寸长的钉子刺入两耳，仍不死。
又用锤子击碎肾囊，还不死。
癫狂的徐渭没把自己搞死，却失手打死了疑似出轨的妻子，吃了六年牢饭，出来后只剩“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日无暖身衣，夜无御寒被，靠吃蒸糖梨苟且图存。
其实只要稍事变通，生活便能大为改观，奈何徐渭坚信“贫贱不能移”，书屋高悬“一尘不到”的匾额，凡达官贵人慕名来访均闭门不纳，巨富豪绅重金求字则一概不允，只醉心于纸上挥洒苍茫豪气，用艺术的激情抗争天命。
徐渭作画，不屑于构建宏大的背景，刻意回避多余的排场与雕饰，往往随手扯一把草、一捆竹、一面蕉叶扔进一片寂寥的空旷之中，便任它们自生自灭。
这些草木在泥地里撕扭，在顽石间倒伏，披头散发，无依无傍，似乎不喜欢被人观摩。然而，拙朴的笔势中蕴含了无限的生机，仿佛只要舀一瓢水泼上去，一切便枝繁叶茂起来。
因此，有人认为品徐渭之画，不是看四百多年前纸上的一团墨，而是看被围困了四百余年的一只蟹，苦思了四百余年的一步棋，孤鸣了四百余年的一只老蝉。
每一滴墨都有它的归宿，每一片留白都恰到好处。一切都在呼吸，淋漓尽致，万物生长。
徐渭的寂寞和李贽的痛苦，汤显祖深有体会。他在《牡丹亭》里大胆描写柳梦梅与杜丽娘的梦中性交，并以落英缤纷比喻女子落红。
曹雪芹有言：“情既相逢必主淫。”
爱情的实质是大脑里的化学反应，自然包含性冲动。而性，用王尔德的话说就是“生活中的一切都和性有关，除了性本身。性只关乎权力”。
人活一世，生存繁衍，这很好理解。可性跟权力又有什么关系？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原著叫《妻妾成群》。妻妾们每晚仰望灯笼，哪盏亮着就说明哪房受到老爷宠幸，次日还能享受“捶脚”的服务。
女性在封建社会没有性自由，只能扮演男性欲望的发泄对象。女人不能讨论自身的欲望，男人却可夸耀自己的性能力，并以占有异性或同性的数量和质量作为其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志。
情欲自由，乃自由之基础。冲破礼教，便可解构极权。
时下经济独立的女性已能自由表达爱欲。反观16世纪的年轻男女，虽天人交战，但也逐渐觉醒。
可惜，制度的落后使自由未能孕育出民主，民间财富的增长也没有催生“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共识。在牢不可摧的酱缸里，一幅纸醉金迷、歇斯底里的“浮世绘”发酵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