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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长卿者，戏剧家屠隆也，精通音律和书画，作品名动一时，令方中进士、观政礼部的年轻人汤显祖钦慕不已。
屠隆是从青浦知县任上调到北京的。同袁宏道一样，也是仪制司主事；跟袁宗道不同，从无案牍之劳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平明入署，如坐僧舍。焚香读书，亦甚清适。”
屠隆对北京的观感则与袁中道如出一辙：出门骑马，要戴面罩，风起飞尘满衢陌。归来下马，鼻孔黑若烟囱。夏天暴雨后更不堪，积水深可及膝，马粪与沙土齐飞，整座城市就像一个大泥潭。
每当屠隆不得不鼓足勇气策马冲泥时，就怀念起云高水阔的青浦来。
青浦澄江似练，沃野良田，远山如黛，百鸟啁啾，还有念白儒雅的评弹，婉转入耳的昆曲，是“生平有烟霞之癖，日夜不忘丘壑间”的屠隆魂牵梦绕的琅嬛福地。但让他舍弃北京的一切，回去做个田舍郎，那是决计不肯的。
入京未久，屠隆便因卓绝的戏曲才华声名鹊起。由于他能编、能导又能演，且扮相俊美，很快便成为达官贵胄的座上宾。其中就有西宁侯宋世恩。
作为雅好文艺的纨绔子弟，宋世恩在一次聚会上认识屠主事后，非要与他结为兄弟，向他学习辞赋。虽然两人的地位和财富判若云泥，但屠隆见对方执礼甚恭，便欣然接受。
不久，屠隆成为侯府的常客，与宋世恩宴游唱和，听戏作乐。
人世间最大的恒常，就是无常。正当屠隆觉得自己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时，灾难降临。
宋妻是一位色艺双绝、工于戏曲的大家闺秀，每当屠隆扮作优伶即兴串演时，她都在微风吹晃的帘箔后细细品味。及至中场休息，还会嘱咐下人给屠隆送上香茶。
一日，宋世恩从南京出差归来，在家置酒演戏，大宴宾客。席间，两度起身向屠隆敬酒，提议与之结为“通家之好”（世交），并称自己的妻子将择日去屠府拜访老太太和嫂夫人。来宾见主人如此重视屠隆，无不对他更加高看。
谁知没过几日，弹劾屠隆的奏疏就摆到万历眼前，作者是初任刑部主事的俞显卿，给屠隆安了个“淫纵”的罪名，暗示他同侯爵夫人眉目传情，私相授受。
纠察风纪是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的工作，俞显卿职非言官，却“出位渎奏”，冒的政治风险不小，其中必有隐情。
原来，俞显卿原籍松江，在屠隆任青浦令时还只是个举人，因横行乡里被屠知县“以法裁之”。后来他当了刑部主事，又构陷本部尚书、水利学家潘季驯，可谓四处作妖，人多畏之。屠隆看不下去说了几句公道话，传到俞显卿耳中，自是越发仇恨，伺机报复。
彼时张居正堪堪去世两年，大权独揽的万历尚思振作，于是命有司认真访稽，结果发现俞显卿纯属捕风捉影，但屠隆和宋夫人的流言蜚语也委实不少，有伤风化，故各打五十大板，双双革职，宋世恩则罚俸半年。
时人均知屠隆蒙冤，但嫉妒者幸灾乐祸，同情者不敢出头，遂无一人替其辩白。
屠隆来京毕竟不过一年，根基太浅，所谓的“风化案”又只是两个正处级官员的私人恩怨，无关政局，人情自然也就薄似秋云了。
想当初，夜幕下，脱去官袍，盛宴高张。台上风华绝代，座间悲欣交集。只可惜，多少自由自在与真情流露在东曦既驾、步入官署后登时烟消云散，恍如一梦。
帝国的基调还是纲常名教，故此案一经公布，原南京刑部侍郎王世贞就断言自己的学生屠隆是为自身的才华所累，估计很难洗刷掉“文人无行”四个字了。
果然，舆论发酵后，一干故交陆续同屠隆划清界限。
首先是王世贞的弟弟王世懋，这个意气相投的原南京太常寺少卿在听说屠隆被朝廷斥逐后，直接连信都不回了。其次是守孝期满，即将起复为内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王锡爵。
这位未来的首辅大人、聚光灯下的天选之人，在盐城会见了南下鄞县（屠隆故乡，今宁波市鄞州区）的屠隆。一直未作声援的他此刻倒是打开了话匣子，语重心长地教育起老友来，说此番罹祸，虽不可测，但深挖思想根由，还是与你受了老庄的毒害有关。逍遥乃取祸之本，等你回到老家就别再东奔西跑了，一切以简寂为要，这样或许还有起复的可能。
屠隆嘴上诺诺，其实早已如鲠在喉。
不过，说屠隆受老庄毒害倒是一语中的，看他那些充满隐逸之风的文字即知：
茶熟香清，有客到门可喜；鸟啼花落，无人亦是悠然。翠微僧至，衲衣全染松云；斗室经残，石磐半沉蕉雨。水色澄鲜，鱼排荇而径度；林光澹荡，鸟拂阁以低飞。
王锡爵终非同类，不理也罢。最让屠隆痛心的，还是跟至交沈明臣的反目。
沈明臣是后来的浙党领袖、内阁首辅沈一贯的叔父，终生不仕，却因诗才名震江南。初识屠隆，双方皆有一时瑜亮之感。
名士做派的沈明臣不管出行还是会客，总喜欢穿一身红衣，人称“绯衣公”。屠隆曾打趣说沈明臣的红衣各有妙用：春衣骑马，夏衣拥妓，秋衣垂钓，冬衣赏雪。
沈明臣给屠隆的长子取了个“阿云”的小名，手头并不宽裕的屠隆则经常以微薄的俸禄接济更加拮据的沈明臣，到北京后还给他寄各种物品。
栽跟头后，屠隆第一时间写信告诉沈明臣，说河水解冻即南行回家。可惜邮路梗阻，沈明臣收到信时已是几个月后，想回信却不知寄往何处，只好写诗表达盼归之情，并派儿子天天去门口守望。
两人交恶是在屠隆抵家后的次年，原因是沈明臣指责好友在“淫纵”案中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屠隆大为光火，认为沈明臣偏袒俞显卿，加深了不明真相的世人对自己的误解。从此，他连沈明臣的名字都不愿提，称其“老而多欲，口如蛇矛”。
沈明臣背发巨疮，屠隆不仅不去探望，还说这是业报；想讨回托沈明臣写序的《白榆集》，屠隆也不亲自出面，而是找共同好友汪道昆，说自己“苦无副本”。
王世贞和汤显祖看不下去，写信劝解，可直到沈明臣去世，屠隆也没有解开心结，也无片言悼唁。
此时汤显祖已外放南京太常寺，对屠隆的崇拜丝毫不减，用南京国子监博士臧懋循丢官之事（因与娈童游乐而遭弹劾）安慰他，认为没什么大不了。同时，还以“古来才子多娇纵，直取歌篇足弹诵”的诗句鼓励屠隆继续创作。
然而，屠隆却被那些对自己不闻不问乃至落井下石的旧友刺激得越发偏执，向士大夫阶层公开表示不满，说他们“不通贫贱而好接贵人，不尚清言而好涉尘务”，趋炎附势，两面三刀。
考虑到罢官后的屠隆一家八口只能靠被海水侵蚀的十七亩薄田为生，其愤懑倒也可以理解。他刚回家时，尚有亲戚邻人来探望，渐渐地就门可罗雀了，以至于他穷到要割马齿苋为生，病了也没钱抓药。
势穷力孤的屠隆寄情于山水，在云栖寺修习佛法三个月，自以为得道，殊不知法师早就看破其“情障难断，习气难除”的禀性，纵使满口禅理，终究非僧非俗。
左思右想，屠隆发现除了鬻文卖赋，也没别的路可走了，于是写下曲坛佳作《昙花记》《彩毫记》和《修文记》，并宣布自己的戏剧主张：
传奇之妙，在雅俗并陈，意调双美。有声有色，有情有态。欢则艳骨，悲则销魂。扬则色飞，怖则神夺。极才致则赏激名流，通俗情则娱快妇竖。
言为心声，单看这一段文字，便清楚屠隆的“名障”和“欲根”为何苦不肯断了。
屠隆晚年曾与友人重游松江府，同行的冯梦桢致仕前是南京国子监祭酒。日后回忆起这次出行，冯梦桢颇为不屑地说，长卿名为入道，不沾荤腥，但我看他有酒就喝，有肉就吃，身边从来不缺女人，还向我吹嘘一夜十次，真是太可笑了。
可笑归可笑，屠隆的煎熬却不足为外人道。对他来说，驱赶内心的欲望，其艰苦卓绝不亚于屯重兵于坚城之下，又是攀云梯，又是挖地道，却怎么也攻不下来。不是战术不得法，实是城池太牢固。
敦伦之乐为何难除？败军之将屠隆自问自答，父母生我，就是因这男女之欲。它是我的根，岂能连根拔掉？
但在公开场合，他却说：“明霞可爱，瞬眼而辄空；流水堪听，过耳而不恋。”嗜欲的结果是悲惨的，繁华的终点是苍凉的。
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能看出屠隆的“劝世良言”无非虚晃一枪，其本质仍是“不断绮语，不绝红尘”，就像他那句无奈而矛盾的“老去自觉万缘都尽，那管人是人非；春来尚有一事关心，只在花开花谢”。
生命时时欲飞，却在道德的重压下飞不起来。偶见他飘到半空，还来不及喝彩，一根看不见的绳子又将其拽回地面。
命运反复无常，屠隆亦知名利声色不过是南柯一梦：
风流得意之事，一过辄生悲凉；清真寂寞之乡，愈久转增意味。
即便清醒如此，在面对基因的冲动时，人的理性又有几成胜算？
同时期的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人是由欲念驱动的，为了活着可以做任何事。
稍晚的斯宾诺莎进一步指出：人一直被欲念驱使着走，且不自知。
等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人们终于意识到自己其实也是动物。
屠隆死于“情寄之殇”（汤显祖语），亦即梅毒。最后的日子里，他号痛不止，尊严尽失，要靠全家念诵观音名号以求解脱。
已回老家临川的汤显祖寄来十首宽慰他的诗，调侃说，风流人得风流病，也算各得其所。
弥留之际，屠隆恍然发现自己在世间已没有像汤显祖一样相伴始终的知己。过往的岁月里，不是他得罪故友，就是故友弃他如敝屣。他似乎从未真正认清过身边的人。
便是自己，也看不清了，觉得“长卿不是我，纬真亦不是我”（屠隆字长卿，又字纬真）。他在自画像里写道：
霜降水涸，华脱木枯。万缘倘尽，五岳可庐。人称为我，我不知其为吾。
面对即将吞噬自己的无边虚空，屠隆眼前闪过吴越名士的一张张面孔，闪过纵马踏泥、燕市沽酒的北漂岁月，闪过帘箔后那眼波流转、动人心魄的明眸。
他轻叹一声，留下遗言，说此生“万事瓦裂，无一足取”，六十载春秋已经够长，最大的过错在于言多。
因此，他将所有遗稿，无论诗文曲赋，全部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