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68年4月25日，中央情报局将“总统每日简报”直接送到了林登·B.约翰逊的办公桌上。这份绝密文件是世界新闻的简要概括，堪称中央情报局版《读者文摘》。
这一次，总统浏览了关于越南战争、苏联和中国弹道导弹研发的最新消息，随后将目光转向一条石油地缘政治讯息。美国的情报组织负责人认为这条讯息值得总统关注。
简报开头说道：“以色列即将绕过苏伊士运河，修建一条直径42英寸
的石油管道。”旁边附了一张地图，标示了这条管道的路线。它的起点位于红海沿岸以色列的港口城市埃拉特，向北穿过以色列境内，到达地中海沿岸的阿什凯隆。修建这条管道意味着以色列将和另一个国家结成石油与钢铁联盟，而这个国家有可能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中央情报局总结道：“伊朗是唯一可能为这条管道提供大量石油的国家。”
这条管道的建设以及中央情报局对它的关注，表明石油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也与中东狂热的政治势力密切相关。对美国政府而言，这个问题越来越令人担心。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更加富裕，对石油的需求也大幅增加。1948—1972年，美国的石油消费增长了两倍，这一幅度前所未有，不过还无法与其他地区相提并论。同期，西欧的石油需求增长了14倍，而日本增长了100多倍。 [1]
与此同时，“七姐妹”似乎越来越难以掌控市场。从1954年魏瑟尔苏联之行开始的一系列事件，使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在西方大型企业网络之外销售原油变得更为容易。市场已经开放，莫斯科的石油售价远低于“七姐妹”规定的价格。
1960年8月，西方寡头企业的垄断权力所遭受的侵蚀已经到了一个关键节点。随着苏联的石油削弱了它们的市场主导地位，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的前身）的高管在没有与石油生产国政府协商的情况下，擅自将中东石油标价下调了7%，这让酋长们怒不可遏。石油生产国对收入减少感到不满，对于没有征求它们的意见就降价感到愤怒，因此迫切要求采取行动。一个月后，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伊朗、伊拉克和其他几个国家的石油部长齐聚巴格达。经过4天磋商，他们于1960年9月14日宣布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简称“欧佩克”。
这是20世纪60、70年代能源工业转型的第一步。在欧佩克的支持下，成员国越来越坚定地将石油资源收归国有，而获准留下来的外国公司将被迫向东道国缴纳更多利润和税收。
这一变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欧佩克从此将颠覆石油市场和世界经济，结束七大石油公司的主导地位，将巨大的权力交给大宗商品交易商。随着石油生产国实现了石油工业国有化，这些交易商成为将本国原油输送到国际市场的重要渠道。谁能购买或出售石油，将来更多是由交易商而不是大型石油公司决定，这使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石油国家获得了更多自主权。
因此，这些交易商成了引领全球变革潮流的先驱，促使原本在美国寡头企业的管理下被小心翼翼调控的经济，转变为“市场即上帝”的混乱自由模式。在接下来的10年里，油价大幅波动，从美国到伊朗各地泛起的政治动荡重新勾勒出全球经济的轮廓。此时，有个商人率先看到了这个新时代的种种可能性，并想方设法抓住了机遇，他的名字就是马克·里奇。
当时，里奇是菲利普兄弟公司一名年轻的交易商，他刚好发现魏瑟尔在十多年前就已证明的事实，即原油是可以交易的。里奇后来成为全球石油市场的掌控者，但是他的机遇起步于在伊朗的秘密支持下以色列修建的埃拉特至阿什凯隆石油管道。
以色列和伊朗是两个貌合神离的盟友，即使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也是如此，但是经济利益把它们拴在了一起。伊朗出售石油，以色列购买石油，两个国家都希望找到一种办法，不用经过苏伊士运河就能将石油从波斯湾运到地中海。
这两个国家花了几年的时间秘密修建石油管道，但是进展缓慢。1967年，随着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对埃及和叙利亚发动了突然袭击，于是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作为回应，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关闭了苏伊士运河。虽然战争不到6天就宣告结束，但是苏伊士运河直到1975年才重新开放。运河关闭得非常突然，导致15艘船被困长达8年之久。
关闭苏伊士运河对全球贸易产生了严重影响。无论当时还是今日，苏伊士运河都是石油市场的重要运输通道，是将石油从伊朗、沙特阿拉伯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大片油田，运往欧洲和美国的最佳直接路线。纳赛尔总统关闭运河后，中东的石油运输被迫绕道非洲之角，导致交货延误，成本猛增。
伊朗和以色列也做出回应，加速规划一条全长254公里的管道，绕过苏伊士运河，从红海一直通到地中海沿岸。两国代表举行秘密会晤，商讨细节。在国王的亲自干预下，两国同意成立一家合营公司，即跨亚石油公司，总部设在瑞士，负责修建和管理这条新石油管道。伊朗人利用列支敦士登的空壳公司来掩盖自己持有该公司一半股份的事实，而以色列人则借助一家巴拿马实体公司掩人耳目。
即使在今天，以色列《国土报》仍将该公司描述为“以色列最神秘的公司”。
[2]
此时，步入这个神秘世界的就是大宗商品交易商。欧洲的石油进口国担心如何处理管道运输的石油，害怕会激怒抵制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伊朗人和以色列人也需要帮助，以便保持新贸易路线畅通无阻，但是还有谁比那些新型交易商更适合出手相助呢？它们只需要一部电话和敏锐的智慧，就能够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交易石油。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正摆在雄心勃勃、锐意进取的交易商马克·里奇面前。
这个即将成为石油市场教父的人，于1934年出生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的一个犹太家庭，取名马塞尔·戴维·赖克。他的父亲在德国长大，靠卖纺织品和鞋子为生，他的母亲是比利时人，他本人从小就会说德语和法语。
与当时菲利普兄弟公司的许多交易员一样，他的早年生活受到纳粹势力崛起的影响。1940年5月，就在德国军队进入安特卫普的前一个星期，他的父亲驾驶着一辆专门购买的黑色雪铁龙，载着全家去了法国。他们从法国登船去了摩洛哥，在难民营待了几个月。最终，他们成功拿到了美国签证。1941年，6岁的马塞尔来到了美国，当时的他一句英语也不会说。
他们一家人先住在纽约的一位阿姨家，然后搬到费城，最后去了堪萨斯城。可以说，马克·里奇（马塞尔为自己取的美国名字）差不多每年都在不同的学校上学。
[3]
从那一刻起，里奇一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觉得自己是局外人。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发现自己对商业充满激情。到20世纪40年代末，他们一家搬回了纽约，里奇利用业余时间帮助父亲打理生意，进口制作麻袋的黄麻。他的高中毕业纪念册上写道，少年里奇梦想的工作就是“从商”。
里奇就读于纽约大学，但是并未毕业。通过父亲的熟人介绍，他去了菲利普兄弟公司实习。1954年，他19岁，开始在位于派恩街70号的公司上班，公司设立在一座摩天大楼里面，距离金融区的华尔街不远。他跟所有的实习生一样，也从收发室的工作开始干起。
然而，里奇是不会在收发室待很久的，他的天赋和干劲有目共睹。费利克斯·波森曾与里奇在菲利普兄弟公司共事，后来又在马克·里奇公司共事。他回忆说：“里奇是一位了不起的同事，一个非常聪明的家伙，能讲多种语言，工作起来非常努力。”
当时，公司的另一个同事记得里奇总是早上第一个到达公司的人，等其他年轻的同事8点30分慢慢悠悠进来时，他会用讽刺的口吻向他们说声“下午好”。
[4]
没过多久，他就从收发室调去了交通部门，然后开始和公司的一位资深交易员共事。
在这一阶段早期，里奇将商业智慧和冒险欲望结合起来，这使他取得了惊人的成功。里奇负责汞贸易，汞矿是一种利基产品，由于没那么重要，所以完全可以交由初级交易员负责。在历史上，人们曾经使用汞提取银、制作温度计、治疗梅毒。到了20世纪50年代，人们开始制作汞电池，主要用于军事装备中。里奇确信对汞的需求会迅速增加，因此便着手与生产商谈判以保证供应。他的判断很快就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华盛顿开始不断发出汞资源稀缺的严重警告。1954年中期，政府启动了一项大规模的汞储备计划，计划购买的汞几乎相当于全球汞产量的三分之一。马克·里奇储备的汞瞬间成了紧俏商品。
从那时起，里奇成为菲利普兄弟公司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被派往世界各地寻找商机或者解决问题。他在玻利维亚待了6个月，在古巴革命后飞往古巴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新政府进行谈判，先后在南非、印度和荷兰待过一段时间。1964年，30岁的里奇被任命为马德里的办事处经理，牢固地奠定了他成为公司下一代领导者的地位。
里奇在需要他人时善于施展魅力，但是他没有几个亲密好友。一位曾与他共进晚餐的矿业高管依然记得他为人友善，但是态度冷漠。
里奇激发了许多员工对他的无限忠诚，但是他们心里都清楚里奇把什么放在第一位。“他的生意和爱好就是一回事。”当时还是初级交易员的丹尼·波森回忆说。那天，他在里奇的豪华轿车外等候到深夜，结果发现里奇一直在车里，身边堆满当天的电传，他仍在就业务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
他这种对待工作的“专一”也体现在人际关系中。即使他表现得热情慷慨，也总是让人觉得他是在试图从对方身上获取一些信息或好处。罗克·贝纳维德斯家族在秘鲁拥有一家矿业公司，他回忆去里奇家赴宴时说：“他是一位热情好客的主人。”贝纳维德斯这顿酒喝得酣畅淋漓，他回到酒店时已经“烂醉如泥”。但是，这次会面仍然让里奇得偿所愿，拿下了一份购买贝纳维德斯家族矿产的10年期合同。
* * *
里奇并非菲利普兄弟公司的第一位石油交易员，这一荣誉属于公司驻米兰办事处的主管艾伦·弗拉克斯。1969年，弗拉克斯在拜访突尼斯的客户时听说有人可能要出售2.5万吨石油。
弗拉克斯是一位来自曼彻斯特的金属交易商，他对石油知之甚少，当然菲利普兄弟公司的其他人也是如此。但是，他认为石油交易和金属交易并没有太大差别。他打了几通电话，找到一位愿意购买这批货的炼油商。经过几天谈判，他跟突尼斯人谈好了价格，然后立即以稍高的价格售出。这笔交易实际上没有任何风险，菲利普兄弟公司最终从中获利约6.5万美元，这在当时算得上一大笔钱。弗拉克斯说：“这是一笔背对背交易，不涉及货物存储，费用预先支付，所以十拿九稳。” [5]
但是，里奇天生雄心勃勃，加上对这种新型大宗商品的狂热，意味着他很快就会取代弗拉克斯，成为菲利普兄弟公司主要的石油交易员。“我当时在一家大宗商品交易公司工作，‘七姐妹’的寡头垄断即将结束。世界急需一套新的系统，把石油从生产国销往消费国，这恰恰就是我所做的。”他在2013年（他去世的前几年）告诉传记作者。 [6] “我只是觉得，尽管有‘七姐妹’，还是可以进行石油交易的。”他早期成功的关键就是参与了埃拉特至阿什凯隆的输油管道项目。
通过这条管道进行的是秘密交易。在交易方伊朗那边，油轮在波斯湾装满伊朗的石油，船员告诉港口管理方，他们要驶往“直布罗陀海峡，等待指示”。但是，油轮却永远不会出现在直布罗陀。相反，油轮会秘密开往埃拉特，卸掉石油，空船回到伊朗。注意到这些油轮的人都只能猜测油轮可能去哪里卸货。1970年，《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关于这种石油交易的报道，称其为“油轮消失之谜”。 [7] 这笔交易的以色列方也同样高度保密。以色列政府完全封锁了对任何船只在其港口装载原油供应欧洲客户的报道，因此整个运输过程始终无人知晓。
如果没有同事平卡斯·格林相助，里奇不可能成功完成这一交易。格林后来成为他一生的合作伙伴。格林，昵称“平克”，是通过交易铬这种不锈钢合金起家的。早在1968年，伊朗就是世界第八大铬生产国，格林经常往返于德黑兰洽谈生意。
格林带来了伊朗联系人，而且还精通航运，素有“海军上将”的美誉。里奇的优势是喜欢冒险，要把石油运到市场上就需要冒险精神。他说：“管道就在那里，我认为很有吸引力。人们不愿意使用这条管道，是因为要经过以色列境内。”
但是，里奇丝毫没有犹豫。他和格林兴致勃勃地开发利用这条管道，把伊朗的石油销往欧洲各地。尽管这条石油管道在政治上太过敏感，但是石油买家无法拒绝菲利普兄弟公司提供的购买便宜货的机会。里奇说：“价格方面有很大的优势。用管道运输伊朗原油要比绕道非洲运费低得多。”
“老板”——以色列人所指的伊朗国王，感到欣喜万分：这条254公里的管道省去了约22 000公里绕道非洲的路程，使伊朗的石油远比地中海地区其他对手的石油更具成本竞争优势。1969年12月，石油开始在管道中流淌，次年，162艘油轮把近7 500万桶（大约每天20万桶）石油卸下来，通过管道运输。
然而，菲利普兄弟公司内部却认为以色列石油管道存在风险。由于没有为管道运输的石油投保，里奇受到了公司老板们的严厉批评，担心自己会被解雇。
但是，老板的训斥并没有让他放慢脚步。这些年来，他先是为菲利普兄弟公司，后来又为自己的公司，通过埃拉特至阿什凯隆的管道运送了6 000万~7 500万桶伊朗石油。用他的话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生意”。
* * *
里奇涉足石油交易的时机真可谓是千载难逢。
1960—1970年，尽管独立石油交易商带来的挑战越来越大，但是“七姐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控制市场，因此油价几乎没有变动。作为中东原油基准的阿拉伯轻质原油，20世纪60年代初的价格为每桶2.08美元，10年后的价格为每桶1.80美元——这是因为魏瑟尔等人将苏联出口的原油不断推向市场，从而导致油价下跌。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一趋势发生了逆转，油价开始上涨。石油市场正在酝酿一场危机。虽然几乎没有人关注，但是导致这场危机的因素却有目共睹。
1971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放弃了一直支撑美元价值的金本位制。他的动机几乎与石油无关，更多的是想促进美国经济。但是，这对石油市场的影响却非同小可。由于中东国家出售石油均使用美元结算，美元贬值导致它们的收入也相应贬值。有鉴于此，在欧佩克成员国内部，有人呼吁政府从西方公司手中夺回对本国自然资源的控制权。从阿尔及利亚到伊拉克，石油生产国都要求从石油产业中分享更多收益——而在此之前，石油产业主要掌控在“七姐妹”手中。很快，这些国家的要求更加强硬，要求实行全面国有化。 [8] 沙特阿拉伯长期以来一直抵制这一趋势，也开始通过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提出要入股控制巨大石油储备的美国公司。石油生产国纷纷起来反抗，开始打破“七姐妹”对全球石油市场的邪恶控制。
这些公司别无选择，只能提高价格。到1971年，阿拉伯轻质原油的价格为每桶2.24美元，1972年为2.48美元，1973年上涨到3.29美元。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1973年4月，美国外交官詹姆斯·埃金斯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石油危机：这次狼真的来了》。 [9] 无论是否读过这篇文章，马克·里奇都相信石油价格即将飙升。
1973年春，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提出卖给里奇和格林100万吨石油（约750万桶）。这是一笔大订单，但是存在一个问题：伊朗政府希望以每桶5美元的价格出售这批石油，而不是市面上每桶3.29美元的官方价格。格林当时正在德黑兰参加谈判，确信油价会进一步上涨，便同意了这笔交易。这是一场赌博，但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根据联系人透露，里奇和格林获悉石油市场即将有大事发生。他们不确定到底是什么大事，但是仍然接受了这笔交易。
耶西森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他激动地说：“不负责任。他们太不负责任。” [10] 几个月来，耶西森一直在敦促里奇和格林放慢脚步，告诉他们要规避不必要的风险，“不要让公司冒险”。他说自己和纽约的同事都感到“震惊”，因为在他们达成的一些交易中“并未同时完成相应的销售” [11] 。与20年前耶西森开拓的金属交易不同，里奇和格林无法消除市场突然波动给他们的石油合同带来的风险，因为交易商锁定价格的石油无他处可供交易。里奇和格林买下一批石油后，当场就确定了价格。如果价格上涨，他们就大赚一笔；如果价格下跌，损失也同样巨大。
与伊朗达成的交易是压垮耶西森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笔合同价值3 750万美元。如果价格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上涨，他们被迫以官方价格出售石油，里奇和格林将遭受近1 300万美元的损失。在当时，对菲利普兄弟公司而言，这是一笔巨款。
在经过跨越大西洋的疯狂喊话之后，耶西森已经忍无可忍。他命令里奇和格林立即找到买家，把这批伊朗的石油处理掉。后来成为菲利普兄弟公司石油交易主管的托马斯·奥马利回忆说：“没有人能控制他们俩，或者控制这种生意，因为生意场瞬息万变，而他们俩的动作太快了。”
尽管如此，里奇和格林还是毫不费力地找到了买家——他们将石油以每桶5美元多一点的价格卖给了美国炼油商阿什兰石油公司（简称AOC，现在属于美国马拉松石油公司），这一价格足以让他们小赚一笔。这应该算是向他们的老板发出的一个信号：里奇和格林对市场的看法是正确的。到1973年年中，显然每桶3.29美元的官方价格已不再等同于真实的价格。石油的买卖价格已经超过每桶5美元，但是耶西森并不在乎。然而再过几个星期，他就会明白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1973年9月，国际石油公司和欧佩克在维也纳举行了会谈。对许多人而言，世界石油价格大幅上涨显然只是时间问题，而不是上涨与否的问题。在一次电视采访中，日本首相发出了令人觉得可怕的警告：“显而易见，10年后将发生石油危机。”但是，事实证明更像是在10天后发生石油危机。 [12]
1973年10月6日，以色列全国一片静默，正在纪念犹太教最神圣的日子——赎罪日。与此同时，埃及和叙利亚则摩拳擦掌准备开战，试图夺回1967年失去的领土。当天下午，埃及军队越过苏伊士运河，叙利亚军队则进入戈兰高地向以色列同时发起进攻。
随着战争激烈进行，欧佩克与西方石油公司在维也纳举行的谈判在进入第二个月时陷入了僵局。生产商希望石油价格翻倍，但是在政府的压力下，石油公司准备最多提价15%。谈判室又闷又热，烟味弥漫，会议常常持续到深夜。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官员们散发着有关这场战争的简报，他们对西方政府暗中支持以色列感到愤怒。石油公司的高管们可以感觉到公众的情绪对他们越来越不利。他们担心欧佩克成员国会把石油当作武器。
埃克森公司的乔治·皮尔西和壳牌公司的安德烈·贝纳德代表石油公司主持谈判，请求总部给予指导。公司便把问题交给了各自国家的政府，结果得到的回复几乎是一致的：华盛顿、东京、伦敦和其他几个欧洲国家的政府皆下达指令，要求公司坚持立场。它们认为，世界经济将无法承受欧佩克要求的油价大幅上涨。
1973年10月12日，也就是战争爆发后6天，石油高管们在洲际酒店顶层的套房拜访沙特石油部长谢赫·亚马尼。他们带着坏消息前往。其实他们并没有任何消息，这些公司就是不愿意满足欧佩克的要求。亚马尼是具有多年经验的沙特外交官，已经为漫长的谈判之夜做好了准备。由于担心无法达成协议将给中东带来更多混乱，他警告石油商他们的立场是错误的。沙特石油部长为其中一人倒了一杯可乐，慢慢地往里面挤了一点酸橙汁，等待高管们的下一步行动。
但是，他们却没有什么行动。皮尔西是个粗犷的工程师，无暇顾及外交礼节。对他来说，再谈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亚马尼叹了口气，当着高管的面开始给其他部长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个坏消息。他打电话给巴格达，用阿拉伯语焦躁不安地交谈，然后对这些石油商说：“他们对你们很生气。”凌晨时分，住在同一家维也纳酒店的科威特石油部长穿着睡衣来到他们的房间，但是也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13]
最后，这伙人不欢而散。他们离开亚马尼的套房时，一位高管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沙特石油部长回答说：“听广播吧。”
几天后，石油部长们在科威特召开了会议，从科威特电台传出的报道很快便证明里奇和格林对油价上涨的赌注很有先见之明。10月16日，他们宣布单方面涨价70%。亚马尼欣喜若狂。他说：“这一刻我已经等了很久。现在时机终于到了，我们的商品可以自己做主了。”
第二天，即10月17日，欧佩克会议再一次举行，这次参会的仅限于阿拉伯成员国。随着战火肆虐，一些部长主张对以色列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盟友进行全面经济封锁。会议结束时，阿拉伯国家宣布石油产量每月减产5%，“直到阿拉伯人对以色列提出的政治要求得到满足”
，并对美国和他们认为对以色列友好的其他国家实施禁运。油价稳定、让人乏味的旧时代结束了。从现在开始，这种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宗商品的价格将取决于中东的政治形势。
油价飙升至每桶11.58美元，比几个月前里奇同意从伊朗购买原油的价格高出1倍还多。从菲利普兄弟公司手中接过合同的阿什兰石油公司发了大财。如果允许里奇和格林留住合同，他们本可以获得非同寻常的利润：一笔交易就可以获利近5 000万美元，远远超过菲利普兄弟公司一年的收入。
里奇和格林明白，石油市场正在进入动荡期。这是交易商而不是大公司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早期市场编年史学家简·纳斯默斯写道：“我们见证的是石油产业重心的转移。石油产业的权力中心不再是石油公司位于伦敦、纽约和旧金山的总部，而是在交易商开展业务的瑞士湖畔小镇。”纳斯默斯还写道：“苏黎世、日内瓦和巴塞尔都有办事处提供石油，交易规模之大，足以让以前的大型石油公司感到满意，而现在大型石油公司也是它们的客户。”
对于全球经济和世界政治而言，这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几十年来，石油已经悄然成为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商品。多年以来，市场不仅保持平稳，而且可以预测。但是，油价放开以后，一夜之间翻了三四倍，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波动时代（见附录图3）。从“二战”持续到现在的全球经济繁荣戛然而止。经济学家开始沮丧地谈论“滞胀”问题，这是经济衰退和高通胀的结合体，给整整一代人留下了心理创伤。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提倡使用汽车，因此受到的冲击尤其深刻。突然之间，美国司机开始排起队给汽车加油。
中东油田的国有化打破了“七姐妹”几十年来精心建立和培育的寡头垄断体系。欧佩克成员国控制了自己的石油资源，将石油美元从石油公司的金库转移到了自己的金库。西方国家开始担心自己会依赖中东石油，这种担忧将是接下来半个世纪外交政策的主要影响因素。
* * *
越来越多的石油销售不再受“七姐妹”的控制，马巴纳夫特集团和菲利普兄弟公司等独立交易商的机会越来越多。由于控制的市场越来越少，“七姐妹”失去了支配价格的能力。因此，价格是在买卖双方不和谐的竞争市场中设定的，控制市场的是大宗商品交易商。
石油市场开始趋同于小麦、咖啡、铜等其他大宗商品市场，交易商长期以来一直充当这些市场的中间商，推动了全球贸易的顺利发展。价格飙升意味着利润可能非同寻常。菲利普兄弟公司等老牌大宗商品交易商很快就意识到，与几十年的金属交易相比，买卖原油可以赚更多的钱。很快，它就拓展了谷物、咖啡和糖交易业务。从“粮食大劫案”中赚得盆满钵满的农产品交易商也开始寻找其他市场。1972年，嘉吉公司以595万美元收购了金属交易商坦南特父子公司，从而涉足金属行业。 [14] 接下来的几年，嘉吉公司还将涉足钢铁和石油行业。第一批能够同时从事能源、金属和农产品交易的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公司出现了。
石油也让交易商更加接近权力。各国政府往往将金属、矿产和农产品视为战略敏感资源。但是石油却不同：涉及的资金更多，石油生产国政府几乎完全依赖石油美元。交易商与阿拉伯酋长、非洲首领和拉丁美洲独裁者广交朋友，而疯狂寻找廉价石油的西方政府则向交易商寻求石油供应。石油从哪里来呢？似乎只有处在全球金融和政治中心的交易商知道答案，但是他们并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们为什么要引导蜜蜂去寻找蜂蜜呢？”在20世纪70年代油价飙升期间，菲利普兄弟公司的一名高管透露道：“这么说吧，我们从世界各地获取石油，然后分销到世界各地。” [15]
* * *
马克·里奇甚至也无法预见1973年发生的一切。在菲利普兄弟公司，他和格林正在为眼前的事情激动不已：如果不是上级缺乏勇气，他们本可以发一笔大财。尽管如此，他们的石油交易业务仍然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菲利普兄弟公司1973年的税前收入达到创纪录的5 490万美元，比前一年增长了75%。
但是里奇并不高兴。菲利普兄弟公司的老板不仅束缚了他们的手脚，阻止他们充分发挥潜力进行交易，而且也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报酬。因此，里奇开始劝说耶西森给他们加薪。当时里奇的年收入包括奖金在内约为10万美元，但是他和格林每人想要5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300万美元左右）。与一些高管的奖金相比，这笔钱似乎并不起眼，但是对耶西森而言却高得离谱。
连续几个星期，公司内部都在进行激烈斗争。里奇说，他和格林的石油交易带来了数千万美元的利润，明年还会实现数千万美元的利润。耶西森则比较保守，他认为公司从石油交易这个疯狂的新行业中抛售获利，应当谨慎。耶西森后来回忆道：“里奇拿到手的这些石油合同，对方是各种各样的卖家，很多都是非同寻常的政府，石油市场不断上涨，这些合同都能兑现吗？价格飙升，国际局势动荡不安，难道不会导致合同取消吗？很多里奇认为会盈利的东西，很可能会造成巨大损失。” [16]
1974年2月，里奇从马德里飞往位于瑞士楚格镇的菲利普兄弟公司欧洲总部，试图达成协议。耶西森正在滑雪度假，阿尔卑斯山是其中一站。这个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上的老江湖再次与自己年轻的门生就报酬问题发生冲突。里奇索要100万美元，作为格林和自己的报酬。针对这一要求，耶西森建议里奇回到纽约，并指定他为菲利普兄弟公司的接班人，但是里奇并不退让。他告诉耶西森自己很感兴趣，“前提是能就报酬达成一致”。可是耶西森不为所动：他一手扶植的这家公司将交易员视为家人，不允许有太多个人野心。原则上，他只会满足里奇和格林的一小部分要求。 [17]
里奇已经和格林讨论过了，于是便告诉老板自己要离开，去成立自己的公司。耶西森也许是一时傲慢，也许是没有理解这番话的意义。他祝里奇好运，穿上滑雪靴，带着菲利普兄弟公司的欧洲业务负责人去了滑雪道。里奇告诉他的传记作者：“我不得不离开。尽管我并不想离开。我在这里待了20年，我喜欢这家公司。我喜欢耶西森，我以为他也喜欢我。”
几天后，耶西森接到了从楚格和马德里打来的紧急电话，假期被迫中断。离开公司的不仅仅是里奇和格林，还有其他资深交易员。菲利普兄弟公司的高层大为震惊。菲利普兄弟公司提供的工作是终身性质的，极少有人被解雇或选择离职，投奔竞争对手贸易公司的更加罕见。
耶西森备受伤害。在1979年的一次采访中，他敞开心扉，说里奇的离去是他生命中“极其悲伤的一章”，“他们就像我自己的儿子。我从零开始培养他们，一直到他们成才，他们却背弃了我”。
[18]
（情况也许如此，里奇可能会讽刺地回答，“但是他在遗嘱中忘记了我”。）
在耶西森和里奇分道扬镳的几天后，菲利普兄弟公司的欧洲高管聚在年度报告会场合影时才获悉这一消息。他们发现里奇没有出席会议，感到十分惊讶。耶西森宣布坏消息说：“趁着谣言还没出现，我想把事情说清楚。里奇和格林索要的奖金太高了，打破了我们的规矩和传统。他们已经离开了。从现在开始，我们都要团结起来。”
[19]
6个星期后，也就是1974年4月3日，里奇走进楚格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注册了自己的新公司：马克·里奇股份公司。那一天开启了大宗商品交易的新时代。马克·里奇将主宰这个行业长达20年，定义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宗商品交易商的流行形象。里奇创立的公司还将催生另外两家巨头：嘉能可和托克。这是一个始于菲利普兄弟公司的商业王朝，时至今日仍然主导着大宗商品市场。
如果把菲利普兄弟公司比作一台机器，那么从某些方面看，里奇就是这台机器的理想产品。他精于世故，富有想象力，品貌兼优，工作勤勉。一位竞争对手评价说：“这个行业成功的秘诀是发现市场趋势。在我认识的人中，马克·里奇总能最快发现这种趋势。” [20]
但是，从其他方面看，里奇觉得菲利普兄弟公司的做法太僵化、太保守，而这家受人尊重的老牌公司及经理人又觉得里奇太喜欢冒险。多年以后，里奇与麾下的一位年轻交易员分享了自己的商业理念。他拿起一把刀，把手指贴在刀刃上，说道：“交易员经常会行走在危险边缘，稍不留神，就会坠入深渊。”
然而，在1974年4月，他的第一项任务是确保自己的公司在起步之初不会遭遇失败。离开菲利普兄弟公司后，里奇一下子失去了信贷额度、客户和全球办事处网络。和他一起共事的除了格林，还有其他几个从菲利普兄弟公司跳槽的交易员：马德里办事处的约翰·特拉福德、雅克·哈奇尔以及楚格办事处的亚历山大·亚历克·哈克尔。这5个人成了最初的合伙人，总投资100多万瑞士法郎（约合32.5万美元）。里奇是向家人借的钱，其他人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到了新公司。此前，特拉福德一直是里奇在马德里的助手，为了筹集资金，他卖掉了自己的汽车——一辆普通的西雅特131。
这个未来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公司，在创业之初却毫不起眼。菲利普兄弟公司对创建马克·里奇公司的这些交易员跳槽出走感到愤怒，因此想方设法破坏他们的公司，但是于事无补。同当前一样，20世纪70年代的大宗商品交易公司从银行获得贷款至关重要。菲利普兄弟公司的高管前往各家银行，提醒他们要防备这些新人：“你们不能相信这些家伙，他们缺乏诚意。”
但是，他们的策略失败了。这些银行家都还记得几个月前耶西森向他们介绍里奇，说他是可能的继任者。包括信孚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和巴黎荷兰银行在内的许多银行，都不顾警告向这家羽翼未丰的公司发放了贷款。在巴黎巴银行，里奇与资深银行家克里斯蒂安·韦耶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合作。里奇和韦耶将共同推广信用证的使用，作为石油贸易融资的主要方式。信用证实际上是贸易公司付款的银行担保，已经使用了数个世纪，但是在石油交易中，它允许公司支付最少的保证金进行大量石油买卖。 [21] 巴黎巴银行，也就是后来的法国巴黎银行，将成为大宗商品交易商的最大投资方。
里奇再一次完美地把握住了时机。他重返商界，这时的石油市场仍然处于史无前例的大动荡之中。马克·里奇公司几乎立刻就获得了第一笔利润，这要归功于团队中最年轻的成员约翰·特拉福德。经过他的精心策划，公司从法国石油公司埃尔夫（道达尔的前身）手中收购了尼日利亚石油，然后出售给美国俄亥俄州的炼油公司——标准石油公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相当保守的背对背交易正是菲利普兄弟公司高管喜欢的交易风格。第一笔利润高达16.5万美元。但是，里奇和格林很快会进行风险更大、利润更高的交易。到年底，仅仅经过8个月的运营，账户显示公司收益为2 800万美元。第二年，利润为5 000万美元。到1976年，即运营的第三年，马克·里奇公司的盈利能力就超过了菲利普兄弟公司，收益高达两亿美元。
在菲利普兄弟公司，石油也带来了创纪录的利润。在经历了里奇离职的最初冲击后，公司迅速重组，让托马斯·奥马利负责石油交易。尽管金属对菲利普兄弟公司来说仍然很重要，但是石油却越来越耀眼。截至1973年，公司一年的税前利润从未超过3 500万美元，但是从1974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每年的利润都超过1.25亿美元。
到1977年，石油占其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使公司交易的其他150种大宗商品相形见绌。
但是，并非只有马克·里奇公司和菲利普兄弟公司从事石油交易。石油市场的财富吸引了许多想发财的公司，它们突然能够获得不再被“七姐妹”控制的石油，希望从新发现的价格波动中获利。从1975年至1980年，独立石油贸易公司的数量猛增到300多家，不过许多公司在进入市场后很快就破产了。
这是一个勇敢的新世界，充满了大胆的赌徒和快速到手的财富，后来被称为“鹿特丹市场”。
* * *
20世纪70年代中期，鹿特丹成为石油贸易中心。鹿特丹港口是欧洲最大的港口，一排排的起重机像教堂的尖塔一样耸入天空，下面是几十个低矮的圆柱形储油罐。鹿特丹处于大西洋和波罗的海港口之间的战略位置，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石油都经过这些港口运输，因此鹿特丹是欧洲石油市场的中心。在其全盛时期，每周都有来自沙特阿拉伯、伊朗、尼日利亚、科威特和其他地方的巨型油轮，在连接北海和鹿特丹的深水运河中航行，最后在城市外围卸下原油。几个大型炼油厂将原油加工成成品油，然后用驳船沿莱茵河逆流而上，送到北欧大部分地区的买家手中。整个地区弥漫着石油的气味，仿佛一个巨大的加油站。
但是，20世纪70年代的鹿特丹不仅仅是一个巨大的港口。面对当时迅速发展的石油工业，它成了全球石油市场的清算中心。过去几十年中，“七姐妹”发现自己的石油库存过多或过少时，就会互相交换一船船的石油，现在鹿特丹市场也提供同样的服务。“七姐妹”仍然在迅速衰落，20世纪70年代它们在国际石油贸易中所占份额从90%下降到42%，其中大部分石油最终都是在鹿特丹拍卖的。 [22]
1973年“七姐妹”失去对油价的控制后，油价的决定权转移到了欧佩克手中。但是，这一地位仍然依赖过去“七姐妹”的寡头垄断体系，在这种体系中，价格一旦公布，就会得到尊重。随着交易商的崛起，定价权稳稳地转交给了自由市场，而且不可逆转：不久，鹿特丹的石油交易价格就与欧佩克公布的价格大相径庭。鹿特丹很快就成为新兴“现场”石油市场的基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石油的买卖可以（在现场）立即交货，而不是在将来的某个日期。
在鹿特丹从事石油交易的交易商，没有几家真正把公司设在荷兰，它们都是在楚格、日内瓦、伦敦、摩纳哥或纽约的办公室里进行谈判。但这并不重要。鹿特丹成了缺乏约束的新兴石油市场中心，也是疯狂投机的代名词，因此名声也遭到破坏。新一代独立交易商会直接买卖一船船的原油和成品油，就仿佛赌场的筹码一样。
它们疯狂追求利润，以让对手付出代价为乐。英国石油公司驻鹿特丹首席交易员说：“这是一片丛林……有许多非常狡猾的人。” [23] 另一名交易员将这种竞争描述为，一群鲨鱼捕捉到对手陷入困境的迹象就会迅速出击，“在鹿特丹，有些人的鼻子非常灵敏。你感到害怕的一瞬间，他们就能嗅到”。 [24]
过去石油价格非常低、十分稳定，现在已经截然不同。1974—1978年，石油交易价格在每桶10~15美元，这放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对那些既有理性获得石油合同，又有勇气押注价格的交易商来说，这种情况太令人兴奋了。人们可以在几天或几周内发一笔大财，但是损失可能比收益来得更快。荷兰一些贸易公司，包括Vanol、Transol和Bulk Oil，都曾经在莱茵河运输燃料，后来成为重要的交易商。另一家荷兰公司维多，是成品油市场上的重要交易商，只不过数年后它才开始涉足原油市场。西奥多·魏瑟尔的马巴纳夫特公司靠赚来的利润，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储油企业之一“欧德油储”，该公司的资产遍布五大洲，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
很快，其他冒险家和商人也都纷纷进军石油贸易行业，其中有马里姆派克斯（Marimpex）的格尔德·鲁特尔（Gerd Lutter）、滨海公司的奥斯卡·怀亚特、得克萨斯海湾石油公司的戴维·查默斯以及科氏兄弟。为了达成石油交易，鲁特尔花费多年时间讨好苏联和伊朗的官员，在种族隔离顶峰时期向南非提供了数百万桶石油。怀亚特是美国石油大亨，在第一家天然气公司几乎破产后，开始拓展贸易业务，成为中美石油贸易的先驱。后来，他还成为萨达姆·侯赛因和穆阿迈尔·卡扎菲的朋友。查默斯专门从事与伊拉克的贸易。查尔斯·科赫和戴维·科赫将来自美国的家族炼油公司变成了全球石油交易商。
大型石油公司也开始在石油贸易中展示自己的实力。在此之前，各大石油公司一直在经营自己的原油，分销自己的成品油，本来对石油贸易不屑一顾。然而，随着中东的石油国有化浪潮，它们自己的石油供应开始枯竭，被迫从其他国家购买。现在，它们在鹿特丹创建子公司来挑战交易商：壳牌创建了佩特拉（Petra）；英国石油公司成立了安若（Anro）；埃尔夫成立了科埃尔夫（CorElf）。
除了石油生产和精炼之外，这些公司目前仍然是主要的石油交易商。
但是，鹿特丹的蛮荒市场吸引了大批求财者、赌徒和海盗，其中最重要的当数约翰内斯·克里斯蒂安·马丁努斯·奥古斯汀·玛里亚·多伊斯。与马克·里奇一样，他将成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石油市场的主导人物之一，是不受约束的自由交易商的代表。多伊斯与菲利普兄弟公司保守的交易理念背道而驰。他不惧怕玩政治，与伊朗阿亚图拉、阿拉伯酋长和苏联官员交往密切，甚至成为阿曼苏丹的顾问。他在石油价格上孤注一掷，有时一次就赚数亿美元，有时也会一次赔数亿美元。石油经纪公司PVM的前高管比尔·埃米特曾多次与他打交道，评价说：“约翰·多伊斯神秘莫测。他总是试图在幕后进行操纵。”
与里奇截然不同的是，多伊斯想方设法避开公众的关注。他很少在公共场合讲话，只接受过几次采访，让窥探其盈亏者无从下手。他一向谨慎行事，但还是有几次上了新闻头条，比如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政府想联手石油巨头雪佛龙，从中亚修建一条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石油出口管道，结果被多伊斯横插一腿，后者想在此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这是一次经典的多伊斯式操作，他会让几个不同的政府相互竞争，从而获取最大利润。最终，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亲自出面干预，将多伊斯踢出了这个项目。
多伊斯顶着一头乱蓬蓬的沙色头发，仔细地梳起了斜分，穿着超大翻领的细条纹西装，看起来仿佛是一个从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金融行业疯狂交易的电影《华尔街》中走出来的人物。然而，他的生活方式更像是邦德系列电影中的反派。在百慕大基地，他在187英尺长的三桅游艇上招待商务伙伴和朋友。他的随从通常包括两只英国牧羊犬、一队保镖和一位靓丽耀眼的女助手。他拥有两架湾流私人喷气式飞机，经常搭乘它们飞往世界各地。弗里索·恩特是荷兰《新鹿特丹商报》的记者，他是少数几个能够采访到多伊斯的记者之一。他说：“他有一栋大别墅，穿着比基尼的女孩在里面懒洋洋地躺着或者坐着。一个女孩会给他拿来一份商务电传，他告知‘同意’或‘不同意’，然后女孩就会离开，去执行他的命令。” [25]
多伊斯于1942年出生于荷兰的奈梅亨，20世纪70年代初通过JOC石油公司首次涉足大宗商品交易。
他很快就成功地与全苏石油和石油产品出口联合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也是西奥多·魏瑟尔在他20年前成功扯上关系的那家公司。1976年11月在巴黎的一次会议上，他成交了一笔梦寐以求的交易：一份1977年出口价值数亿美元的苏联原油合同。1977年1—6月，莫斯科向多伊斯交付了39批石油。JOC石油公司支付了前6批石油的贷款后，并未支付剩下的价值1.01亿美元的33批石油贷款，尽管它已经将这些石油卖给了其他人并从中获利。
[26]
双方都声称交易存在违规行为，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仲裁程序。在接下来的10年里，多伊斯一直小心翼翼，提防着克格勃派出的刺客。
[27]
然而，与莫斯科的争议并没有妨碍多伊斯继续开拓业务。由于JOC石油公司卷入法律纠纷并蒙受了损失，多伊斯干脆创建了一家名为环球石油的新公司。
此时，他已经完善了针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自由石油市场所设计的一种商业模式：利用石油接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然后借助关系通过交易石油赚钱。某日，他飞往马耳他进行项目谈判，计划建造一座炼油厂
；隔日，他又出现在博茨瓦纳洽谈一份合同
；随后，他现身土耳其，主动借给土耳其政府两亿美元购买石油。
因为石油交易，多伊斯会前往全球商业最黑暗的角落，与大宗商品交易商、军火贩子和间谍不期而遇。
多伊斯在与无赖国家打交道时总是从容不迫，结果业界的幽默人士打趣说，跨国石油公司的缩写词“TWO”应该代表“第三世界石油”（Third World Oil）。与否认对政治有兴趣的马克·里奇不同，多伊斯喜欢肯定自己在石油市场的影响力，以此实现政治目的。对他而言，金钱代表着政治影响力。有人问他为什么金钱如此重要，他回答说：“你难道不明白这是权力的问题吗？金钱意味着权力，就这么简单。”
[28]
* * *
多伊斯代表着石油市场的重心从“七姐妹”向交易商转移。到20世纪70年代末，里奇和多伊斯等人已经积累了几年的财力和影响力。但是，一场新的中东危机即将重塑石油市场，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财富，赋予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并吸引世界各国政府的注意。
1979年2月1日，一架飞机在德黑兰着陆。从里面走出来一位留着白胡子、身穿黑色长袍的老人。他在乘务员的搀扶下小心翼翼地走着。他就是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他在流亡15年后回到伊朗，这标志着伊朗革命达到高潮，全球石油市场也开始进入新时代。
这位78岁的老人坚定地对支持者大声说：“我们正在取得成功，但这只是第一个阶段。” [29] 1973—1974年的中东危机，让末代波斯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拥有了大量石油美元，他利用这些财富举办了闻名全球的奢华宴会。但是，就在霍梅尼回国的几周前，巴列维离开了伊朗，表面上是去度假，实际上再也没有回来。
对于石油市场而言，伊朗革命就像一道闪电。伊朗是欧佩克第二大石油生产国，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当霍梅尼抵达德黑兰时，一场石油危机已经酝酿了几个月。自1978年初，伊朗东南部的石油工人一直都在罢工。年初时，伊朗的石油产量达到每天550万桶左右；到年底，产量仿佛涓涓细流，已经微不足道了。
伊朗革命对石油市场上每家公司的影响并不相同。脱胎于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的英国石油公司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由于与伊朗签订了合同，英国石油公司在伊朗革命之前已经拥有足够的原油，不仅能满足本国炼油厂的需要，而且还能供应其他炼油厂。但是风云突变，英国石油公司的员工被迫撤离，资产也被伊朗收为国有，结果石油供应完全被切断。不用说满足外国炼油厂，即使供应自己的炼油厂，英国石油公司也需要购买石油。由于日本的炼油厂严重依赖英国石油公司及其他公司供应的伊朗原油，结果也出现了短缺。一些美国炼油厂陷入了同样的困境。
尽管沙特阿拉伯提高了石油产量，用来弥补伊朗的减产，但是在1978年末和1979年初，欧佩克的官方油价不断飙升，先是每桶18美元，后来又升至每桶28美元。实际上，市场价格涨得更高。在现货市场，石油以每桶40美元或更高的价格易手——甚至有传言称有的交易价格达到每桶50美元。假定在几年前，这个价格肯定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当时油价曾经连续10年稳定在2美元。
油价已经彻底摆脱“七姐妹”的控制，这个动荡的新市场开始由里奇和多伊斯这样的交易商掌控。此时，世界急需石油。一夜之间，伊朗的石油供应被切断，各个公司一片绝望。现在，石油来自何处，费用几何，这些都不再重要。大西洋里奇菲尔德公司（ARCO，今英国石油公司的一部分）高管詹姆斯·莫里森说：“我们必须走出去，找人找地方购买原油。” [30]
对交易商来说，轻松获利的秘诀就是通过长期合同以官方价格购买石油。然后，随着现货市场价格飙升，它们可以以每桶高出5美元甚至10美元的价格转售购买的石油。那么，交易商如何获得利润如此丰厚的合同呢？当时一家大型石油公司的一名高管说：“要想得到合同，交易商就必须向有关各方支付一笔少得可怜的佣金，有时还需要送上‘牛皮纸信封’。” [31]
毫无疑问，在世界偏远地区做生意，“牛皮纸信封”或“佣金”是必不可少的。但是，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催生了一种新的腐败经济：全球石油行业被重新收归国有，负责决定谁能获得合同的不再是大型石油公司的高管，而是薪酬微薄的政府官员。由于油价飙升，这些官员突然之间便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将一份份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合同交付给精明的石油交易商。
里奇是那种为了获得石油不惜一切代价的交易商。当时，要拿到一份伊朗石油合同，需要在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找对人，支付大约12.5万美元。
里奇对他的传记作者说：“行贿是为了能够做生意。这种费用对购买或者出售石油的政府都是有利的。”
[32]
他认为付费打通关系并无不妥。虽然美国已经出台了反腐败法律，但是一些欧洲国家还没有。在瑞士，甚至可以把“疏通费”（企业界经常用这个词代指“贿赂”）列为可免税的开支。
这些交易商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中表现不俗。这一次利润的确惊人：据4名前高管称，马克·里奇公司在1979年的利润超过10亿美元（其中一位高管表示，官方账目显示税后利润略低，约为7亿美元）。
石油交易行业的其他公司也在大把赚钱。虽然马巴纳夫特公司在全球的影响力不及马克·里奇公司，但是它那一年也实现了2亿马克（略高于1亿美元）的利润。
此前，菲利普兄弟公司的税前利润从未超过2亿美元，但是1979年高达4.43亿美元，1980年则上升到6.03亿美元。
嘉吉公司在1979年和1980年的利润分别为1.78亿美元和2.69亿美元。
[33]
现代人习惯了动辄数十亿美元的大数字，很容易忘记这些利润在当时有多大。菲利普兄弟公司将会把这笔意外利润用于收购所罗门兄弟公司（华尔街最著名的投资银行之一）。马克·里奇公司1979年的利润使其成为当年美国最赚钱的十大公司之一，与通用电气和福特汽车等巨头并驾齐驱。
然而，与这些公司不同的是，马克·里奇公司只属于少数几个人，并对自己的活动秘而不宣，而且几乎不受监管。在20世纪70年代，政治家开始意识到自己对这些大宗商品交易商几乎一无所知。这些交易商一年之内就向苏联出售了价值10亿美元的谷物，现在似乎控制了油价，但是他们却束手无策。
第一种对策是提高透明度。美国农业部开始公布全球粮食市场的供求预测，国际能源署也对石油行业采取了同样的做法。时至今日，交易商仍在密切关注这些机构的报告。
但是，当涉及对交易商进行实际控制的问题时，监管机构却一筹莫展。在1979年的七国集团会议上，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领导人敦促石油公司和欧佩克成员国“约束现货市场交易”，并考虑建立“国际石油交易登记册”。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承认大宗商品交易商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对市场进行监管的努力毫无进展，鹿特丹的赌场继续暗中开展活动。
* * *
在接下来的10年，石油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重新界定了之后几十年世界获取能源的方式。
全球石油市场不再由“七姐妹”进行寡头垄断，“七姐妹”在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从事的几乎是殖民石油交易。取代前者的是马克·里奇这样的交易商，他们渴望风险，没有历史负担，有时也没有道德包袱。通过交易，他们推动了现代世界一个重大地缘政治事件的发生：石油储量丰富的国家掌控了本国的自然资源，石油美元作为国际金融中的关键要素强势崛起，石油国家作为全球政治中的一股力量迅速壮大。
石油价格放开了，不再由伦敦或纽约的几家大公司的董事会与美国和欧洲政府协商决定。从此以后，石油这种世界上最重要的商品的价格将由竞争激烈的鹿特丹市场决定。这种转变不仅限于石油领域。金本位制的崩溃意味着美元的价值也开始由市场决定。在世界各地，西方政府和机构对世界经济的控制正在放松，一个更加残酷无情的资本主义新时代应运而生。
属于大宗商品交易商的时代已经到来。
[1] Yergin, Daniel, The Prize , pp.523–524.
[2] ‘The Time Has Come for Israel to Expose Its Most Secret Firm’, Haaretz .
[3] Biographical details from Ammann, Daniel, The King of Oil: The Secret Lives of Marc Rich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9) and Petition for Pardon for Marc Rich and Pincus Green , 2001, included in US House of Representa tives , Justice Undone: Clemency Decisions in the Clinton White House , 107th Congress, 2nd session, Report 107-454, 14 May 2002, accessed: https:// www.congress.gov/107/crpt/hrpt454/CRPT-107hrpt454-vol3.pdf.
[4] Waszkis, Helmut, Philipp Brothers: The Rise and Fall of a Trading Giant ,p.207.
[5] Copetas, A.Craig, Metal Men: Marc Rich and the 10-Billion-Dollar Scam (London: Harrap Limited, 1986), p.51.
[6] Ammann, Daniel, The King of Oil: The Secret Lives of Marc Rich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 2009), pp.58–59.
[7] ‘Mystery of the Disappearing Tankers’, The Sunday Times , 13 December 1970,p.11.
[8] Garavini, Giuliano, The Rise & Fall of OPEC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203.
[9] Akins, James,‘The Oil Crisis: This Time the Wolf Is Here’, Foreign Affairs ,vol.51, no.3 (April, 1973), pp.462–490, accessed: https://pdfs.semanticsch olar.org/7e25/19e3a8f85571946eb76785c43cd1a493caf0.pdf.
[10] Waszkis, Helmut, Philipp Brothers: The Rise and Fall of a Trading Giant ,p.212.
[11] Waszkis, Helmut, Philipp Brothers: The Rise and Fall of a Trading Giant , p.211.
[12] Yergin, Daniel, The Prize , p.581.
[13] The description of the meeting at Yamani’s suite in Vienna comes from‘How the Oil Companies Help the Arabs to Keep Prices High’, New York Magazine , 22 September 1975.
[14] Broehl, Jr, Wayne G., Cargill: Going Global , p.237.
[15] Milton Rosenthal, president and CEO of Engelhard, quoted in‘Engel- hard’s Gold’, Dun ’ s Review , April 1975, in Philipp Brothers Collection: box 2, folder 2,p.17.
[16] Waszkis, Helmut, Philipp Brothers: The Rise and Fall of a Trading Giant ,p.215.
[17] Rich told Daniel Ammann (op.cit., p.73) that Jesselson offered $150,000 each to him and Green; Jesselson told Helmut Waszkis ( Philipp Brothers: The Rise and Fall of a Trading Giant , p.215) that he was willing to let their pay rise to$250,000 each.
[18] ‘Inside Philipp Brothers, a $9 billion supertrader most people don’t know’, BusinessWeek , 3 September 1979.Philipp Brothers Collection: box 2, folder 10,p.207.
[19] ‘Secrets of Marc Rich’, Fortune , 23 January 1984.
[20] Gerard F.Cerchio, the president of Sun International Inc., the trading arm of the Sun Company, quoted in‘The Man Behind Marc Rich’, New York Times , 18 August 1983, accessed: https://www.nytimes.com/ 1983/08/18/business/the man-behind-marc-rich.html.
[21] ‘Le Pape Du Negoce’, Le Temps , 30 October 2008, accessed at: https:// www.letemps.ch/opinions/pape-negoce.
[22] Tetreault, Mary Ann, Revolution in the World Petroleum Market (Quorum Books, 1985), p.55.
[23] ‘Die Knochen sind noch nicht numeriert’, Der Spiegel , 17 February 1986,accessed: https://www.spiegel.de/spiegel/print/d-13517991.html.
[24] ‘Oil: The Great Noses of Rotterdam’, New York Times , 8 July 1979, accessed:https://www.nytimes.com/1979/07/08/archives/oil-the-great-noses-of rotterdam-a-market-that-runs-on-the-telex.html.
[25] ‘Deuss: From Second-Hand Car Dealer to Controversial World Figure’, Bermuda Sun , 18 February 1994, accessed: http://bermudasun.bm/ Content/Default/NewsOlder20120206/Article/Deuss-From-second-hand-car-dealer-to controversial-world-fi gure/-3/1294/31102.
[26] Sanoff, Jonathan,‘Soyuznefteexport v JOC Oil Ltd: a Recent Develop-ment in the Theory of the Separability of the Arbitration Clause’, in The Americ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 1990 (Sanoff was an associate general counsel for Transworld Oil, and as such an adviser to JOC Oil).
[27] Levine, Steve, The Oil and the Glo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7),p.133.
[28] ‘Deuss: From Second-Hand Car Dealer to Controversial World Figure’, Bermuda Sun , op.cit.
[29] ‘Ayatollah Khomeini returns to Iran’, The Associated Press , 1 February 1979,accessed: https://www.apnews.com/3042785d564d4acaa2e4a18bf c206d25.
[30] ‘Middleman Made a Fortune in the Good Old Days Of Oil Crisis’, Washington Post , 15 February 1983.
[31] Yergin, Daniel, The Prize , p.679.
[32] Ammann, Daniel, The King of Oil , p.177.
[33] Broehl, Jr, Wayne G., Cargill: From Commodities to Customers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08), p.38.